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王西平，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蔡天新，诗人、随笔与游记作家，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

蔡天新像

遥想与记忆 

问：记忆往往具有欺骗性，有时候它所体现出来的“不可靠”令人惊奇。比如您所记得的他或她，是那个真实的样子吗？那么自己呢，昨天的真实在今天的记忆中又是什么样子？远去的记忆正如一座“看不见的大陆”，一旦被发现，那么它所寄身的载体也带有欺骗性，因此错乱就此产生。那么，在您的“经验”中，如何甄别这种记忆的真伪和避免这种“错乱”的产生？在记忆的迷障中，您如何重新回过头来识别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己”或者说“自我”到底是什么？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是一种哲学或宗教，只要能自圆其说也就可以了。甚至数学也是，它的许多内容是基于若干公理之上的。当然，个人的记忆也需要与别人的记忆相吻合，至少不矛盾、不冲突。对我来说，有两点可以帮助提高记忆的准确性，一是从童年开始的手绘地图，那是每次旅行归来最乐于完成的功课；二是童年的频繁迁移，每到一处停留的时间、遭遇的人物与上学的年份相对应，后者经过无数次表格填写后已铭记于心，难以忘怀。在数字时代，每个自我都可幻化为若干自然数之和；而对于诗人来说，则增添了一项文字记忆术。

问：诗人杨小滨小时候编过词典，在采访他的稿件中，我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分门别类”的独立精神。您童年也表现出一种奇特而独立的潜意识——绘制地图，即利用测绘术以便达到某种人生诉求。您当时有多大？有意思的是，这种潜意识印证了您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您应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对吧？

答：那时我将近9岁。直接原因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华，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生活过于单调寂寞。而从心理或性格上说，可能是我敏感、细致的品格使然。有意味的是，这一嗜好一直保留至今，否则的话，童年的灵感也仅仅是一个美好的记忆而已。在数码相机时代，我非常注意旅行路线的选择。即使被迫重复，也因为季节或气候的不同，世界万象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这就好比一个熟悉的朋友，看到岁月在他脸上和体态上呈现变化，会有一种类似收获的喜悦，进而可以比较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承认自己是个幸运者。

问：法国您去得最多，曾20多次出入，但法国又不是您最喜欢的国家，您喜欢南美，这是为什么？至今您有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式旅行？

答：我从未说过法国不是我最喜欢的国家，也从未说过法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这有三个原因，其一，至今我只会说用以问候的法语，而西班牙语显然会得多一些，甚至葡萄牙语也能借光听懂一些；其二，拉丁人的音乐、舞蹈让我着迷，且生活在那个大陆有让人并起并坐的感觉；其三，南美比法国（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如此）更不容易抵达。我不知道你说的“冒险式旅行”指的是什么？不会是去攀登珠峰吧？那可是一般经济收入的人无法从事的活动。我个人以为，去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是我一生最冒险的一次远游，那是大毒枭埃斯科尔巴的老巢，喜欢绑架并经常撕票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频频出人。当然，那次旅行所得的回报也最丰硕，我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开始结识世界各国不同语种的诗人，并逐渐融入诗人这个大家族，且完全是凭着一己之力。

问：华兹华斯认为童年至老死是至真至善逐渐销蚀的过程，“年龄越大，人越走下坡路，需要对童年的回忆，对自然印象的回味来滋养自己的心灵。”那么您是利用什么手段来抵制这种“销蚀”呢？写诗？旅行？还是其它的什么？

答：华氏说过如此精辟的话？那么我写《小回忆》也算是个佐证，此书不仅是毛时代的童年回忆录，也容纳了14首诗歌和数不清的旅行。还需要别的销蚀物？除了写诗和旅行，游记、摄影、手绘地图也算是吧。我还是愿意把人生分几个阶段来过，我想晚年写回忆录的人一定是个大人物。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把（某些）旅行看做是对童年或故地的探访，我曾说过，每次长途尤其是洲际旅行归来，都像是重获一次新生。

诗歌与观点

问：关于数学与诗歌，数学家谷超豪教授有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数学和诗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数学重视对称，中国古典文学中也讲究 ‘对仗’，很有味道。”您也写过一篇《数学家与诗人：一种惊人的对称》的文章，您和谷先生都提到了“对称”，您的“对称”跟他的“对称”有区别吗？

