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
　  由于他们并没有深入研究语言，并错误地判断了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特别是一个民族与其母语的无选择的关系，使语言在改造过程中失去了其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而变得苍白贫乏

　　观点2
　　英美诗歌现代主义的兴起，竟然是从汉字和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灵感，并提炼成意象派的新诗艺术理论，这成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怪事

　　观点3
　　这个违反语言本性的错误路线为新文学创作带来的隐性的损伤，只有站在今天语言学的高度，才能完全地认清

　　观点4
　　先驱者们想在短时期内就完成白话文的成熟，自然要受到内外的、认识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他们产生急躁情绪，作了幼稚的决策，是可以理解的

　　观点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此，世界汉学家比中国文化界更重视这些被新文化运动抛弃的“国之瑰宝”

　　观点6
　　古典文学真的是死文字吗？如果是，它为什么能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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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们的语言创新似乎也有其理论依据，但是……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土生土长的母语，只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失去了口语的功能，保留了书面语的功能。胡适援引欧洲与英国摆脱拉丁语的统治为例，来说明文言文是可以消除的，是不伦不类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新诗在初创期就面临着语言问题。由于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认为古典文言文是封建的、落后的，必须进行全面否定，提倡所谓“我手写我口”的白话。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了负面影响的必然出现。
　　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并没有深入研究语言，并错误地判断了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特别是一个民族与其母语的无选择的关系，使语言在改造过程中失去了其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而变得苍白贫乏。
　　难道一个民族真的可以完全抛弃并砸烂自己的母语？语言的创新真的可以不用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100年前的那段历史，其实，前辈们的语言创新似乎也有其理论依据，胡适似乎就在西方的语言发展中找到了改革语言的例证。
　　诗人郑敏向记者介绍，当年，胡适找到的依据是，欧洲各民族及英国都有过自拉丁语中解放出来、奠定自己民族方言的历史。胡适以此来推论中国新诗的语言选择。但胡适找到的这个依据在郑敏看来，完全不能适用于中国。因为这个例证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有着本质的区别。原因在于，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武力及宗教势力征服各民族后，强加于他们的官方语言，也是在政教合一时代，教会规定的官方语言。伴随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教会势力的衰落，各民族争取到用自己母语的自由。英国是在法国的统治结束后，才用自己的母语。而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言文，并不是外族入侵强加于中华民族的语言，而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土生土长的母语，只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失去了口语的功能，保留了书面语的功能。郑敏认为，胡适援引欧洲与英国摆脱拉丁语的统治为例，来说明文言文是可以消除的，是不伦不类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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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文在20世纪初是落伍的……
　　中国并没有经过从中古逐步进入近代的演变，却在20世纪初突然跳入现代的国家建构，而语言却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状况，它受到新文化新政治的冲击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

