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到新诗百年，继承和创新，因袭与嬗变，源远流长三千多年。远的不说，单就新诗而言，百年来中华民族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有诗人在呐喊，在呼号，在歌唱。然而百年来新诗又常常遭遇质疑和诘难，至今仍在不断的争议声中步履蹒跚。
回首新诗百年，诗坛百感交集。第一，回首百年，新诗高峰叠翠，其中不乏众多经典之作。第二，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从草根走向主流的蝶变成长史。第三，随着网络化，新诗民主化时代正在或者已经到来，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人化茧成蝶，呼之欲出。

一、致敬中国新诗百年 百年新诗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百年新诗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公认为中国新诗的起点。“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从遥远的古体诗时代一下子飞到了白话诗的新时代。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诞生。不过真正让后人记住的不是这首《蝴蝶》，而是另外一首《希望》，后来由诗而歌改名为《兰花草》，经由台湾青春小歌后卓依婷深情演绎，流传甚广。普罗大众这才知晓原来胡适为中国新诗的开端。
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中国新诗的开端和起点不是胡适而是鲁迅。并举鲁迅的《野草》开篇《秋夜》的第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二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为佐证。说如此分裂与重复的句法才更像一首新诗。这纯属个人之见。其中大约隐含着对胡适新诗的失望。
至此，百年新诗大体可分为五个时间段：新文化运动启蒙期、建国前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浪漫期、文革后的朦胧苏醒期、80-90年代的诗歌狂热期、及至新世纪前后绵延至今的草根网络期。无论是文化启蒙，讴歌革命，关注时代主题还是注重个人感受，新诗高峰迭起，一波又一波，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汇成浩瀚壮观而又不免泥沙俱下的新诗海洋，引起文学界一阵阵感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何其相似，或者说原本就有西学东渐的基因，批判社会的种种腐朽，呼唤人性的自由解放，鼓动民众顺应时代变革，用光明驱除一切黑暗。这一时期以胡适为开端，以郭沫若为代表，还有追捧徐志摩爱情诗的另一部分人，以及丁玲的小思绪，充当了新诗启蒙的先行者。
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极富批判思想和启蒙意识，彰显强烈的革新精神，“凤和凰的死期将近了”，可是他们宁愿死去，也要选择涅槃重生，可以说为旧时代敲响了丧钟，为新时代吹起了号角。
民主战士闻一多，倡导新诗格律化，主张“戴着镣铐跳舞”，让新诗不失音乐之美。其代表作《七子之歌》，忧患重重；另一首《死水》，皆因“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诗人拍案而起，为民主殉难。
新月派徐志摩，一生为爱痴狂。《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掀起波光潋滟，激起心绪涟漪，甚或波澜，仿佛恋爱中的徐志摩喃喃私语，关于陆小曼，关于林徽因，关于其诗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诗人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人间最美四月天，转眼花落流水去，让人扼腕叹息，期待不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正如寂寞又彷徨的戴望舒，迷茫苦闷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雨巷》，《我的记忆》，开启了现代诗派，诗人却沦落为寂寞暗夜的太息者和哀怨人。
丁玲的《繁星》、《春水》，一扫阴郁之气，句式短小，灵光乍现，粗看不成体制，细读充满火花，还真如天上的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又像解冻的春水，叮叮咚咚，让人情思环绕，怦然心动，自成一片天地。这种泰戈尔似的奇妙短章，也告诉着后人作诗其实也并非什么难事，绝非难上加难，只须敢于提笔，捕捉一个个灵感而已。就像小时候在夏夜里追逐萤火虫，只要敢于动手去抓总会有一番收获的。我们称之为丁玲的小思绪，正是形象得恰如其分。
