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她走到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拿她的年龄来打比，她现在处在的哪个年龄层？这个不好定论，但不管年庚几何，理应有其匹配的作为和风度，也就是要“新它一新”的意思，跟着新时代的步子前行，跟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要求前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心境发声，才能搞得出老百姓熟悉而为之动情的文本。基于这个不成熟的观点，我试图以少数民族诗歌作者的身份，采取基层调研的方法浅析新时代诗歌要有地气的意义，而不是方法。

老百姓需要接地气的诗歌作品

老百姓喜欢的诗歌，就是无愧于时代的诗歌。时代新了，老百姓的脑子也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日新月异，对生活生存条件的选择也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的诗歌，也要跟着新起来，这里的“新”，就是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形成一种血肉之联系，精神之同频共振，换句话说就是“命运共同体”，由此带来的附加值，可能会给写作带来和指明朴实的灵感与扎实的切入口。

以我与我的家乡为例，已经写诗5年多的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叫小凉山，确切的地理位置处于乐山市，在乐山市有三个少数民族区县，其中一个是峨边彝族自治县，一个是马边彝族自治县，一个是金口河区，我就住在金口河区。这三个区县和大凉山一样，居住的少数民族都以彝族为主，人们称这三个地方为小凉山，或者“两边一区”。在实施各种惠民政策的时候，则称之为小凉山片区，也和大凉山一样，属于深度贫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它们是接壤的，就像河连着海，那么幅员较小的小凉山就是河，而海便是大凉山了，只是行政管辖所属不一样。

我提及这些彝域地名，是因为它们本具诗意。

在彝族的典籍文化中，除了渊源流长的书面典籍，还有流传千年的“口头文化”，也可称为“口头文学”，它们都是一种以“生活经验加时间”焖炖而成的文化大餐，本具普及性和广泛度，所以老少咸宜，人人喜爱。早期的彝民族生存维艰，他们将此生活经验出之以口，或者记之以简（皮等），每每少不了那么一份忧伤的味道。谁要是在那样一个时间段，搞出一些“狂欢文化”，是受不到老百姓喜爱的，只被“非老百姓”推崇，产生的是“精英化”，而非“民众化”的脱离性独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说诗歌文化。流传于彝族民间的诸如《阿依妞妞》《勒俄特依》《指路经》等典籍，或凄苦难遣的“妞妞”的人生经历叙述如《阿依妞妞》，或百科全书似的《勒俄特依》，一旦被念诵，总能感觉得出很强烈的节奏感和故事性，总能感到那条一以贯之的精神细脉就在自家的菜园地里经过。

我猜想，那是一种诗。它们成为经世之典，只应执手相传，只应他们喜爱，而喜爱是因为，它们很贴近，很合用，仿佛读者就在其中，为读者而生。但是到了现在，我能明显感觉到，它们已不再是人们奉为铎木的圣物了，因为彝人走出大山，面临了新的生活场域，他们喜爱与自己的生活场域相关的文字，他们是从奴隶社会一步千年跨至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是马上同步小康的族群，他们需要的精神消费也应该跟着新起来。

精神原乡的守护

“彝区诗域”中流行着一种以刊发打工题材为主的刊物，比如由峨边彝族自治县打工诗人沙玛中华主编的《山风》等。每每翻阅之，跃然呈现的是彝族打工者出自心底的情感喷涌。

彝族打工者，经历大体相同，面对的现实也相似，“老家”状况更是大同小异。在这些诗作里，真实呈现了这一幕幕，那一桩桩，于是，大家都等着看下一期的这种刊物了，仿若精神家园般令人执着向往。欣慰的是，在这些诗作里，出现了一种对未来的“集体愿望”，那就是真正走出大山，在城市（暂且说成是城市吧，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生存环境）扎上根，然后让父母妻儿过上好日子。

他们说，“哥哥在城里工作/只是一个小小工人/你却笑得那么甜/我在这里一定好好工作……”，这是某个“打工者”写给情人的句子，确也代表了一个他的爱情憧憬。他们又说，“漆黑的城市之夜/我那凉山的月亮可曾入睡……”浓浓的“乡愁之思与诗”令人感慨，这又使远在他乡的大家引起共鸣了。

总之，在陌生的境况之中，他们有了诗意的陪伴，他们同时蔚然了彝族打工文化的形成与传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写道，“月亮盛着阿妈的荞麦粥/我一仰头/就到了彝家岗……”这样的句子，真正合了阿妈的思儿之情，虽然阿妈不识字，但经由他人读出来，听听，也仿若幺儿在前。上一辈人也喜欢读他们写的句子，真难得。

新时代需要接地气的诗歌作品

新时代需要接地气的诗歌作品，要做好地域与地气的综合思考，做好精神原乡的守护。接地气的诗歌是真诗。反过来说，真诗的判定依据中“地气”是不可摒弃的重要元素之一。

以彝族作者的诗歌为例，以我本人的早期诗歌作品为例，有一些显得不是那么真。祖先崇拜主题的作品我写过很多，但写出来之后，拿给别人看，或者自己再冷静细阅，里面的主人公，不管是曾祖，还是更高辈数的先人，我都觉得十分抽象，十分不靠谱，仿佛是“生造”的事物，只因为我都没有见过。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些被“祖先崇拜”精神一代代“神化”的人物我们是写不好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思维结构、知识水平，以及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们无法在场，我们以耳代目，结果只能是“失真”。一时的“亲情的感性抒发”只能安慰自己，有时甚至不能。

所以，真诗要立足当下，回到生活现场，回到烟火人间中去。举个例子说，我早期写我祖辈，都写得“出神入化”，一个个神异过人，仿佛人上人，神上神（都是听来的传说）。后来某天，当我父亲（健在）看到这些“颂祖”之诗，也就只顾摇头了，他说：“这写得是谁？”再后来，我写我们家族和人物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得低些，再低些，我说：“坡坡地叫我父亲老牛/小单位叫我大牛/乡村学校叫我儿子小牛/我们家/常用尚未消化的本命/蘸牛肉吃/我们家/世代种植族谱、食谱和乐谱在牛皮上/每天以采收牛蹄形音符为业/一些背回家/一些牧在苏聂的牛皮法鼓上。”（《苦肠》）父亲看后说，这下有点靠谱，要大胆一些，不要怕露怯，咋样就是咋样。

真诗更容易好起来，成为好诗。真人办真事，真人不说假话，真诗人不写假诗。写真诗需要真心真情真诚，需要一股子“真气”。这是艺术自觉和自省，也就是“写诗和诗的担当”。这种担当是勇气，需要大胆，大胆拥抱新时代。

“真起来”是需要“大胆”的。失真的诗人和其作品再真起来，就很不容易，相当于“脱胎换骨”，相当于洗礼与炼狱。一下真起来，真有点为难。但不要紧，只要肯“下深水”——下深水更需要大胆——就能捞到沉甸甸的素材之鱼，一次不行，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