答：谷老（好像还有其他前辈）说的对称应是数学图像或概念之间的，就好比人体、植物、建筑和自然中存在已久的对称。而我说的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称，那实际上是一种相似性，仅仅用肉眼是看不见的。这篇文章仅仅在《中华读书报》刊载时有这样的副标题，现在它已经被译成四种语言，并在许多国度传阅，其中英译文最近（2011年4月）发表在美国一家（世界范围内）发行量数十万册的数学杂志上。

问：您经常外出，喜欢摄影并不奇怪，不过对您来说应该是“后来的事”。这不像美国摄影大师凯斯卡特那样，童年的时候就从泛着橙黄色灯光的水槽旁发现了摄影的奇妙，这位“平凡中的诗人”，一直用特别的镜头表达着迷一般的世界。作为摄影家的他，提供了经典而可视的“诗歌范本”，这就是视觉的可能性，那么在您的镜头里，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答：当我第一次在户外站到照相机面前，童年已经快要结束。我兄长的一位中学同学把我从乡下带进县城，带到我父亲那里，用海鸥120相机为我们拍了唯一的合影照，同时也为我拍了一张单人照，那是我童年唯一在户外拍摄的单人照。因此，我不可能有凯斯卡特那样的童年记忆。我个人觉得，摄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反应、判断和选择。先是一个画面引起你的大脑反应，接着在短时间内判断是否有意义，然后迅速选择最合适的构图拍摄。这其中判断尤为重要，对我来说，诗歌在其中起了指导作用。至于是否成为“经典”或“范本”，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问：有人说过，“诗人拍片子/一定沒框框”，这一点在您最新晒出的摄影作品上得到了印证，要么具象，要么抽象，摄影无非如此，包括杨小滨，他也玩“斑驳”或“涂鸦”，北岛和默默也是这样，玩概念。不过诗人笔下的诗歌一旦超越诗歌本身，也是有镜头感的，比如，博尔赫斯说：“那颗子弹/终于在河边追上了他！”，这不，还有动感呢。您自己也曾表示您的诗画面感比较强，那么在你自己的诗歌里，您是如何运用影像技巧的？很多外国译者认为您的诗歌富有画面感和色彩感，这种感觉有多少来源于摄影呢？

答：小滨看过我去年秋天在乌克兰拍的一些作品（今年年初我在纽约拍得更多），他认为我的抽象不同于他的抽象，他主要专注于“斑驳”而非“涂鸦”，而我可能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我也有所限制，即只拍摄那些涂鸦者自己不认为是艺术创造的东西。当然，无论哪种抽象，都有一种评判的尺度，虽然这种尺度本身也是抽象的。另外，我对具象作品仍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次个人展都是那方面的。至于我个人诗歌中的画面感，可能来源于早先对现代绘画（主要是20世纪前半叶）的喜爱甚或迷恋，而与后来的摄影无关。二十多年前我就写到过，浪漫主义的诗歌接近于音乐，现代主义的诗歌接近于绘画。画面感强的作品在翻译时不容易失去，可惜多数中国诗人对此并不在意。说到我的摄影作品，除了受诗歌影响以外，无疑也得益于绘画，以至于有些作品被认为具有油画的质地。而色彩感，我个人感觉更多地与情感因素有关。

问：在您身上，我看到了经验是通用的。您说过的，您会把旅途中获取的经验，首先用来写诗，过一段时间再写随笔或游记。还有一些材料没有用上，也许可以写小说。相同的经验用于不同的文体，您是如何做到甄别与舍取的？那么什么样的“材料”派不上用场，只有用来写小说？

答：我的原话是有些材料没有被用上，而不是无法用上。我相信对诗人来说，任何材料都可以被用上，这只要读读T. S. 艾略特的诗歌就明白了，随笔或游记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有所取舍，我想抒情成分比较重的，可以交给小说或戏剧，虽然原本那是诗歌所擅长的。随笔是散文的现代形式，在《在耳朵的悬崖上》后记里我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对有些诗人专注于散文写作感到不解。

