18世纪的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了“美育”这一概念，本义为感觉和感性学上的“审美教育”。在席勒创立“美育”这一概念之后，又有学者在此含义之外增添了以美改造客体的实际功用性概念。这也是今日我们所理解的“美育”的含义。实际上，美育的觉醒与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设“六艺”，这些美育的理想与实践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并延续至今。而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则是中国美育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

中西方关于美育史的起源均可以追溯到对于诗这一文学形式功用的理解，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尚书》，均对“诗乐教化”有着极为详尽的论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的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古时诗是“和而歌”的，是包括诗歌、音乐、舞蹈在内的综合的艺术形式，其实际功用是进行一种道德教育以塑造完美的人格。诗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文化特点的形成，取决于该民族的言说逻辑及思维方式。轴心时代的文化典籍奠定了整个民族思维的基础，无论是“神与物游”的《道德经》还是《庄子》，或者是循循善诱的《论语》和《孟子》，都可以看作是诗学与美育的有机统一。这些先秦诸子所言说的是关于人类、自然与社会的理性思考，是关于美的终极追寻。

古典诗学的审美教育是以文本为基点，以审美为核心，以教育为目的，在当代美育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诗学能够提升审美深度。日常生活的审美仅触及人的感性，很少能深入到人的理性与灵魂层面。感觉的美是表层的，情感的美才是深层的。古典诗歌充分表现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和超拔精神，作品中的风骨、神思、理路，能使读者醍醐灌顶，引起或轻松、或愉悦、或超脱、或悲哀等等的情感反应，感到极大的诗意共鸣，从而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文心雕龙·原道》云：“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这种古典时代所特有的诗性与睿智、诗性想象与理念追寻，是诗学美育所追求的境界。仰观吐曜，俯察含章，物我合一，诗学审美的培养对日常审美是一种良好的引导，开拓了深层而多元的诗意美的空间，能够使大众审美由“感觉的美”上升到“灵魂之美”。

其次，诗性审美有助于心性的培养。中国传统诗学中一直就有对于“空”“静”这一概念的论述，苏轼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诗的“妙”的形成与作家内心的虚空与宁静有密切关系。这虽然是针对作家创作状态而言的，但给今天的审美教育提供了借鉴。诗歌本身是静态、含蓄的审美艺术，它是一种精神性活动，读者在享受这项精神娱乐时，只需要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情与文学对话，从而与作者达成灵魂共鸣。诗歌可以因时代与个人际遇解读出不同的维度与含义，它始终在与读者进行对话并带来全新发现，并被赋予当代精神，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精神内核，这是一个静观与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营造一种使人内省的文化环境，促成审美静观和审美沉思的审美观念。这种境界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达到的。“空静”审美让读者远离世俗纷扰，保持一种超拔万物的精神状态，不为外物所干扰，保持独立自足。现代社会需要这样的审美静观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灵魂交流。

最后，诗学美育有助于大众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回想前人，魏晋刘勰，用他的美文，用他独特的诗学审美，建构了一个可寄放心灵的诗意世界。唐末司空图，这位隐居逸士、休休亭主，远离尘世与朝堂。用24首诗在空山旷野之间肆意挥墨，在衰世浊尘之外建构灵魂家园。同样，在唐末佞佛的热潮下，韩愈以一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祸”表达了那个时代士人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已成为文化的象征。他们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抑或超然物外，抑或坚韧不拔。这种悲壮的崇高体现出的英雄气概、乐观精神、集体意识，才是人类崇高精神品质的升华。

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的人们，在“建功立业”的大潮中忘记了何为“诗意的栖居”。诗学审美这片本该是最诗意的土地，却也在遭受工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侵袭。“文变染乎世情”，因“世情”之故，中国的传统诗学审美也逐渐走上了一条工具化的路径，诗性审美传统不断受阻。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在对西方理论的附和之下，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诗学传统。时至今日，由于大众传媒以及网络普及，中国的诗性审美又进一步遭到打击。这种状况导致的一个局面就是，目前大众审美接受已趋于直观化、平面化乃至低俗化，网络用语铺天盖地，审美有时甚至沦为一种低俗情趣。人类的愉悦感可以分为快感和美感，如果人把自己追求愉悦的目的仅仅定位于前者，这是对人性的一种降格。轻松中只追求动物性的一面，陶醉中淡忘了人生的意义，这样的审美可谓是毫无意义。

百年回首，可知诗学审美传统之可贵，中国诗性审美传统在20世纪初的断裂，从一个特定维度导致中国美育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疏离。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教育，可行性路径之一就是梳理、总结中国古典诗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赋予传统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