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

听了西思翎的发言后，我感到西思翎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视野，他对1922年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关注。很有意思的，1922年到1923年徐玉诺的诗歌其实也不错，我们一般讲时代，徐玉诺诗歌让我们分享到一种同时代性。一战之后，而且1922年，除了徐玉诺之外，新文学最初经典的作品，也都出现在1922年。1918—1922年，也是中国新诗站稳脚跟的时代。下面的下午场会议请张杰主持吧。

张杰：

上午的研讨气氛非常好，先是史大观进行了一些有关诗人徐玉诺的史料展示，都是很珍贵的，然后西思翎、田海燕伉俪介绍了翻译诗人徐玉诺的心得和一些共时性，同时代的实质内容，非常好，开阔了我们研究诗人徐玉诺的视野，后面又来了几位诗人，这是诗人张何之，她现在法国留学读博。下面请秦晓宇兄讲下。

秦晓宇：

我就抛砖引玉的，因为最近事情多一点。

我自己发现的一个诗人——徐玉诺。

我们其实对五四以后的诗人，读的并不系统。实际上我们也特别受制于经典文学史研究的座次排列。对徐玉诺的关注不够，也有些被遗忘的感觉。那么其实在这里面——这样选徐玉诺的（诗）篇幅显然不够。

我当时是选编一个小诗集，选的是八行以内的短诗。

其实我们一提到所谓古典诗歌伟大的成就，其实不是绝对就是律诗，字数都很少。

新诗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写很多字儿，多，就有发挥的空间。但是，如果仅仅也是在，比如说4到8行的空间内，能够把诗写得非常精彩，短诗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新诗成就的一种证明吧！因为你可以跟古典诗歌有一种——最起码有一点儿——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感觉。那个时候，要编这个诗集的时候，翻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徐玉诺的诗歌选得）特别多一点。徐玉诺的诗我是看了非常喜欢，比如我看了里面——像《歌》呀等，“多盼望快转过太阳，一步步转入不可知的逍遥”。

刚才，像姜涛兄谈到一点，就是说——徐玉诺跟整个的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共享一个现代主义的写作精神。其实，可能我觉得我理解这种写作精神，首先是一种对“无意义感”——或者说是人生虚无或黑暗意识的一种深度的呈现。这个确实是。如果我们中国作家里面，鲁迅在这方面确实是最深入地——探测到黑夜意识的最深处，而且把那种虚无、虚妄这样的一种意识呈现得非常深刻，徐玉诺也是这样一位诗人。我觉得他很多诗歌的写作很有“野草”的味道，他们俩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深度的写作。但我觉得徐玉诺本人——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度——这不是“惟出身论”，他出身贫寒的家庭，有生活在比较战乱的河南，饥馑、灾荒等等，这样一个写作的身份，这样一个成长的背景。其实徐玉诺是和五四时代许多其他诗人有所区别的。那个时代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写作的一些诗人其实他的家境相对优渥的。那这样的一种生活，比如同样是写女郎，你看徐志摩写女郎是怎么一种写法，他会写以这个拿着——比如《砍柴女郎》“她们各带什么样的斧头和粽饭”，就类似这样的描写，在里面就会有很多。而且这一点意识，我觉得特别是珍贵。

参加五四运动时期与开封师范学校同学合影。后一徐玉诺左一罗绳武。

我们如果说西方过来的很多的写作也是一种精英化的知识分子的写作，那么古典诗人是一种士大夫气质十足的写作。那在这个之外，我觉得五四精神其实提供的更加宝贵，更加珍贵的一点，就是一种平民意识的一种写作，就是真正的是一种心可以低在尘埃里去的，就是在一种普通人的或者说是平民世界的这样一种视角，去进行一种书写。像徐玉诺这个里面很多的诗不仅其实渗透着很深的一些，我觉得甚至阶级的意识，阶级的情感，那这一点上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堪称伟大，就是他的心是和所有的这些铁匠的音乐，是和那些包括什么——就是要跟地主——包括他写过一首诗就是《农村的歌》，还写说我要怎么去，就是说我要拿这个刀，丘八什么什么那些人，对，就相当于我去了就把它宰了，或者让他们宰了我，然后他觉得人生的道路基本就是这样，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愤怒，那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徐玉诺在20年代初，当然也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比如说共产主义文学已经逐渐成为启蒙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但是更多的我想说，他可能不是来自于书本，因为今天咱们俩路上聊的时候。正好罗羽还跟我说，其实（徐玉诺）他对毛泽东，对很多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应该在49年左右，是吧。（徐玉诺）他在其实之前一点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感冒，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意识，我觉得更多他不是来自于一种理论，他是来自于他自己切身的生命体会，也只是因为他是来自于这种切身的体会，所以好比他当时的一些左联的作家，左翼的作家，其实在这一点上处理这个题材的时候写的更加深刻一点。再加上要用的是非常的具有诗性的这种语言，因为其实当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刚刚在选择那个就是4到8行以内的短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新诗人在面对这样短诗的时候，就面临着强大的不自觉的古典诗歌的一种压力。他就会把诗分成对照的上下两句或者两行、两行的这样一个节奏感，很多的诗都会压韵，然后寻求某种格律性质的东西。

那怎么样既是一个小诗的形态，就是它是有一种散文化的或者新的语言在进行一种诗性的创作，又能够脱离掉旧诗的一些格套窠臼，其实难的——在新诗的发生草创的阶段，而且他的小诗当然也肯定受20年代的时候的，那个小诗的像周作人提倡，或者宗白华他们这样一些尝试小诗的那个潮流的影响。

但是你看冰心的小诗和宗白华小诗，他们很多时候是一种哲思美学趣味的一种营造和表达，但是（徐玉诺）他的题材和深度广阔的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极具现代意识的那样虚无感，和对黑夜意识的关照，以及那种平民视角的渗透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的——对这个平民世界那种应该说“苦难中国”的一种表达，而且非常难得是，他还用一种真的在那个年代已经具有诗性创造力的语言来完成这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命运，就是他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中原地区，尤其有这种深厚的农村经验，我们看他的小说当中——就是这个农村经验处理的相当不错的，很饱满的经验。他是来自于此——而且进行一个表达，而且你看他终生也没有进行太多的所谓文学的一种——怎么讲或社会活动也好或者一种圈子化的一种，因为当时的圈子化会更加的严重一点，对，会有各个不同的圈子，但他也没有这个。他更多的像一个独立的、自由的、野草般的一个创造者。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他的身上，尤其他的诗歌到今天不管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他的诗歌文本，还有很多，我觉得让人尊敬和学习的地方，对。就是这样，我最近没有，应该好好读一读他的诗，像西思翎一样研读后，再来好好的谈论。我抛砖引玉，其他的再说好了。

张杰：

晓宇对新诗很严谨，他是有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品质，他的文章具有千锤百炼的品质，希望晓宇以后也能写个万字的，或接近万字的关于徐玉诺的评论，这是一个诚挚的邀稿。

下面请苏丰雷讲。苏丰雷将代读90后诗人袁恬的关于徐玉诺的文章。

苏丰雷：

我代袁恬读她的观点。袁恬，她写了一篇论文，她压缩为2000字论文，我帮她读一下。

张杰：

袁恬本来也想参加会议，但是她在上海，她写这个文章还不错，非常好。

成婴：

人不在北京是吧。

张杰：

对，在上海。她老家是河南郑州的。

苏丰雷代读袁恬文章（会后，袁恬又对文章进行了补充整理、并加了文后注释）：

袁恬：

“超善恶”的诗学——徐玉诺诗歌论

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诗人，也是第八位出版个人白话诗集的现代诗人，徐玉诺在多种现代文学史、新诗史著作中并未占据十分突出的位置。长江文艺出版社《徐玉诺诗歌精选》的出版，让更多当代读者了解到了徐玉诺。他1921年最早发表的诗作已展现极高的文学天赋，起点之高令人惊叹。今人写诗，从蹒跚学步开始尚需一番摸索，何况是百年前白话诗始诞时。我们读民国初年的白话诗，时常要将自己调整到当时的历史和审美氛围，而徐玉诺的诗却可以不经任何调整直接毫不费力地进入，令人倍感亲切，一些学者誉之为徐玉诺诗歌的“当代性”1。而这种所谓的当代性中蕴藏的，实际上是诗的某种恒久品质。

徐玉诺并无留洋经历，“五四”时期仅仅从《新青年》等刊物读到一些西方作品的片段，便能将之吃透、消化，出产了一批深入个人经验并含有现代性的佳作，可见他有着敏感的学习能力、超前的写作意识、高超的提炼转化能力，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可以说，当别的诗人尚在学步，他已开始了冲刺跑。徐玉诺的语言准确但不精致，可爱但不幼稚，句式不算复杂，但总能找到最饱满、最亲密的词，使得语句不显干燥，反有韧劲。他对词语有着精确的辨认，正如杜涯所说，“这些词句是非经历一番寻找、琢磨、锤炼、构筑而不能得的”2。但徐玉诺似乎不费太大功夫就进入了这种语言状态，快活非常，兴之所至一天就能写七八首，未有丝毫词不达意，其语言天分可见一斑。也许正是这种粗放的、全凭语感的集中写作，打开了他的自由诗体创作。在今天，这样的语言，对一些绵软无力的当代诗歌仍有冲刷作用。

徐玉诺诗歌的一个鲜明特色是金句频现，具备先知般的透视的目光。其中，辩证视角的穿梭，构筑了诗歌丰富的立体感。在他的诗作中我识别出了一种尼采式的冲动，借助尼采的思考，徐玉诺诗歌中的几重张力或许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辨认。这并非单纯的“哲学化”解释3，而是试图不拘泥于诗歌与哲学之界分，在两位作者之间形成互相启发，互相照亮，这种尝试如果推进到深处，也可能反哺我们对诗歌与哲学本身的理解。

一、

徐玉诺“超善恶”的风格始于对人生虚无之体认。他有大量诗作说到生活的无聊、无趣，背后更深层的是人生的无目的、无望、无意义与徒劳：“他们对于他们前途的观察，计划，努力，及希望全归无效。/呵，宇宙间没趣味，再莫过于人生了！”4（《船》）“一只失了舵的小船在黑暗，暗潮涌腾的海上漂着。”（《小诗》）“没意思的人生，/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鬼火》）“宇宙间生物/总是这般没意思——/——可怜：/谁配得厌烦谁呢。”（《小诗》）“人生会能得到新鲜趣味么？/在现实的事实，/也是在梦中的事实。”（《没趣味》）这并非一时的失望情绪，而是出于深刻的反思。徐玉诺的家乡鲁山县盛行兵匪之乱，农人辛苦积累数十年的家业，可能突然毁于一旦，世代辛劳，仍无法摆脱穷困的命运。徐玉诺身边尽是卑微挣扎着的底层生命：赌棍、土匪、醉汉、娼妓……他目睹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偶然，体会到一切目的论、计划性思维（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向前看的“乐观主义”）的破产，人们任由不可抗的命运摆布，理性并不能帮助他们掌握命运，脱离苦厄。

徐玉诺以其切身体验为怀疑主义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地方性的说明。对苦难品尝最深的人才能坚定这一较为形而上的判断：“惟尝到人生的苦味的人，/对于人生乃真没趣。/没有尝到的人/总很有兴的前进：/他总觉他以为有味的东西在他前面。”（《鬼火》）这不禁让人想起尼采的“一切成熟者都想要死亡，一切未成熟者却想要活下去，可悲啊！”5“你们陷于绝望，这一点是值得大可尊敬的。”6

进一步，国界、法律、道德等等亦是徒劳。这些人们奉为理所当然，甘愿被之约束着的建制与价值，只不过是无意义的人类文明之高级结构，是“流水上建造的大厦”，“骑在虎背上做梦”7，在更高的历史眼光看来，就像蚁穴一样不堪一击。一切激动人心的主义、事业，也终究难逃衰亡：“世界上的国家……/一切主义……/一切事业，行为……/但这些记号，未曾印在上边，马上也又不见了。”（《世界》）这种伤逝之悲，很难不让人想起叔本华的哀叹——世间万象原是周而复始的意志之生成与毁灭的游戏。这是一种比苏格拉底式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更成熟、更深刻的认识，是基于将世界看做总体的更高尺度的眼光，尼采所说的“致命的真相”正在逼近——自然没有目的、意义，而是充满了活生生的浪费，“人类的智力上看去是多么可怜、虚幻和易逝，多么放矢无的和没有根据”8。徐玉诺的悲唱发出了人类“原始痛苦”的声音，“失了舵的小船”便是非常贴切的隐喻。

“谁配得厌烦谁呢”（《小诗》），这一领悟更彰显出他到达了纵观人世的视野，在自然致命的真相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区分显得过于渺小：“人之至恶竟如此渺小！人之至善竟如此渺小！”“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他们太相似了。”9