国共内战及延安抗战时期，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尤其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深爱这土地》，语调铿锵，笔力雄浑，讴歌时代，汪洋恣肆，有一种独特的散文之美。臧克家，号称泥土诗人，善于抒写农村题材，笃定生活是诗的土壤。贺敬之《回延安》，融合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语言质朴，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炽热，极富音乐之美。这一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工农兵题材，抗战主题，英雄精神，代表着最广泛的四万万同胞的呼声和共同命运，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音希声。
总体来看，从白话诗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若论新诗之最高成就者，还属毛泽东无疑。不论从其领导地位，文艺思想，诗歌成就，时代影响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唯其一点，毛诗皆为古体，似乎称不上“新诗”。然而“新诗”之所以为新诗者，并不完全拘泥于古体或自由体，文言或白话。应该说新时代的人所作的新时代的诗，今天的人所写的今天的诗，皆可归位于“新诗”。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但开创革命诗派（应该说对革命诗歌有重大影响，点燃了一把大火，其诗言志，抒情，写景，状物，催人奋进，令人向往），更有领袖群伦、舍我其谁之气概，之气魄，之气势，之气度。也难怪蒋介石发动全党全国之力，欲与天公试比高，然无人有此雄壮之心，无人有此博大之心胸和襟怀，纵是想破了脑袋也枉然。
其后改革开放，80年代诗歌狂潮，朦胧诗异军突起。然而斯时的朦胧诗终归是有些“朦胧”，大多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直呼看不懂。大约都是中了西方诗的流毒。穆旦等人的翻译诗就有这种毛病。象征寓意驳杂，极不适合国人口味。卞之琳是个意外，他一心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一生作诗不过五千余言，算得上一个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苦吟诗人。其《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堪称新诗锤炼字句的绝佳典范。
大约同一时代的台湾新诗，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等人，强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然而他们最后都回归了传统。余光中后来更是宣称“我的血脉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此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其代表作《乡愁》哪里还看得见西方诗的影子？完全是古典的音乐诗，情深意长，音韵动人。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北岛，顾城，以斗士姿态走上诗坛，又随之淹没于汪洋大海。原本艰难曲折的生动故事，却酿成难以谅解的人生事故。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道出了一个有着极重自卑感的斗士内心踯躅的英雄情结，可是漂泊流浪的心却再也回不去。顾城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因其不健全的人格而诗格自然被遗忘殆尽。偶有论者为其发声，真不知其意何谓。
朦胧诗的真正代表，当属席慕容和舒婷。细看舒婷之诗，说朦胧其实并不朦胧，同时代的年轻人大多还是能会其意的。虽有多种解读，大意应该不会错也不太差的。《双桅船》，《致橡树》，风靡一时，并非晦涩到让人读不懂，乃至产生误解或曲解。倒是同时代其他更多的诗人，走入了朦胧诗晦涩的死胡同。
某些朦胧诗晦涩到让人看不懂，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所谓曲意难解，说白了就是不愿与你凡夫俗子为伍。另一种是无意为之，说白了就是思想还不够捋顺，意象还不够鲜明，表达还不够到位，心里也想说的明白点，可是诗做出来不是想象中的样子。自己一本糊涂账，大众自然不买账。
接下来有一位诗人，号称“北大三杰”的海子，在此须要提一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么美好的理想，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美好的咏叹！可惜诗人总是缺什么写什么，心中怎么渴望嘴里怎么呼喊。海子终其一生并未遇见春暖花开，临终也不是面朝大海，而是选择了一处关隘。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真是颇具新诗的意境和象征。面对关隘，相信海子内心也彷徨过，犹豫过，忐忑过，可他向往不了戴望舒的雨巷，尚有油纸伞，尚有丁香花，尚有撑着油纸伞像丁香花一样的姑娘。海子面对的是关，这个关生死重重，到底该过该留，该进该退，该生该死，挣扎，纠结，绝望！最后海子以死成就了一首悲怆的诗！
