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篷”到“漏斗”

——略读卓铁锋的诗

文/霍俊明

前几年来温州大学参加诗歌活动的时候我见过卓铁锋，显然极其有限的碰面于我而言对现实生活中的他绝不熟悉，前后也零星地读过卓铁锋的一些诗，但同样对于他作为一个诗人也缺乏必备的了解。此次全面阅读了他的诗稿《沉诗录》之后，我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一面显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我和卓铁锋大体算作是同一代人，尽管他2002开始就参与了民刊、诗歌网的创办以及相关活动（创办采纳诗歌网以及《采纳诗歌》民刊，此后又参与了“突围诗社”“温州诗歌网”和《坡度诗刊》等），但是从“70后”一代人的整体历史维度考量（比如诗歌选本、诗歌史、批评家的整体描述等等），时至今日他也更多的是处于“边缘者”的位置。我们评价诗歌很容易犯上两个毛病，一个是现实病另一个则是历史病。质言之，我们往往从现实的命题出发要求诗人对生活和时代做出及时的回应，从历史标准和文学史话语的角度出发揣测一个写作者的长效价值。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我们往往会因为“外围”标准而忽视了诗歌本体的内部规律以及语言的自律性，更容易因为强硬的现实要求和历史定律而忽视了诗歌内质的缓慢生成。实际上，近年来阅读一个人的诗我更愿意从诗歌与写作者的生命关系和语言关系来予以观察，只有写诗对一个人来说不可或缺，他的诗歌才有可能进一步走下去，只有从精神生活和修辞的角度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人与事、词与物的具体关系。

对于卓铁锋，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说的在楠溪江畔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和一条江水、一个小镇、一座城市、一段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现实关联和语言呼应？这是否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映照和呈现？我是带着这个好奇开始读卓铁锋的诗歌的，“我在这里等你。瓯江北岸/一个按地域特征被命名为瓯北的小镇/每天穿街过巷，我便记下它们/保存它们的气息和尘土/包括常态的人们及其命运”（《致一百年后的你》）。当2017年的春天卓铁锋重访楠溪江附近的旧居，物非人非、故园旧梦、乡愁物感就一起在夜色中冲撞、围聚过来。这也可能正是当代人的时下命运，“到处都是烟熏火燎之后的断垣残壁/肆无忌惮的雨水，与/梁木充分燃烧留下的碳末搅和到一起/滋润似乎依然滚烫的瓦砾和泥土/其间新长出的野草在春天里欣欣向荣/把这里当成它们不思蜀的家园”（《楠溪访旧居速写》）。“故乡”成了黑色的沦落的词，这也正是很多当代诗人并不轻松的精神境遇，“所有庞大或者/卑微的词语，都不能记录你的形象。/我不可说出你的名字，不敢/提及你的来历，不能/形容你的样子。好像你是禁忌”（《故乡》）“时间落入水面，一圈圈波纹都是城市扩张的痕迹/炊烟逐渐消失，雾霭只好打扮成青花模样/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感受它善意的呼吸”（《楠溪小记》）。

这本诗集收录了卓铁锋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诗作，其写作的来路、精神出处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晰——而卓铁锋最早是从1995年开始的诗歌写作，其时在《文学青年》发表了处女作《丢失钥匙的秋季》。

“随行者”“沉默者”和“孪生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一个人的精神性格以及诗歌文本所携带的气质。开篇第一首《妹妹》作为一首“过去时”的诗作也代表了一个诗人早期风格的某些征候，比如抒情性更强、语言更为圆润和光滑、诗歌更多是向外打开和宣泄化的，而正文前面的题记和诗末的写作时间（比如“晨”“凌晨”“午夜”）既承担了内心日记的功能又代表了诗人急于说出情感和感受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卓铁锋的很多诗歌是在深夜或凌晨完成的，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清醒而精敏的失眠者形象，一个“畸形时间爱好者”——“夜深时我喜欢俯瞰人类，/他们躲在诗歌里，窃窃私语，/他们搬来整个世界铺满巨大的桌面，/像展开一幅地图”（《畸形时间爱好者》）。当“妹妹”和“女孩”在其诗作中高频率地现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必然是一个热烈的诗人和“抒情歌手”，因为他的青春期以及他的诗歌都被强烈地鼓胀着，这多像是一个青年随风扬起的白色斗篷。很多诗人在早期的诗歌中都是“说”的告知成分更多、表白论说的程度更深，而在诗歌的呈现能力上则较为虚弱，也没有懂得诗歌的自身“呈现”比告知告白所提供的信息量更大。这正如漏斗的隐秘的沙沙声以及细沙持续漏下去的过程，时间和命运已经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现和展示，而无须诗人站出来高声地直接喊出“时间”和“命运”。