　　　　一

什么是梦；什么是实事？/不过是人类记忆界的间隔；/在这里，必须离开那里。

　　　　二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不过是人生知觉上的限制；/在这里，不能知道那里。

　　　　三

我们所知道的而且能想像的尽是梦；/真实是我们所没想及，不知道的。”（《小诗》）

这首高度浓缩着哲蕴的小诗将对人生之虚幻的认识推向顶点：人类的整个世界就是一场“大梦”，梦与醒的分界、生与死的区隔因此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既然它们都在这场“大梦”之中。最根本的区分不再是梦与醒、生与死的区分，而是这场“大梦”与不可触及的真实之分。这一思辩到达了形而上的高度，堪称与尼采的《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异曲同工。

那么，人们所能做的，大概就是满足于“虚幻的平安”了。杜涯敏锐地指出，徐玉诺很喜欢“平安”这个词，平安代表了他心里的热望。然而他的“平安”常与虚幻相伴，而非平面的、单纯的平安，他还隐隐感到了平安背后深层的不安：《泪膜》中一层泪膜覆盖了眼睛，才出现“平安气象满罩在那里了”这幅和美博爱的画面，他渴望将这幻梦颠倒为真实，想让自己相信“原来真实世界早已这样了”。《春天》一诗里徐玉诺已发觉平安之虚幻：“失望的哲学家走过，/逗留着无目的的寻求；/搂一搂乱发，/慈祥的端详着小鸟，小草，小孩子……/彷佛这……告诉他说虚幻的平安”。《永在的真实》更是直接点出“世界上一切平安、宁静都是幻影；/惟有恐怖是真实、普遍、永在的。”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徐玉诺始终对认识“真实”有所执着，可贵的是，他既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投入于短视的生活，毫不在意真理，也没有像一些哲学家那样，彻底冷静地投入对残酷真相的探究，忘却感性与本能的诉求，而是将对真实的认识保持在一种张力中，这是对诗人使命的一种自觉。

对于人生的无意义，徐玉诺像尼采一样深知幻梦是最好的安慰：“人生最好不过做梦，/一个连一个的/摺盖了生命的斑点。”（《小诗》）“鞋匠，鞋匠，你喜甚？/——我已造下梦中鞋。//张哥，来！李哥，来！/一齐穿上梦中鞋！”（《问鞋匠》）他让自己投入诗歌，书写自然，在灵感的微风中忘却生之疲惫。幻梦与艺术的功能原是相近的，可使人从得失的思虑中暂时解脱，遮盖痛苦的斑点。尼采强调“非真理”对于人类生存的必要作用，高度评价做梦、“说谎”的能力，认为它是生命热情之所在，是活泼而敏感的心灵的必然趋向：“我不相信冷却的心灵。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10这种真理并非“冷酷的干瘪的眼睛”就能捕获，而是维持在张力之中，既要求超越性的认识，也不可失却生命本有的冲动。

以幻梦抚慰疲惫的传统古已有之，但徐玉诺的趣味并非用这一传统就能简单概括，相反，他的诗中有着更复杂的异质的端倪，延伸向尼采所要处理的问题之错综。虽然强调幻梦，徐玉诺诗中流露的态度绝非单纯的逃避，它异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放弃主义，亦非瓦格纳和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家的形而上学”（即“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11）。这几种观念之间有着不可忽略的分异，在我看来，徐玉诺的态度还是更接近于尼采。

二、

尼采的思想兼有怀疑与肯定的维度，徐玉诺的诗思同样不乏肯定的面向。他之所寻并非一时权宜、逃避，他的认识也不止步于怀疑与虚无，怀疑是他的路径，而更重要的是试图建立新的生活观，迎接新的肯定。

尼采完成了价值重估，他揭穿基督教所宣扬的诸种美德并非天然正确，而是贫弱者经过“奴隶起义”，将原有的价值颠倒的结果，背后终归是权力意志的作用；还举出哲学、科学、现代文化等同样都是软弱、退化的造物。他呵斥的是形而上学、精神、重负、知识、“文明”、平庸，他肯定的是大地、生命、轻盈、舞蹈、本能、创造。

尼采说“‘本能’是最有才智的”12。在徐玉诺的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对本能、自然的热爱与崇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之子，向往着浑然质朴的原始状态，“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国界，所有权……/什么是法律，道德……”（《小孩子》）甚至连语言也不必有：“久闭不开的门阶上，/坐着两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子；/他们彼此没有许多话说，/慢慢把一只小草叶拿起，/举到头上；/又慢慢的放了下来。/他们吚……吚……吚……的歌唱；/他的歌曲是没有字意的。”（《小孩子》）“没有字意”，却是自然本身的语言，比人们后来制造出的各种复杂意义更加高贵。这并非单纯的返乡情节，它在现代被赋予了更复杂的结构，是一种“深刻的肤浅”（尼采语），经历了“从绝望的智慧到有意的盲目”13。与自然事物亲切的连接也常让他感到诗歌乃至整个语言的有限，可见这种连接所具有的“先天性”：“我无心的穿过密密的树林，经过一个小小的村庄的前面，小鸟和人类格外的亲密着。/我的诗是不写了！ ——因为荡漾在额上的微笑是无限的；歌是不唱了！——因为/无声的音乐是永久的。”（《我的诗歌》）

徐玉诺的诗还有一个关键词——“无心”：“这连一点思想也不费，到一个地方也好，什么地方都不能到也好，/这就是行路的本身了。”（《小诗》）“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小鸟总是那样的唱着，/细风总是那样的吹着，/我总是一步一步的走着。”（《一步曲》） “我无心的走出门去”（《无题》）“我跳在小草上，我的步伐是无心而安静”（《墓地之花》）“偶然拾起一片枯叶，/便无心的衔在嘴里；”（《枯叶》）他参透了“无心”乃妙境之门，免去了有意的行动、计划、操作，排除了各种想法、思虑，将自己沉没在自然宽广的旋律里，感受当下之充盈，处在这种对生命的投入之中，便不会被人生的虚无所困扰。

与“无心”相关的，是对记忆的排斥：“愚笨的，没有尝过记忆的味道的海鸥呵！/你是宇宙间最自由不过的了。”（《海鸥》）“假如我没有记忆，/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杂诗三首》）值得注意的是，徐玉诺为何对记忆如此愤恨？并非由于记忆中的痛苦，而是因为记忆里沉淀着先前的知识、价值、思维方式，愤慨于记忆，便是控诉祖先、传统对今人的束缚，这亦与力图打碎旧法版、写下新法版的尼采不谋而合：

一

听呵，人类！/你们是你们祖先的笼中鸟；你的天天哭笑在你们祖先留给你们的幻想里？

二

你们没有一个能够，并且肯在百忙的虚幻的工作中，把你们小脸露出笼外，瞧一瞧/这无限大的自由世界；/因为你们的祖先告你们说：/在这里！/人生永远在这里！……/这里以外，更没有什么关于人类的东西了。

三

孝顺祖先是应该的——一生在这虚幻的笼中，何尝不好呵，——为虚而哭，为幻而/笑，……或者你们的心，力，一切都被祖先型定；/你们将永远不能，并且不肯，露出你们头来。/虚幻将永远收容了你们的一切了。（《小诗》）

对记忆的痛斥指向对新世界的呼唤：“我们将否认世界上的一切——记忆！/一切的将来都在我们心里；/我们将把我们的脑袋，同布一样在水中洗净，/更造个新鲜的自由的世界。”（《宣言》）个人的同一性、文化的连贯性都由记忆承载，现存的安稳的生活空间由记忆构成并守护，但记忆也会使人倾向于保守。把脑袋在水中洗净，便是洗去记忆与旧有认知方式、价值方式的缠绊。这种态度较为理想化，但是，在尼采的视阈下我们不会将之称为“浪漫主义”。它切中了诗人的一个使命：诗的创造性不仅在于打开被日常语言磨平的、封闭的词，恢复它们的隐喻功能，使其重新新鲜立体，同时更要打开视角，打开失去活性的固化的价值和思维，把小脸露出笼外，“瞧一瞧这无限大的自由世界”。徐玉诺与尼采从两种不同路径为这一追求做出了努力。不难发现，徐玉诺所说的新世界并非某种具体的新国度、新制度、新法规，而是更为抽象的“新鲜的自由的世界”，它和尼采的新世界一样难以从正面进行规定，令人费解，但其可贵之处也恰恰在于难以刻画，保持敞开，不急于拥抱某一主义、传统，而是拥有“超善恶”的品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道德、孔家文化，崇尚民主、科学，想要实现的是从一种道德到另一种道德，一种价值到另一种价值的转变。徐玉诺则更接近于一位超善恶的诗人，而非任何主义的信奉者，他更深地体察到了生命本质性的虚无，这是进步青年的努力无从救赎的。这种视野使得他更多地是一位“无为”的诗人14。他超然，但不冷漠。超善恶绝非摒弃善，而是一种向原初的回溯，回到自然的天真，回到对生命的热爱，重新开掘善的源泉，带来更高的启迪。

三、　

拥有超然气质的思想传统并不在少数，我们从道家、禅宗那里也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么徐玉诺超善恶的诗学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植根于“求真”的品质之中。

徐玉诺强烈的怀疑精神，似乎应和了现代社会日益高涨的对“诚实”、“真诚”的追求。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表现为反思无处不在，以及高度的自我意识15。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文学致力于破除迷雾与神话，极力保持真诚，探寻真相。“真”成为了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希望过上开明的生活，希望看穿社会所强加的幻想”16。通过与这一传统的中流砥柱——尼采——的对照，我们可以体会徐玉诺的诗为何对当代读者颇具感染力，当时显得过于“超前”的他何以在今天重新收获了许多知音。

徐玉诺对智性诚实本身，以及智性诚实作为一种良知，有着深切的意识，这体现在但不限于对人生虚无的透彻揭示上。我们再来看徐玉诺诗中引人注目的对生死、鬼、墓地等阴暗事物的书写。这种充满悖谬修辞，散发着幽深哲学意味的书写已然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秋吉收认为这影响了鲁迅《野草》的写作17。徐玉诺多次表示对死亡、墓地、黑暗的倾心，如《墓地之花》和1922年4月14日的《小诗》。那不是真的说死亡更好，更不是说他仇视生命，而是借助对死的热忱，道出生命深透的无聊——面对无聊的世间，一颗正直、真挚的心应当更向往死，而非虚无地活，执迷于诸种弱小的价值，如《名誉》：“让你的可怜的苍白的青年们拿去吧；/我要到人类的末路去”。这不是悲观，不是阴冷，而是恰恰凝聚着最浓厚的深情与良知，饱含对人类的热爱。这种修辞方式和尼采相仿，其中，“墓下的死者呵！/你们来在何时何代？/你们的床榻何等温柔，你们的枕头何等安适！”（《墓地之花》）这样的诗句堪称警句，几欲比肩尼采。

徐玉诺也曾透露过对“真”的崇尚：“近七八年来，新诗坛上——读者与作者——都对于空疏清浅的作品感觉不满而有求丰富的趣向……要知道所谓丰富不在有典故而在真；真了没有不丰富的。”18这里的真，是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抓住真实的经验，而非舶来、窃取、虚构经验，或是受制于某些文学的、政治的神话。

徐玉诺对真的强调，并非只是处在求真的哲学思潮中，还是从诗人视角发出的呼唤，道出了一些诗歌本体性的要求。这种真不只是智性的诚实，更是诗性之真，经验之真。于赓虞称之为“生活之充实，情感之热烈刚毅，和与外界关系之密切”，“在自己充实生活的宇宙里，决不能不有其特出的个性”19。徐玉诺诗的深度、力度与丰富，皆扎根于“真”。真实便是充实、鲜活、自然。进入真实中，丰富性自然便会打开。相反，若是人云亦云，便只能依随几个贫乏的定式，内心封闭而缺乏敏感，新意也就无从产生。真维系着写作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不是任何外在价值所强加的，不是跟风造作，而是内在的直觉，独立地发乎内心深处。这种真并非仅仅停留于观念，它的实现与诗歌语言、诗艺的成熟不可分割。在白话诗的幼年时期，一些诗人只在表层上模仿西方情诗的调调，当他们尚停留在爱情的幻想中，徐玉诺已牢牢抓住了现实经验，甚至向超现实书写迈进（超现实有别于单纯幻想之处，在于它以把握现实为前提，超现实的隐喻须是现实的某种投射），这是文学人格成熟的一种表现。

民国初年的浪漫主义诗人沉浸在相对感性的幻梦之中，对他们来说，浪漫的梦幻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似乎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二项对立。相较之下，徐玉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有投入梦幻、暂忘生之疲惫的浪漫冲动，一方面又秉持着智性良知，维系着两者的张力。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投入幻梦不能简单等同于智性欺骗。这可以借助尼采对艺术的一则看法来阐释：沉浸在艺术作品中的那一刻，固然暂时地被骗了，但这种受骗是自愿的、自主的、必然的。换言之，艺术是一种“诚实的说谎”，是“把幻想当作幻想”20，它并非不理智。徐玉诺对幻梦的投入不是无意识的、不可自拔的，其前提是真诚地看待了幻梦对人生的必要性，从而主动地投入。因此，“做梦”也是基于“求真”。这种真与梦的思辩关系，在徐玉诺的诗中得到了锤炼，他似乎比当时的其他诗人更早地意识到了谎言之中“真”之维度的凸显。徐玉诺的诗中包含了对诗本身的呼唤，他在写诗的同时也在书写为何写诗、诗对于人生有何意义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在进行着“元诗”的探索，这亦是其深刻性与超前性的一则体现。