问：现在我发现您是“强化诗歌的故事性”那一类诗人，而不太注重“语言才是诗歌的基本材料”这一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您的诗歌也充当了除影像以外的记录功能，难道不是吗？

答：您的发现相当准确，但那主要是2000年以后的写作。在此以前，包括1990年代我旅居美国期间的写作，都是很注重语言的。这可能与我写作方式的转变有关，以前我主要在自己的居室里获得灵感，后来我更多地在旅途中即兴写作，并幸运地在每个大洲或区域都留下一定数量的诗篇。至今我仍无法判断，哪一种写作方式更适合我。无论哪一种，都具有记录功能，心灵的或图像（象征）的，更多的是两者的结合。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官方语言或媒体语言（报纸、杂志、电视新闻等）几乎完全政治化，因此有很多人对诗歌的语言有特别的期待，甚至忽视了质朴这个诗歌的基本特性，它也是流传至今的古典诗歌的菁华。而就现代诗来说，以张枣的《镜中》为例，这首脍炙人口的少壮之作深入人心，其语言的质朴也跃然纸上。

问：我想您不仅仅喜欢巴赫，肖邦，或Tracy Chapman的叙事乐吧，我的意思是您可能还喜欢爵士，或朋克？但是您的诗歌的确很安静，从音质上讲，是民谣的，从气质上谈，是接近于英伦的，从画面感上说，是拼贴的技艺。我不知道这种阅读体验对您的诗歌描述准确不？

答：我不知你说的英伦气质确切含义是什么？或许它可以置换成法兰西、美利坚或伊比利亚、亚平宁，但一定不会是俄罗斯或德意志，这里有着南方与北方的差异。说到爵士乐，我曾专程去它的诞生地——新奥尔良，我喜欢爵士乐，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它的律动感让我着迷，我想这是最好的舞曲之一，可以与拉丁音乐和非洲音乐媲美。我与黑人有着天生的亲近感，随意发出几个声音便可以和他们混熟。有一次我在一位剑桥学生诗人的陪同下游览牛津，看到一个黑人男生和一个白人女生在草地上约会，那男生带来录音机取悦女生，一边播放一边扭动身体。草地中央有一棵小树，那女孩趟在树荫下乐开了怀。我拿出相机，准备拍下这有趣的情景，没想到男生非常警觉，关掉音乐怒目而视。面对这一幕尴尬，我面露笑容，用右手轻轻打了一个响指。那情形仿佛在述说我们是兄弟，很快他摁下录音机又开始跳舞，并不断变化姿势为我摆POSE，那女孩笑得肚子直打滚。

问：说到拼贴，您曾经撰文表示甲壳虫在配器方面，正是体现了这种技艺，电吉他、电钢琴、电风琴，同时还有种类极其繁多的伴奏乐器……现在中国一些民谣乐队也在玩这一套，比如从我们宁夏走出去的苏阳乐队，现在的演奏也变得很花哨，乐器的拼贴，使得效果反而没有以前纯粹……所以，即使再过50年，中国人还是玩不过外国人，因为我们缺少那种具有诗人气质的乐手，即使有左小祖咒、周云蓬，还远远不够。美国朋克女诗人佩蒂.史密斯出过三本诗集，兰波是对她影响最大的诗人，在她的歌词中，还能找到很多兰波的风格，有些歌甚至近似金斯堡的滔滔不绝和泥沙俱下……反过来说，我们也缺少像兰坡、金斯堡这样对摇滚音乐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师，对此您认为呢？