学院派诗人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臧棣等，因崇尚西方现代主义而走向先锋探索，其诗颇多意象和象征，后来也有适度口语化。大约是学养太深，他们的诗如佛，如道，如理，凡人一般参不透，因此也就少有人去参、去悟、去透。大约他们写诗的时候也没想着让太多人看明白，惟愿在小圈子里流传。正因为看不懂，普罗大众也就不想看，不去看，不看白不看，看了也白看。譬如西川，复杂的思想，含混的意识，驳杂的散文化倾向，各种不确定性包罗万象，什么意思都有，具体什么意思一般无人知晓也无从知晓，只有去猜。把诗写到这种技术层面着实令后人仰视。王家新的诗更纯净一些，也更纯粹一些。
然而诗不就是给人看的么？难道只给心仪的师友们看？诗还须反映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梦想。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的，脍炙人口的，才能流传下来，流传开来。诗歌界曾有一段公案，证明笔者所言非虚。
有很多人非常看不起那个掀起过诗歌风暴的汪国真。欧阳江河曾说：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汪诗对中国当代诗歌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对学生是一种毒害，是一种“恶趣味”，羞于被称为汪国真同一时代、使用同一语言的诗人。更有甚者，说汪诗是“生命能够承重之轻”，是文化贫瘠的反映，直斥汪诗为垃圾，为手纸，为小儿科，为不入流。这些话恶劣到极致。不过有一点歪打正着说对了：今后写诗还真就像吃喝拉撒睡，绝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事。
毋庸讳言，欧阳老师他们的学术精神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可是他们评论汪诗的这些话却显得极为可疑。就像中国房市的专家，股市的大咖，总也号不准房市或股市的脉。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却并没有哪怕一首可称之为经典的诗让人记住他。亦无特别出色的作品引领风尚。就像汪诗《年轻的潮》一样。
汪国真的诗歌简短而寓意明晰, 昂扬而又超脱，清新的笔法和细腻的感情比之前的“朦胧诗”更浅吟低唱，更通俗易懂，20多年来一直倍受青年人喜爱，就是对中年人也有很大激励作用。笔者身边至今还有不少人以汪诗的名言警句为座右铭。其诗集销量总版印数超过600万册。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似乎一点也不为过。“汪国真现象”为时代创造了大量的读者、作者和诗歌爱好者。“汪国真热”称得上那个时代经典的文化符号之一。此后的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还有韩寒，郭敬明，余秀华，网络文学IP热，都要稍逊一筹，没人达到汪国真的热度。或许唯有“超女”可比。
然而却有太多的“他们”看不起他。当今诗歌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用汪国真的话说，“观众已经走光了，演员还在台上装腔作势”。“他们”这些人对新诗一定程度上的边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你没有比别人更高明，写出一批质量口碑俱佳的作品来；第二，你走入了小圈子，也根本没有口传心授，用过硬的作品教育读者怎样去读诗，怎样去作诗；第三，你看不起汪国真不就是看不起广大的年轻读者么？现在追看“中国诗词大会”的，有几个不是当年汪诗的粉丝或者汪诗的粉丝的下一代？毛主席曾说熊向晖一个人能抵三个师。依笔者所见，汪国真对新诗的普及贡献，抵得上“他们”所有的一大群人。
很遗憾没人接下汪国真的棒。“现在的读者不是不喜欢诗，而是不喜欢那些装腔作势的诗”。“深刻的、崇高的、有水准的 ”诗歌,看来还是用浅显易懂的汉语表述出来为最好。都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可是对青年的喜爱你却不赞同，甚至批评抨击，岂非自相矛盾，一味站在个人的立场说话？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子期病逝，伯牙摔琴，知音不再，弦断有谁听？其实俞伯牙那首曲子，凡人也是能够听懂的，钟子期不就是一个樵夫嘛！《高山流水》至今满大街流传，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当年伯牙毁琴烧谱，成就一段曲终人散的佳话，盖因慕名清高不肯“同流合污”者也。今人还有谁欲东施效颦耶！