徐玉诺与尼采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他的诗固然不具备尼采哲学同样的严格性，事实上，睿智与率性在他身上相处得十分融洽，令我们想起西方诸位才华横溢的“少年先知”诗人（如兰波、科索维尔），随机抛撒着智慧，无暇进行深入的哲学构造，这使得作品中包含了更驳杂的、未充分加工的异质的材料。与哲人尖锐辛辣的批判不同，徐玉诺虽爱怀疑，却仍用丰沛质朴的深情包纳一切，像孩子一样率真烂漫，正如叶绍钧所言，“他一方诅咒，一方饶恕被诅咒的，同时还十分加以怜悯”21。这有别于单纯为真理服务，“为真理服务是最艰辛的服务……意味着：一个人必须严格地抗拒自己的心，必须蔑视‘美的情感’”22。徐玉诺身上带有的质朴的前现代色彩，与高度敏锐的“现代性”嗅觉的奇异组合，也是我们在谈论他的诗歌时不得不考虑的，但是，至少，这种前现代色彩不能被简单指认为他的现代性之不彻底的证据。徐玉诺的诗尽管融进了诸多哲学思考，却“全没有观念的抽象的毛病”23，若试图将徐玉诺诗中的思想重构为一个融贯的系统，那将有悖诗的本性。他的描写总能触碰到事物的灵光，“实由他有特别灵警的感觉”24，他的思是诗思，由诗带动，而不限于哲人沉思。他亲密地谛听自然的声音，满怀热情地与之融为一体，深刻领悟带给他的馈赠——去伪存真——仍不脱离诗的本体与抒情的音质。

在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诗人，我更愿称他们为兼具哲人天赋与诗人气质的两位作者。徐玉诺的诗在不经意间回应了尼采为诗人的使命所作出的注解。通过上述几个方面——虚无的面向、积极的面向以及求真的精神，徐玉诺诗歌中丰富的张力得以显现。他的写作意识也将历久弥新，对当代人的写作构成呼应与指引。

注释：

1 参见海因：《徐玉诺诗歌的当代性》，出自《徐玉诺诗歌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

2 杜涯：《永恒的诗歌之光——读徐玉诺的诗歌》，引自《徐玉诺将来之花园》（徐玉诺研究丛书），史大观、徐西兰编纂，徐玉诺学会印制，2018年。

3单纯的哲学化释诗存在一些不足，正如张定浩所言：“从一些核心词汇与意象出发，借助不停的转喻和联想，与各种坊间流行西哲攀上亲戚”。见张定浩：《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

4徐玉诺：《徐玉诺诗歌精选》，海因、史大观选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本文引用徐玉诺诗句皆出自此书。

5、6、9 、10[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93-394页，第344页，第261页，第349页。

7、8、20参见[德]尼采：《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出自《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02、107页，第100页，第122页。

11 [德]尼采：《自我批判的尝试》，出自《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75页。

12 [德]尼采著，赵千帆译：《善恶的彼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3页。

13 [法]加缪：《弗朗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出自《加缪文集I》，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

14 这里的“无为”是诗中渗透出的一种精神气质，而不是说实际作为上的袖手旁观。实际上徐玉诺热情参与了五四运动，并被推举为学联理事，这些行动与他的诗并不冲突。

15 参见[英]伯纳德·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页。

16 范昀：《特里林的现代文学课》，《书城》，2017年第3期。

17 [日]秋吉收：《鲁迅与徐玉诺——围绕散文诗集〈野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18 徐玉诺：《〈霓裳续谱〉一脔》，出自《徐玉诺诗文辑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7页。

19 于赓虞：《读徐玉诺〈将来之花园〉》，出自《于赓虞诗文辑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9页。

21叶绍钧：《徐玉诺的诗》，出自《徐玉诺诗歌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22 [德]尼采：《敌基督者》，吴增定、李猛译，出自吴增定《<敌基督者>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30页。

23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531页。

24 叶绍钧：《徐玉诺的诗》，出自《徐玉诺诗歌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张杰：

袁恬这片文章思想力还是很有力量感的，她注意到了徐玉诺诗中的哲思，包括无为，她看到很多诗中不免折射出来的东西，她是从河南走出的，有她的视角，她对积贫积弱的河南肯定也有感触，超善恶，可以变成徐玉诺诗歌研究的新的关键切入点，关键词。徐玉诺是我们河南的新诗代表，徐玉诺诗中有许多反映了弱势人群的心声，因为他本身也是弱势群体一员。

张光昕：

我对徐玉诺作品的阅读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研究过。记得我最早听到徐玉诺的名字，得知他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现代诗人，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我替导师取快递，包装已经破了，露出两册书，我很好奇就拆开来看，那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寄给他的《徐玉诺诗文辑存》上下册。现在这套书还在我的书架上。

张杰：

秦方奇编的。

张光昕：

对，秦方奇编的。那是我对徐玉诺的最初印象，但是后来那个印象就一带而过，没有停留太久。直到有一次去河南参加诗会，我获赠了一本海因老师、史大观兄编的《徐玉诺诗歌精选》，这才把徐玉诺的作品大体浏览了一遍，今天我来参加这个徐玉诺研讨会，也在回顾自己阅读的同时零零星星地想到一些相关问题。我想，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种自发的走近徐玉诺的冲动？在众多五花八门的文学大观园中，去关注他，阅读他，试着去理解他的创作，去讨论他身上带来的问题，为什么这项工作直到今天才开展。当然有个明显的客观的原因，它仰仗着当代一小批古道热肠的河南诗人，在力推这项文学行动，有意识地去做这个事情，这是客观的事实层面。但进一步想，我们如何在新诗史的系统里面，去反思一个事件？徐玉诺是否代表了这个系统里某种缺失的成分？这里可以用两个比喻来描述，一个比喻大家很熟悉，就是“光年”的意识。徐玉诺在20世纪的20年代，差不多跟许多汉语新诗史横空出世的才华型诗人一样，同时进入了新诗写作的某个星座里面。

他开始大放异彩，诗合集《雪朝》选了他那么多的作品，足以说明他当时的重要性，但是他的作品又很快被大家遗忘掉了。徐玉诺像一颗独立的星，隐匿在厚厚的云中。直到今天，他身上的光穿越了几亿光年，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眼前，少数人隐约感受到了他的光，但是究竟是哪种渴求、愿望或能力让我们在今天仍能感受到他独有的魅力呢？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差不多历经了长达一百年的汉语新诗阅读和教育，百年新诗的成果可以一一摆在眼前，接受检视，品评得失。所以我们在今天已经具备了某种阅读徐玉诺的能力，我们能够向历史深处去寻找曾被新诗史遗忘的写作。

印象中徐玉诺一直以酸苦怪诞，鬼气森森美学风格著称。但我们也很长时间可能就止步于这样的标签前面，将其排拒在新诗主流传统之外：一个怪咖，一个怪的诗人。但是今天，我们也有能力去处理这个怪人的写作了，或者说我们的新诗传统开始主动容纳这个曾经不被有效辨识的个体。所以这里我想重温刚才（秦）晓宇哥的说法，他是一个平民的诗人。但我理解平民性的，我是觉得徐玉诺从他的生平，从他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各样文学的、政治的事件，其实都跟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新诗史叙事是若即若离的：有个别的时刻突然大放异彩，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则呈现出隐蔽或隐秘的存在状态，像一只诗歌的土拨鼠。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认为徐玉诺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个体性言说的代表，他的个体言说又该如何来认识？我们今天会有意无意地拿他的作品跟鲁迅相比较，但这里有很多文学之外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理由大概是说，徐玉诺是被新诗史漏掉的一个大诗人，他写作上的珍贵价值被忽略了，我们没有重视他，我们遗忘了他，等等，经常会这样来讲。但是我今天倒有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可否不急于把他纳入新诗史这个伟大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已经人满为患了。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他作为一个新诗体系之外的，一个剩余的、余外的视角，来反思百年新诗。

在这个不断走向一体化、集成化的现代社会里面，个人反而被完全单子化了，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写作必须要直面每个单个的孤独个体，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共同命运。个体的孤独给我们许多消极的人生体验和美学体验，这一点实际在鲁迅的《野草》当中已经初步传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能只有在告别革命的年代里，在新诗的理论和批评中，才慢慢回到鲁迅、徐玉诺的美学立场，直面那些消极的和否定的诗性成分。这种现代性的感伤式写作，与千人一面的朴素式写作形成差异，包括意象、修辞，句式句法、语气语调，让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觉得这个气氛是离我们很近的，或者说，在我们在今天的写作当中很欢迎它，给我们的现代性写作实践赢得了标识和尊严。除了他个体化立场的发声，我们还能读出，他在20世纪的20年代里以一种非常独立声调和口吻在表达内在世界，用很简单的现代汉语词句，揭示一个人内在繁复的现代体验和自由心灵。徐玉诺塑造了一个冷酷而忧郁的抒情主体或发声者形象。前几天读到秋吉收的一篇文章，他以鲁迅的《野草》为契机，比较了鲁迅和徐玉诺各自的写作，并推证前者从后者那里汲取了营养。他运用了多种资料，以文献爬梳的方式，来论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里面大家会津津乐道，徐玉诺的写作对于鲁迅那种幽微的影响。

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固然是有价值的，但这恰恰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徐玉诺还是鲁迅？不论他们俩谁先谁后，开始了这种“野草式”写作，实际他们两个已经紧紧捆在一起了，或者混成一个整体了。这个整体是什么？就像鲁迅在《野草》的首篇《秋夜》的第一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在我的后园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大家经常对这个句子很困惑，鲁迅为什么写这样的“废话”？但是我有一个读法，觉得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观察者的位置问题，或者说视差的问题。为什么说两株？就是说那两株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引起了我们内在的不安。这过程像什么？就像我们用两只眼睛分别去注视一个事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齐泽克写过一本书，叫《视差之见》，里面提及了这个很简单的生活经验。我们用双眼在正常情况下看一个物体的时候，整个过程都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常识的世界，一个自然物表象的呈现。但是，我们如果闭上一只眼睛，只用另一只眼睛（比如用左眼）看那个物体，或者把两只眼睛调换过来（换成右眼），再看这个物体，这个物体跟后面的背景，跟周围环境，跟它自身轮廓的关系所呈现的状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视差的观点去理解徐玉诺和鲁迅呢？以及他们共同致力于的“野草式”创作的内在差异。为什么我们更熟悉鲁迅所开创的这个传统？因为鲁迅不仅有《野草》，还有《呐喊》和《彷徨》，还有振聋发聩的杂文，有我们更熟悉的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面的那个文化英雄形象，以及逐渐走向左翼的写作姿态。我们因鲁迅而认识《野草》，而非因《野草》而认识鲁迅。鲁迅内在坚持的那个现代主义者的姿态，他塑造的那个抒情“我”，和他孤独、消极、悖论式的文本风格，也是在当下这个时机里才引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的。相比之下，徐玉诺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默默创造这座“将来的花园”了，这个花园也是他自己的园地，他被历史先行抛在一个尚未成熟的田垄里，他是一个诗歌的早产儿。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在看待新诗史的时候，肯定会有漏掉某个残余，包括最近几年提升热度的吴兴华、朱英诞等一度在文学史上失踪的重要诗人。徐玉诺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位。但同时我们要以视差或者分裂的主体这样的经验和思维，反过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观察方式，我们自己早已经成为一个分裂的观察者了：我们确认了自己的看诗方式，不如说，我们看到了徐玉诺是如何“看”的，再进一步说，我们看到了徐玉诺是如何“看”我们自己的“看”。这过程中对我们能产生哪些珍贵的矫正？

所以我们会对徐玉诺所创制的文学世界很熟悉，很亲和，因为它填补了我们内在的一个缺失，一个深渊。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样的观点，与其把徐玉诺强行纳入新诗的伟大的传统，不如把他就当做一个新诗史的间谍或实验员，他像土拨鼠一样突然冒出来，又突然消失，能够给我们以警觉的启示。不论从他的个人的性情、他创造的语言世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我认为他十分接近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气质，或者说在他身上，带有某种现代艺术家的个性。我觉得可以把徐玉诺当成一颗孤星来看待。如果把他放在我们熟知的那个传统当中，可能并不是徐玉诺想追求的，也并不会获得他对理想自我的认可，我觉得他就是一位一般性的孤独的写作者，从生到死，寂寞地操持着现代诗歌的写作，直到他的光抵达那些理想的读者面前。

张杰：

我来回应下光昕的发言，他的发言挺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论徐玉诺诗歌，包括某种国际性，就是说徐玉诺天然就具有一种当代性，就是说他含有当代性的意义，如果没有当代性的意义，我们就不值得再去开研讨会了，甚至明年，后年还要开第二届，第三届，所以深挖徐玉诺诗歌这种当代性有很深层的诗学意义，意义就潜伏在大海下面。所以说，徐玉诺超前于他的时代，徐玉诺诗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去研读，我们会发现徐玉诺仍然是不落伍的，这是徐玉诺很厉害的一面。就是徐玉诺诗歌有不过时的一面，可能有些诗人有过时的一面，但徐玉诺没有。

