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诗歌，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十年代的时间范围内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诗歌潮流引领者的角色。本文从诗歌史实出发，对20世纪八十年代北京诗歌的发展轨迹、重要北京诗人的创作情况与艺术特色予以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力图全方位地勾勒出八十年代北京诗歌的整体风貌。

关键词：八十年代 北京诗歌 北京诗人

20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诗歌①（作为一种地域诗歌），无疑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诗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八十年代的时间范围内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诗歌潮流引领者的角色。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北京青年诗人主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出版创刊号，《今天》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的横空出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堪称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事件，它标志着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诗歌时代的真正到来。以民刊《今天》为发表阵地，集结着“今天”派诗人群，而“今天”派诗人群的主体成员均为当时年轻的北京诗人②：北岛、芒克、食指、江河、方含、齐云、顾城、田晓青、杨炼、严力等，他们以富有探索创新精神的诗学理念和极具艺术实验品质的诗歌文本，对当时整体上观念守旧的国内诗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与辐射性的影响。

作为一份在当时极具先锋品格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上所刊发的诗歌作品及诗歌评论为其时成千上万的青年诗歌爱好者与作者，带来了诗歌观念与艺术趣味的全新启蒙。《今天》自1978年12月出版创刊号，到1980年9月为止，共出版发行了9期刊物。在1980年上半年，《今天》编辑部还出版了“今天丛书”4种，其中三种为个人诗集：芒克诗集《心事》、北岛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全为油印，非正式出版）。1980年9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国家出版条例规定（其核心规定为“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要求《今天》停刊。1980年12月末，迫于当时的形势，《今天》编辑部宣布终止一切活动。由北京青年诗人群体构成的“今天”派也于无形中宣告自行解体。

作为一份“地下”文学刊物的《今天》和作为一个先锋性诗歌群体的“今天”派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它们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可以说，“今天”派是在与由政治文化所强力规范的旧诗歌秩序作不懈抗争而彰显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的。“今天”派以“立足今天”的现代性立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长期处于意识形态规训状态的当代诗歌施以了最大程度的审美解放，因而，“今天”派的诗歌经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应该说，“今天”派的历史短暂而又辉煌，给当代北京诗歌乃至中国当代诗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诗歌遗产。在《今天》出版的9期刊物中，一批经典性的当代诗歌文本从中脱颖而出，其中，北岛的《回答》、《太阳城札记》（组诗）、《 雨夜》、《宣告》、《结局或开始》，芒克的《天空》 、《太阳落了》（组诗）、《葡萄园 》，食指的《相信未来》、《 鱼群三部曲》（长诗）、《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 ，江河的《 纪念碑 》、《没有写完的诗》（组诗）、《星星变奏曲》，等等，都成为人们日后长久谈论的诗歌话题并构成了人们关于新时期先锋诗歌最早且最为深刻的诗歌记忆。

 “今天”派历史的辉煌是由前述那一批杰出的北京青年诗人群体所创造的，他们在诗歌文本中所展示出来的先进诗歌理念和崭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审美趣味，对当时全国各地无数的青年诗人与作者产生了不可遏制的辐射性影响，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青年诗歌探索潮流——“新诗潮”（即通常所谓的“朦胧诗”运动）。由“今天”派到“新诗潮”（或“朦胧诗”），范围由北京扩展到全国，作为一个新的诗派或一股新的诗歌美学潮流在极短的时间内已造成空前的影响，“新诗潮”（或“朦胧诗”）的领衔人物与执牛耳者，依然是“今天”派的主力成员。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朦胧诗”最具代表性的五位诗人（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中，除福建的女诗人舒婷外，其余四位北京青年诗人均系“今天”派的重要成员。这四位北京青年诗人（包括其他优秀的北京青年诗人）以其整体上卓尔不凡的诗艺创造力与前瞻性的诗学观念，将新时期伊始的现代汉语先锋诗歌推进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

以北京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群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前后达到鼎盛时期。北京“朦胧”诗群所产生的艺术影响是辐射性、全方位的。1984年以后，北京“朦胧”诗群呈现了由盛而衰的迹象与状态，他们的写作整体上出现了由于自我重复而资源枯竭、难以为继的局面。杨炼、江河等少数北京“朦胧”诗群的骨干成员及时调整方向，率先进入了“文化寻根诗”或充满抒情色彩的“现代史诗”的写作领域，创作出了大型组诗《半坡》、《敦煌》（杨炼）、《太阳和它的反光》（江河）等具“文化寻根”与“史诗”性质的作品，为当时的诗界普遍推重。

