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一个鸟语花香的季节，在廊坊师范学院，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廊坊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当时正是沙斯肆虐的时候，与会的诗人与学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四年以后，还是这个鸟语花香的季节，还是在廊坊师范学院，还是这三家主办单位为另一位中国当代重要诗人邵燕祥先生举办了诗歌创作研讨会。这并非巧合，而是由于牛汉与邵燕祥这两位杰出诗人内在气质与精神上的相通。

我认为，学界为成就卓著的老诗人举办系列研讨会，不只是为老诗人的创作从学理层面上做一总结，寻求一个文学史上的定位，同时也是通过阐发老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创作精神，针对当下诗坛现状的一种发言，一种表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举办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或者说研究邵燕祥对当代诗坛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研究邵燕祥，是由于他是我们共和国的一位重要的、优秀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包括某些局限与不足，有待于批评界给出公正、客观而科学的总结。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1933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就展现了写作的才华。在40年代后期风雨欲来的两种力量大决战的前夜，诗人“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写出了这样的极有锋芒与个性的诗句：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匕首》）

诗句是那么强烈，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读着它，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

我认为，40年代后期邵燕祥的诗歌，无论是自由地抒写心灵，还是题材的广阔、表现手法的无拘无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诗歌被淹没在解放前的过期报刊之中，除在《邵燕祥诗选》中曾零星地选了几首外，直到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才集中地披露了一批邵燕祥40年代后期的诗作。这批作品，很让人感到震惊，这是邵燕祥进入诗坛最早的亮相，却已显露出逼人的才华与厚重的内涵。仅仅因为这是邵燕祥的花季年华的写作，就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学步之作，是不妥当的。由于很少接触到邵燕祥40年代的作品，一般论者和文学史评论邵燕祥，均是从他的50年代开始谈起。现代文学史对40年代诗歌创作的叙述，邵燕祥也是缺位的。现在看来，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与“七月派”、“九叶派”在精神上有密切的关联，邵燕祥的某些作品，放到“七月”与“九叶”诗人中也丝毫不逊色。忽略对邵燕祥早期诗作的研究，对邵燕祥来说有欠公允，对书写一部全面而客观的文学史也是一种损失。

50年代的邵燕祥是在由战争转入建设的时代，最早为社会主义建设歌唱的诗人。他呼唤“到远方去”，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去，他为“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他欢呼“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他礼赞“我们的钻探船轰隆轰隆响”……这阶段的邵燕祥，令我们感动的是他的单纯、热烈与真诚，他满怀欣喜地迎来了新生的共和国，他为此写出了一首首真诚的颂歌。正如谢冕作为邵燕祥的同代人所指出的：“‘颂歌’，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曾写颂歌的诗人不是‘当代诗人’。但是，写了颂歌而不曾超越的诗人，不是优秀的诗人。因为太珍惜这生活，邵燕祥不能容忍那阳光下的阴影和黑暗。直到有一天，诗人以悲伤和愤怒的声音喊出：‘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的时候，邵燕祥完成了对颂歌时代的超越。”[1] 不过，在那种高度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高度强调舆论一律的时代，当邵燕祥完成了由热情的歌者到冷静的思考者的超越的时候，也就埋下了罹难的祸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邵燕祥的诗完整地记录了共和国建设年代的热血青年的心灵史。当然如何评价邵燕祥50年代的诗作，在当前分歧还是较大的。“80后”的一些青年，翻开邵燕祥50年代的诗集感到读不下去；一些评论家也基于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倒退的总印象，对这阶段邵燕祥的作品评价不高。到底如何看待邵燕祥这一代诗人50年代的创作，是当代诗歌史上应当解决的课题之一。

70年代末复出以后，邵燕祥冲破了思想的牢笼，他的诗也从狭隘的意识形态写作中解放出来，他在《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唱道：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

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

愉快地回头一挥手！

这表明，当诗人的错案得以改正，重返诗坛的时候，他没有戚戚于个人的伤痛，而是以宽阔的胸襟，挥别那段阴霾的历史。他的《神秘果》、《我召唤青青的小树林》等诗，保留了真诚、热烈的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

春风轻浅地掠过林梢

我们一路吹着柳哨

春风猛扬起我们的头发

我们狂喜地向前飞跑

跑累了，就搀扶着站定

在月光下悄悄闭上眼睛

如果地面被春雨打湿

那是我们的热汗淋淋

来吧，青青的小树林

同我一起到原野上飞奔

（《我召唤青青的小树林》）

在面对历史造成的一片“废墟”的时候，他强调不忘历史的教训，这是他的《记忆》：“记忆说：/我是盐。/别怨我/撒在你的伤口上，/让你痛苦。//把我和痛苦一起咽下去——/我要化入你的血，/我要化入你的汗，/我要让你/比一切痛苦更有力。”。他的《历史的耻辱柱》、《童年——记十年大动乱中事》、《续〈泥鳅调〉》等诗，全是历史的记忆，在情感叙事中，闪耀出批判的、思辨的光芒。

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引进，对主要是在俄苏文艺思潮笼罩下成长的邵燕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崛起的一代青年诗人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也表现在他自己诗路的拓展。他在保留了对现实的敏锐的反应的同时，又加深了向心灵世界的掘进，诸如《五十弦》、《最后的独白》，以及他的命名为“打油诗”的某些旧体诗写作，与他的杂文、随笔等一起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笔记。

