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经40岁了。

他们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转型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拥有稳定的形态和鲜明的特征，一路走来，犹疑与执着并举，迷惘与坚定并在。值此节点，中国作家网特推出“‘80后’作家对话录：个体·代际·经验”专题，通过与八位知名“80后”作家、评论家、诗人的深入交流，力图展现他们的新风貌，以及他们对生活、文学创作上的思考。此外，专题亦约请相关评论家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多角度阐释“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希望在本次专题中，我们能够对“80后”文学群体有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 让我们在回望中细致梳理，在展望中奋力前行。

我最后的一点荣光，在诗里。最后所有的耻辱，也在诗里。

——张二棍

见过张二棍的人对他总有一种“人如其名”的感觉，和“诗意”不仅毫不搭边，简直相反。如果这个黑脸膛、小眼睛、浅眉毛、深眼眶的北方汉子走在大街上，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位诗人，还以为他刚从工地、煤窑或者庄稼地里干活回来。诗人、好友刘年在《致张二棍》中有过绝妙的比喻：“你白眼青天，蹲在石头上 / 像八大山人画的一只苦斑鸠”。诗人余秀华直言：“唉，怎么说呢，说外貌和才华成反比吧，好像打了自己的耳光，说外貌和才华成正比吧，肯定打了张二棍的耳光。”

对于自己“接地气”的长相，张二棍具有超强的幽默感，并不以为意。他说：“当一个人的长相被无数次挑剔，只能说明此人除了面孔之外已无其它任何缺憾了吧。这个人肯定灵魂饱满，人格健美，万事俱备只欠窈窕了。而我恰恰是被无数次挑剔过的……我一点儿也不盼望自己长的多好了，我害怕别人嫉妒。”

这样一位怎么看都与“诗意”毫不沾边的地质队钻工，在荒郊野岭的经年行走，在至少见过二十次春暖花开，二十次黄叶漫卷，以及无数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后，以“二棍”这个怎么听都带有一丝不屈和反抗的名字，将看到的喜乐欢愁、苦难困顿以及曙光绝望化入诗中。他的诗犹如一根木棍，狠狠地击打在泥土上，溅起灰土，在空中飘荡。

大山与老羊倌

此时的山谷里，正弥散着无法描述的草木的清香。钻探队栖身这座峡谷已经一个多月了，如今钻探设备坏了，工作也停了下来。钻探队的头儿一次次往大山顶上爬，寻找少得可怜的手机信号，希望能联系到厂家发几个配件；工人们则像四散的羊群，有的去树林里捡蘑菇，有的光着膀子在草地上想老婆，有的没事找事互相骂娘。在这渺无人烟的荒野里，时间不是金钱，人生也不需要什么意义。张常春更习惯用在漫山遍野闲逛打发无所事事的一天。

大约用了两个小时，他爬到一座山的山顶上，忽然望见某个山谷里，有一缕烟火升起。这样山大沟深的地方，有几户人家着实不易。张常春想去看看一生都在群峰中度过的人是什么样子。在深谷中，他看到一座废弃的寺庙，房屋倒塌满目疮痍，曾经的庄严肃穆痕迹全无。寺庙外的墙边，围了两个不太规则的栅栏。这座残寺已经成了牧羊人的圈舍，两个灰头土脸的人，正在羊圈旁的山石上，背对背，一言不发地坐着。原来刚才在山顶看到的烟火，是这两个人拢起的一堆柴火，柴火上架着几个土豆，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从攀谈中，张常春得知，早在十多年前，方圆十几里的小山村就集体挪到更远的平原上了，只剩下这两个羊倌没搬，因为他们只能以放羊为生，又没有其他亲人。年轻一点的羊倌是一个英俊的哑巴，因为爹妈也都是哑巴，所以没有名字。老羊倌有名字，但是他自己不会写。老羊倌每天的事，就是在清晨把羊从栅栏里一鞭子撵出去，到傍晚的时候在守候在栅栏边，等羊群归来。当年几个小村庄还没搬走的时候，他是这一带最有办法的羊倌，谁家的羊丢了，谁家的羊病了，都来找他。他的妻子是另一个牧羊人的小女儿，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去外面打工后再也没回来，连一把骨灰都没回来。妻子想不开，喝药殁了。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谈起这些的时候，老羊倌的目光如黑洞一般。他说：都是命。人有人的命，羊有羊的命，哑巴有哑巴的命。

