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第二届岳阳楼国际诗会”在湖南省岳阳市举行。该活动为范仲淹《岳阳楼记》诞生9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由《十月》杂志社与岳阳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欧阳斌，以及岳阳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诗会。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对诗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谈到，岳阳楼是中国文化版图上非常重要的标识，历代诗人文章家为她写下了很多不朽诗篇，尤其是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更赋予了它“先忧后乐”的伟大思想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诗人们相聚岳阳楼下，以诗歌的方式纪念《岳阳楼记》诞生970周年，对继承、传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从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从深厚的文明谱系中汲取和发展创新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健康蓬勃发展。

诗会期间，“历史资源与当代诗歌研讨会”同时举办，意在探讨如何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继承传统文学资源。经过百年发展，从古典诗歌中破茧而出的新诗，已经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确立了新的美学范式。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如何处理古典诗歌的经验仍是诗歌写作的重要课题。

历史资源在现实土壤中获得新生

“我们今天看到的蝴蝶身上有抹不掉的‘梁祝’，月亮上始终有苏轼的身影。”诗人陈先发认为，“不存在一条明晰的界限能将历史资源与当下写作区分开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资源充沛的土地上，很多历史资源一直活着。我们听一首简单的音乐，可能交织着古老的箫声和流行的电子音乐，这种交织的矛盾对立，恰恰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宝贵的矿藏。”他提出，传统无法回避，现代诗人需要的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转化。对诗人来说，“现实”二字不可回避。“现实”具有不同层次，诗人尤其要注重“语言的现实”，百年新诗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在从古典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性过渡”，缺少古汉语的弹性和表现的灵活性，诗人要思考如何处理语言的现实问题，去恢复或者重新开拓语言的表现力。

在诗人胡弦看来，随着一个诗人的日渐成熟，如何面对历史资源的问题迟早要碰到。他形象地解释说，“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长江边上走，他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在江边大声地朗诵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开始觉得很好笑，可是诵着诵着就被他带入进去了，这种诗我们看的时候是一种声音，但在朗诵的时候就带有一种仪式感。我觉得这种历史资源的传承很奇妙。历史资源的写作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不断地冲破时间向未来延伸，借助我们的手来创造我们的写作，同时它的价值也得以确认。”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一直关注东欧文学，他认为，东欧作家对待文学历史的实践能给当代诗人一些启示。“东欧作家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东欧作家把现实土壤与历史资源看得同等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东欧的现实土壤的话，昆德拉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昆德拉。”

对诗人而言，面对浩瀚历史，比“寻找”、“获知”更艰难的是“选择”、“转化”和“有效利用”。“我们怎么用好自己最重要的资源？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其根本任务是什么？”在诗人李元胜看来，这一代诗人身处高速发展却尚未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在写作中留下这个时代的“当下经验”、“独特意境”。

诗人路也认为，重视历史资源的目的还是为了现实与当下，“现在”才是诗歌的立足点，当然这个现在包括“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未来的现在”。

诗歌最终要写出的是内心，而不是历史的本身

“我听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洞庭湖是个埋没诗人的地方。”在诗人哨兵看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屈原、李白、杜甫、刘禹锡等大诗人在洞庭湖留下的千古佳作，是每一个企图再次书写洞庭湖的诗人难以逾越的高度。然而，今天的诗人继续在洞庭湖边、岳阳楼下探讨诗歌的未来，正是每一代诗人对自己责任的不放弃、对自由创造的渴望。洞庭湖的诗歌传统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一隅，深厚的传统既是丰富的资源，也是诗人们必须钻破的“茧”。

哨兵说作为诗歌编辑，他判断稿件的标准通常是：第一是否有对传统的呼吁、继承；第二是否能从作者写的作品中看到自身的生存状态，看到他的生活、生命、人生；第三在保持这两点的前提下，诗人是否有新的发现。他认为传统有一个游移的、无限扩张和内缩的过程，历史资源与当代新诗的关系很复杂，“是一种父子的、母子的、朋友的、情人般的关系，甚至是敌人般的关系、乱臣贼子般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要破，才能立才能继承和传承。”