接下来可谓新诗的群星闪耀时刻。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口语化新诗。他们各有所长，各有风格，各有代表性群体，各有自己赖以成名的代表作，目前都已走上诗坛主流地位，领导或主导着一席之地。他们经过艰难摸索，经历过崇拜洋诗的先锋时代，又逐渐回归到中国古典诗词文化里去寻找和汲取营养。以笔者有限的视野和观察，特选取几个尚在主流圈层的大门内外徘徊的草根诗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起之秀，做一简单探讨。
譬如扎根于彩云之南的雷平阳，珠三角的打工诗人郑小琼，长三角台州湾的柯健君，山西太行山的勘探诗人张二棍，中部已然崛起然而始终摇摇晃晃的余秀华。也不妨提一提刚刚开始步入诗坛的创业诗人高盛。
雷平阳出名早，评论其诗者大有人在，读者皆为其云南特色着迷。柯健君位于浙江台州，笔者与其并无深交，因为一次全国性的诗文笔会结识于天台山，然其所赠之诗集逐一浏览拜读过，尤喜他《在海边》的一系列吟唱。
在此想着重说说郑小琼。郑小琼的打工诗，像“五金厂的铁一样冰冷”，然而却自有温度。数千万打工仔打工妹，比之全国的中学生大学生，群体也不算为小。打工者的经历，经验，故事，心事，情绪，表情，理想，梦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有太多的角度可以入诗，多少个黄麻岭也载不动，装不下。然而郑小琼步入诗坛红起来也有好多个年头了，诗集也出了十多本了，却一直没能大红大紫，虽有一方话语权，终因学历、见识、思考之短板，并未迈入真正的主流（或者郑小琼是主流的，笔者这样说并无任何恶意，更多的是抱憾和反思）。
写诗最关键看发轫期和成熟期。郑小琼在发轫期获得追捧，在成熟期相对来说受到主流诗坛的关注度不够。囿于一隅摸着石头过河。郑小琼的诗歌，缺失进一步深挖的自觉，缺失为打工群体代言的担当胸怀，缺失主流诗坛的专家会诊，而这些主流专家特别是作协的专家们是有这个义务的。主流诗坛的关注和帮扶不够，而且总是滞后，一首歌已唱完了，捧哏还没登场。留作盖棺定论耶？正确的做法是研讨之，剖析之，助推之，方可经典化，竖起新诗的丰碑。
郑小琼的诗歌若能站在打工者角度，描摹抒写之外，更多社会学思考，成为打工一族真正的代言人，流传必定更广，社会影响必定更大，也必定更能接近新诗皇冠上的明珠。推而广之，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品，常常就是这样擦肩而过或者偃旗息鼓的。如果主流诗坛不能提前发现基层的苗头与动态，并辅之以无微不至的培育和关怀，我们终将剩下空空的叹息。
余秀华的诗歌赤裸，坦率，突破框框，毫无顾忌，颇多出格之语，借此走红诗坛。有人谩骂她的诗大部分都是艳诗，甚至是“荡妇体”。余秀华毫不在乎，“荡妇就荡妇”，更显出诗人的可贵与坚守。愚以为余秀华出名，草根的同情多于主流的赞赏。然此非主因，顶多算一偏门，但绝不是意外。余秀华诗歌提振人心的精神，在于她拖着一身病躯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首最引人注目也最让人诟病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写的很好。那个“睡”字如果换成一个“爱”字，有何不可？一个“爱”见怪不怪，一个“睡”惊世骇俗，石破天惊！诗人宁愿出此下策，冒着毁灭自己的风险，也要博取主流诗坛“赞赏少于同情”的关注。如此艰辛的成名之路，想当年贾平凹，陈忠实都碰到过，命运何其相似乃尔！这种故事将来还会不断上演。福兮祸兮？幸与不幸耶？
自诩“看破中国式创业，领教中国式商道”的创业诗人高盛，前半生执着于创业，人到中年心血来潮步入诗坛，原本虾兵蟹将一个，欲在前人不曾跋涉的创业领域开辟一隅，以期写出言之有物、有血有肉的新诗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叫中国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叫创业诗。给创业一点诗意，无论得意还是失意”。然其功力尚浅，浅尝辄止，自知诗才有限，不如专攻小说一途，探索做创业文学，美其名曰创业小说，志不在小。此路能否走通尚有九九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行程，就看能否习得孙猴子的筋斗云，暂且不提也罢。

二、何为主流？何为草根？不管从作者、读者、评者哪个角度看，百年新诗都是蔚为壮观的
    
不管从作者、读者、评者哪个角度看，百年新诗都是蔚为壮观的。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草根诗人走向主流的蝶变成长史。
何为主流？何为草根？所谓主流与草根之称谓，实属强加于人的一种勉强。正如太极之阴阳，手掌之两面，彼此彼此，互为依存，而绝难割裂开来。主流都是从草根一步一步崛起的，崛起之前的主流谁没做过草根？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网络诗歌的快速崛起，主流压不住草根，草根却很有颠覆主流之势。
所谓主流，第一身处主流，居于主要城市，身为主流人群（作协派，学院派，媒体派），处于庙堂之高，而非江湖之远；第二拥有一方主流阵地（报刊，出版，评论，网络），主流渠道（纸媒，电媒，网媒，教科书），哪怕一个小小的区域，小小的平台，小小的阵地，最关键的手中有笔，可判生死，府中有粮，饿不着冻不着；第三开口必为主流话语，以期发出主流声音，凤凰来仪，流播四方，百鸟朝凤，万国朝贡。除此之外，其他的大抵都算作非主流的草根派。