很多年后，地质队钻探工张常春成为了诗人张二棍，他写下短诗《听，羊群咀嚼的声音》：

没有比这更缓慢的时光了

它们青黄不接的一生

在山羊的唇齿间

第一次，有了咔咔的声音

草啊，那些尚在生长的草

听，你们一寸寸爬高

又一寸寸断裂

被羊群吃掉是草一辈子逃不开的宿命，默默无闻的野草爬高又断裂的过程就像人“更缓慢的时光”，“青黄不接”的草仿佛是大千世界里无数无名“无名之人”的象征。写下这首诗的一刻，他或许想起那次在深谷中与老羊倌的对话，这都是命。

老羊倌的命运只是张二棍行走二十余年遇到的无数底层人物的缩影。从十八岁进入地质队当一名钻工，到十年后开始写诗，这十年间，他看到普通民众的良善和幸福，也目睹了他们的挣扎与污浊。他害怕无法捕捉那么多年自己的经历，害怕在时光流逝中一无所获。为了抵御恐惧，他要抓住每一点记忆，努力把它们放在纸上。

“我曾经长久经历着这一切，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像极了一根根稻草，往一个叫做“张常春”的人身上压迫着，越来越重，我感到越来越害怕，希望寻找到一个“张二棍”和我一起背负这些要命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张二棍”能够用字句把这些稻草运送到纸上，这样我会轻松些……”

在某一天，他开始记录生活，起初是一些小散文、小日记，再后来，他把这些文字分行，变成了诗。诗歌可以快进快出，单刀直入，不需要太多时间构思前因后果、起承转合，张二棍更习惯这种文体创作。他无意书写那些具有宏大、深奥主题的作品，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和那一瞬间被触发的情感。

自从开始写诗，张二棍便背负起“地质队员”和“诗人”双重身份。拿起笔，他是站在世界的对立面，逆流而上的张二棍；放下笔，他是习惯和生活妥协、随波逐流的张常春。这种在外人眼中“破圈”的跨界在张二棍看来只是寻常。他觉得诗人和个人身份完全是两回事，诗人不应该被定义，坐在办公室里写诗才叫跨界，走遍千山万水就应该写诗。“可能一个医生诗人，会说写诗像望闻问切，而一个农民诗人会说写诗如同春种秋收，可能一个出租车司机会说写诗就是蹬刹车踩油门……应该把写作的事情交给写作，把诗歌还原到现场，才更为妥帖。”

另一方面，这两种状态的拉扯使得张二棍经常陷入矛盾与拧巴的状态。他形容写诗像“两小儿辩日”，是一个滞后的“我”和一个想要超越的“我”在争吵。但是这种身体和魂灵的不合拍，造就了诗。张二棍多年来重复幻想有一匹白马在漫天大雪中奔跑着，四蹄翻飞。这匹白马只有他能看见，也只有他才能描摹出它的样子。可他不得不一边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一边陪伴着想象中这匹任性的白马。在张二棍心里，有多需要这个色香味俱全的世界，就有多需要这匹只在脑海里靠意念奔跑的白马。更多的时候，他是彷徨的，卑怯的，懦弱的，用诗歌不断的反对自己，唤醒自己。

人的下场，不必是诗的下场 / 但诗的下场，终究是一个诗人的下场

——《元神》

长期跋山涉水，游走在荒凉与清贫的底层，张二棍形容这就像“奔赴一场冥冥中永无期限的约会”。他的对象或许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老鳏夫，或者是一只病倒的即将被宰的驴子，也或者是那落日下投射在崖壁上的自己巨大扁平的影子。这种孤独单调的生活，让他有更多时间扪心、静思、追究。

张二棍

把苦酿成诗

“二棍”原本是小时候村里人给起的“诨号”，后来被村里人叫惯了，索性就以此作为笔名。“二棍”也是他诗观的表现，就像往脸上涂抹的大红大绿的油彩，让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暂时游离肉身的“张常春”，塑造一个幻境中的“张二棍”。人们惊诧于“张二棍”这个名字与“诗人”这一身份之间的割裂和悖谬，然而从古诗的审美来看，现代诗主动背弃了结构与音韵，独自找寻反诗意的诗意，与“江梅伴幽独”“吴钩霜月明”相比，“张二棍”恰恰是反诗意的。