　　郑敏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示，她认同文言文在20世纪初是落伍的这种看法，这主要是当西方各国逐渐进入近代，走出中古的过程，各国的民族方言逐渐发展成配合现代国家建构的现代语言；而中国并没有经过从中古逐步进入近代的演变，却在20世纪初突然跳入现代的国家建构，语言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状况，它受到新文化新政治的冲击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对汉语文字的现代化改造，是否应当从推倒传统出发？还是从继承母语的传统出发而加以革新？我们的前辈最后选择的是前者，这就产生了语言学本质上的错误。郑敏认为，这个违反语言本性的错误路线为新文学创作带来的隐性的损伤，只有站在今天语言学的高度，才能完全地认清。
　　的确，与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相比，西方各民族的语言变革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而自上古、中古进入近代，在有了现代国家建构之后,逐步各自取得现代语言的统一，其过程长达几个世纪,绝不是由几个文化人先定下改革议题，而后登高一呼，期望在短时间内推倒自己的母语传统而进入现代的。
　　对于西方诗歌语言的发展，郑敏在她的长篇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与中国诗歌创作》中曾做过详细分析。
　　“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与英国各民族语言的革新，都是在文学文论创作实践中逐步演变完善的”。郑敏向记者举例说，比如在英语体系中，是乔叟的14世纪中古英语创作，特别是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现代英语打下了基础。下一个语言发展高峰，则是在16世纪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这中间已经过了两个多世纪。随后在17、18世纪通过弥尔顿的　《失乐园》和玄学派诗歌及新古典主义的伯蒲等创作的诗歌，还有复辟时期戏剧的创作实践，才使现代英语成熟起来。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则为英语洗去了宫廷铅华。20世纪的诗歌与突起的现代主义小说，更为当今的英语充实了当代化的语词、句法、暗喻等新的语言艺术。如此，20世纪的英语才达到一手紧握口语，一手紧握大量的理论抽象术语，才能充分满足当代意识的表达需要。
　　郑敏的分析是为了表明，英语的发展，是经历了将近七个世纪的对中古英语的逐步改造才达到的，并非如我国五四白话文运动纯由理论设想打先锋，并人为地压制了一切不同的看法。因而，先驱者们想在短时期内就完成白话文的成熟，自然要受到内外的、认识上的和心理上的压力，他们产生急躁情绪，作了幼稚的决策，是可以理解的。郑敏对此尤其感慨，她说，当时，深信实践哲学的胡适也对此表示过不安，因为他也曾多次提到白话文运动缺乏创作实践，是一件憾事。而今天我们回顾读破万卷书、学贯中西的胡适，却对几千年的祖传文化精华弃之不顾，这种心态的扭曲，真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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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与其母语是不能选择的，是必须继承的
　　这涉及到语言发展、改革与其自身传统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如何改革才能符合语言本身的规律，使语言不会在改造过程中失去其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而变得苍白贫乏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对于当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憾事，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进行过分析。冯友兰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当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在语言上更新，而更新不是将数千年的“陈酒”也要求倒弃；二、中国思想意识在中古后停滞不前，造成直到20世纪初才猛然醒悟，要一夜之间制造出“新瓶”，以代替“旧瓶”。如此，面临的理论和技巧上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这是哲学家冯友兰的观点。诗人郑敏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立论问题，出在对语言本质没有认真地研究上，可以说他们的语言观是陈旧而肤浅的。当然其中有其所生活时代的局限性”。郑敏举例说，胡适等并没有能像现代语言学家那样，深入到语言产生过程的心理学、生理学的研究中去，也错误地判断了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特别是一个民族与其母语的无选择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与其母语是不能选择的，是必须继承的。这涉及到语言发展、改革与其自身的传统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如何改革才能符合语言本身的规律，使语言不会在改造过程中失去其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而变得苍白贫乏的问题。不幸的是，胡适等前辈的急躁情绪使得他们背离了创作实践先行、理论来自实践的认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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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怪事
　　由中国汉字的象形特点与古典诗词丰富的意象启发而诞生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返回故土后却受到如此的打击和误解，由此可见，当年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阴影，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诗论的影响有多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此，世界汉学家比中国文化界更重视这些被新文化运动抛弃的“国之瑰宝”。20世纪初，英美诗歌现代主义的兴起，竟然是从汉字和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了灵感，并从中提炼成意象派的新诗艺术理论。芬耐罗莎和庞德从此奠定了诗歌现代主义的主要美学理论，在20世纪前半叶，不断发展成代替了浪漫主义理论的现代派诗歌的创作依据，艾略特成为英美的代表人物，也成为一代现代主义的丰碑。而这个现代派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返回它的故乡——中国诗坛。然而可悲的是,在它的故乡，汉字和中国古典诗词这一被外国捧奉的“国之瑰宝”，却受到种种嘲讽、咒骂，甚至禁止。由此可见，当年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阴影，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诗论的影响有多大。
　　由中国汉字的象形特点与古典诗词丰富的意象启发而诞生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返回故土后却受到如此打击和误解，这件事让郑敏深感不解与惋惜。郑敏说，这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怪事！对此，郑敏诘问，这件怪事至今不知是否已被大家从这个角度上重新理解？是否重新反思“墙外开花”的中国后裔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上世纪初，庞德等在日本汉学家的帮助下，将杜甫、李白等的诗译成英文，在西方诗坛引起轰动而持久的影响。至今，美国当代诗人詹姆斯·莱特、罗伯特·布莱、佛兰克·奥哈拉等，都在他们的诗里提到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等。被白话文先驱者所唾弃的古典诗却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被引进到了西方诗歌界。在这个意义上，郑敏的提问足以令我们自问：古典文学真的是死文字吗？如果是，它为什么能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灵感？当我们准备“埋葬”古典诗歌时，它所达到的意境、它丰富的隐喻，为何令工业时代的西方诗人赞叹不已？这说明，固守元朝遗下的白话文学，强令它代替在几千年中发展成人类极高语言艺术的古典文学，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