所谓草根者，非主流也。非茎非叶，非花非果，不过草芥之末。荒野田边，河坡沟岸，偏僻蹊径，砖石墙角，野蛮生长，比比皆是。当春破土而出，临冬枯萎入泥。盛时疾风劲吹，败时零落凋蔽。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的是草根。然笔者所言之草根，并非原上之根深叶茂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有草葳蕤而为草原，绝非一般草根。真正的草根，往往是土生土长的，自生自灭的，偶尔开一小花，装饰门面，点缀天涯，并不夺人光辉。
草根乃未名之末者，人微言轻，既非作协名家，亦非学院名师，更非媒体代言人，自诩草根者大多懂得夹起尾巴做人，有时心血来潮大约也作诗。
我们今天所说的草根，更多的是一种譬喻。喻为散落于民间的草根诗人。正常情况下草根诗人躲藏遮掩犹未不及，何敢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侃侃而谈？皆因当今网络科技之发达。草根一派不同于主流诗人，整天穿梭于各种会场、酒场脱不开身。草根诗人身为草根，自然而然倾心于为草根写诗，他们一般热衷于网络媒体（论坛，博客，微博，微信，QQ，APP，朋友圈），因为他们实在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其他地方都是主流诗人的天下。幸得网络气氛也很热烈，整天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流切磋，刷存在感，不服就放马过来比试，生动活泼比主流还主流，也因此草根的根须可以绵延不断，不致于倒地萎顿。
现在主流诗坛多忧虑新诗越来越边缘化了，草根诗人们却说新诗早已“赶唐超宋”。君不见网络诗歌有增无减，热度正酣，何来边缘化、小众化、消失论之担忧？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让文学特别是诗歌这样繁荣过？曝光过？没有！只有今天！多少学文的，不是学文的，都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诗，读诗，爱诗，正在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种子已埋下，有苗不愁长。
当然，网络上的草根诗人，无论其人还是其诗，注水的成分也不少。新诗气短，好作品缺失，经典化稀有，诗作虽以海量计，大众公认的好诗却没有几首。广泛传播开来的更是少之又少。诗歌之美，美在遣词造句，美在韵律节奏，美在赏心悦目的外观形式，更美在语言文字背后的诗人的心。经典的，口语的，千锤百炼的，野蛮生长的，有文化担当的，侧重于娱乐的，都可有好诗。
人们对新诗诘难，本质上还是对草根的蔑视，不屑，不尊重。人们总是习惯于站在一种看似“主流”的立场来批判新诗，殊不知新诗从一开始出生就是个草根派，至今也仍然是。虽然诗坛上有大把的所谓“主流诗人”。远的千年前，李白是个放逐者，杜甫是个落魄者，孟浩然是个隐居者，李商隐是个失意者，他们都不曾贵为主流，顶多算个门客，主流之光，昙花一现。近的百年前，胡适、郭沫若，哪个不是不折不扣的草根派？因为那时还是古体诗的天下。
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巴金、老舍等名家，他们当时都是社会上并非主流的一小撮人，起初的创作道路都走得很艰辛，都是在各种质疑和争议中从草根步入主流的。鲁迅是弃医从文的，巴金是学外文的，老舍是大杂院出来的，后来的莫言，余华，阿来，严格来说皆非科班出生，最多算得上半路出家，他们都是一辈子自己教自己，完全靠自学，然而他们最后都成为“天生的作家”，成为天生为写作而生的人，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流砥柱乃至旗帜。
新时代的诗人中汪国真很有代表性。当年《诗刊》的编辑唐晓渡曾回忆说，“汪国真的诗，九个编辑里没一个重视的。”即便在后来“汪国真热”席卷全国之后，“主流”文学刊物仍然拒绝刊发汪国真的诗作，主流文学界对汪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诗评家们也大都保持沉默。慧眼不识珠，伯乐不相马，扶植新人成为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空话。那些孤芳自赏的所谓主流，在“汪国真热”普及新诗的过程中沾尽了风光，从而确立了自己牢固的诗坛主流地位。
汪诗被嘲笑，挖苦，贬低，不予重视，褒少贬多，与读者反馈和市场反应截然相反。“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却并没有几个主流诗人吟得出。这正说明汪诗与时代保持着与时俱进，而主流们却日渐疏远了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汪诗的社会影响力被严重低估了。其所起的作用或许是莫言都无法替代的。汪国真进入主流诗歌史天经地义，这个里程碑式的记忆，任谁想抹杀也抹杀不了。
那些看不起汪诗的同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诗人。他们大都把诗当作文化的载体，一生坚持与诗对话，他们的智商是超级的，知识是渊博的，学养是深厚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活蹦乱跳的、烟熏火燎的、知冷知热的诗人。他们大约从小考、中考、高考一路过关斩将，学士、硕士、博士一路领先同侪，讲师、教授、博导一生顺遂无虞，没有名落孙山的揪心，没有饥寒交迫的窘境，没有弹尽粮绝的考验，书香茂盛而生活贫瘠，他们的生活就是书，书就是生活，没有基层打拼的生死体验，当然也就写不出大众喜爱的诗来。他们虽然能感受和预知，然而却难以体验某种刻骨铭心的热爱或者痛苦。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