这种“反诗意的诗意”不仅贯穿于张二棍的形象与名字，也成为他诗歌作品的最佳注脚。这么多年来，他遇到无数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石匠、羊倌、流浪者、疯子都是他关注的对象，这些日常所见的情景大部分都毫无美感可言。在张二棍看来，创作诗歌就是由实到虚的过程，诗人要做的就是把日常所见进行艺术加工，赋以美感，从生活中找寻诗意，这并非易事。他始终对生活保持敏感的秘诀就是，作为诗人不要唤醒什么，而是等待被唤醒。

张二棍的写作和生活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这位终年行走在大山深处的地质钻探工，将创作主题集中在“苦难叙事”上。随着《娘说，这就是命》《原谅》《穿墙术》《旷野》等作品发表，“苦难诗人”成为张二棍的标签。他的诗歌如脚踏的大地一样，始终带着厚重、悲悯、苦涩的气质。

在大山中，张二棍经常会看到很多废弃的村庄。他喜欢沿着荒草丛生的街巷漫无目的地行走，至今依然记得有一个村庄叫上花轿村，还有一个村庄叫塌窑庄。他至少记得五百个饶有意味的村庄名字。“这些村庄里，住着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每个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故事。你要是有勇气讲出他们所有的故事，你就能够管辖这些村庄，并成为这些村庄里，唯一一个能够无中生有的魔法师。”

村庄消失的时代也是乡愁坍塌的年代。人口的迁徙，通讯的发达，交通的快捷，也让“乡愁”变得越来越陌生。张二棍认为，如今人们的乡愁并不会减少，而是转移、变异了，乡愁里的“乡”变得更加不可言说。也许乡愁扩大成了“县愁，省愁，星球之愁”，也许乡愁萎缩成了对一间旧房子，一个土瓷碗的“房愁，碗愁”，但“愁”仍然折磨着人们，每个人都是寻觅归宿的游子。

经常行走在乡间，张二棍常常能看到很多香火甚旺、引得众人虔诚跪拜的神庙。比如在黄土高原的犄角旮旯里隐藏许多龙王庙。收成好了，村民会跪地谢恩，收成不好了，会跪地祈祷。张二棍的诗歌中经常写到神灵。然而，他没有扮演“通灵者”，或者对神明讴歌颂扬，而是陷入反思。在诗作《黄石匠》中，佛因石匠的雕琢才能享受世人的跪拜，石匠也因此得以养家糊口，神明与生命是相互救赎的关系。

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的

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有年冬天

他们围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几瓣烤红薯

而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

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

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

呃，他们像是一群比我更小

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

也不懂喊冷。在乡下

神，如此朴素。

——《在乡下，神是朴素的》

在《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中，神明与“我”都是祖母的孩子，接受粗茶淡饭、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得喊冷，有的只是生命对生命的呵护。这些渺小、琐碎的场景本是日常所见，张二棍却从中看到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就像评论家杜学文所言，“张二棍关注更多的是生命的存在状态，力图揭示生命存在的某种超越具体的个体，以及建立其上的普遍性。” 他对苦难的描摹即是对卑微生命的解释和探求。生命无法与诗歌分离，写诗让人绝望，也让人更加热爱生命。

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让张二棍具有“悲剧”的气场和“悲悯”的情怀。评论家郭道荣说，张二棍身上具有那种特有的、生鲜的“悲悯”气度，为他再造底层生活现场提供了条件。他总能俯下身子将目光集敛于生活的日常，在细碎之生活情景中发现题材，从文字里抠出血泪。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

摁着自己的头，往墙上磕

我见过。在县医院

咚，咚，咚

他母亲说，让他磕吧

似乎墙疼了

他就不疼了

似乎疼痛，可以穿墙而过

我不知道他脑袋里装着

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墙

吸纳了多少苦痛

才变得如此苍白

——《穿墙术》

“生活中我并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去撞墙，但我见过孩子被他母亲带着去医院，这就足够了。”看遍“众生皆苦”，张二棍更愿意将诗歌当做一个拐杖、一瓶去痛片，或者一把伞。当他意识到生活中的残酷与苦难不可避免，他选择将激愤的词语化作悲悯和宽恕。

面对生活的重压，张二棍是隐忍的，他把无名者、残缺者、悲苦者的群像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为何他能够面对如此多的苦难？他觉得，一个人的欲望和他内心的承受力成反比。想通了就能承受一些东西，想不通，一个白眼就会毙命。太多的欲望只会让一个人的心灵变得更加脆弱。