“历史资源可能成为两种，一种是有效的历史资源，还有一种是无效的甚至是负面的历史资源。历史资源成为一种局限和负担的例子很多，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作家说话明显有一种中国腔，这种中国腔往好处说是一种特色，往坏处说就可能成为一种局限，成为某种陈词滥调。我们对历史资源的有效和无效性应该有清醒的判断。”高兴谈到，对待历史资源和读书一个道理，“阅读能把人引到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越读越钻牛角尖，越读越狭隘，把人封闭起来；还有一种是在阅读中不断敞开、获得自由，最后养成一种清醒的批判性目光。同样，面对历史资源时，我们怎样充分利用，同时怎样清理和摆脱某种限制，这是特别重要的。

“历史资源与当代新诗写作本来不是一个问题，或许是因为当下大量的诗歌变成了个人的独白，这才变成了问题。历史资源历来是诗人的重要写作资源，有些历史资源甚至是历代诗人的创作母题，这在国内外是普遍现象。”《诗选刊》主编刘向东认为，面对历史，诗人需要以个人的方式进入历史，充分发挥个人的历史想象力，让历史资源与个人发生深刻的联系，“要写出的是内心感觉，而不是历史本身”，要设法把历史的过程和思想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让诗指向历史内部、那些看不见的或被遗忘的被忽视的部分。

“对当代诗人而言，尽管汉语本身被使用了几千年，已经是丰富历史资源，但现代汉语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也就是重新命名万事万物的机会，包括历史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阳楼有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新岳阳楼，而不仅仅是范仲淹的岳阳楼。”刘向东对当下诗歌写作充满信心。

当代诗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每一个国家的写作者有意无意中，自觉不自觉地，都是面向世界的写作，不但与自己的民族历史对话，也是与世界文明史的对话。

“写作从来没有完全的独立”，诗人李元胜认为，任何写作都是在巨大的文化背景中完成，顺从或者批判，都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现阶段的特殊性在于，诗人身处断裂、剧变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没有完整的背景。“古典诗人有一个完整的背景，他们使用的每一个词，都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文化脉络，他们的写作是和谐的、是与背景深度沟通对话，而我们现在是一边在寻找传统，一边在创造自己的传统。”作为完整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60后”，李元胜感到，这代诗人同步接受的文化背景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资源，还包括了整个世界文明，哪怕是靠不成熟的翻译所呈现的碎片，甚至可以说，这些资源在写作中不分先后、同时启发他们的写作。

“非常幸运，也非常矛盾。有很多道路，我们却不能清晰把握哪一条道路更适合自己。”李元胜说。

高兴认为，东欧作家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知道，东欧好多国家在20世纪初才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们的历史资源是很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展开自己的写作？”在高兴看来，中国作家很容易把历史资源理解成“我们自己的”历史资源，即仅仅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但是东欧作家采取的是另一种态度。“生长在一个小的国家有可能是一种局限，也有可能是优势，作家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当一个狭隘的、地域性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广博的、世界性的人，把更大范围面的资源当成自己的一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确定自己内心的文化故乡。比如米兰•昆德拉，实际上他是把法国当作自己的文学故乡。东欧作家在更广博的视野中、更高的精神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历史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东欧作家到最后都能成为世界性的人、都能够获得一种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作品能够影响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缘由。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文学引领了中国作家走过了一段道路，这时候全世界的、共同的历史资源在帮助每一个作家一步一步向前走。”

研讨会上，围绕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历史与个体、词与物的关系、语言与生存等话题，与会诗人、评论家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虽角度、结论各不相同，但能够看出，面对古典诗歌、面对世界文学，与会者基本持有谦虚与批判互鉴并重的态度。

参加诗会的还有胡丘陵、欧阳江河、余三定、姚风、苏历铭、余笑忠、蓝蓝、荣光启、荣荣、胡弦、刘年、刘川、张晓雪、夏花、舒丹丹、Guillermo Bravo（阿根廷）、Simon Andrew Shieh（美国）、陈群洲、吴昕孺、杨林、张战、程一身、吴投文、李志高、邓如如、陈颉、茉棉、宗永平、谷禾、李浩等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