因此，他们写诗其实就是论诗，多理性，多思辨，继承了朱熹的衣钵，擅长于教诲、品评和堆砌，唯独少了草根的生态和草香的味道。他们的诗肯定侧重于诗艺，说白了就是炫技。晦涩的太晦涩，浅白的不屑为。然而，赋比兴比不过诗经，意识流比不过楚辞，善用典比不过杜甫，格律精准比不过唐诗，音乐传唱比不过宋词，轻松活泼比不过元曲，正如李太白登黄鹤楼时所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太白的诗天然去雕饰，他们更是学不来的。
主流们正确的做法是融入草根，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从前也是个草根，谁并不比谁高明多少，关注他，接纳他，包容他，直至融入其中，同呼吸共命运，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写出一批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作品来，扶持基层草根创作，践行传帮带三部曲，提前发现，深入挖掘，引导之，成熟之，共同推动新诗向下一个百年发展。张艺谋，莫言，余华，当年也是没人愿意荐之，无奈只得出口转内销，落得一个专门揭露国人阴暗面的礼帽。作品还是那个作品，有人开始言必称之，鞍前马后扶之坐庄。批判的是那批人，追捧的还是那批人。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真不希望看到在家门口轮番上演。
主流们内部也常常有不同的声音。有褒奖的，有质疑的，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时会吵得很激烈，针锋相对，相互掐架。譬如对新诗的开创者胡适，有些人奉若神明，有些人不以为然，有些人就很看不起。不过这些人品评新诗臧否人物，面子上惊涛骇浪，里子上轻描淡写，激不起什么醒目的水花。
纷纷扰扰的新诗纷争，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格律体自由体之争，中国诗外国诗之争，主流派草根派之争，谁主谁次，孰优孰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诗人说诗人有理，读者说读者有理，纷纷攘攘，莫衷一是，千姿百态，不足为怪。说白了都是话语权之争。作者，读者，编者，评者，各有各自的立场，各有各自的圈子，各有各自的利益，人人都想当老大，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但总缺少当老大的风范。老大要么扶持人，要么发现人，要么领导人，要么服务人，可是这种瞻前顾后乐相马、俯首甘当孺子牛的老大到现在还没出现。
其实，遵从格律是好诗，自由洒脱也是好诗；西洋诗意象优美，中国诗意境更美；主流诗人写得一首好诗，草根诗人偶尔也有上佳的发挥。格律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语言也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好诗的唯一标准是诗意，诗人心底的诗意，读者读到的诗意，二者缺一不可，缺一不成其为诗意。新诗诗意之美，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内可外，可虚可实，亦明亦暗，亦正亦邪，天地环宇，包罗万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意之美，正如百舸争流，百花争艳，百鸟争鸣，可以极大地满足诗者、读者、编者、评者的各自审美。
然而诗意并非诗艺。新诗要表达大众理想还是个人理想？新诗要走入大众化还是小圈子？新诗要走入更加广阔的空间还是死胡同？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也不是一个填空题，而是一个权衡兼顾的论述题。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主流诗人还是草根诗人，一首新诗问世，其诗意或诗艺的强弱好坏，唯一的裁判是读者，而不是诗人自己。一个诗人无权评判自己的作品，正如一个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你的诗意好，读者有感觉；你的诗艺好，读者有感受，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诗意或诗艺并未捂热，读者毫无体验，任你孤芳自赏，敝帚自珍，读者现在看不懂，将来也不会看。你的付出只能默默压在箱子底。
虽然诗意并非诗艺，但是诗人的诗意却要借重于诗人的诗艺得到自由任性的发挥。李白的诗意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读就能感觉到。贾岛的诗艺好，埋头琢磨“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结果冲撞了韩愈的仪仗，也因而有了“推敲”之佳话。杜甫诗意与诗艺俱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让人叹为观止。