杨炼、江河等北京“朦胧”诗群骨干成员的创作转型表征出“朦胧诗”的内在危机。从1985年开始，由北岛、顾城等北京青年诗人群体启动的“朦胧诗”潮流已呈全面“落潮”的态势，到1986年，“朦胧诗”（“新诗潮”）正式宣告消隐，成为了一段历史，其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10月份由《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 这次大展表明“第三代诗”运动已达到高潮阶段，“第三代诗人”集体粉墨登场，强行进入了历史，“朦胧诗”群体只能无奈的退出历史舞台。虽然“朦胧诗”自身的历史显得过于匆促（文学史叙述意义上的“朦胧诗”时期前后不过五六年时间），但是，北京“朦胧”诗群勇敢的诗艺探索与骄人的创作实绩却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他们对于象征、意象、暗示、隐喻、变形、荒诞、蒙太奇等表现手法的普遍借鉴与成功应用，对于人的潜意识、梦幻、直觉等非理性精神世界的深入开掘与表现，大面积的更新了传统诗歌的艺术面貌与精神内涵，有效的完成了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修复和承接，同时也开始取得了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与条件。总之，“朦胧诗”潮流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完成了当代诗歌从创作实践到诗学建构层面的一次飞跃，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当代新诗带来了空前的声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了所谓的“第三代诗人”集体表演的诗歌时代（大致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这一诗歌阶段）。北京在“朦胧诗”阶段作为无可置疑的诗歌中心的地位在此时期暂时告一段落，北岛、顾城、江河、杨炼、多多等“朦胧诗”的主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故陆续离开北京，流寓海外，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北京诗歌全面败落”的铁证。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因为在北京“朦胧”诗群之外与之后，活跃着一批更为年轻的北京诗人﹙1﹚，西川、黑大春、雪迪、贝岭、牛波、刑天、大仙、骆一禾、海子、老木、莫非、童蔚、黄殿琴、阿曲强巴、马高明、殷龙龙、藏棣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的创作起步于“朦胧诗”式微之际，置身于“第三代诗歌”的语境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特定的诗歌阶段，他们所创作的文本可视为广义上的“第三代诗歌”。现以西川为例，他在1986年就以个人名义参加了由《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因而，西川的创作仍然可以归属于宽泛意义上的“第三代诗歌”的序列之中。

尽管西川、黑大春等一大批年轻的北京诗人不像之前的北京“朦胧”诗群那样直接制造并引领着一个时代的诗歌美学潮流，但他们整体上出色的综合性的文本创造能力及诗学建构能力，依然让北京成为20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中心与重镇。虽然在“第三代诗歌”阶段，外省青年诗群的创作呈现颇为活跃的态势（以四川省的非非主义诗群与莽汉主义诗群等为典型代表），对北京的诗人构成强有力的冲击与挑战态势，但从文本创造的角度而言，那批年轻的北京诗人的创作整体上还是要比外省青年诗人的创作略胜一筹。

在活跃于“第三代诗歌”阶段的北京青年诗人中，黑大春的诗歌资历相对较深。黑大春，原名庞春清，1960年生，北京人，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以诗歌青年的身份参与了“今天派”的诗歌活动，与北岛、芒克、食指等前辈诗人均有交往。但是黑大春在创作中更多的受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强烈而纯粹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在诗歌的节奏上具有鲜明的吟诵性或歌唱性效果。黑大春早期的诗歌代表作《白洋淀的献诗》（1982）就典型的体现出上述艺术特点。1983年，黑大春与雪迪、大仙、隐南、殷龙龙等北京青年诗人组建同仁诗歌团体“圆明园诗社”，其初衷是追求诗歌与音乐的有机结合，意图让诗歌作品通过声音的朗诵力量感染更多的人，让诗歌本身所包含的审美情感获得最大限度的传播。“圆明园诗社”同仁提出了一个响亮的艺术口号：“把诗歌带回到声音、人群与广场”，这种艺术主张与追求具有浓厚的艺术乌托邦色彩。“圆明园诗社”同仁的诗歌活动以圆明园为基地，他们经常不定期的在圆明园举行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听众除了诗社同仁、附近高校的诗歌爱好者外，还有以自由人身份活动在圆明园一带的音乐人与画家。1984年，“圆明园诗社”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学院等北京高校举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并在朗诵中结合摇滚、绘画、戏剧等艺术元素，意图让诗歌艺术立体化，走向新的融合。1985年，“圆明园诗社”于无形中自行解体。“圆明园诗社”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但在国内青年诗歌圈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黑大春作为“圆明园诗社”的核心人物，他在此一时期创作出了具俄罗斯色彩的“颓废的美感”的《东方美妇人》、《圆明园酒鬼》等代表性作品，颇受人们的好评。出版过诗集《圆明园酒鬼》（1988）、《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并主编过《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60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诗歌卷》（1995）。

