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晚唐诗坛上真正称得上双峰并耸、凌轹其他的，是白居易与李商隐。二人交替发生的影响，从晚唐五代一直持续到清代，在北宋中叶以前甚至曾压倒杜甫。

白、李之交谊

    李商隐初次拜见居易，最有可能在大和三年四月至十一月间。此后至会昌六年(846)辞世前，居易一直未离开洛阳。商隐应举从幕，多次往来京、郑之间，路经洛阳，会昌五年又短暂归居洛阳，都有可能再与居易相见。

    大中三年，商隐应景受之托，为居易撰墓碑铭。时距居易辞世三年，商隐刚结束桂海之游，任京兆掾曹参军。撰碑事景受本人也未直接出面，而是由杜翱秀才代为致意，撰碑谋及商隐，自是荣耀之事。何况商隐生前尚非这方面的“作家”，撰此文实为一特例。如此迂曲的请托关系，也显出撰者与碑主关系生疏的一面，当然，如根据所谓“嗜好矛盾律”，居易喜读商隐诗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缺少材料，我们无法追究居易对商隐诗持何看法；而考察商隐如何评价和接受居易的影响，却是一个可以进行也很有意义的课题。

“怨刺”、“绮靡”之评

    《太原白公墓碑铭》并未论及其诗文成就，连铭文中也只有“翊翊申申，君子之文”两句极含糊的赞词。这多少让人感到诧意。商隐诗文中也未言及居易及其创作。尽管商隐有关前代作家的评论都比较零散，但与之相比，他似乎还是有意避免了对白居易品头论足，以致《太原白公墓碑铭》的行文如此克制，置元稹等人已有的崇高评价于不顾，连客套虚誉也不愿轻易奉送。

    对这位在当时影响至巨的诗人，商隐真能视而不见、不置一评么?事情当然并非如此。由两人诗风的差异来看，李商隐对白居易当然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只是碍于前席及门之谊，不便直接发表意见。他对本朝诗人的批评：“皆陷于偏巧”，是全称的，说明他很不满意于诗坛的现有状况。但是，他批评的重点：“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推”者、“效”者，这只能是指在他之前的中唐一些诗人。

    中唐“推李杜”者是谁呢?元、白不只是一般地推崇李杜的风格和成就，而且真正将李杜的精神(实际主要指杜甫)归结为“怨刺”。李商隐并非否定推崇李杜的一般论调(如韩愈《调张籍》)，只是不满于这种仅强调“怨刺”的“偏巧”，这里的批评对象无疑即是元、白。中唐“绮靡为甚”者又是谁呢?最能当此“绮靡为甚”评语的亦非元、白莫属。李商隐批评的两个重点，即分别对应于元、白的乐府讽谕与风情感伤两类创作。他对元、白诗不但早有明确看法，而且评论相当全面，不点名地指摘了他们的种种不足。

    当然，批评不等于全面否定。甚至对“怨刺”、“绮靡”本身也并未否定，而只是对唯此种倾向“居多”、“为甚”，致使诗坛流于“偏巧”这种状况表示了不满。然而，他又并不认为元、白诗无论是讽谕还是感伤真的在内容上有何不妥，与其说商隐视元、白为必除之异端，不如说视为莫大之挑战。李商隐对当代诗文的批评是全方位的(惟一的例外可能是李贺)，对前人的挑战也是全方位的，绝非仅仅针对元、白二人。他的抱负即是，弃各家之短，综各家所长，纠各家之偏，成“不系今古”之“兼材”。商隐之于居易，具有明显得多的挑战意识，而他因这种挑战得益于居易精神的滋育，也是毫无疑义的。