也有人很不理解，生活也有很多美好之处，为何总是重复书写苦难？张二棍坦承，他在写作的时候会屏蔽幸福、自私的一面，这和个人选择有关，主要看作者想呈现什么。他想用诗歌的方式提醒自己，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此外，他也并不十分认可外界对他“悲悯”和“济世”这类字眼的评价：“这样的词太压抑了，我宁愿置换成另外的表述，比如爱、关心、分担、同情。”

一方面，作为底层生活的旁观者与亲历者，张二棍有着朴素、纯粹、隐忍、悲悯的一面；另一方面，常年栉风沐雨在旷野中的经历又为他的生命赋予野性的旷达与不羁。2017年5月，张二棍与刘年骑马向北，“打算耗时一月，从林西县，经东乌珠穆沁旗、阿尔山、呼伦贝尔，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未必成功，但已成行。”这次骑行只是源于几句简短的沟通：走不走？走！啥时候？明天或者后天！去哪里？出发前再说！怎么走？有马骑马，无马骑驴。在现在的时代，这种行为就像“提剑与风车大战的孤独骑士堂•吉诃德”，是特例。

张二棍觉得，野是一个诗人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这种野性，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豁达，是野田人稀秋草绿的孤旷，也可以是野心勃勃。在诗歌中，野不野甚至决定一个诗人是否能够成立。野，容易犯错误，而诗歌恰恰需要不断冒犯惯常的语言、思维，“诗歌就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野味儿。”

而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魏天无看来，张二棍想要谈论的不仅仅是底层与苦难本身，而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孤独与荒谬。最出色的诗人张二棍，出现在用孤独抵抗孤独、用荒谬消解荒谬的时刻。

张二棍在埃塞俄比亚

文字里的蜘蛛侠

这两年，张二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上，很少再出去走了。从2010年到现在，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曾获《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李杜青年诗人奖、 《诗歌周刊》年度诗人等荣誉，是颇具潜力的“80后”诗人。但相比于“80后”诗人的身份，他更在意自己写了什么作品，未来是否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讨论而非局限在“80后”的范围。他不希望很多年后自己身上仅仅只有“80后”这一个标签。

张二棍一直都不是高产的人。他说自己很懒，从不设目标，最近大概四个多月没写诗了，虽然内心会不时闪过一阵恐慌，尤其看到同龄的诗人都在写，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荒废度日，但同时，他会安慰自己，写诗是一辈子的事情，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思考如何观察这个世界。他害怕写多了会变成一个匠人，作品看不到心情、情意、血肉，只有熟练的技巧和文雅无趣的语言。“要杜绝每天钻在这里面，把诗歌写的太像诗歌，散文太像散文，这其实是坏事情。写诗歌，本身就要不断突破边界。”

作为第一批“80后”，在慢慢进入中年后，张二棍写诗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早期写诗往往源于有感而发，像散打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人关注自己在写什么；如今读者、诗人朋友等等会在无形中督促他应该怎样去写，他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认为这时需要给自己“贴标签”，通过强化某一点，让大众对自己的创作有更清晰的认知。

但同时，人们一提到张二棍，第一反应是“苦难诗人”“底层诗歌”，这种模式化的定义又不时地困扰着他。他曾写过文章，要在诗歌里“与自己恩断义绝”。“我从网络一路写来，并没有发现太多具备真正带有原创标识和个人图腾化的作品。大多数诗歌都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甚至重复别人。我们必须努力挣脱这种注定无效的，可耻的写作方式。我给自己的建议是，率性地写，往绝路上写，往破了写。但这还远远不够，但我无能为力了。只好等着哪一天突然的顿悟吧。”

在张二棍看来，诗歌是一个自证的过程。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应该不断主动放弃自己的身份、名誉、过往的作品。“底层”、“深渊”、“苦难”、“卑微”也许是某些诗歌的要义，但不是写作者的符号。如果有可能，自己也可以写天使、殿堂、发动机、大学。“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生活在山野中太久，睁眼闭眼就是穷乡、野店、泥泞小径，所以我写了一批那样的东西。我不关心是谁在写下那些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作品写了什么，写的如何。诗歌说到底，不必附加什么题材、流派、年代、区域，只有好或者坏。”