与黑大春“江湖诗人”的身份截然不同，西川是有着高校背景的学院派诗人。西川，原名刘军，196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在北京长大，于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1985年毕业，西川在大学期间曾与爱诗的同学一起编办校园文学刊物，后加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并开始其诗歌写作生涯。1985年3、4月间，西川在北京大学完成长诗《雨季》的创作，该诗于1987年 1月在北京《十月》文学杂志（双月刊）发表出来，《十月》编辑、西川的北大同学、北京青年诗人骆一禾在其作品前专门作了一段按语，肯定该长诗不俗的艺术品位，长诗《雨季》因而成为西川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与长诗《雨季》相比，西川的抒情性短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的影响更为广泛，该诗发表于1986年2月号的《诗神》月刊，以其空灵、优美、充满神秘性的想象力等艺术风格而广获赞誉。因而，《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一诗不仅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川早期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其成名之作。1986年6月，西川还与北大同学、青年诗人海子合出油印诗集《麦地之瓮》。

骆一禾也是一位有着高校背景的学院派诗人，骆一禾1961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被分配至北京的《十月》文学杂志任编辑，主持《十月之诗》栏目。从1983至1989年，是骆一禾诗歌创造力颇为旺盛的一段时期，他共创作了近两万行的诗作及数万字的诗论，骆一禾的短诗、组诗代表作主要有《麦地（四章）》、《为美而想》、《黑豹》、《修远》等，骆一禾最主要的两部长诗作品为《世界的血》、《大海》，均长达数千行，从中体现出诗人极为宏大的诗学抱负，也体现出诗人对人类文明进程及其命运的深刻忧思。总体来看，骆一禾诗歌的核心主题是对理想主义精神的持守与召唤。在理想主义精神的统摄下，骆一禾还在他的一系列诗歌作品中提出了“修远”的命题，自我塑造了一个具有浓厚而典型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色彩的 “诗歌烈士”形象。在艺术上，骆一禾的诗歌作品大多色彩亮丽，节奏急促，情感饱满而激烈、充满大量的超现实幻像，词语与意象的运用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的部分诗作也存在语境不甚透明、或诗的局部片段过于晦涩的不足。此外，骆一禾还是一位极富眼光与良知的诗歌编辑，他对生前不受人理解与重视的天才型青年诗人海子及大诗人昌耀的诗歌创作的深刻理解和精彩阐释，以及对他们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重要文学史价值的前瞻性评价，在当代诗歌界赢得了普遍性的尊重。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在北京去世，年仅28岁。骆一禾出版的诗集有《纪念》(1985年)、《世界的血》(1990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年)以及《骆一禾诗全编》(1997年)。

在八十年代非学院派的北京青年诗人中，除了前面提及的黑大春外，莫非也是表现突出的

一位。莫非，原名赵敬福，1960年生，北京人，早期主要作品有长诗《棕榈树》（1982，油印本）

和诗剧《狂人乐团》（1985，油印本）等。1987年，莫非完成了长诗《空白的空白》的创作，

该长诗由115首短诗（诗歌片段）构成。长诗《空白的空白》中的7首短诗（诗歌片段）

后以《响彻隆冬》为标题，在北京《十月》文学杂志（双月刊）1989年第5期刊登出来，

前面还加了一段该刊编辑、青年诗人骆一禾生前撰写的按语，骆一禾用比较精短到位的语言，把长诗《空白的空白》具浓厚表现主义色彩的主题意向与艺术表现手法予以了敏锐的揭示。