另外徐玉诺的诗歌，我们随便抓，在这里面精选，这里面还有100、200首还没在这个集子里面，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玉诺诗歌精选》。刚才言谈提到了哲学，实际上再具体落实一下徐玉诺诗歌里面的存在主义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主义是上世纪比较风靡的一个主义，当时这种主义所涉及的人们的痛苦，个人那种很不舒服或者刁钻古怪或者病态就是那种让人很难受，受不了的，生活很煎熬这一点，存在主义都给表现出来了。但是徐玉诺诗歌当时他就是天然就具有这种存在主义的因子或者元素，非常好。现在读来，当代性或者当代艺术里面，这种漫延过来，就是那种没有极限，没有框限的这种东西，到现在完全都是从存在主义过渡过来的，还有那种根子性的东西，如果你现在觉得不舒服，你说我现在在当代不舒服，这在好多年前，实际好多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不舒服了。随着工业化革命，随着这种现代，后现代过来，这种不舒服可能逐渐转变成共同的精神焦虑，自我的这种分裂，双重人格，三层人格都出来了，甚至四层人格都有。所以说这里面进入精神分析，包括弗洛伊德，到荣格，拉康，完全都把弗洛伊德给颠覆了，就是同时代都已经把同时代颠覆了，所以说已经达到一种很巨变的一种程度和生活。

现在我们谈100年前的徐玉诺，我们应该用当代的一个视角或者更加学术化的视角，就是说包容一切的视角，来重新评判徐玉诺，所以说徐玉诺诗歌现在仍然不落伍，这个真是挺厉害的。

另外徐玉诺诗歌，他有温和，有儒家中正弘大，温良敦厚这一面，但是他也有狂放和暴力的一面。就是他有卡通化的这种神经质的这一面，卡通化的神经质的这一面是我总结的，他这个卡通化，并不复杂，但是里面有一种神经质，就是有一种很尖峭的东西，同时有深层的东西，同时他也有道家的这种灵猫上树的这个东西，这也是我的总结，就是灵猫上树，猫上树非常机敏，猫上树，几下就上树了，绝不像小狗熊慢慢的笨拙地往上爬，也不像人一样。徐玉诺就像灵猫，徐玉诺写诗完全像灵猫上树，所以说这个也达到了一种对当代性的征服，就是说徐玉诺他的句子处理的灵动、狂放，意象很敞开，再加上他诗歌里面隐含的那么多思想性的一面。你看我读于赓虞的诗歌，我就想，于赓虞也是我们河南诗人的一个。我给大家对照一下，然后这个于赓虞的东西，他是徐玉诺的校友，徐玉诺比他大几届，于赓虞属于新月派的一个代表之一，但是他写的诗歌就没有徐玉诺厚重，你包括诗人朱英诞，朱英诞诗歌也没有诗人徐玉诺的诗歌厚重，另外徐玉诺里面有大时代剧变中的深沉，这在于赓虞、朱英诞诗歌里面好像都是弱化的，但是在徐玉诺诗歌这里，都是在内里甚至是很强化的东西，是徐玉诺诗歌里面很有力量感的东西。我说的意思难听一点就是朱英诞有点飘，于赓虞太自恋。于赓虞的一些诗歌我认为有些完全写崩了，他有些诗歌20多行，我认为三砍两不砍的，完全三行就可以表达了，多了十来行，写崩了，就是于赓虞的一些诗歌这个枝枝节节漫漶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于赓虞诗歌不节制的一面，但是徐玉诺诗歌相比就比较克制，比较节制，尽管徐玉诺情绪非常饱满，非常热烈，但是他在语言呈现和行数呈现上，徐玉诺还是很克制的一个诗人，就是说徐玉诺有他理性的一面，他诗歌里那种杂文般的锋利，那种透视，不输于鲁迅，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在4卷5号《新青年》月刊发的狂人日记，里面一个关键词就是吃人，徐玉诺在1922年4月，他写了也是一个时代吃着生命的声音，我感觉这里面他受了鲁迅的影响，就是狂人日记的影响，因为晚几年，但徐玉诺很多诗根据方家考证，又影响了鲁迅的野草，这里面有个互文性的一个影响，互文性，同时代在互文性里面的影响。我们现在看来，好像他们有一些共同情感或者共同思想在作品里面有共同交集的这一面，这很有意思。秋吉收一直在考证论证，就是说鲁迅的野草是受了徐玉诺的影响，这个论断也是具有颠覆性的一个学术论断，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就是说，这是我的大致的一个比较散乱的一些看法，算是简要回应了下刚才大家的发言。底下是杨碧薇发言，哦是王东东发言。

秦晓宇：

我觉得张杰的发言说得特别好，但是没有回应光昕说的话，光昕说的意思是文学史有这个文字，基本上都是印刷体的文字，只有徐玉诺应该用这个文字。

张杰：

徐玉诺突破了一些框限，就是徐玉诺不遵循章法。

王东东：

我们对于徐玉诺的印象，尤其是现代诗歌史或者说现代文学史对他的印象一般性把他定为小诗作者，放在当时小诗的创作潮流当中才被注意到。但实际上，我们会发觉在徐玉诺作品当中，他很多小诗是以散文诗的方式出现的。就是说也有可能在他的作品当中其实存在着小诗和散文诗之间的一种辩证吧，如果这个词可以这么用的话。因为当时散文诗本身也是一个潮流，我们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意义上来谈论散文诗，因为散文诗似乎适合表达现代性的惊奇或者说现代性的震颤的经验。

但是我们发觉，对于徐玉诺来说，他的经验除了有一种现代的这种惊奇之外，他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和现代性相反的一种生命经验的表达，在我们对于徐玉诺的研究里面，不一定要直接套用波德莱尔的这个散文诗概念来理解他。可徐玉诺的散文诗，尤其是在20年代这样的一种写作，对于我们新诗的诗性或者说诗意的塑造方面，其实构成了一个常识性的手段，因为它确实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黑格尔谈到过世界的散文、散文的世界这样一个想法，后来梅洛庞蒂有一本书《世界的散文》。散文在以前的时代可能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重视，但是它在世纪之交或者一个时间断裂的时刻，也就是现代性起源的时刻出现，和需要从一种世界的散文状态也就是更为松散的事物关系当中提炼出一种诗意有关。，在新诗草创之际，散文诗有可能作为一种塑造诗意的手段而出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后来废名关于新诗的说法，即旧诗的语言是诗的内容上的是散文的，新诗的语言是散文的，他的内容是诗的。

在这个意义上，徐玉诺的散文诗和鲁迅的散文诗，其实是处在一个时间断裂的时刻，而这样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东方——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对于西方来讲其实都非常重要。在这里的确是可以将徐玉诺放在中国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序列里的一个文本——或者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时刻来研究。徐玉诺本人的文本，也的确足够支撑得起这种研究。

散文诗有他的特殊性，就是散文诗似乎还比较适合来表达思想。波德莱尔关于散文诗谈论，其实很多，这些不重复这些。散文诗可以和思想发生关系。而且散文诗对我们写诗来讲，他其实有很大的一种包容性，它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散文意义的联系的松散的世界当中提炼出或者说塑造诗意。这和现代性的断裂有很大关系，和传统主义的失效有关。在西方则是基督教传统的失效，在中国则是儒家的失效：一种整体主义思维在全世界的失效。当然这个实际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我们来说是晚清到五四这段时间，这是东方和西方共同分享的一个时刻，我觉得的确如此。但是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需要很好的阐释，从这个角度来把徐玉诺放在现代性的起源——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时刻，可以进一步谈论徐玉诺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一种文化品格。他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原的诗人，当时是在开封受到高等教育，他在那边其实是读到了北京和上海的杂志，后来来到了北京。他的种种命运其实是具有一种神秘性或者一种奇特性。

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从文化品格的意义或者文化哲学意义来讲，他也体现一种中国传统，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20世纪初的一种忧郁，一种儒家的、儒教的忧郁或者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忧郁，这些在他诗歌里有很多的表现，这是一种文化的忧郁，对于他来说也是适用的。我们甚至可以考察他的诗的颓废的品质，像忧郁，颓废都和文化末期这样一种想象和感受有关。正如尼采所说要在颓废当中反击颓废，其实在徐玉诺的诗当中的确有这样两面，一种就是颓废，另外一种似乎很阳刚，或者他在颓废当中获得一种精神振作。因为他所出生的这个地方，豫西当时是匪乱比较频繁，这个可以理解为传统儒家价值尤其儒家的国家秩序的失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也是传统儒教价值观在极度成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衰弱，尤其和西方比照之后，似乎我们也可以发觉，儒教价值观是一种代表了弱者的价值观，当然我这个说法模仿尼采的说法，基督教的价值观代表了弱者，所以他才提出鲁迅眼中所谓的超人的希望的渺茫。

但如果说对于他的诗进行具体的展开讲的话，我觉得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也能打动我们现在的写作者。我印象当中除了他写的这个“沙沙沙，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等，很多句子其实都能够打动当代的写作者。我们可以发觉他和波德莱尔或者屠格涅夫这样一些人的关系，比如说他有《失败的赌徒的门》，他就写这个赌徒已经分辨不出他在梦里赢了还是真的赢了，他其实写的非常具有表达力。当然，我们知道他其实是要说我们人类自我意识的自欺性，屠格涅夫散文诗当中也有一首诗是表达我们自我意识的自欺。当然这个也可以让人想到无无观的一句话，鲁迅有一句话“真正的赌徒不在乎输赢”，徐玉诺的确在他的这个时代塑造了一个不在乎输赢的赌徒的形象，因为他的确分辨不出来这个是真的还是在梦里。徐玉诺还有一首诗是写一个人去看病，然后就摸索来到了这个诊室，但是等他艰难地来到诊室之后，发觉那个医生已经死了……

成婴：

我应该算最轻松的一位读者，因为我是前几天才读到徐玉诺先生的作品，当时接到张杰邀请我参加这个，给我发来电子文档，当时我也没答应，我说孩子在放假我有点忙，而且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诗了，可能前段时间最多一次我只能读十来首。所以我跟张杰说，不一定参加，要看缘分，因为不知道能读多少，但是后来不知不觉我就读进去了。

首先我是一个特别害怕语言暴力的人，就是如果读诗读多了，如果觉得很受伤害，最难受，因为世间本来是苦的——世俗的生命终归是苦的，这个意识，我觉得所有的知识分子可能应该有，就是从古到今其实并没有多少甜的生命，世间的生活大多是苦的，但是世间人写那么多诗、那么多小说、那么多文学作品，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有时会很难受？因为都是受的苦，甜酸苦辣的，这些东西说来说去没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作者解决不了，内心解决不了的话，你读它更何苦呢？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过。好的，我带着这种心情读。但是我觉得这个诗集（《徐玉诺诗歌精选》）选得很好，读到开篇那首《读者》，首先我就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诗里边，这个作者，这个诗人一下子给了我一个立体的形象-----他太超然了，他已经对所有的读者——一般读者的阅读设定已经了解到了，一般读者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了解并宽容。我当时就想，我好像还不如诗中所说的那种“情人”的心态，因为我甚至不带任何期许，所以我阅读起来更放松了。总之，我读到徐玉诺先生的第一首诗就笑了。然后我读后面的诗，感觉着这位诗人，我从头读到尾，居然很快速的，电子版很快就看过去了。其实他的诗里边也确实说到很多那些世界的无聊、黑暗啊，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他的诗读到最后，我居然还是挺欢喜的，后来我跟张杰微信里也说了，我说徐玉诺他真是个心性很古典的人啊。这位作者，写这些诗的心性是很古典的，因为他有那种很稳定的频率，哪怕他在说世界无聊、黑暗、很多很多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平的。后来我也找了很多佐证，为什么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也写了一篇读诗笔记。刚才大家讨论，他为什么有当代性？大家有跟鲁迅做一个比较，我个人感觉，徐玉诺先生跟鲁迅相比，在否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指向似乎不一样。鲁迅先生在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像是要建立另一个东西，而徐玉诺先生否定了之后，他是要消解这个东西，是要让大家消解掉，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也导致给我这个读者带来的心理感受不一样？我反正读他的诗很少特别紧张的，读到最后感觉还挺开心。刚才我听大家（秦晓宇）说有阶级意识。但是我之后还觉得可以从他的诗里面找到很多很多句子，来说明他其实是这样一位超然的诗人。