答：1984年1月，我在济南买到一张学生半票，乘火车旅行到了银川，在那座有着“塞北江南”雅称的城市逗留了一个星期。那时我无法想象，宁夏有一天会有苏阳乐队。兰波也影响了鲍勃-迪伦，后者在自己鼎盛时期发行的唱片《愿望》（1974）封面上这样写着，“紧紧跟随着兰波，像一颗摇晃的子弹。”英国大诗人迪兰-托马斯自称是故乡“库姆唐金大街上的兰波”。甚至当今美国诗坛泰斗约翰-阿什伯里最近一次（2011年6月）亮相《纽约时报书评》头版，也是因为他重译了少年兰波的诗作。说到金斯堡，他的影响已超出了其发迹地加利福尼亚，即使在受东方文化影响较少的美国东海岸，去年也开始举办“嚎叫诗歌节”。今年2月我在纽约出席了该诗歌节的闭幕式，见识了金斯堡式的疯狂朗诵，观众多于纯粹的朗诵会。拼贴是现代艺术和现代科学的共同特征，也是最显著的特征。但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概括21世纪的中国，我认为应该是“模仿”。我们拿亚洲邻居印度来看，过去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音乐人物 Paban Das Baul(1961-)也是民谣风格，他出生在西孟加拉邦，现在居住在巴黎，他与伦敦出生的印度同胞Sam Mills也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比如专辑Real Sugar。

问：前不久，已故大师博尔赫斯之墓遭智利作家爱德华多·拉巴尔卡便溺一事，引起了阿根廷民众的愤怒，对此拉巴尔卡的解释是， “作为作家，博尔赫斯是个巨人，可作为公民，我一点也不尿他。他都是老头子了，眼睛几乎全瞎，还跑去见当时整天忙着杀人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在《南方的博尔赫斯》里写到，聂鲁达曾不吝溢美之词称赞博尔赫斯，但博尔赫斯却似乎从未提到聂鲁达，后者只比前者小8岁。2002年夏天我途经日内瓦，专程探访了博尔赫斯的墓地。墓的周围一片枯草，空地很多，游人稀少，便溺大概也不太煞风景。而如果是另一座瑞士名城苏黎世，乔伊斯的墓地修剪得十分整洁、美观，那就另当别论了。博尔赫斯去智利领奖的确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污点，那也可能使他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后机会。但就其作品的重要性来说，我认为丝毫不受影响。阿根廷人既然发明了探戈，就表面他们大多不是贵族出身的移民后裔，博尔赫斯本人也担任过独裁统治时期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再考虑到球王马拉多纳的所作所为，博尔赫斯的智利之行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问：您曾经写到，“写作就是预言”。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述几个，您所“预言”的真正成为现实的例子？

答：在《数字和玫瑰》里有一篇游记《地中海日记》，曾在《书城》连载，其中谈到罗马的那沃纳广场，那里有一座贝尼尼的雕塑《四河》，包括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它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一首同名九行诗。我说过，这首诗有一天会把我带到诗人的故乡。果然，不久以后我便受邀来到哥伦比亚，并两次到达拉普拉塔河边。那次南美之行让我得以完成《南方的博尔赫斯》，同时修改了毕晓普传记中的巴西一章。事实上，传记初版问世五个月后我就去了巴西，那是女诗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我在此书里曾表达了探访巴西的愿望，没想到那么快就实现了。那次拉丁美洲首届数学家大会在里约召开，我接到组委会邀请并被提供全程旅费。多年以前我在一首诗中写到，“秋天紧接着春天来临”，那时我显然未曾考虑到南北半球的季候差异。 　　问：您对当下中国诗坛现状满意不？或者，作为一个诗人，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应该需要警惕什么？在您看来，诗有底线吗？

答：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我想1917年前后的变革或选择是十分果敢的，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可能仍然无法与外部世界的同行交流，我们的文明也无法真正迈入现代。不过，诗人和知识分子在获得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读者，他们从内心遵循古老的传统和习俗。过去二十多年来，由于受经济大潮冲击，诗人和诗歌都有些无所适从，逐渐演变、形成了当前所谓的“诗坛现状”。多数诗人游离于民间与官方、自由与权力、个体与小团体之间，有些人在利用手中的话语权，但这并非永久的，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诗歌或许可以无所谓底线，但在当今社会，任何人（尤其是诗人）都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诗歌是一条移动的、变幻的曲线，它分开、同时也连接着诗人与普通大众，他们有些人就在这条曲线的边界上，更多的人与这条曲线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很远的距离。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或警惕的是，诗歌被人读懂（而非读不懂）应是诗歌写作的目的之一。