在八十年代屈指可数的北京青年女诗人中，童蔚与黄殿琴的表现比较抢眼。20世纪50年代后期，童蔚出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父母均为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深厚的诗歌与文学修养，童蔚自小耳濡目染，受到艺术上的深刻熏陶。她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日趋活跃与成熟，1985年，童蔚出版油印诗集《雪线》，收入自己此前创作的诗歌作品。从1985年至1989年，童蔚的诗歌产量颇丰，她被认为是八十年代女性诗歌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中，《白莲花》、《感受》、《小木马》、组诗《雪人和春天》等诗作整体上具有空灵、细腻、含蓄等艺术特色，是童蔚八十年代较具代表性的诗歌作品。

黄殿琴，1964年出生于北京，八十年代中期，黄殿琴以其清新隽永的抒情诗创作在北京诗坛崭露头角。黄殿琴的抒情诗基本上以爱情为题材和主题，因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她是致力于爱情诗创作的女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黄殿琴的诗作节奏轻柔，语境透明，艺术感觉细腻，擅长捕捉和渲染情绪。黄殿琴出版的诗集主要有《多梦季节》（1985）、《拂动的窗纱》(1986) 、《相思小姐》(1989) 等。九十年代以来，黄殿琴在诗歌创作上依然保持着较为勤奋的态度，出版有《写给情侣的书》(1992)、《黄殿琴诗文日记册》(1997)、《结束的开始》(1999) 等诗集。

1987年6月，北京青年诗评家唐晓渡与青年诗人王家新合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该选本收录了全国范围内活跃的31位青年诗人的诗歌作品，是对“第三代诗人”创作实绩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集中展示，因而在诗界备受瞩目，影响广泛。在这31位国内青年诗人当中，牛波、贝岭、老木、刑天、西川、海子、大仙、雪迪等8位北京青年诗人入选，占据了四分之一强的比例，彰显了北京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国内所具有的优势性地位。

在八十年代的北京诗坛，除了青年诗人创作上的活跃表现外，中年诗人在创作上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在中年诗人中，任洪渊、刘湛秋、李小雨、邹静之等人的创作值得重视。

任洪渊，1937年出生于四川邛崃。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他于北师大求学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至八十年代呈现活跃状态，1987年，任洪渊完成组诗《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的创作，1988年完成组诗《汉字，2000》的创作，1989年完成组诗《女娲11象》的创作，这三个组诗标志着任洪渊的现代汉语诗歌创造力达到了某种巅峰状态。任洪渊的诗歌创作试图回到原初性的生命体验，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词语创造性的组合，来达到对历史文化个性化的二度阐释与生命解读，或者说，诗人运用现代汉语的智慧来重新激活与改写沉重古老的历史与文化，为之注入现代性的生命情感经验。出色的词语想象力使得任洪渊的诗歌风格截然与众不同，特色鲜明，广受推重。简言之，任洪渊的“汉语写作”或“母语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发掘出了汉语的诗性之美及表达上新的可能性。任洪渊著有诗集《大陆当代诗选•任洪渊诗选》（1988）、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1993）及汉语文化诗学著作《墨写的黄河》（1994）等。

与任洪渊诗歌的深刻厚重与创造性相比，刘湛秋选择的是一种简捷、单纯、轻盈的抒情风格，刘湛秋于1935年出生，安徽芜湖人，七十年代末起在北京《诗刊》社工作，九十年代中期退休，曾任副主编职务。刘湛秋的诗歌在八十年代的国内诗坛具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诗歌追求一种具审美效果的感觉、印象与情绪节奏，意象画面鲜明，但缺少思想的深刻与厚重性。《静默是睡熟的莲花》、《谅解无声而温暖》、《没体验过那么柔软的阳光》等是其具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刘湛秋出版《无题抒情诗》，该诗集曾获中国作协第三届优秀诗集奖。此外，刘湛秋还有《普希金抒情诗选》、《叶赛宁抒情诗选》等译著出版。