首先你看他对世间的，这些对世人的观察-----不管我们写散文诗也好，诗歌也好，文学都是，我觉得所有都是观察人，观察自己的这颗心，其实还是关心一回事了，但是徐玉诺的诗为什么有比较强的当代性，其实我觉得他的视角，不管是对自己的，还是对社会的，他都是对个体的这种观赏，很少将之归类为阶级，不会说这个是什么阶级，那个是什么阶级----我觉得如果一到归类阶层的时候，其实就是没话可说了。我想，一般一个人，一个文学家不管他的文学水平有多高超，一旦他经常把这种文学现象或者一种情感或者一个生命状态说成一个集体性东西的时候，或者阶级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那就已经乏味透顶了，起码是无感了，那是没有充分地认识生命而已。然后我觉得可以说，徐玉诺所具有的观察是古典的。中国古代不管文学家也好，史学家也好，他对人性的分析都是这样，我们人性几千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在他的诗里，比如他说一个人沉沦在伤心的湖里，“所有一切的愿望——都没结果的放射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不管是新时代、旧时代，唐宋还是更早，很多生命都是这样的。他说得很经典，他也是作为一个个体在做这种观察。但是他自己就像超然的一位观者，看待这个世界，生活其中，他的生活因为地域特点也好，生活环境也好，可能确实是跌在泥土里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态却是非常超然，是比古代的士人的心态还要超然，因为士人还要解救社会是吧，有这种抱负，我觉得徐玉诺先生好像没有，我觉得他好多的诗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徐玉诺先生的心性古典？首先他对这种人性的苦已经了解很透彻，在写的时候轻描淡写，他对世间的无常也用墨不少，我觉得很奇怪。除非他有非常深厚的佛教成长背景？我觉得徐玉诺好几篇提到无常，很在意这个，对，他好像在提醒我们，提醒读者，好像有点在“点化”我们的感觉。但是不像宗教信仰的人去说无常，他只是用文学的笔墨去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我会推测他有没有佛教修学的背景，因为我前面是不了解他的。

而且他为什么心性不变，我看到他在好多诗里面会提到，他对小鸟、小虫、小孩这些很微小的事物，他很甘心地——跟他们共融共振，共融在一个调子里面，这个让人觉得很可亲。这个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解救自己的很天然的方式，因为融于自然，融于天然的事物，小孩儿、小虫、小鸟儿这些其实是没什么思想性的，他羡慕海鸥，他觉得没有记忆是自由，这些让我觉得很可亲，也很有当代性，他有这种天然的情怀在。然后你也会看到他，写到《紫罗兰和蜜蜂》那种情境，那又很有现代性，他对人的情感的了解是有深广度的。这首诗超脱又天然，他是很天生的诗人，但在这首诗里，他似乎又把一种世故生活的复杂情境，表达得很透彻。他会在诗里面说“人类”什么什么，“宇宙”什么什么，“宇宙生物”怎么怎么的，当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并不把自己放在其中，而只是旁观着。他也有一些总结，他觉得我们人类为什么苦，从古到今人类那么多苦或者那么多没意思，他总结出来人类怎么回事-----“划界了许多圈儿”，“打起许多界墙”，这是他的一个观察结论，虽是从文学的角度说，我觉得也很有哲学高度，是吧？然后，对于人间的苦和虚幻，他又说了——在这个世间，“满满都是情人和她的情人，母亲和伊的儿子，野心家思想家和他们所得到所想到的最后的影子。”他归结了三种，这三种，我觉得也准确。

我觉得感动的地方是，经常的，他观察的对象是建筑、牲口、树、小鸟、朋友、市声和花儿什么的，这些很微小，很不怎么大个头的物质现象。他不离恒常的观梦之心：“人生会能得到新鲜趣味么？在现实的事实，也是在梦中的实事。”——他一直在观察，观察这个世界的人， 观察这个世界的事，观察自己在梦和现实中，这种关系的过程。然后我就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太把自己放在人类所处的行当里面，虽然他看得到，看得清——包括这里面的细节，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不认为自己在当中。所以他就死，在诗里给自己送终——这首诗看起来有趣，有一种怅然但很幽默的意识。我觉得包括“沙沙沙，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这句诗，我觉得他认为每个生命的个体本来是很松驰、自在、圆满的，但是在一个时代里，尤其在那种时代交锋的时候，就必然个性泯灭。我觉得他主要是说这种“生命”在被吃掉，而不是指这个被剥削，那个被压迫，他不是指的那种理念-------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然后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唯一比较惊人的，《可怕的字》，他说读完诗之后，那诗最后的字变成了癞皮狗，跟他对视，把脑浆打开来，那个时候妈妈跟他说“好难洗下的恶作剧呀”。这首诗里面，我觉得他对写作者的命运，对写作者的这种非常险危的处境，是知道的，他对“心”的了解和对心性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然后他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归处是好事，他在天国——“你若哭泣，更引我在天国的不安；会教活泼喜笑的面孔，变成悲怆哀凄。”这也是接近佛家的一种态度，很超然。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也是，他会说“我无心的穿过密密的树林”，“小鸟和人类格外的亲密着”，“我的诗是不写了！——因为荡漾在额上的微笑是无限的；歌是不唱了！——因为无声的音乐是永久的。”我觉得能有这种意识，是因为他已经体会了各种事物的无限融入，他却觉得自己可以不写-----我觉得这种意识不是一般诗人能有的。当然他是一位很孤寂的诗人，“孤寂寂的坐在这寂寞而且黑暗的长夜里，但是我将寂寞忘却；”这首诗也很感人，一个人观照社会的时候，他因为寂寞去关照，因为老百姓爱恨情仇的不亦乐乎，令人到了天国也难免牵扯其中，但是诗人又分析了，他在这样看的时候，将寂寞已经忘记----有幸的是，他能够把寂寞消解。当他说烦恼如蛇，一刻不离的跟着我，他会说这是“恩惠我的跟随者”，这句话其实又往上提了，不是纯然地否定。每当他否定，还会有非常具体的一种温悯的基调，这种基调让我非常感叹。因为往下之后，自己还能停住，或者还能往上抬头看的诗人更难能可贵，说明他是已经克服在世间的这种苦，又不混于一般世间的一种心态，所以我觉得他的诗非常超然。整个诗集读完之后，让我感觉，由于他的因缘使他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出现那么多事件，包括生命个体经历过的，包括看到的事，他没有不平，没有心情化，我觉得是因为他有能力去平衡他自己在时代中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自己有很稳定的一种心脉，这是我自己读来非常感动的地方，所以感觉他有佛家的修养在。（之前张杰说感觉他有道家灵猫上树的感觉，王东东说感觉他有儒家传统，我又觉得是佛家的传统。其实在中原，儒释道的传统都还浓厚吧。昨天我看到文章，说他在一中学教书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婴儿被遗弃，他收养了，跟同事说这是我那个死去孩子的转世，我一定帮她怎么怎么样，然后找大家筹钱……关于转世，其实中国古典文人大概没有不懂的，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懂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佛家修养，）他也特别有古典知识分子的那种涵养，这是也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所以读他的诗我觉得还挺轻松的，我觉得他是属于自己看得清，劝着说，稳得住，还会试着安抚别人，提醒别人的那样一种写作状态，有点要点醒梦中人的样子，这是我的感受，谢谢大家。

张杰：

佛教在中原是很盛行的，我们从佛教的角度，然后又找到诗里的论证，也挺好的。徐玉诺身上肯定有那种儒释道的精神，他从小受的私塾的教育，肯定受儒家的那种影响。佛教在中原都很盛行的——肯定他受过这种教育。道教包括很多佛教，在他的作品里面体现出来了，而且体现的非常好。

秦晓宇：

我觉得成婴你不能否定另外一个，就像你说的，徐玉诺诗歌里有一首《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诗里写到）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我要提支手枪，走进故乡去，在那血烟飞溅，尸身满地，丘八，匪将，或者村长手下持枪的人们中间，不分彼此的战场上，我毁灭了他们，或者他们毁灭了我——自己，那总也是有意义的！

张杰：

这有些像杨佳。

秦晓宇：我觉得一个出色的诗人，他是有多个面向，是有的。

张杰：

对。

秦晓宇：

就是（成婴）你说的这种有一些超脱的或者有一些古典式的圆融的东西，他会。当然另外一些方面，当然也是有的。其实非常重要重要，如果没有他就不会叫《将来之花园》，这不是没有社会理想的人，不会这样去命名的一个人。

成婴：

但是你看，我刚才找的一首诗。

秦晓宇：

所以你不能拿一首诗来论证你的诗人，他就是这样一类型的诗人，这个就太以偏盖全了。

成婴：

对，不会的，他的人世是丰富的，他也没有说，他没有直接的叙述或者说他有这种涵养在。

秦晓宇：

因为你拿佛家来说，这个事情没法讨论了，人事皆苦，这是肯定是，但是一定是一些人比另外一些更苦，对吧。

成婴：

他会说这个。

秦晓宇：

当然只有别人。

成婴：

然后不干，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很透的。（忘了当时我在说什么了。此句不要了吧？）

张杰：

刚才徐玉诺那首诗《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这首诗很暴力的。

秦晓宇：

而且这个里面那种强度和仇恨以及那种来的恨，可以找到好几首。比如这首，假如你是地主，你也要抓我们夜夜给你打更，不让我们自己个人到自己的家里去睡吗，那，那恐怕我做不好。倘要这样的地主要同杀鸡一样，杀了他吗。

张杰：

这个比较暴力。

成婴：

可能我那个时候就没看到。（后来细读，感觉诗中说的“弱者”，可解读为，那即使观看到远处家乡的悲剧会感到苦痛而也只能纳受的“人”、“诗人”。诗中的“他们”，是指盛意中（或醉意中）只有应激式行动的施暴者包括应激式回应者，他们其实忘我的不分彼此，合为一体。诗中的“我”是指有着清醒觉知，抑忍、反刍中还无法那般“忘我”的人。）

秦晓宇：

选择性的忽略。

史大观：

这首诗他写有家乡，鲁山那个地方有蹚匠，蹚匠就是土匪，那个是土匪窝儿。

秦晓宇：

这种艺术来说，基本上还是一种，再说得白一点，这是他的阶级意识，是革命意识，这个不能否认。

罗羽：

你说这个苦难的词对于别人而言是修辞，对于徐玉诺来说是经验。

我说两句，鲁山是在河南中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种双向山脉，他们是河南的暴雨中心。到了近现代的时候，水旱时而干旱，时而发大水，山洪爆发，蝗虫非常可怕，我是看史大观编的这个书（《朱家坟夜话创作背景资料汇编》）里头讲的话，过来之后，蝗虫过来之后，我们当然现在没有见到这种，遮天蔽日，太阳都看不见，所到之处，一切绿色全没有了。但是蝗虫这个东西不吃豆类，它不吃红薯，我始终弄不明白，蝗虫不吃红薯。后来我想跟这农作物跟南美传过来的有关，在它的记忆里它可能就没有出国这玩意儿，千百年千万年都没有吃过。然后蹚匠什么的，蹚匠，土匪，鲁、宝、郏是河南的土匪窝。原来为了这个汤恩伯，把汤匠的改成唐伯的唐。应该是出蹚匠的地方，你想想白朗是大土匪吧，樊钟秀是大土匪吧，还有一个人——是土匪招安了。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怎样一个形象，作为人，他又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在我心里是很完整。那作为人呢，徐玉诺非常天真，像小孩，他这种行为，人们说他怪，叫他徐疯子，他很性情的一个人，比如说他送朋友到郑州，两个人热唠熟了的话，他就送到北京了，那时候你说火车多慢。然后他去到哪，后来叫南京。他一个担子挑的一头放的行李卷，一头买的水果什么枇杷的这些去看的，他跟叶圣陶彻夜长谈，叶圣陶以他为原型写了小说，你想读私塾的人，家里没有钱，读私塾的时候，他父亲给人打工代替学费。然后他去开封的时候，他年岁大好几岁，河南就是那么功利的一个文化，他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想想，他看到一些新诗，新文学书的这种都寄到他那了，他看到的一些东西，我想象一下，他就是如同关在黑屋子的一个人，忽然看见光了，门推开了。他是有超长的人，吸收得很厉害——如饥似渴。还有他个人的创作又有惊人的爆发力，他那个，他基本上《将来之花园》《雪朝》之后，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诗人情况已经完成了，已经有2、3年的时间。

其后，徐玉诺北边跑到吉林教书，南边跑到厦门教书，然后跑到山东教书，然后在河南他跑信阳、跑南阳、跑商丘、跑淮阳，最后他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到40年代完全他的穿着打扮，完全就是一个一般农民的形象。他也曾经穿长褂的，而且就是说，他在这个土匪窝的地方，他看到了大量的死亡的人，他叔就是土匪，他的女儿——有一个女儿被饿死。所以说他这个问题，他这个人身上，对人生无常的这种感慨，他觉得充满着苦难，我说他是现实的。他就是说没有在一所学校有教书超过一年的。所以他的诗里面有很多苦难，有很多绝望，你看他这里像这种句子，世界一切不好的事情都重新法，人们盼望记忆的，让他记忆上发生的喜好，因此而喜悦，失望，妒忌，悲哀。世界上的国家，一切独立，一切自由，行为。但这是很充满绝望的意思，你想看到这样的句子，要用震天的大炮，奇怪的使记忆，所以想到一个人了，死是可喜，还是可悲，我全不给评分。我只是这样的上面，这样一个人死了， 明确的自己的行为，说不出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说，是他身上有很强大的营养。他曾经30年代的时候，他就是道家，明代道教这个东西，大家深入了。他实际上就是说，他在完成发扬。我个人认为，他基本创作能力丧失了，逐渐丧失。