问：春节过后，您又远渡重洋去纽约和中美洲参加了几个诗歌活动，都是些什么活动呢？我知道法国诗人兰波故乡一家大书店的玻璃窗上写着您的两行诗句，而以色列人将您的10首诗的希伯来译文配上儿童画制作城一套明信片出售。很多中国艺术家希望自己的身份更国际化，那么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作为诗人蔡天新的“国际化”状况吗？西川曾经直呼：“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没有涉过外的诗人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我想您肯定能理解的？借此请您谈谈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

答：这次主要是去参加尼加拉瓜诗歌节，这是我相隔十年以后，首次重返拉丁美洲，我重温了西班牙语，发现已经退化了许多。因为需要在美国的某个城市中转，必须申办美国签证，因此我联系了纽约的诗人，没想到他们热情地欢迎，安排了我在曼哈顿的两场个人朗诵会，同时与几位美国诗人联袂举行了一场朗诵会。西川说的那句话我好像看到过，2004年，我们（还有马原）曾一起参加柏林文学节。自从2000年春天我自荐参加了麦德林诗歌节以后，至今已有5大洲25个国际诗歌节和文学节邀请了我，我的诗歌作品也得以被译成20多种语言，其中有5种语言已出版了我的个人诗集。一般来说，每次诗歌节都有安排人手，专门负责出售与会诗人的诗集，我的作品常常是外国诗人中卖得最多的或之一，这对朗诵效果是一个检验。反观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诗人的聚会和活动也愈来愈丰富多彩，吃吃喝喝更胜于欧美各国，因此如果有一天，一位西方诗人来过中国以后撂下一句话，“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幸运了。”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中国诗人也有缺失，其一是与大众的阅读有所脱节，其二是对外交流，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与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日本和韩国诗人也存在，但我认为，中国人的个性更开放，更容易与其他国家的同道结交。问题是要淡定，我发现许多老外（不一定是诗人）原本对我们很友好，但在来中国不久以后就被“宠坏”了。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我们都没有一家基金会持久以恒地鼓励诗人写作或旅行。至于中国诗歌在世界上的地位，主要还依靠唐诗的现代翻译，即阿瑟-慧黎和庞德的译介和鼓吹，可以说影响绝对在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之上。无论在哪个国度，优秀的诗人都读过甚至熟悉李白、杜甫、陶渊明等的诗作。 

问：不少人认为布罗茨基之所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随笔集《少于一》为他加了分。那么，从《数字与玫瑰》、《难以企及的人物》、《在耳朵的悬崖上》到《南方的博尔赫斯》、《与伊丽莎白同行》，再到《小回忆》……随笔，这种号称“诗歌以外的语言”为您赢得了什么？

答：不可否认，我的随笔比诗歌拥有更多的中文读者，即使在诗歌圈，情形也没有太多的不同，有位相熟的诗人在酒后把它归因于我的交游方式，而与我的诗歌质地无关。我个人欣慰的是，我的诗歌写作一直未有减弱。我甚至以为，如果不是目前中国诗歌和诗人的声誉受损，我的诗歌应该与随笔一样有足够多的中文读者。说到随笔，我并未赢得过任何褒奖，你提到的这些书也没有一本进入畅销行列，但的确每一本都与诗歌有关，通过这些随笔，更多读者读到并理解了我的诗歌。这在另一方面也确保我写作的稳定，假如将来有一本走红了，其他的书也会跟着沾光。我认识的不少诗人都同意，诗歌的鉴定有时是费力和盲目的，而随笔往往一目了然，几行字就可以分出高下，有些聪明的诗人干脆就不写其他文字。另一方面，在汉语以外的世界，除了韩国出过我一本厚厚的随笔集，我的影响主要通过诗歌，包括出游机会的获得。除了少数长期旅居海外的诗人（比如北岛、杨炼）以外，我的译介可能是最多的或较多的，并且这些译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诗人。我有些担心，大多数中国诗人的译者（比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是同一个自信的外国学者。

生活与梦想

问：在中国诗人中，闻一多14岁考上清华大学，海子15岁考上北大，您15岁也考进了大学。应该说这背后一定有一套可以复制甚至推而广之的教育模式，能分享一下您的家族育才经验不？也就是说，在您15岁的时候，您的父母利用什么办法将您成功地送进了大学？