相比任洪渊、刘湛秋，李小雨和邹静之是相对较为年轻的诗人。李小雨，1951年生，河北省丰润县人，从小随父母在部队生活。在北京读完中小学，1969年到河北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参军，在铁道兵基层单位当卫生员，受其父亲、著名诗人李瑛的影响，李小雨在此期间开始投入精力写诗并发表处女作。1976年起到《诗刊》编辑部工作，一直至今，现任《诗刊》副主编。李小雨的诗歌注重艺术感觉的传达与意境的营造，风格含蓄、庄重、大气，审美取向上偏于传统。《夜》、《红纱巾》、《海南情思》（组诗）等作品是八十年代李小雨的主要代表作，这些作品为李小雨带来了比较广泛的艺术声誉。她出版的诗集主要有《红纱巾》、《东方之光》、《玫瑰谷》等，其中，《红纱巾》（1983年出版）还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李小雨在繁忙的编务之余依然不辍诗笔，创作出了《盐》、《声音的雕像》等精品力作，并先后出版了《声音的雕像》、《李小雨自选诗》等诗集。　

邹静之，1952生，江西南昌人。在北京长大，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1984年毕业于中央电大中文系，八十年代后期到《诗刊》工作，任《诗刊》编辑。邹静之于1982年开始发表处女作，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而简洁，意象鲜明而灵动，尤其善于营造诗歌的语调与情绪节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秋天的时刻》、《达尔罕的月亮》、《大荒》（组诗）等诗作是邹静之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出版有诗集《幡》（1990）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邹静之的诗歌创作数量日渐减少，邹静之将主要精力投入于电视剧剧本的创作，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的诗名反而被逐渐遮蔽。

在此一时期，老诗人们的创作也可圈可点，例如，郑敏创作出了《渴望：一头雄师》、《心象》（组诗）等思想与艺术品位俱佳的力作，牛汉创作出了《汗血马》、《海上蝴蝶》、《空旷在远方》、《梦游》（长诗）等新时期以来个人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其他的一些北京老诗人（如屠岸、张志民、邹荻帆等），也时有新作问世。

1988年3月，广西漓江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青年诗丛”，共计诗集19种，其中北京诗人的诗集占去12种，它们是：食指的《相信未来》、多多的《巡礼：诗38首》、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田晓青的《失去的地平线》、马高明的《危险的夏季》、黑大春的《圆明园酒鬼》、雪迪的《梦呓》、牛波的《河——献给一个人》、大卫的《念珠，击壤》、童蔚的《马回转头来》、贝岭的《今天和明天》、阿曲强巴的《涸鲋》。这套“青年诗丛”无疑可以视作是对八十年代北京中青年诗人创作实绩一次总结性的集中展示。

此外，北京的诗人们还组织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诗歌活动。1988年春，由西川、老木等北京青年诗人参与创办的诗歌民刊《倾向》第一期于同年9月在上海出版，刊物明确倡导诗歌的“知识分子精神”，以有力反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存在的文化市侩主义与庸俗化的审美趣味。就在1988年的上半年，由芒克、唐晓渡、杨炼等北京诗人、诗评家发起组建了一个“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主要成员有芒克、唐晓渡、杨炼、多多、黑大春、王家新、沈睿、一平、西川、海子等，俱乐部同时创办民刊《幸存者》，以便北京诗人之间内部交流。1988年7月，民刊《幸存者》第一期出刊，刊登出芒克、多多、黑大春等人的诗作。此后，“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定期或不定期的轮流在俱乐部成员家中举行小范围的诗歌讨论与交流活动。幸存者诗人俱乐部于1989年4月2日在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举办了“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当时北京“今天派”、“朦胧诗派”、“第三代诗人”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席了本次活动（除了已出国和亡故的诗人外），并登台朗诵了各自的作品。朗诵会上，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全体与会诗人为不久前自杀的天才青年诗人海子进行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此次规模盛大的诗歌活动在一种极为紧张而敏感的时代氛围中举行，它在仪式的意义上象征着八十年代北京诗歌的落幕与结束。

注释：

① 在本文中，“北京诗歌”是被作为一种“地域诗歌”来谈论与论述的，它具有一些相通的地域性的诗歌元素，但并不是一个具有高度自足性的诗歌概念。

② 在这里，笔者把出生于北京、或工作并生活于北京的诗人定位为“北京诗人”。但并不把工作、生活于北京的在军队系统内的诗人看成“北京诗人”（例如李瑛、简宁、刘立云等诗人则不被看成是“北京诗人”）。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