后来到50年代，他的就有些不适应这个社会，就是那样一种跟他的，我们拿到手里完全依靠的。他就是50几年的时候，到河南省文联，他拿一块砖头当枕头，然后敞胸露怀的这样。我觉得就是徐玉诺作为人也好，作为诗的独特方面，你的人逐渐充足了。他生活的方式和现象，都是农民的东西，被批复的东西是这个。

成婴：

让我更佩服他了。

罗羽：

就是说你要研究他的生存，他的经验，他的地域文化背景，你才能够接近徐玉诺的一个诗人形象。

张杰：

发言很好，阐述的也非常好，把河南的这种历史语境呈现给大家了。黄土漫天、兵匪横行，蹚匠蹚来蹚去，土匪啊，后来发展到蹚匠，蹚的很，光棍得很！厉害的很！谁敢惹啊，这是表达河南。

罗羽：

现实中的土匪不是像电视剧的土匪，烧杀抢掠，弄到山上去了。

张杰：

蹚将有个白朗，他们聚居于汝州、宝丰、鲁山，这都是山区。平顶山市区这边属于山区丘陵向平原过度的这种地带，襄县再往东，往南漯河，这边完全是平原了，但是平顶山再往西就是鲁山、宝丰、汝州，还有这个栾川，再往南，是南召，这边完全是山区了，所以山区最容易藏土匪，这在徐玉诺诗歌里就有呈现。

罗羽：

他整个的语境，你感觉和五四时期不一样。

张杰：

是不一样。徐玉诺诗歌有古雅又清新的一面，也很有中原豫西地域特色。

好，底下这个杨碧薇发言，卢文悦准备。

杨碧薇：

刚才光昕和张老师都提到，徐玉诺的诗歌具有“当代性”，我就在想“当代”这个概念，想我们是怎样把它变成现在所使用的、我们所默认的这个概念的。基于对“当代”这一概念的怀疑和反思，我现在还不想用“当代性”来表达自己对徐玉诺诗歌的认识。在我看的这本书的前言里，海因老师提到徐玉诺的写作有一种前瞻性，其实，刚才大家说的当代性和此处的前瞻性指的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徐玉诺的写作在那个时期没有激起来的花火，在现在这个时代得到了遥远的回应。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当代性。如果我们用当下的标准和审美来看待文学，实际上已经把徐玉诺的写作放在了发展和进化的时间框架里面。我更倾向于认为，徐玉诺的诗歌里所呈现的素质，是一种文学的常量，即文学的永恒性，“永恒性”不是简单地用“当代性”就能取代的。这是刚才我听到大家发言后想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的阅读心得。在阅读过程中，我找到了几个关键词，这些词在徐玉诺的诗歌里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关键词，也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他诗歌的谱系——一个关键词的系统。最主要的词之一，就是今天上午姜涛老师说到的“小孩子”，它和五四现代文学的“儿童的发现”，绝对是有一个同时代关系的。其次，徐玉诺的诗歌里出现了一些非常形而上的概念，如生命、人类。他在表现这些主题的时候，使用的主要词汇也是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一个是“人”，一个是“鬼”。第三个关键词是“梦”。刚才，西思翎老师提到1920年代弗洛伊德对梦的发现，其实徐玉诺的诗里就有很多关于梦的书写，这些诗也差不多是出现在20年代，这种东西方的“互文”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在诗歌里记录个人的梦，并且把梦作为另一个文学想象空间、作为文学想象的对应物纳入到自己的诗歌话语体系中。

把以上三组关键词（小孩子、生命和人、梦）放回到新诗初期的语境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徐玉诺的写作与同时代人的写作仍然有互文性、对话性和同构性。虽然大家一直强调他的诗歌与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有许多异质的因素，但是在这三个关键词里可以看到，他的诗歌仍然与那个时代的诗歌有互文性、交叉性，他并没有脱离那个时代——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大背景和新诗发生的语境。

除了以上关键词外，我发现徐玉诺还有两个比较独特的关键词，或者说是两个比较独特的意象系统，一个是海。他的诗在很多处都写到了大海，这个可能……

张杰：

当时徐玉诺在厦门教书。

杨碧薇：

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在想——他是不是有过沿海的生活经历。后来我发现，他确实在厦门教过书——要不然，他是一个中原人，怎么诗里会有那么多的海呢？而且在写海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比喻成船。我在阅读中梳理了很多处，比如（《徐玉诺诗歌精选》）第3页的《小诗》，第5页的《船》，23页的《海鸥》，42页的《小诗》，56页的《小诗》，68页的《晚霞》，218页《我的世界》，他都提到了海，并且在写海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作为船，用一个个体的身份去对应时代大背景，这个我觉得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海有一种神圣性、遥远性，所谓百川归海；海还是区别于人世的另一个空间，所谓海外仙山、海市蜃楼。但是为什么现代文学发生时，海就成了危险的象征，并且带有琢磨不透的意味？刚才（王）东东说到，徐玉诺的诗有一种忧郁的感觉，我觉得这些写海的诗歌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忧郁感。一个孤独的船在海上，茫茫无边，找不到岸，就是一种非常忧郁的感觉。我其实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中国新诗里怎样表现海洋。徐玉诺的诗歌可以为我提供很多宝贵的材料。

我梳理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行”，行走的“行”——更准确的表述是“行路难”，因为徐玉诺的生活经历导致他没有长期固定住在一个地方，他其实是……

张杰：颠沛流离。

杨碧薇：

对，他颠沛流离地换了很多地方。在新文学里，随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已经有不少“行”和“行路难”的书写了，这在小说和散文里都十分明显。不过，早期的新诗更多地还是采用固定的视角。而徐玉诺诗歌里的空间是有流动性的，也有行路之难。而且，徐玉诺诗歌里的空间位移对应了时间位移。为什么我说有时间的位移？我在阅读时，一开始没有准确地看到创作日期，因此，我觉得他的诗歌有很明显的青春期写作特征。包括那种人的内心视角，那种烦恼，那种波动，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诗应该是他在20岁出头的年纪写的。但是后来，我又仔细地查看了他的写作时间，发现很多诗歌都是他在30岁左右写的。

张杰：

27、28岁。

杨碧薇：

对，27、28岁。而且我看到有张照片，他已经做了父亲。这说明，徐玉诺诗歌里青春性的展现、他诗歌写作的青春期，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诗歌写作青春期要更晚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位移？我觉得又是配合于空间的移动。所以在徐玉诺的诗歌里，时间的位移和空间的位移是相匹配的；同时，这种移动与同时代人的新诗写作中的移动不太一样，这是我发现的比较独特的一点。徐玉诺式的位移还有一个特征：在那个时代的新诗里，诗人们普遍地更关注眼下的生活，但徐玉诺直接抛出了《未来之花园》。他把时间从当下移动到未来，在那时的语境中，这种时间感也是比较奇异的。

其实，“行路难”不就是空间、时间之难吗？“行路难”把空间和时间上升为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最后，我可能会把“行路难”、时间空间的双向位移、海洋性，都结合到一起写一篇文章。这些就是我的阅读感受，谢谢大家。

张杰：

杨碧薇对照了中国现代诗人——海洋的这方面，形成了研究的一个篇章是挺好的，海洋意识。那么对中国诗人来讲，海洋意识不是很多，因为大家更关注一些本土的一些东西，有海洋意识可能更具有自由和民主的这东西，海洋蓝色是代表自由，自由的这种，这个也很正常。而本土更关注忧患的东西，而海洋不光是关注一种蓝色自由的，还包括一些价值的东西，这些慢慢行而上——形成很美好的东西，所以说中国未来的一些诗歌，可能也会更加关注海洋、自由和这种自由意识，包括一种更加普世化价值的一种，这是整个未来的趋势，中国未来的趋势。下面请卢文悦发言。

清华大学解志煕题词

卢文悦：

简单的说，徐玉诺研究上吧，上午听了一些诗人的意见。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两点，就是徐玉诺先生的这个短暂的、这个爆发式的这个写作，他实际上是体现一种天才的一种特征，大家不要忽略天才这个字，可能别人不太接受或者咱们在座不太接受，但是我是觉得这样。为啥呢？因为他在短暂的这几年以后，他就像彗星的尾巴一样，自己就黯然、暗掉，为什么？不能说时代强加于他，不让他去发言，不让他去书写了，我觉得是他内心的才情的一种灰烬感，可能是一种驱力，对，就是他驱力什么，他自己去，自觉的可能慢慢消极。因为说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大家也好，对吧。他有一个持续的创作过程，咱们大家这个例子太过了，我也不一一举了。那么中断的时候，两种，就是一种，死掉，突然死掉，对吧！这才能中止他的这个创作。而徐玉诺先生的这种特点是他自己的，自觉的消解到这个东西，我就从内部来发生这个东西，来考察一下，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才华上的自我的感觉上出了问题。乃至于说，咱们大家都说最后，后十年回归到农村，这个我不是主要条件。对吧！乃至于他后来49年以后，那十年的一个创作，大家可以看，因为我可以说一下（王）东东这个微信上面，这个总体性，对吧。我们不能把一个诗人断掉，就看他那个放光的那一点，对吧！

如果说我们研究，研究放光点，那有什么意义？他要给我们一个提示，或者是启示性的东西。就是说这个谜，作为徐玉诺在后面为什么不发声了——这个谜，是我们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的东西。他可能牵扯到跨学科的东西，不光是一个社会学或者你的这个创作的各个方面的东西，对吧。他可能别的东西，乃至于说他有一个特征，就像海子后来晚期的时候，他也迷恋一种什么道，神神道道的东西，对，他们都有一个特性、共质，对吧。只不过徐玉诺没有他走到那个极端。可能我想，跟他成立这个家庭有关系。这个家庭，有孩子，可能是把他的这些激进的一些想法或者更特殊的想法可能给消解掉。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推断，因为什么孩子也好，孩子也是因为一个爱情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我是想呀，就是说，这个为啥如果说，徐玉诺没有后面这个自己埋没的这个，我觉得他自己埋没，我觉得自己埋自己，不是时代埋没，大家要清楚这个概念，不是时代埋没是他后边自己埋没的事情，知道吧。这个咱们不要拿这个，这做不动，那做不动来往他身上拽，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刚才上午那个树才先生讲“无名和有名”的问题，实际上徐玉诺他根本在“名”上面没有概念，这个人。

他可能持续的在3、4年间爆发写作没有功利的东西，对吧！如果他要是一个会钻营的人，会跳到某个圈——再跳到另一个圈里面的人，他不是今天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回头想一想，这位老先生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他可能瞭望到，更早的瞭望到了一种虚无，在他内心里边，这是一种。

再一种我就刚才说的一个才情的问题。我不要谈到这个才情，大家很有一点另外一种感觉，对吧！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20多岁或者在30之前爆发了一下，如果在30、40岁中间，甚至到50、60岁之间，因为徐玉诺60多（64）岁了，就是说咱们可以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对吧。这也好几十年的，他也每天生活的，他也每天在词语里边活着，为什么他就自己把自己给埋没的，或者淹没了，为什么呢？当然，最后那个晚期的这个十年，我们也认可这个时代，他对时代当时的那种热情——那个积极态度对吧。咱们也不能否认，我一直看后面，他那个史先生整理那个日记，对吧。

他对当时的那个新社会初创阶段的那个热情，我们不能回避，知道吧。是他后出现了种种的波澜以后，是他改变了他的想法——或者改变他对一个新的东西认识，那是另一说，但是他也可以留下文本，大家可以读读，大家可以读读他解放以后的东西，对不对，那完全可以说个不客气的话，那也垃圾一样。对不对，不要回避这些东西，我们要看一个东西要总体性的看，我觉得这才是完整。如果一个人很完美了，我觉得他没意思，他假了，没有完美的东西。正是这种活生生的东西，他才是给徐玉诺一个鲜活一个真实的徐玉诺，对吧！我们不能掐头去尾，我觉得有失严谨，对一个人的恭维。所以说我刚才提的这大家都讲了一些，都是讲了很亮的那一点对吧，都是最闪耀的，最璀璨的一点。但是，我就是这个迷——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创作者，而且那么强的生命力“哗”一下断子断崖了？这个迷，我是想这个问题。也许这个迷，很有可能是还原徐玉诺之谜的一个真正的过程，对吧。

就是讲这个，再讲一点我说，大家所有的选本里面有一首诗，是一首很长的诗，好多选本都没有，就是《母亲做的事情》。这首诗我读了好多遍，我拿这个艾青的这个《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个文本我来对照。他俩的东西，我觉得是徐玉诺的这个诗直接的投射到了十几年以后艾青的身上，因为这个诗的一首诗的体量几乎差不多，一个是130多行，一个是150多行，而且他里边的调性、副调性又相当的一致，对吧。只不过是艾青的这首诗可能相对来讲，他由于被意识形态过高的，后面过高的给他定位。而导致了忽略了徐玉诺的这首诗，而我们现在选的诗里面，选本里面没有这首诗。而那首诗，也是上午（张）桃洲说的这个，宗教对的这种情感，他里边反复的有一句话就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东西”，是吧。给他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里边他也写了这个母子，这个母亲是活的，他有成佛般精神——这种精神光芒。而且他在最开始的铺排起来，一直到最后，大家可以看，我在一个文章里面写——我说这个徐玉诺给我塑造了是一个可以想去拥抱的一个母亲——可以想到她怀里痛哭的一个母亲，是吧！这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是吧。可以说《大堰河我的保姆》，可以说跨了一个8度，而徐玉诺这个诗，就在这个里边，这样反复的影响，他里边好多句子都是反复性的，大家可以读去。我觉得我就说这两点，就足以了，谢谢大家。