是的，从外部到内在，从张扬到内隐，从“斗篷”到“漏斗”，这种相对化的转变以及诗歌话语类型的变化也许每个诗人在初始阶段都会遇到，当然这样的诗也往往会在后来的写实践中得到程度不同以及时间早晚的过渡甚至扭转，比如知性和经验的增强，语言更为内隐也更具摩擦感，诗人对内在自我和事物纹理的深度挖掘以及渐渐收敛起来的外露锋芒而呈现为深隐的静水流深。当然，卓铁锋的诗歌路向未必能用以上的转向来完全涵括，但大体也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化路向。尤其是诗集中的“速写”系列以及《中年之诗》《证实与预言》《物象的虚无与实证》《这四十年》等诗显得更为深隐、沉缓，“干脆，我把整个果园都让了出去/之后的坡地，似乎落满了枯黄的叶/背阴的水边，我写下赞美”（《拓荒者速写》）。这样，诗人才能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抒写方式来介入现实存在和精神世界，才能够在现实和超验的平衡中同时处理虚实的关系，同时对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进行透视和命名——包括审视外物以及自我，“我便可以进入某种状态，譬如/临界，停留，空白，/甚至我有时能听见一些/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譬如/神谕。天使扇动翅膀。”（《致芒克》）我这里所引用的《致芒克》可以视为卓铁锋诗歌渐渐转变的一个代表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最初草于2005年4月4日凌晨3时15分，而2006年12月14日晨定稿。这不只是一首诗自身完成过程的物理时序，同时也是“写作时间”和“精神时间”，如此持续而缓慢的写作过程正是一个诗人不断对自我和诗歌本体进行双重审视和沉淀的结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写好“一首诗”的能力，而不是泥沙俱下地制造数量层面的非诗和庸诗。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卓铁锋的诗歌有一部分是精短的小诗，这既是即时性抒写和感悟以及情感反馈的结果又体现了诗人的自制能力，诗行越是有限对诗人的能力要求越高，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在早期阶段能够将一首诗写短已经实属不易，当然这种“短”的前提是诗歌的完成度和完整性，即句子的短并不能限制诗歌的精神容量和情感载力。而恰恰很多诗人的“短诗”都是未完成的残片断章罢了。当读到卓铁锋的这些短作的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当年的芒克、北岛以及顾城的札记式的写作（比如北岛的《太阳城札记》），想到了遥远时代的洛尔迦……

卓铁锋的很多诗歌是在“路途”中所写，这样的诗应该尽量避免的危险就是即感化的碎片和表面化的浮土般的见闻，而应深入到语言和内心的根基部分，由此才能发现“途中的秘密”。作为写作者来说因为诗歌的存在而无疑获得了一种“双重生活”和双重性格，就像是双生者、孪生者一样，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个我与另一个我、现实与愿景之间处于彼此的校正、对视甚至盘诘之中，比如《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诗。卓铁锋也处于这样的彼此交互的过程之中，这些从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出发的诗携带的却是穿过针尖的精神风暴和的情感载力，“雪落在房间。黑色的熊/忧伤地躺在树下/我坐在唯一的窗里，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眼泪，热切，莫名其妙”（《未完成的诗》）。这是一个人的精神反视、内视、互看。由此看来，诗歌有时候就是最亲密、知己的随行者和倾听者，诗歌也因此充当了安慰剂般的劝慰功能，“只能在午夜，一个人练习说话/倘若没有听众，天地可为我裁决”（《自省速写》），“像一个虔诚的行者/一座山只有鹅毛的重量/它带着我/与我亲爱的诗歌/出没于这个城市的角落”（《随行者》）。诗歌也正是自我和自我对话甚至争辩之际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卓铁锋的诗歌在结尾处频频出现祈使句的原因所在，“还是找个小店/喝一盅吧”（《俗事》）、“喝完这杯就回家吧/走为上策”（《走为上策》）。