诗意可捕捉，诗艺可修炼，当今看不明白的诗歌生态更让人担忧。新诗已被逼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风口浪尖。若不伤筋动骨，肯定收效甚微。绝非巡视整改就可轻易收兵。第一，新诗的产出模式不妨借鉴供给侧改革。主流诗人既有阵地，草根诗人网络平台，顺其自然还是弥合边界？鼓励发展还是横加阻拦？质疑诘难还是容错纠偏？放开数量还是锤炼质量？看起来涉及主流非主流话语权之争，其实显现了体制机制之利弊。新诗盘子已经很大了，体制机制几十年不变，主流诗人有垄断之弊（最为诟病的是小圈子生态，新诗发表和出版主要看谁的脸熟），草根诗人有拼凑之嫌（主要存在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等毛病），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供给侧改革的妙处，在于淘汰落后产能，扶持有创新活力的经典品牌。作为新诗最大产出量的主流派和草根派，按图索骥不难药到病除。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一段话或许很有代表性：“四川人口多，写作资源很丰富，四川的文学不应该是目前这种状况。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四川出好作品好作家的可能性很大，但这好像还只是一个期许、一个愿望。还有一件事情更令人沮丧。就是一些真正写作的人，却疏离于作协这个机构。原因自然很多。作协一些工作人员从事于文学工作，但本身对文学没有热爱，既缺乏服务热情，又没有与作家们展开文学对话的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段话说到文学生态，当然也包括新诗生态，实在引人深思。
第二，新诗的评价模式亟需改变。目前有学院派、作协派、媒体派、草根派四类诗评人员，但是队伍不整，中青年骨干尤其匮乏。诗坛名宿大多老了，除却清谈几声，并无精力发现新人，提携后辈，或者真刀真枪上阵，做出几首像模像样的经典来。自新世纪网络诗歌崛起后，诗评更是严重失语。读者在网络上的即时点评，要么流于简单，要么过于随意，批评声音不大，社会反应不热烈，完全得不到诗评家们的关注和引导，也无形中抑制了新诗的发展。诗评理念也须与时俱进。肯定主流，呵护草根，提携新人，奖掖新作，是基本态度。重点解决储备不够、研究不够、前瞻不够的问题。如果能变马后炮为马前卒，相信更能切准新诗的脉搏。诗评家们也须传帮带，道理再简单不过，弟子不必不如师，雏凤清于老凤声。新诗下一个百年究竟怎样发展，诗评家的笔杆子责任很大。
第三，还有一个诗人的收入问题。草根诗人羞于谈论收入，这与主流诗坛长期以来的引导有关。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写诗切忌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可是清贫并不是草根诗人的专利。写诗也是一门职业，求生存，保饭碗，谋生计的手段。如果一个可怜的诗人，整日吟诗作赋，半夜想吃一碗面而不得，饿着肚子岂能作出好诗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穷困潦倒就是时代的悲哀。因此草根诗人也要讲成功学。吃饱饭才是硬道理！由此说来，诗人专业化，创作职业化，作品市场化，将是新诗下一个百年的不二选择。

三、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 伴随着网络化普及，新诗早已天翻地覆

伴随着网络化普及，新诗早已天翻地覆。全球化，地球村，世界是平的，小小寰球正在变成一个人人可以把玩的“地球仪”。电脑手机，随时随地轻松链接诗歌天下。百年新诗再出发，网络草根已崛起，小圈子变成大生态，人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新诗民主化时代款款而来，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人化茧成蝶，呼之欲出。可以预言，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诗人，将来一定来自网络。
草根诗人谁不渴望远方的功名？诗人的功名就是写出一首好诗，成为一个好诗人。写诗最需要自由创作精神。从草根一跃而为主流，或许一首好诗就够了，及至永垂不朽。新百年，新生态，生活给你感觉，积淀，素材，经历给你磨难，灵感，智慧，好诗借助各种机缘，借助某一个人某一时刻的灵光乍现，会突然喷薄而出。应该说网络铺就了一条通往自由的创作捷径，接下来就是静静期待。新诗刚刚走过第一个百年，大放光芒可遇不可求，但是已经为时不远。