张杰：

文悦兄谈的非常诚恳，他既照顾了徐玉诺的光明，也看到徐玉诺的作品有些不足或者说因为时代的原因，解放后时代的原因，当时很多文人有一些赞扬的，但是57年打右派之后，有些文人感到这个风头、时局不对，甚至伤及其自己。开始突然产生了一种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一种自我反省的东西。徐玉诺不停的告状，我想是不是跟这里有关，他不会瞎告状，他不会跟邻里矛盾告状，肯定不是这样的，他是对众生——众生悲苦的告状。所以说他还是很有大爱的一个，我们民间的，农民知识分子，农民精英，感觉到有点苗头不太对，他是58年去世。我对很多人都说，包括对徐帅领说，我说你这个祖爷爷如果活到了文革，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在济南火车站——解放前是42年好像，就是救助国民党伤兵，跟抗战下来伤兵他救助，到了文革中，绝对可以打成反革命的，他提前谢世了，也是一个好事，留下更多的清誉。

张杰：

下面请王心讲。

王心：

关于徐玉诺，我看的很少，就是从这次活动的微信群里扒了几个文档在看，都是诗，他的小说没看。所以听大家都聊得这么好，写了这么多详细的长文，觉得挺惭愧的。

我就谈谈我个人的很粗浅的看法吧。

在我看来，徐玉诺是一个很本真的诗人，一直持续地努力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并澄清生命感受。从他的诗可以看出，徐玉诺抒写的都是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换句话说，就是他写一个东西或者一种情境，就是在写这个东西这种情境本身，方方面面、枝枝蔓蔓、曲折反复，然后再作抒发。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白话文这种新的语言通过像徐玉诺这样的诗人第一次发现了自身，或者说发明了自身，当不用平仄不用押韵也不用减字的时候，怎么去描写怎么去抒情。我以为，徐玉诺的诗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在当代，我们都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太深，经常是写一个东西其实是在暗示另一个东西，阅读时也习惯了这么去读。所以诗越写越复杂，解读也越来越复杂。徐玉诺的诗基本没有这种情况。

写作技巧方面，徐玉诺是一个细致入微的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很好的“写作视力”的人，就像叶圣陶所说的，有“绘画般的技术”，不过他一般是用放大镜，而不是用望远镜去观看。但他同时又很现实主义。他写一个母亲，孩子快饿死了，她要去给孩子找吃的，于是就“虎雄雄地站起来”，而大街上冷漠的或同样饥饿的人，“各人挤着各人的眉峰过去了”。他写眼泪，是“光明深静的眼泪”；写蝴蝶，是“沉沉静静”，却“很憔悴”；花是“轩松松的鲜艳”，这些描写都很形象。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他的感受是忙慌、急切、囫囵吞枣的，而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在寻求得到表达，以至于对我们的阅读口味来说，他的诗看上去近乎天真。其实，我不认为徐玉诺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诗人，不像同时代的鲁迅，闻一多那样。他自己也写道，“当历史用各种圈套来罩我的时候，我脱然的跑了”。他的题材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对自然的热爱，对亲情和家乡的怀念，对自身感受和情绪的抒发，对生死问题的思索，等等。我们只是从他对语言处理上能感受到他的时代性，新体诗，浅显的白话文，但每个写作者都必须接受时代提供的东西。他仍然是一个“自然”的诗人。

张杰：

我有一个，一句话的观点就是说，徐玉诺是在晚清以来——中国的这个荒原上所挺立一个具有精神性的一个诗人。晚清以来，我认为中国经历了荒原，这个荒原，当然在以后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在延伸。就是说徐玉诺在那种兵荒马乱，各种兵变，兵燹还有抗日的，侵华了，国共内战的这些，到四几年的时候，徐玉诺也写有其它的东西，但是诗歌写的很少，所以徐玉诺还写过小说、剧本、散文、日记、随感等，他写了林林总总很多。所以说他可研究的领域，还有作品的面，涉及的点和面实际非常多，徐玉诺诗文集现在都有八本，当然还有散佚的一些著作还在搜集，所以说徐玉诺是洋洋大观的一个著作很多的诗人。请西渡兄发言。

姜涛：

西渡本来是上午发言的。

张杰：

那就高岭你来说说。

高岭：

我是本来不说，因为我不太懂这个。这个诗我是看过，两年前看到徐玉诺的诗，当时感觉就是很惊讶。因为五四时期的诗人，我们从小接触比较多，这个名字第一是比较陌生，过去不太知道，还有他的诗确实对我们现在比较挑剔的这个口味，还是能够唤醒你的阅读欲望的。他，这个第一是，我觉得徐玉诺还是一个天才——得承认，在同时期的五四诗人里面，我认为他还是很突出的，并不比那些大诗人差，第二个身在这么乱离的年代，个人的命运也是比较曲折，然后这些东西能够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就说明他这个人还是在真实的表达自己，从来不会说，因为我们写作时候的这个动机是需挑剔一下的，很多人写作也许是为了名或者利，这个人肯定在表达自己，这一点我比较好的。还有就是他这个，他很多短诗其实语言是这个很有力量，我感觉，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写的东西，你读你感觉到一种柔弱的美感，但是徐玉诺的诗它是一种力量，他是像岩石一样，他冲击力来自于这个方向给我，另外他联想能力非常强。他的用词很大胆，我们为什么说提倡诗歌有当代性的，因为五四时期，你想我们整个文化转型——从古典时期，到接触西方的这些东西，那个时候胡适写的尝试就在做尝试，并不成熟，很多东西不成熟。在语言上，我们过去写诗是格律诗，突然模仿西方散文体的诗，一定，最开始就是一个蹒跚学步的样子，很多东西都不成熟，然后表现出来的作品，所以我们为什么对那些包括什么艾青等等的很多的，他的诗并不是吸引我们的阅读。而是因为那个时期，整体是幼稚期。但是这个徐玉诺的语言，从他的这个表达出来东西的来看，一开始比较成熟的，所以有一点的天才，这是一定的。其次就是他表达这个，大家说这个规律也罢，我觉得他是一个悲愤的人，这个人的思想，经常在他的诗歌当中出现。

比如我们说异乡，有的说的这些景色，但是他经常把这些独道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这个诗歌当中融入进去，很自然。我想他为什么这么多这个？第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太如意可能现实，还有一个我想起一句话，不知道哪一个哲学家说的，当我们越是能够发现生活的真相的时候，越容易陷入悲观和绝望。我觉得这个，徐玉诺也是可以用这个话形容的，他比较悲观，也比较绝望，但是总体上他又有这个天才，所以他的语言表达非常好，很有力量。最后就是说，所以他为什么有当代性，也是你说那个穿越时间更多东西，对，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到现在我们仍然愿意去坐下来研究他，一定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经得住考验，我就说这么多了。

张杰：

高岭去过平顶山市鲁山，他对徐玉诺的认识感觉和解读也是好的，希望你以后也可以形成一篇文章。

高岭：

我还补充一个，因为我两年前去过他的故居，然后秦晓宇讲到他的儒家的东西，实际徐玉诺身上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徐玉诺他回他们的这个地方以后，给他们当地制订了《乡约》，而那个《乡约》的内容完全符合儒家的那道体系，包括温良恭俭让等等这些东西，确实是有的，确实。

张杰：

苏丰雷，请诗人苏丰雷发言。

苏丰雷:

之前我读了袁恬的那篇文章，她写了7000字左右，我也准备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我这篇文章的写作主要基于阅读《徐玉诺诗歌精选》，另外参考了少量的评论文章，比如叶圣陶等人的那几篇。因为时间不够，我读到的资料非常有限。

我读徐玉诺的诗歌，很有感觉，因为徐玉诺这样的诗人，跟我还蛮类似，他完全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写作者，他的诗作里面基本去掉了刚才张杰说的历史意识、知识文化，而完全表达他在生活中的感受和思考。但是徐玉诺非常不简单在，他在非常集中的写作时间段内，把他对生命和生活的感受的不同面向完整、辽阔地表达出来了。其中一个面向，大家之前谈到的最多，即他对让人悲哀的现实的反映，确实，对这种感受，他书写量很大，但这是他最基本的面向，他还有另外一些面向。比如自然诗的面向，但自然诗也只是他短暂的过渡。他最重要的面向是对梦境的写作，他写的记梦诗，数量非常可观。这些诗，不仅有基于超现实的对梦境的场景化的书写，还有对梦境与真实之间模糊地带的非常暧昧的意识的书写，他把这些感觉感悟写出来了：我生活在现实中还是生活在梦境中？他庄生梦蝶一样产生了我是蝴蝶还是庄生的疑惑，他的这类作品有好几首特别精彩；还有梦醒之后，对梦境中所涉往事的追忆的书写——梦境经常粘连着记忆，里面有一首诗《她》，追忆少年时代的伙伴，一个少女，写得特别有意思；此外，还有对梦的价值进行肯定的书写，以及因为肯定梦而延伸出对黑夜、黑暗的肯定性书写——因为梦总在晚上做，因而对黑夜予以肯定，徐玉诺是较早有黑夜意识和黑暗意识的人。他的诗歌具有浪漫性，在德国浪漫派里面，诺瓦利斯写了相当多的渴慕黑夜、黑暗的诗篇。我在现代和当代写作者里，也发现不少对类似题材感兴趣的写作者，但目前我还没看到另外一个写作者把对梦境、黑夜的意识和未来的玄想的表达提升到了宗教信仰的维度。刚才杨碧薇讲得非常好，跟我的感触非常相似，即徐玉诺通过梦境或玄想，构筑了一个世界或空间，这个客观存在而非空虚的空间，可以与现实对治，来平衡和寄身。

在一个残酷的年代里，徐玉诺写了那么多悲伤经历，他甚至有死亡意识，那么他怎么还能活下来？我认为正是这种质朴信仰帮助了他。这其实是民间文化里面活跃而容易被人忽视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底层社会或民间社会里，对梦的认可和敬畏，从古代至今从没中断。而许多读书读得多的人，反而对此忽视，但这确实值得注意和重视。徐玉诺写作时间集中，产量巨大，三五年时间写了300多篇，因此可对他整体作品进行精神分析，考察他在这段时间都想了什么，进而分析出他的精神构成和精神结构。其构成非常丰富，非常辽阔。在新诗草创期能读到这样的诗人，我是蛮惊讶的。

当然，他是通过语言构造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语言有他的特点，因为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和对新诗的设计，以及他本人表达的需要，他选择了用质朴的白话文来写作，完全的我手写我口，这能帮助他以较快的速度表达自我。所以，他可以通过这种非常高效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身体的所有的真实感受，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复刻到他创作的文本世界。

我肯定徐玉诺的地方非常多，但有一个地方我并不认同，即他否定记忆的价值，他认为记忆带给人痛苦，所以要否弃它，这里当然有他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意识，他也通过这种否定快捷走向对幻梦、玄想的个人乌托邦空间的构筑。但事实上他对记忆的价值的认识还不太深刻，以至于没有通向更深的历史、文化认识，也就是说，他写了这批诗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对这些诗作进行反思，没有走向更深刻的文化和哲学的建构，以至于他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感性诗人的阶段，尽管他走到了感性诗人的最高级。他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今天去挖掘他、分析他，就是要把他的多个面向梳理清楚，把其中的重大价值和启示，邀请到我们当代的文学生态中，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在今天，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仍然悬而未决：大的方面是世界要到哪里去，中国要走向何方，小的方面是我们每个个体应当怎么活着，个人和族群同处于文化建构、信仰建构的过渡地带和转换时刻，而徐玉诺正在参与我们的文化和生活。

张杰：

下面诗人南桥琴发言。南桥琴她84年都在发表作品了。

南桥琴：

我谈一个命题“五四时期，徐玉诺新诗现象略述”。

五四时期的新诗，正像为一个自我意识觉醒时代的代言，徐玉诺沉浸于自我幽微的自由书写，在诗以富于教义为宗旨的诗歌古国，诗人抛却框宥和戒律的自由书写，留下一个最为真切的新诗标本。 在此我从徐玉诺的诗歌伦理观及诗歌艺术特色两个层面进行略述。 先来看徐玉诺的诗歌伦理观。他有两句话值得深思。    

“没有真人生，哪有真文学！”    

“真正的诗人，预先吹出：朦朦的火星中的明朗知识。”    

首先，正像徐玉诺的文学观——“没有真人生，哪有真文学！”，徐玉诺对成不成诗人，作家是并不介意的，或者说他并不太在意。连续性地按时间顺序读他的诗集，觉得诗人把自己打开后，持续地在记录自己的情绪、感受、思想、幻觉等。记录作得随意草率，没有艺术加工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徐玉诺的诗不是作出来的，是从他身上汩汩流淌出来的泉水一般，是他身上天然生成的东西。这同时也是在说，徐玉诺的诗是不可学习效仿的。 他传承秉持着中国古典诗人共悉的深旨:写诗只是成就人的一种方法，他们毕其一生旨在日将月就地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诗人，诗人也只是成就人之为人的一条路径。徐玉诺深得古典诗教，才会有诚恳的文学观和修辞立其诚的诗作。    

