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先锋与坚守：重返诗歌的精神家园——《持灯的使者》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芒克、徐晓、刘禾、欧阳江河、李陀等诗人作家分享了他们当年对艺术、文学的追求。

“我喜欢读回忆性的文字。”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刘禾在《持灯的使者》序言中说。这是她编著本书的初衷。《持灯的使者》可以看成是这些诗人对亲历历史的一次集体性回忆。

刘禾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不同的书写文学史的方式——“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文学史写作”。“这类写作与正统文学史不同，它不以歌功颂德为己任，不以树立经典为目标，而是抱着诚实的、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过去，因此它的叙事是轻松自然的、开放的（尽管所涉及的话题并不那么轻松），而不急于下什么结论。”刘禾说。

38年前的这一天（1978年12月23日），《今天》诞生。作为诗刊的重要编辑之一的徐晓至今还记得她初次看见杂志的情形：“38年前，也是12月23日，晚上六点多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看见了北岛、芒克他们。他们在那儿拎着一个小浆子筒，正在用自己拿面和的糨子贴。当时他们刚从北大、人大那些大学回来，最后就贴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而我刚好从那个胡同口路过。我那时只认识北岛，其他人我不认识，我说你们干什么呢？他们特激动，说我们办了一个杂志，上边全是诗，我们在这儿贴这个。”

当时还在北师大读书的徐晓没想到之后自己会和这份杂志结下情缘，也没有想到在当时显得那样孑然独立的这份诗刊能引起中国诗坛一次大转变，并在之后的岁月里被无数人想起和讨论。

徐晓说：“这都是特别偶然的。但是这种偶然就是你当时被一种东西强烈吸引了，就投入进去了，并没有其它想法。后来到八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提到这本杂志，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像北岛、芒克这些重要的诗人和他们的诗篇。回头看，好像我们还干了一件挺重要的事情。”

在刘禾看来，这批青年当时以一种莽撞的身份开始了对世界和诗歌的探索，但这种莽撞却直抵诗歌的本质——不安。在“不安”的驱使下，他们开始了“游历”人生。

诗人多多曾在一篇回忆性文字中提到“游历”一词，刘禾在《持灯的使者》序言中写道：“‘游历’这个词是很有分量的，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地下诗人的交往形式和地下诗歌的传播渠道，就连友谊的建立也通常依赖于这样一种交换方式，比如，多多告诉我们，他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对于当事者来说，游历更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不同侧面的向往。芒克分享了他在创办“先锋派”初期的一段“荒谬”的出游：“70年代欧美文学艺术进入中国，给国内沉闷的思想注入了一点兴奋剂。这群年轻人开始向往除了‘主流’之外的另外一种生活。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所描绘的图景给了他们启发。”

“我和彭刚关系很好，经常在一块儿。后来在1972年12月左右，我们俩商量干脆成立一个‘先锋派’吧，当时这个派别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没钱，很荒诞。”芒克说。

“当时我们看了美国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们就在想我们也要‘在路上’，而且我们也可以到外面再发展一些先锋派的人。那时彭刚的姐姐给他留了两块钱，我俩就说北京太没意思，我们走了得了，我们俩就上了一辆不知开往哪儿的火车，后来就被拉到汉口，到汉口以后我们俩就下来了。在车上我们吃盒饭基本上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到了武汉那真是身无分文。”芒克说。

后来他们一度沦落到跟人讨钱，去收容所，逃上火车被赶下来，在十二月的湖北徒步走一站，最后去了趟信阳民政局，芒克给家里打电话这才回到家。

“两个人的先锋派”其实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史宝嘉提到她哥哥史康成曾经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北京到了泰山，最后又辗转去了青岛。当时这些人就是不甘于过一种很平淡很乏味的生活，希望出去走一走。当时实际上也没什么钱，就一个小破自行车。

“时间：1978年12月23日，地点：在一个城乡接合部一个三不管的农民房，人物：就是今天在座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活生生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一种鲜活的历史感。人类最古老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过去，过去很难给，一个人可以给你未来，但是不能给你过去。而我们今天最欠缺的就是过去。”欧阳江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