诗歌往往会建立起一个人的命运面影，建立起一个人的内心史和家族档案，具体到卓铁锋这种个人的“小历史”“生活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比如《一九八三》年这首诗可为代表，“那年山区，冬天提前降临/做了七年的母亲，她终于动身去了/不可说的远方，做回局部的女儿/而那天起，我要学习做一个乖孙子/学会辨识日月和黄道//没有星星的夜晚，我只好呵气取暖/村民们的目光闪烁不定/一个人的时候，我背《汤头歌》/抄《千家诗》，读《三国志》/用三角纸板拼接断裂的溪流//冬天尽头，就是伶仃的夏季/解放鞋年复一年，怎么都穿不破/卡其中山装的口袋越来越小/祖父坐在星辰里，体力每况愈下/直到雇人挑来秋天的谷子//那时我早起割青草，喂给兔子/下午放牛，拿一支短笛呜呜呜地吹/山的苍茫就成了我午夜的封诰/它沉默为坐北朝南的华盖/而我祭拜时间，在未来的王位上跪倒”。卓铁锋的诗歌不断增强着个人化的气息，不断强化认知能力和审视能力，诗歌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深彻而耐读，比如《迷失，或者蜕变》《天上人间》《空地》《沉默者》《剥皮术》这样的诗面向了日常生活、时间命运、人心世相和社会万端的渊薮且充满了暗黑经验般的戏剧化和悖论，而这样的诗正是向外打开和向内挖掘同时进行的结果。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边界正是诗歌的边界，而就卓铁锋的诗歌写作方式和观察路径我想补充的是想象的边界也是生活的边界，二者体现了某种共通性结构。正如德里克•沃尔科特所说“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质言之，一个写作者的想象力和语言的边界都包含了他曾经的记忆方式以及观察当下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活现场、内心潮汐与更为遥远不可知的外界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在诗人这里是通过个人化的想象力和语言、修辞的求真意志得以打通和完成的。诗人找到了内心与时间之间的那个秘密按钮，得以在黄昏和夤夜中随时摁亮内心的精神之灯，得以在幽暗和惊悸中维持照彻和安宁，“那么和谐的季节。我想我应该安静些，/喋喋不休不是我的习惯，或者，/我只能在心中默念，这样才不至于遭人唾弃。”（《致芒克》）

值得注意的是卓铁锋的诗歌往往并不关乎大是大非、大起大落以及人生要义和社会真理，而往往具有轻逸的反重力、反中心的特征，正如一个人可以被气球牵引着离开日常的地面一样。一定程度上看卓铁锋的诗歌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同时关涉了语言态度和情感态度，尤其是从情感态度来看卓铁锋是一个清醒的自我认知者甚至是一个自嘲者，他并没有刻意去装饰自己或假扮别人，而是真实地坦陈在我们面前，包括他的弱点和缺点。这样具有了“不洁”“不雅”“不端”“不干不净”成分的杂质化的诗以及与惯性印象中的诗歌具有反差的诗（比如《五花马》《花旦》《不唱悲歌》《兰舟》《匹马戍凉州》）反倒是具有了一种开放式的包容力和活力。“太像诗的诗不是好诗”，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样的诗也需要警惕的是“油滑”。

流年似水、世事如流，人何以堪？卓铁锋的一部分诗歌具有对接性特征，也就是在言说此时此刻的当下现实的时候经常会将神思延伸到历史和古典型的情境之中。尤其是诗集第一辑中的“随行者”很多诗歌的标题就容易让人想到古代的典故、戏曲、唱本、故事和诗词曲赋，俚俗、戏谑、半文半白和亦庄亦谐的话语腔调以及日常的戏剧化、舞台化得以被打通和共时化呈现，比如《思无邪》《小凤仙》《天下事》《玉堂春》《节妇》等这样的诗。卓铁锋的一部分诗歌与古典意境相关但是又进行了慨叹、反拨与评骘，比如那些神思忽左忽右但又与个人经验和现实境遇相关的冥想式的诗，而这些诗往往又带有反诗意、反古典的“不端”的异质成分，但是又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现实感”和“历史感”，比如《2014年5月4日：日常生活》，“老婆刚开始烧菜，雨愈发大了起来/老丈人顾不上晚饭，匆匆出门/说去两里外的园子种番薯/又说番薯必须雨天才能种活云云/看着他从楼角拿了箬笠和雨衣/我转头问刚放学回来的大儿子/张志和的渔歌子后两句还会背吗”。

对于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来说，很多人也许会对之发问“写诗有什么用呢？”至于诗歌的发生以及对于写作者及其生活来说诗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每个人给出的感受和答案并不相同，“现在我写诗，与少数诗人那样/框取常人视而不见的镜头/选择另一个国度的语言作为载体/把尚未发生的纠葛写下来”（《诗歌能解决什么事情》）。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尴尬的一代》《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等专著、诗集、随笔集等十余部，编选《天天诗历》《年度诗歌精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等。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首届金沙诗歌奖•2018年度诗歌批评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