白、李诗论的差异与诗歌题材的承继

    李商隐与白居易在精神上有哪些相通之处呢?最重要的恐怕正是那种以文章为己任的自负心情。居易在政途上比商隐要通显，“得名于文章”也显得容易一些；而更重要的是，对他来说，文章除为政事之用外，也为“闲适”之用，因此在因文章而得罪后，为文的兴味反而更浓，政事失意流衍为更多的闲适文章。在遭受挫折之时，李商隐却无法在文章中闲适，既“意分”己文不出于任何人之下，失望之极反而痛恨自己不如“不识字”、“不知书”。当然，他并没有真的弃绝文字，这种愤激之词不过表明他对文章之梦更为沉迷，比白居易更认真、更执著地视文章为己之生命罢了。

    “言志”在白居易诗论中原居于次要位置，原因在于诗人主体在他的诗论中是受到抑制，从属于更高的“诗道”的。李商隐没有采用这种“诗道”观，“言志”可以说就是他论诗的最高纲领，因此他对诗人主体的看法也比较单纯，更强调个人对于文章的责任。由此来看，提倡“言志”，可以说是李商隐有意摆脱白居易和韩愈的道德诗教、道德文论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可以说，从张扬个性出发，在有关文学道德意义的问题上，李商隐比起白居易是有所“退步”的。

但是，采用“言志”说，又表明李商隐并不排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个人的政治愤懑和道德观感。李商隐的政治诗是基于自己为人的基本立场而产生的，并始终反映着他的人生和思想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得益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诗歌传统，他可以很自然地将士人的道德责任感贯彻在创作实践中。

    因此，他的政治诗中有不少沉挚深厚的政治抒情诗，而不止于政治讽谕诗或批评诗一种形式，就总体精神而言，似乎更接近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创作。

    然而，另一方面，作者更好地将政治题材与其他个人生活题材创作协调起来，发展了由白居易揭示的某些倾向，将白居易身上暴露的某些矛盾转移到另一层次上寻求解决。因此，他既是白居易的挑战者，也是他的精神继承人。

    在个人生活领域里，商隐诗中也有不少“绮靡”的爱情诗。但基本上没有与居易“闲适”诗相当的怡养自乐内容，完全回到传统文人诗的自我抒情方式。总的来看，在艳情和其他抒情诗中，李商隐确实贯彻了自己的“言志”主张，其抒情始终保持了相当的浓度和较高的品质，而没有流于庸俗和放任。

    然而，就整体而言，在以上政治和个人生活两大领域内，商隐诗在题材上与其说有新的开拓，不如说有所收缩。他想向前辈元、白提出的挑战，并不在题材或内容方面，而只能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方面。

白、李诗风差异的意义

    综上所述，商隐诗就其创作意图或实际内涵而言，原与居易诗类似，也有明确的题材分划，基本可分为政治讽谕、身世遭际与艳情三大类。但这三类作品不仅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在同一篇作品中有可能同时涉及两类主题，三类作品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虚渺隐曲之作，在风格和语言表现层次上相互接近，因而给辨认题旨带来很多困难。

    首先来看政治诗。商隐的早期诗作仿效的出发点正是白居易，而后才上溯老杜。此外，商隐在同一时期还多就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物事件来抒写政治忧愤。这种写法正是居易讽谕诗中所缺乏的，而直接源自杜甫。

    然而，最能体现商隐政治诗特色的实际是他的咏史诸作。这类咏史诗的语义指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诗题所示(即诗人表面揭示)的史实或主题，诗中连类言及或有意错易的各项史实，与以上两类史实对应、诗人意中所指的现实。这最后一个层面是完全隐含的，政治讽谕变得如此隐蔽深曲，确实是白居易乃至杜甫诗中都未曾见的。

    简要地说，从白居易到李商隐，政治诗变得隐曲化了(至少是部分地)，此外还从较多的客观揭露转向较强的主观抒情。这是一种局部性变化，我们可以将此局部变化与两人政治境遇乃至生活态度的变化联系起来。政治诗在白居易手中反映了作者有能力在政治上扮演主导角色的自信心，他所重视的仅仅是诗的效果，而不是诗本身。李商隐已失去了“政治”，被逼无奈下将政治热情转移到“作”诗活动中。李商隐完全有必要将政治“诗”本身写得更“美”或更隐曲一些。这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元、白政治诗的客观叙事效果，政治性、史实性均相应地有所减弱。