其次，徐玉诺有健康的人格，如果拿与徐玉诺出生前两年（1892年）去世的惠特曼相比，他的确不是一个强力诗人。对此他本身也有清醒的认识，曾写过一首诗《假如我不是个弱者》。但他的伟大意义却在他作为诗人和诗歌试金石的存在。我们今天为什么读到徐玉诺的诗，那么欣喜亲切？倘若你是诗人人格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在读徐玉诺的诗时，会时不时读到你自己，从诗中发现那个完好如初清澈也柔软的自己，抑或不断发现复活的自己，百年之隔，瞬间共鸣。那些毫无雕饰的诗句不仅容纳了过去的人性杰灵，天性幽邃之美，而且也容纳着百年甚至更远的后世后人之美！就如诗人的祈祷和自我应许之诗《将来之花园》。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他祈祷和应许的早已长成的那个将来之花园。作为应许之存在，我们如何自处？百年之前，徐玉诺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审视自我的机会，这是我们今天作为诗歌写作者的理由和目的。    

再次，我不能强说是鲁山这块奇谲之地养育了徐玉诺，但正是在这块容纳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土之上，匪盗肆虐，诗人也可以疯长。这是一块没有更多禁锢圈囿的乌托邦乐园。海因老师写过长篇魔幻叙事诗《小尔城》，传说那是一座一个小孩子布阵难为过孔子他老人家的城。我在鲁山长大，出生地距工作谋生之所五十华里，但我的思考和视域从不在那泥丸之地。我从自身对一块地域的感触理解了前辈徐玉诺。他的创造力爆发力，是从娘胎里就已经被鼓励的，出生之后到长大成人，无论仰天俯地，都可以听到自我祝福的声音！    

下面略述下五四时期徐玉诺诗歌的艺术特色。    

第一点，徐玉诺五四时期的诗歌喷发与其他白话新诗一样，是汉语言诗歌自身发展的内驱力使然，古体格律诗走到五四这个关口，自身的褪旧换新，是从诗经一路走来数次蜕变的又一次蜕壳。也是五四诗人当时的共性普遍性，无需赘述。需要说的一点是徐玉诺的诗人人格恰逢了白话文诗歌发轫的契机，他正好成为了千千万万具有诗人人格，却没有机缘写诗的那部分诗意地栖居世间的人们的代言者。    

第二点，徐玉诺完全不带旧文学痕迹的新诗语感来自哪里？如果说徐玉诺随口吐出，如王东东“凤凰吐出金黄的谷粒。”信手写来的诗句有着惊艳的艺术魅力，那便是在语言经历脱胎换骨的自体衰变时期，徐玉诺以他天赋的对语言的的敏感性和感悟力，毫不费力，甚至堪称娴熟地率先完成了对白话语言的语法定义和拓进，包括写于1920年的第一篇小说《良心》、1923年那个时间段的《一只破鞋》《在摇篮里》系列。“真正的诗人，预先吹出：朦朦的火星中的明朗知识。”这是他的诗学观也是对自己新诗创作切中肯綮的公正评判，也即是说，他写那些新诗是先知先觉到的自觉行为。    

第三点，徐玉诺诗歌语言的全新性到底与传统有没有关系？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惠特曼和狄金森时说:“惠特曼和狄金森都是独创者，他们与英诗传统的关系要含糊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反传统的，徐玉诺的反叛正在于他独创一个纯粹自我的世界。正如加缪所言：“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创造是更为彻底的反抗，也是身为艺术家唯一有能力和资格选取的反抗方式。但创造并非脱离生活的幻想，它只是在生活中的重新开始，回到生命最初，回到春天。”张定浩如是说。从这一意义上讲，徐玉诺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是他的本我带着自我的新诗所做的一次生命回溯，回到了生命的最初，回到了春天！在后世，每个读者也就跟他住在诗歌中的诗魂一次次抵达生命的最初和春天！后世读者的感受力愈强，回流中得到的滋养就愈丰沛！    

第四点，徐玉诺诗歌文本与诗人本身的关系。“狄金森像莎士比亚和威廉.布莱克一样，为她自己把一切都透彻地重新再思考一遍。”布鲁姆说道。这也正是徐玉诺的诗歌吸引我们的本质原因，尽管他的许多思考自己也没答案，但他的坚定求索和不停追问击中了我们都有的疑问。他并不认为人生有意义，但他热情如火地燃烧自己；面对家园幻灭和压倒性的黑暗，他在黑暗中谛视到属己的丰饶和奥义，正如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突围与超越。而且，我暗自揣测，以他与自然的紧密联通，他沉迷期间的黑暗更多指的是自然的黑夜，他在一篇散文里也写到对黑夜的恐惧。他在诗中同时还有对死亡的超越，他经历了太多至亲的死亡，成为他抹不去的记忆，所以他在诗中祈求失去记忆。 对自然万物之美，徐玉诺以一个通灵者的灵犀获得了东方式恒古的滋养。    

第五点，徐玉诺诗歌文本的自由性及对小诗诗体建设的先驱性作为。在写这篇文章的中间向我的老师诗歌评论家单占生先生求教，单占生先生讲到:“有一点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他的文本自由及对小诗诗体建设的先驱作为，应该提起大家的关注。”单老接着拿冯至的《蛇》与徐玉诺的《跟随者》比较，冯至显而易见受到徐玉诺的直接影响和启发。日本学者秋吉收先生在多篇论文中进行了一些考证比对，得出鲁迅先生《野草》等文受到徐玉诺直接影响的观点。这其实毫不奇怪，毕竟徐玉诺在白话新诗的的创始之初，以其敏锐写出了一定体量的诗集《将来之花园》，备受当时文坛瞩目，产生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六点，徐玉诺诗歌永恒意义的自我性是诗的本能也是诗人对五四精神的皈依，并一直以开放性的场域与中国新诗同行。其不被主流容纳和大众传颂的境遇，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度，非主流是不被拣选的；（徐玉诺本身对自己也有严格的拣选，鲁迅先生当时热心愿意为徐玉诺作序希望出版他的小说集，徐玉诺当时拒绝的理由是等写出更好的小说再由鲁迅先生作序出版。）从诗人和诗歌本身来讲，由于诗歌瞬时的喷发，更大程度上是对瞬时意象的速记，其文本粗砺散乱不完整在所难免。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小深受儒家修齐治平价值观影响，同时还受他自己的诗歌伦理观支配。而人的精力时间有限，他自己从诗歌现场的撤退也是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我的同乡前辈徐玉诺在诗歌创作中所展露的人性之丰饶灵魂之大美，堪称闪烁在中国文学艺术长河的一个稀缺生命！纵观人文史诗的长河，那些极珍稀的个体生命以链条的形态，以其灵魂的光美亮洁散发出永久的光芒，如原子结构般牢固完美，以接续连贯的秩序照抚后世，连通古今指向未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徐玉诺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后世的福祉。 他给了我们一座永恒之花园。我们除了守护抑或种植今天的花木，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态度。

张杰：

今天研讨会令我有点吃惊，大家的发言让我感动，同时我感觉徐玉诺的魅力无穷，因为大家还是冲着徐玉诺诗歌来的，觉得他还是有相当的诗学意义和价值，所以才过来研讨。因为时间有限，徐玉诺诗歌还有很多没有涉及，包括今天卢文悦兄谈到的，徐玉诺写母亲的长诗100多行，实际上大家很多都没有关注到，他关注到了，可见研究徐玉诺还有很多空白领域，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然后他跟当时的五四时期，民国时期，解放前的那些文人，很多通信，相互交往，还有很多文学方面的这方面的作品，包括一种碰撞，还有这里面很多的历史方面都好像钩沉大海，现在需要打捞出来，这里面有很多线头，很复杂，非常复杂，包括1922年以来，对徐玉诺的评论文章都是几十万字的word文件，而且只是部分的，包括闻一多对闻家驷，给他弟弟写信里面对徐玉诺的评价，虽然就3、4句，但是已经具有很高的标杆的那种肯定了。当然也有一些反对声音，当时成仿吾对徐玉诺的批评，就是这方面的反对声音，实际在当时那个时期都有，现在这种整理，包括那种整合，一种学术式的整个来集结，然后以更严谨的文本的呈现，就是徐玉诺协会，他们整理出来的《徐玉诺诗文集》，现在一共8本书，里面把徐玉诺大部分的诗文都集结了，比那个秦方奇编的《徐玉诺诗文辑存》还要圆满，已经把那个《徐玉诺诗文辑存》全部给覆盖了。现在这个《徐玉诺诗文集》是一个增扩本，但是徐玉诺当时用了很多笔名，包括烂烂声这样的笔名，现在一些新的，当时徐玉诺写作用的，用别的笔名写的，现在在不断地发现当中，他在吉林毓文中学任教的时候，在校报上还发表过东西，现在也给整理出来了，但是有些还没有被收录进《徐玉诺诗文集》里面，《徐玉诺诗文集》现在是自费印刷，等于民刊的形式，然后有好几千页，我们希望不久的未来能正规出版，便于各种方向研究。把一些这次以民刊形式出版的诗文集里个别错字，还有编教错误，将来在正规出版时全部把错误消灭掉，变成没有错别字的版本，严谨的版本，这方面史大观，徐帅领在编校排版印刷等方面付出了很多艰辛劳动。

因为徐玉诺的日记，包括其他很多文章还有别的影印版，整体电子稿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所以工作量非常庞大，让人几乎崩溃。他俩因为这个寒天暑地有时候不停地敲字，有时候真是患病，带着病工作，非常令人敬佩。所以说他们是推动徐玉诺的最前沿研究，包括史大观对徐玉诺文集，发表选本的辑录的收藏与展示，不仅仅有心还要付出很多艰辛，为此他尽可能多方搜索各地库藏，事无巨细，就是那种很多细微东西都顾及到了，最后形成一种很斑驳，小宇宙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部徐玉诺诗文集亟待正规出版，现在还没有正规出版的机会，因为这里面的费用比较高昂。在研究徐玉诺这方面举步维艰的搜索整理挖掘各种文学史料和文献，可以说非常难，非常难。包括这个经费筹措都是非常难的，很不容易，现在在北京大学进行徐玉诺诗歌的国际学术研讨，这对鲁山，对河南来说都是真的百年难遇的，非常珍贵，这里付出很多心血，很不容易。底下请徐玉诺的曾孙，徐帅领发言，徐帅领现在就在徐玉诺故里，徐玉诺创办的鲁山一高任教，鲁山一高现在是我们平顶山市的一个名校，因为升学率非常高，有上万名莘莘学子。下面请徐老的曾孙徐帅领发言。

徐帅领：

尊敬的各位老师，我叫徐帅领，是徐老的曾孙。

在中国新诗百年之际，北京大学徐玉诺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把徐玉诺诗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百年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中国新诗的诞生打破了中国古体诗的束缚，自此之后，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1922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个人新诗集《将来之花园》奠定了徐玉诺先生的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对后来的新诗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真正的诗人，预先吹出：朦胧的火星中的明朗的知识。这句话概括了“诗人”的担当和道义。徐老还提出“信”“爱”“和”“平”的理念，他终生践行着这个理念。作为徐老的后人，我和我的家人，会把我老爷爱国为民的“基因”传承下去。

谢谢大家！

据“首届徐玉诺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录音整理

附记：

每人来到世上,都带着自己的风水,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如徐玉诺先生的女儿徐西兰老师,八十年代还不太理解她父亲徐玉诺，但其晚年，身体力行，完成了几大心愿。

退休后，2003年6月出资(侄子徐鑫、徐森帮忙并出力)完成徐玉诺故居原样翻修。历经鲁山县文物保护单位，平顶山市文物保护单位，至徐西兰老师去世前，徐玉诺故居已升格为河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完成其一大心愿。 2008年后半年——2015年12月5日，除了回武汉过春节，在徐玉诺故居讲解、打扫卫生、服务接待等，力所能及干了很多事情。

2013-2018年，在秦方奇先生及徐西兰等徐老后人大力支持下，徐玉诺学会，通过对徐老作品的反复研读，经过编辑、校对、书版设计、封面设计等各个小组的努力，历时五年编纂校订、编印了《徐玉诺研究丛书》(共8本)。这是徐西兰老师的第二大愿望。

2014年11月1日，在平顶山平顶山参加徐玉诺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8年7月26日，徐玉诺先生的女儿徐西兰老师，用最后一点气力——坐着轮椅，由儿子徐双成推着，自武汉赴京，参加在北大朗润园采薇阁举办的“首届徐玉诺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设立了“徐玉诺诗歌奖”，完成她最后一个心愿。

回武汉后，2018年11月1日12时45分在武汉寓所仙逝，享年91岁，距离参加“首届徐玉诺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设立“徐玉诺诗歌奖”整99天，距离在平顶山开的徐玉诺全国学术研讨会，整整四年。

数理背后似乎又暗合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