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诗歌是由感性而生的。但是，再好的感性，也无法绝对地保证我们写出一首好诗。诗是语言中的语言，这意味着，从你感到的世界到你写出的“诗的世界”，中间还有对语言艰辛地提炼、磋商的考验。而缺乏技艺，你感觉的浓度就被磨损掉了。
　　你必须从普泛的人类感受中提取出真正属于诗的特殊的东西，在现实经验与美感经验中谋求到美妙的平衡——体验和感性，当然要求诗人“能入”，但真正写好感性，其奥秘却还在于审美观照的“能出”。入与出，是诗歌旨趣中的“悖谬”所在，也是对诗人创造力的舒心的折磨。如果把握好这一分寸，就会使我们的诗在“可言之境”的上层，有力地暗示出另一个更鲜润、更神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博大的“无言之境”。
　　技艺的加入，使诗可供心灵去反复体验而不至于在“达意”之后发生耗损；在日常经验和人文话语的“可言之境”无所作为的地方，诗歌纵身一跃，带着我们领受了生命体验中“无言之境”所暗示的“缄默”的启发力量。

2.

好诗人的技艺，如球星的“手感”，精敏有效，一点不显匠气和板滞。他在自发和自觉之间保持了一种活力：既有“深思熟虑”的精审，又葆有着“即兴”般的鲜活感。
　　在好诗人笔下，即兴的灵感不是诗思的最终落点，而只是跳板；诗人依然伴以清醒的头脑，久经磨练的手艺。直到耐心地刻划或挖掘出生命中经久而内在的经验的纹理。形象地说，一般化的诗人笔下表达的灵感像被“吐出”的一口气；而好诗人的灵感则是复被“吸进”的一口气，携有经验在涵泳后的洞察力，二级光晕，晶体合适的压强与生命恒久的温度。

3.

对世上万象的观感。
　　诗歌要有适合于特定题材的流畅、美妙、自如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效果是诗人久经磨砺、反复调试的结果。
　　音义协调的好声音，自然的声音，其实等着诗人提炼，和发明。
　　找到并校准那绝对的声音！
　　别相信自然而然就会流畅的说法，这么说，不是外行，就是自矜的谎言。

4.

诗歌的声音也是意义的一种。它聚拢、塑型了时空。我未尝见过哪个好的诗人，对声音没有特别的敏感。
　　对现代诗而言，声音起到的绝非装饰，它也是诗的创造性存在本身。
　　对好的诗人来说，声音也要求原创性。
　　声音本身也是讲述、吟述、回忆、畅想、讥诮、反讽……
　　声音，语言在抖动。
　　噢，别忘了，寂静，原始寂静也是诗的声音之一……

5.

惊动了诗人，使他觉得值得以诗歌处理的那些事物，都有自己内在的节奏，诗人寻找它，呈现它。好的现代诗，节奏像是事物自身的；坏的现代诗，节奏是诗人强行嵌入的。

对诗歌的“耳感”，帕斯一向极为重视。他说过：“何谓理解一首诗？其意义首先是：听见它。节奏是区别和类似的关系：这个声音不是那个声音，这个声音近似那个声音。节奏是原始的比喻，而且囊括了其它一切。它说的是：连续就是反复，时间就是没有时间”（《总结》）。
    

 6.

在使用现代汉语的情况下，许多时候，规律而密集的押韵，反而会毁掉一首诗的音义谐和——就像一个人的“好事”做得太多、太急切、太机械，反而让人不适或生厌一样。现代诗人虽普遍追求非韵化，但其实特别重视个人的生命节奏。成功的诗歌既是心灵的运动，也是“声音的运动”。高妙的声音，能在语义、字词结束之处继续鸣响，召唤出语义不能说出的东西。

 7.

如何判断一个诗人作品的成色，当然有许多方面。多年来，在我却有一个不会稍事放宽的衡量维度，就是看其是否有值得“被再听的声音”。
　　我们眼见着有多少诗歌生手“破马张飞”地认为，现代诗嘛，就是“自由”，声音问题无关紧要。我以为，与其说现代诗不重视声音，不如说在现代诗中，“声音”其实变得更重要、也更难了。
　　传统诗歌的声音是“预设”的，时常反倒不必付出更多心思。而所谓新诗里的“新格律体”，如果拘泥过分，常常也会导致表面化地理解诗歌文体，进行“常识”意义上的形式鉴定，无多新意地呼吁“常体”的重建，不外是音韵、节奏、建行、段落格式的均量均质等。
　　我以为，成熟的“现代诗”，应使声音成为意义的延伸，意义成为声音的延伸。好的诗歌，真正教我满意之处，必包括诗人对声音的塑造。
　　于坚表述过这样的意思，道是“犹如中国书法的美感不是基于字义本身，而是来自线条流动的气韵，诗歌的美感来自语感的流动。它是诗人生命的节奏，而不仅仅是音节的抑扬顿挫”。
　　诗人把直觉到的，组合成有意味的形式，成为内／外忻合无间的语感，诗歌的生命就得到了表现。是故，没有生命真气的诗歌没有语感，故意制造的口吻和做作的行文特点没有语感。没有诗人的生命灌注的诗，更没有语感。
　　我们读优秀的现代诗，所感到的既不是“预设”的声音模式，也不是表面的类聚化的“音韵悦耳”，而是谛听有个人化波长的声音。
　　好的诗人，不惟有“道”，还有个人的“气息”，貌似随兴，其实专注地提炼出了个人化的节奏和口气，这种个人的声音模式，已像指纹一样捺进文本中。
　　是否有能力将情绪、境界、思想，和声音融为一体，是考量一个诗人水准的可靠尺度，能经受住这种挑剔、检验的诗人，并不多。

8.

保罗·策兰说：“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

所谓“强行给予”？就是诗人处理材料时，以单一的视点和明确的态度直接“告知”读者，他的伦理判断、价值立场、情感趋向。这样的诗表面看清晰、透彻，但实际上往往成为枯燥的道德说教，成为一篇被精心修饰过的“美文的训话”。如果诗歌变为简单的道德承诺，诗人会在不期然中标榜所有正义、纯洁、终极关怀都站在自己一边，这样就取消了诗歌的多样性和与读者的平等对话。表面看这种诗歌获得了“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是贫乏的，对事物的“清晰透彻”认识恰好遮蔽了事物固有的复杂内容——它“透彻”到了独断地压抑透彻的程度。
　　而“揭示”，就是保持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如其所是地呈现它鲜活的状貌，将含混多义的世界置于词语多角度的光照之下，标志或呈示它自身内部的种种丰富性，同时维护着读者沉思、提问、自由地二度创造的权利。

       《诗艺清话（节选）》，转自《星星诗刊》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