答：由于运气和文革时期的特殊性，学制的缩短和乡村入学年龄的不受限制，我得以在14岁高中毕业。那一年是1977年，本来我已金榜题名，却因为政审未通过而推迟半年上大学。虽然我的父亲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于北京大学），但几乎从没有教导过我（参见《小回忆》），我是随只读过四年小学的母亲长大的，因此不存在你说的成功教育模式，否则的话我会首先应用于自己的孪生女儿。不过，家族中有一个好的榜样，有时确实是能够激励后代的。

问：数学家吴文俊说过：“生活无时不刻不在数学中运转”，那么数学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除了利用数学做金融交易外，还用来做什么，买过彩票吗？

答：我还没有买过一张彩票，也没有做过股票、基金或期货。数学扮演的角色的确很多，比如，它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南美洲，由于数学教育或理性的落伍、匮乏，社会稳定和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即使赢得奥运会和世界杯主办权的巴西，情况也是如此。

问：如果抛开您的学术外衣，有时候我感觉您就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人物，喝可乐、咖啡、啤酒，听歌剧、古典，看西部片、欧美小说，用我们熟悉的家用电器，或不停地旅行，乘公共交通、或步行，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都市，我想这不是您生活中的全部吧？

答：这个感觉怕是有误，虽然多数时尚媒体采访过我，但我却不是时尚中人，我用的手机、电脑、汽车功能都是最简单、最普通的。据说目前中国已有近四亿手机用户开通手机上网，我却不属于四亿之列。事实上，我毕生喜爱的两样东西——数学和诗歌可谓门庭冷落，只有旅行忽然变得热门了，而我之所以能去那么多地方，是因为童年太过孤独，且到过的地方实在太少。

问：您会不会希望自己有很多的读者？截止6月23日上午10：30分，我发现您新浪微博的粉丝值已经达到53770个（腾讯微博的粉丝则有210多万）……您是如何做到与您的粉丝“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

答：我相信，每位作家和博客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读者。多年以来，我一直遵守“三不原则”，即不入作协、不上论坛、不写博客。四年前最后一条破戒了，且从博客一路写到微博。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一般先泡一杯茶，一边喝一边上网，看过信箱和国内外要闻（往往是体育新闻居多）之后，便到固定的某家外国网站浏览并下载过去一天世界各地的有趣图像，闲时写上几个字贴在微博上，这些地方多数是我去过的。当然，我自己也有许多照片，但通常不大舍得拿出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无图不发微博。

问：知识有时候也很无用，这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精神困境。比方说，读了很多书，您是不是觉得有时候会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沉思，或巨大的空洞感？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答：书本只是一个缩小的世界，它的功能有时候与一滴水是一样的（布莱克语），所以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才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高到人生的境界。为了填补你说的空洞感，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来，宗教、艺术、诗歌、科学，还有爱情、亲情、友情、美的胴体，前几天我路过布朗大学的一座建筑物，上面写着 love is as strong as death.。当空洞最终无法填补时，还有死亡这个最高的境界和手段。

问：描述一下您现在的周围环境吧。再谈谈2011年有什么旅行或写作打算。

答: 我发现在中国，每个诗人周围都围绕着许多需要诗歌、艺术的人，但他们却拒绝这些东西。不过，以我个人的经验，每次讲座高潮都是朗诵自己的诗歌，无论大学还是社会、国内还是国外。2010年岁末，我和几个朋友聚餐，其中一个已入美国籍。我和他开玩笑说，美国属于文化欠发达地区，我已经12年没去美国了，但欧洲方面几乎每年都有邀请。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两次到访美国。第一次是去纽约，在曼哈顿做了两场个人朗诵会。第二次是去布朗大学，参加一个泛文化交流活动。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法语联盟将邀请我到中国六座城市做巡回讲座，分别是北京、大连、西安、成都、重庆和杭州，不过最远的旅程是8月的青海湖诗歌节，今年的一个主题是译诗。书籍方面有三本游记要出来，其中《飞行》几年前出过台湾繁体字版，还有两本都与欧洲有关——《欧洲人文地图》和《剑桥游学记》。另外，我在缓慢地写一本《数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