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 资料图片

近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京召开。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对此，曾出席首次文代会的贺敬之老人深有感触。他深情地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是延安人民培养了我。”言语中流露出对第二故乡人民的感念。至今，贺敬之家里的书架上仍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宝塔山。

1940年4月，不满16岁的贺敬之与三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

奔赴延安途中，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到延安后，贺敬之吃到了人生中第一顿饱饭，感觉一切都是新的，“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比较紧张，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到鲁艺做了一个演讲。“毛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身穿带补丁的旧军装，脚穿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鲁艺师生讲话。”谈到这个话题，贺敬之的思绪仿佛又飘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离毛主席很近。”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贺敬之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系统的认识，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让他感触最深。接着，他下农村，进部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的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大生产运动期间，贺敬之被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热情深深感动，仅用一天时间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南泥湾》的歌词，深深地鼓舞了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传到了延安。鲁艺打算将其创作成剧目，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当时才20岁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我太年轻了，当时不太敢接受这活儿，担心写不好。”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喜儿的悲惨命运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就开始谱曲，接着导演和演员试排试演。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的贺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丁毅接过笔杆，写完了最后一幕“斗争会”。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都来了。贺敬之对首演时的盛况记忆犹新：“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中央领导人和观众一起起立鼓掌，现场哭声一片。”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当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儿》等经典唱段的旋律。后来，歌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如今再次谈及《白毛女》，贺敬之总是反复强调那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多次回到第二故乡延安。1956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为了抒发当时的心情，他用信天游的方式写下长诗《回延安》，一边流泪写一边吟唱，一夜无眠。后来，《回延安》传遍大江南北。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看到延安拨乱反正后的新气象，心里甚是激动，创作出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

除了上述诗歌，他还创作出《又回南泥湾》《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反映了人民心声，又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

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贺敬之转以短小的旧体诗抒发自己抚今追昔之思、忧国忧民之情，并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贺敬之文集》。他的诗歌从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重大问题，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强音，而不去咏唱那些与时代大潮无关的小悲伤、小欢喜。

1949年7月，25岁的贺敬之参加首次文代会。那次会议，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看作人民艺术家。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艺工作者的地位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好。不过，近些年其中一些人忘记了初心使命，离人民越来越远。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号召。97岁的贺敬之老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将这殷殷嘱托听得进去、记在心头，在创作中真正“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