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你带着我和岩石一起坠落/升腾/从此无论是坠落还是升腾我都没有/离开过你/离开过泥土/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

　　2006年8月12日，一位叫萌萌的女人在广州因肺癌溘然长逝，终年57岁。萌萌，即鲁萌，1949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其父曾卓是“七月派”诗人。在学者孙周兴的眼里，她就是当代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视野，对感觉、情绪、语言、意义等重大哲学问题做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在学者许纪霖看来，她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才女”，倘若早生半个世纪，她也许就又是一个林徽因。

　　如今，距离萌萌逝去已十年，七卷本《萌萌集》日前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从文集中好友们的叙述里，我们有幸得以窥见这位优雅女人和她所生逢的坎坷时代。

《萌萌集》作者：萌萌

版本：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1月

命运的急转

　　最艰苦的劳改也没有泯灭她的优雅

　　萌萌出生于1949年，其父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曾卓。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卓由原来地下党员的身份转入地上工作，从一个颠沛流离的流浪诗人成为武汉市中共机关报《长江日报》的负责人。因为父亲的职位不低，又将女儿当做公主一般宠爱，萌萌从小就浸润在诗与画的氛围之中。

　　或许因为童年时代经常陪着父亲接见外宾，参加学者和诗人之间的讨论，萌萌站在人群中颇受瞩目。这种因家学熏陶而成的气质贯穿于萌萌短暂的生命之中，哪怕日后在鄂西北山区最艰苦的劳改农场里，也没有泯灭。

　　1955年，随着全国上下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开展，父亲曾卓被毛泽东点名，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捕入狱。萌萌的母亲鲁开先彼时任武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长，因其夫入狱，前途未卜，遂离异。萌萌幸福的童年随之结束，那一年萌萌6岁。

　　十一年后，萌萌17岁，“文革”开始。萌萌和好友肖帆因为“出身”问题，在学校受人欺负，并在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被所有串联队伍拒之门外，两人只好结伴独自上路，一路上风餐露宿，到达北京。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1969年4月，武汉爆发“反复旧运动”。还在武师附中读书的萌萌和肖帆发表了一系列涉及反对“血统论”、提倡初期民主、具有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其中，《应当标明的观点》在武汉三镇引发轰动。9月，文章遭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连篇累牍的批判，11月，萌萌和肖帆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捕，经过近半年的审讯和监禁，两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于1970年5月被押送至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萌萌和肖帆被安插在相距一百多里的村子监督劳动。为了不让人看低，萌萌担过130斤的谷草，干过各种各样的重活。即便如此，每每结束了田里的劳动，她还是会换上干净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从1970年到1976年，萌萌在鄂西山区度过了她21岁到27岁的青春。在这期间，她会和肖帆约好，连夜孤身一人走一百多里山路和他见上一面，然后连夜赶回，回到村子继续劳作。26年后，肖帆已和萌萌结为夫妻，在《过去与思想》一文中，他忆起那段往事：“在1969年那个炎热的夏夜，两个19岁的狂热青年预见不到这些。许多年来，这张大字报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始终跟随……”

　　哲学的飞升

　　把私人生命体验融入公共经验

　　1979年，“文革”结束两年之后，萌萌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三年后，萌萌被分配到湖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欧洲戏剧史。然而她并没有驻足于文学理论和批评，从热血青年步入中年，萌萌的哲学之路刚刚开始。

　　张志扬在《维纳斯断臂之谜——萌萌的问题意识》一文中，对萌萌的思想发展线索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的六年，萌萌的学术研究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存在哲学的身体性情绪和语言的研究（代表作《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转到倾向学术化的专题研究，如法国女哲学家神学家薇依、德国哲学家思想史家洛维特、德国籍犹太思想家语言哲学家本雅明（代表作《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为着“曾经”的承诺》）；另一次，转回到个人与民族命运结合的中国现代思想的特质与形式的思考中来。为此，她主编了《启示与理性》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哲学问题：重复或转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三辑，并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思想论域：1.“人是无意指的指号”；2.“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3.“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4.“幸存者的幸与不幸”。

　　萌萌哲学思想的源头有着它自身的悖论：如果只借助公共语言表达，那么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也就被淹没在公共经验之中了；如果只用私人的语言，那么它不能有效地进入到公共语言之中。在公共语言表达问题上，萌萌将“身体”视作不能被各种观念抽象化的情感，而将“情绪”作为无法说清（无语）的虚无化的生命力的原始涌动。“身体——情绪——无语”，成为人进入语言的有效途径：“经验并不是消逝在先验或超验之中，而是同先验、超验的相关转换中，连同经验者真实的个人一直垂直站立起来。”

　　从《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情绪与语式》（2001），到活跃在学术舞台之后主编的《1999独白》和《启示与理性》，萌萌对“感觉、情绪、语言、意义等重大哲学问题作了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学者孙周兴之语），成为中国现象学界影响深远的一位女性学者，也打破了“女人从事哲学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的谶语。

　　父辈的馈赠

　　“我的行囊很小，但我背负的东西很重”

　　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萌萌记述了早年与朋友的一次对话：“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么我受的苦呢？’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为了挖掘自己的“财富”，萌萌试着跳脱出诗本身，来看待父辈的诗和他们所处的时代。

　　萌萌的父亲曾卓1922年生于武汉。在因“胡风案”受牵连被捕入狱之后，这位原本以写诗为生命的“七月派”诗人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手中没有纸笔，他用默想、默记的方法在心中创作诗歌。当他走出牢狱，将这些诗记录成三册，却在“文革”中散佚。之后，他再回忆，再记录，终于成了一部诗集——《给少年们的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

　　曾卓、屠岸、绿原(由左至右)。

1998年11月15日，在张家港诗会期间的“太湖之秋诗歌朗诵演唱会”上，面对深秋的太湖，曾卓以他的一首《有赠》，讲述他因“胡风案”被捕数年后，于1961年深秋某晚返回自己的家中，与离别六年的家人情景：“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顿，困倦，/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我的行囊很小，/但我背负的东西很重，很重，/你看我的头发斑白了，背脊佝偻了，/虽然我很年轻。”

　　2002年4月10日，曾卓用颤抖的手写下遗言：“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然后离开人世。四年后，他的宝贝女儿去天堂和他重逢。

　　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1994）中，萌萌向经历监禁、劳改、苦役、最终被岁月侵蚀的苦难的“七月派”致敬。她引用诗人阿垅写于1944年的《无题》一诗：“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她知道，时过境迁，后人总会卸掉历史重担，敷平了历史创伤之后，不再诘问苦难的源头，不再同情受过煎熬的灵魂，不再靠思索疼痛的含义获取当下生活的意义。她一边惊异于知识界不再把苦难作为问题：“学术、知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与价值、与苦难无关的东西了？”一边为那些“同样被判处了终身自由苦役的同代人”送去诗的慰藉。

　　最后，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