第二、研究邵燕祥，是由于邵燕祥是中国当代真正继承了鲁迅风骨的少数作家之一，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和冷静的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他不像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文过饰非，只愿讲过五关斩六将，不愿讲走麦城。他不回避自己的失败，他的《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等著作，记录了一位青年作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到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过程，是一份极有价值的知识分子改造史的个案。这样一位诗人，他在文学史上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不同阶段为诗坛奉献的作品上，而且体现在思想史心灵史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邵燕祥身上，看到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包括失去灵魂的焦灼与寻找灵魂的痛苦。

在《找灵魂》的引言中，邵燕祥说：

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在我出版收录了包括检讨交代揭发汇报等私人档案的《人生败笔》后，有好心人以为是“自毁形象”。但我在再一次披阅旧日卷宗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悚。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既然已经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的自欺欺人之可悲，那么，除了遵循求真和求实的原则，还有什么能在有生之年减少新的遗憾呢。[2]

诗人把自己的“人生败笔”公之于众，是对过往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他还在这样令人动容的解剖后，发出了震撼人心的一问：

那么，我的灵魂在哪里？

我也到所谓晚年了吧，这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3]

邵燕祥以痛苦的经历、严格的解剖、沉重的忏悔和反思为代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精神履历，对于过来人说，是“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对于年轻的一代，则是丹柯的心燃成的火炬，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在经历了地狱之火冶炼，经历了蜕变与重生，邵燕祥也像鲁迅一样，像牛汉一样，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就像他在那首《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说的：“在喉管没有被割断的时候/该欢呼的欢呼，该诅咒的诅咒”。他在自己的杂文和后期诗作中显示的刚正不阿与勇于抗争，为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精神榜样。

在发“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预备通知的时候，我们根据邵燕祥先生的要求附上了他给会议主办者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邵燕祥先生希望我们能坚持学术会议应有的会风，坚守科学品格，有别于社会上若干权、钱支配的流于庸俗化的活动。并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期待安抚和慰藉的老人，相信我有听取批判性以至挑战性意见的承受力。对我的任何批评和鉴定，不仅会促使我反思过去，也将有助于我今后的写作和做人。”一位老诗人，能有这样虚怀若谷的精神，怎不让我们感动。我们也希望在研究邵燕祥的时候，能像邵燕祥先生这封信所说的那样，对他的诗作予以严格的解剖，既充分肯定他的创作成就，也不回避他的人生败笔，从而对一位共和国时代成长的诗人做出科学的评判，这对我们如何看待邵燕祥那个时代的作家，对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研究邵燕祥，还可以对邵燕祥4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与邵燕祥50年代的作品做一对照，从而发现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是如何被“规范”，被塑造成为一个“政治抒情诗人”，被引导到“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上，路子越走越窄的，从而牢记历史的教训。

邵燕祥在《找灵魂》一书的引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为我那过去的三十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4] 这两行字概括了邵燕祥的一生。以邵燕祥自己的个性、修养和偏好，假如没有40年代后期的烽火连天的战争，假如没有那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假如没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邵燕祥也许会沿着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但是40年代后期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已不允许邵燕祥去构建自己的象牙之塔了。至于1949年以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强化，编辑出版体制与作家管理体制的确立，邵燕祥40年代后期所写的大多数作品，恐怕是很难发表出来的。因为这种自发的政治抒怀，其内容不一定符合宣传规范。邵燕祥曾举一例：“在50年代时，有一位党报的高级编辑，又是诗人，看到我1948年写的短诗《旗》：‘旗的手在招展，旗的心在跳……’竟问：‘什么旗？为什么不是红旗？’”[5] 这种政治对创作的干预，官员对诗人的“修理”，使得邵燕祥在解放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无拘无束的写法，而去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而使诗风与40年代后期比有了重要的转变。如邵燕祥所言：“我从1949年起……只记住了为政治服务，当作教条来服膺；而对中国的国情党情，中国的现实政治，其实又蒙昧无知，可谓一窍不通：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碰壁，遭到政治打击，却未能就此走出误区，反而以为是为政治服务得不好或不够之故，因此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在几近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情势下，越陷越深地令笔下成为某种政治概念、政治意图的复述、图解、传声筒。反右派运动后近二十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摇摆在‘紧跟’和‘跟不上’之间，我的为人则一直徘徊在‘求用’和‘不为所用’之间。尤以‘文化大革命’十年为最。这时的我，已经从飞扬的‘浪漫主义’下降到匍匐的‘现实主义’，从‘不识人间有折腰’堕落到发誓遵命听话，以冀做一个驯服的宣传工具而不可得。” [6]这样深刻的反思与自我剖析，不只对于我们了解邵燕祥的写作，而且对于回顾这一段文学史和思想史，都是极有价值的。

当然，研究邵燕祥的意义，或者说邵燕祥给我们的启发，决不只上述几条。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的召开，只是对邵燕祥和他的同代诗人的研究的开始。通过对邵燕祥及其同时代诗人做深入的诗学探讨，将会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及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书写做出贡献。

2007年4月21日

[1]谢冕：《与欢乐而悲苦的时代同行》，见“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发言稿。

[2] 邵燕祥：《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3] 邵燕祥：《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邵燕祥：《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5]邵燕祥：《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6] 邵燕祥：《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