“诗歌其实不是学问，而是一种反学问的东西，诗人也不是先知，而是一个无知的孩子” “好诗人应该是个狙击手。隐忍，冷静，有一击必杀，然后迅速抽身的本能”……关于诗歌，他的比喻自带一种灵气，巧妙、精准。十年的创作生涯让张二棍对诗歌有着丰富的感悟和感知，也随着写作的积累而产生很多困惑。他说：用诗歌发声的人，不免会生出在文字里做个蜘蛛侠的感觉，不免拿自己和李白杜甫比较，不免拿自己和同时代的优秀诗人比较。我是渺小的，能记录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是更加沉默、无助的那些。我什么都没有，只有笔写下来。这大概就是我的动力，也是我的无力。我的困惑大概就是我写作时，如何摆脱无力感。

伴随着年轻时“暴烈之气”的锐减，曾经喜欢在创作中速战速决的张二棍开始注重诗歌的绵延、浩瀚、悠长。他坦承，这一直是自己个人的局限。创作已经十年了，他的困惑也越来越多，比如有技而无巧，象动而意滞，情郁而词浮等等都是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留给时间。但是，张二棍并不很在意技巧，他更愿意少一点表演，将自己原本的生活坦诚给世人，用真诚感动更多的读者。

采访当中，能感受到张二棍对讲述自己生活的一丝抵触，作为诗人，他更愿意让世人看到他的作品，而非通过“跨界”“打工”这样的标签被大众关注。“不细读文本，先把身份弄清楚然后粗暴下定义”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一种偷懒的方法。就像他认为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走红，大家多是抱着“看故事”的心态来关注，真正细读文本的人寥寥无几。张二棍并不认可“打工诗歌”这样的叫法，如果以诗人的身份定义，那是否还会有“教师诗歌，法官诗歌、病人诗歌”？打工者创作的优秀诗歌，留下的是真正的“诗歌”。无论中外诗人，职业身份都是有无穷尽的差别的。诗歌文化在当下需要通过“贴标签”来快速被人所认知和关注，原属无可奈何之事，但张二棍认为，诗歌的本质，其实是与流行元素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决绝抵抗的。诗人是与网红甚至世俗决裂的人。

很多人把张二棍当做“底层叙事”者，但在评论家杜学文看来，却与张二棍诗歌的本质离了十万八千里远。“底层叙事”只是张二棍诗歌的表象，在他这种表面的柔弱、渺小、微不足道中所执著表现出来的正是生命的坚韧、超越、智慧，以及由此而来的无可忽略的价值。张二棍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个对生命充满了温情与希望，对生活表现出执着的爱意的歌者。

原谅少女。原谅洗头房里十八岁的夏天的呻吟

就是原谅她田地间佝偻的父母

和被流水线扭断胳膊的弟弟

原谅嫖客。原谅他的秃顶和旧皮鞋

就是原谅出租屋的一地烟头

和被老板斥责后的唯唯诺诺

也是原谅五金厂失业女工提前到来的

更年期。以及她在菜市场嘶哑的大嗓门

原谅窗外越擦越多的小广告

还要原谅纸上那些溃疡糜烂的字眼

这等于原谅一个三流大学的毕业生

在一个汗流浃背的下午，

靠在城管的车里，冷冷的颤抖

也等于原谅，凌晨的廉价旅馆里，

他狠狠地撕去，一页去年写下的日记

——节选自《原谅》

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发展，许多“草根诗人”如雨后春笋般进入大众的视野。其中虽然不乏得力之作，但更多的诗歌矫揉做作且煽情，只一味攫取生活中的苦难作为吸引眼球的“猎奇”之举，缺少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深切反思和对苍生的悲悯情怀。这些诗除了能给读者带来片刻且廉价的感动外，并不能真正唤醒人们内心深处五味杂陈的情感。

霍俊明曾说，张二棍为了挽留母亲的生命卖掉了房子。在一次酒桌上，他看到二棍趴在了桌子上无比的疲累。张二棍太需要一个精神支撑了。如今这个支撑正是诗歌。也只有真正用自己一生来写诗的人才能在苦难中看到爱与希望、悲悯与救赎。评论家谭五昌评价其创作“字里行间充满着生命的痛感与灵魂的哀伤，拒绝着肤浅的欢乐与所谓温馨的田园情调的展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展现底层人民悲剧性的生存图景与精神面貌。”

那个曾在山谷里与张二棍聊过天的老羊倌背着一只半大的羊找到钻探队，想要卖掉。羊的背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断了，眼看要活不成了。羊在默默流泪，老羊倌快哭了。小羊就这样寸步难移的卧在那里，等待死亡的降临。张二棍觉得，许多时候，人也是这样。

后来在《六言》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诗：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