    再就艳情题材来看。商隐早年在本质上与元、白等中唐士人并无不同，他也染有同样的时代和阶级风习。然而，在其后的创作中，商隐的情诗也和其政治诗一样，呈现为一个逐渐转深、逐渐隐曲的梯级，普遍采用了比较特殊的象征隐喻方式，将真实本事逐渐掩盖起来。借此混淆不但使原来显得平庸的恋情崇高化、美好化，而且也对作者其他言及个人身世之作的涵义发生影响，使其精神世界在整体上变得更为深邃，更富于层次。

    连接上述政治与艳情两类题材，在商隐诗中居于中心突出地位的，正是他的自抒身世之作。反观白居易，则其诗中显然缺少一个如此鲜明强烈的主体抒情形象。白诗中的主体形象，过多地偏向于闲适诗中的知足保和思想。然而，随着世风和士风的移改，对李商隐来说，继续这种描写却显然不再具有这种积极意义。李商隐对元、白诗风最感厌烦之处大概正在这里。然而事实上，他的另一些如实抒发个人失意伤心的作品，很容易流入琐屑之情，这类作品在商隐诗中也不在少数。商隐诗也有两副面孔，正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现实形象，他必须在诗的总体风格上作出另外选择。

    于是，李商隐的全部诗作，包括政治、艳情和身世之作，在整体上同样呈现出一个“作”意逐渐加强、诗意逐渐隐曲同时亦逐渐虚化的变化过程。他很少纪实性地记录自己的思想活动，尽量避免个人日常思想活动的简单直接交待，于是诗的世界与诗人的现实生活形象便相距甚远了。

其实，从修辞角度看，白、李之诗同属于“绮靡”一路，而与商隐所攻击的另一类“枯槁寂寞”诗风相对立。所不同的是，商隐诗转向更纯粹的语义世界，减少并弱化了与事实世界的关联。白、李两人的所谓“俗”与“雅”、轻浅与幽深、直叙与象征之别，最终反映了这种对待语言与现实关系的不同处理。在士大夫共同的好文倾向中，李商隐更自觉地转向了语言本身。他不再要求世俗群众的认同，也不再需要世俗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叙事铺排形式，因为那只会把他拉回到庸俗世界中。这正是造成白、李诗风差异的更深层原因。

    更进一步来看，这种差异则标示着唐诗中自我形象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在竭力超越世俗现实的意义上，可以说李商隐又回到了李白(难怪“三李”常被相提并论)。但他却没有采用李白的自由我膨胀、自我夸大而超越于现实的方式，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具有李白的浪漫气质。商隐诗中自我形象的超越主要是通过语义转换来实现的，不是物理的扩大，而类似于化学的提纯。在另一方向上，由这个飘浮的、虚化的自我形象再走下去，大概又应是自我的淡出，于是司空图又开始称赞王、韦的“澄澹精致”。

    还须补充的一点是，在商隐诗中确实已出现了一些被称为“西昆恶道”的诗作(《喜雪》诗何焯评)。这些作品不能被看做是作者的偶然败笔，而是商隐全部创作倾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虽然在艺术品格上与其相距甚远。事实上，这种补假挦撦习气周期性地出现于中国文学发展中，而每经一次反复都会变得更为精致而普及。在此意义上，商隐诗也恰恰成为唐诗的总结，李商隐是由自我的失落、虚化而达至这一纯修辞层面，而宋初的西昆体诗人则直接由精神的无聊而进入这一层面。

    无庸讳言，与白居易相比，李商隐已失去太多的东西。然而，除了杜诗韩文所代表的道德意识外，这两种自我——居易诗的自我和商隐诗的自我——无疑都是后代读者大众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