时代变迁，诗歌演变，人人预感到伟大的诗歌时代即将到来。主流与草根，对于新诗的题材选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甚至存在巨大分歧。新诗应彰显个人好恶，还是大众精神？乃至时代，社会，国家，世界，人类，未来？诗性即人性，诗情即世情，诗意即民意。不管主流或草根，诗人应更多扎根于时代，扎根于民众，扎根于汉语，反映大众情怀和人类关切。新诗目前的不足就在于缺失与外在世界的联系，过于沉湎自我。“新诗一定程度上把自己边缘化了，因为诗人们没有大声音、大境界、大作品来唤醒民众对诗歌的注意。”（谢冕）毫无疑问，新诗应是一种构建，一种自觉，一种创造。然而，目前仍有大量的新诗写作，停留在“卿卿我我”的氛围之中，而无法进入真正的经典创造。
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新诗，到底是思想性（诗意）高于艺术性（诗艺），还是艺术性（诗艺）高于思想性（诗意）？这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反正能让大众满意的自然会是好诗，否则读者不会买账。诗是酒，却非酒，而是酒香。诗是花，却非花，而是花香。酒香和花香给人的都是一种感觉，一见如故的，一见难忘的，一见钟情的，一见倾心的。能让人们爱上“你”，“你”就风华绝代。
显而易见，创出经典才是草根走向主流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有悠久的诗歌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百读不厌的诗歌名篇，新诗可吸收古体诗的精华，将古典诗境与当下情绪结合起来。新诗也可吸收外国诗的精华，乃至散文、小说、音乐等等所有人类精神财富的精华，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既自由创作，又自我规范，集大成者，出大作品。新诗没有传统非传统之分，更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只有起步早晚之分，经典与否之分，甚至难以分出高下。所谓经典，都是诗人们在创业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的。“音乐性与节奏感是新诗要守住的一条红线”，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表达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审美追求。一首一首写出来，匠心独运，喜闻乐见，大浪淘沙始到金。
如果说音乐是有性格和色彩的，那么作为音乐的主体——歌词（新诗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新诗创作应该重视和借鉴的。遗憾的是现在洋洋大观的新诗，赶不上几首经典的歌词。胡适的《希望》，远不及一首《兰花草》，十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比不上一首“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可是人们在谈论新诗的韵律和节奏时，常常忘了提及歌词。新诗赶不上流行音乐，着实让诗人们汗颜。竟然还有人对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惊诧莫名。
新诗蹒跚走向艰辛而漫长的经典化征程。一部诗作被称为“经典”，与其说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不如说这是一场新诗场域内各个话语权主体抗衡和搏杀的持久战。草根诗人正走在成名成家的路上，尤其需要得到作为主流之一的诗评家们的持久关注和激发。诗人发自内心的创新意识和创作成果，蝶变演化，与当下的文化语境，诗歌语境，批评语境相结合，新诗的语言，句式，意象，意境，音韵，节奏，完全可以嬗变到让人心动，心悦，心灵共鸣。
现在是孕育新诗的最好时代。中国梦时代，人与自然走向矛盾对立的时代，人类与科技既依赖又博弈的时代，赋予诗人绝佳的创作机遇。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和依恋，对未来的向往和恐惧，有写不完的诗歌题材。诗人们要么赞，要么劝，望闻问切，记录描摹，正可产生伟大的荷马史诗，伟大的唐诗宋词。
百年新诗走到今天，网络诗歌大量涌现，几乎人人都会写诗。作者、读者、编者、评者、爱好者，新诗人口暴涨。随着老一代慢慢故去，新一代人人都有手机电脑，人人都会上网，人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诗。人人有诗的时代正在来临或者说已经来临。至少他们笔下无，心中有。诗歌的民主化时代来了，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人们心底的那首诗，要么你来触碰，要么自我燃烧。那些草根诗人们，必将争先恐后开出五彩缤纷的小花。而这些小花之中，必有几朵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格外令人流连忘返，光耀诗坛，彷如天作。（本文落笔至此，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创作理念意欲厘清：关于“我手写我心与我手写民心”，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请参看笔者外一篇《高盛创业小说创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