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
　　20世纪中国人最轻率之举莫过于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认为能凭空移植一个别人的传统……可惜痛苦的现代转型没有捷径

　　观点2
　　20世纪中国的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犹如真空瓶里培育的植物：一没有语言，二没有传统，三没有诗

　　观点3
　　中文的意义正在于它不得不在自身之内进行现代转型。这已被中文构成的独特性质注定了……这些中文之内的深层因素，既是制约又是可能，让我们写作中的“还乡”与“出走”双向同一

　　观点4
　　诗的深度其实与“说出”或“阐述出”什么关系不大，却全在于诗作构成本身“呈现出”了什么——犹如一个汉字的启示远远超出它的“含义”

　　观点5
　　时至今日，无论当代中文诗做出多大努力，它被真正接受的可能都微乎其微。因为当今世界，“多元”与“交流”的含义非常明确，即后现代欧美强势文化对“他者”的需求

　　观点6
　　当下诗人的枯竭，以没完没了复制自己为最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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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文诗一开始就面临绝境

　　当代中文诗的先天困境就是中国文化的困境。它根源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涉及一切层次的文化断裂。这“伤口”在历史课本中早有记录……

　　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开篇刊发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专访，他认为，中国新诗在草创时就已埋下隐患，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提倡的白话诗，由于诗文不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新诗。著名诗人郑敏认为，语言的断流必然导致今天汉语诗歌的断流，而零度写作白话诗使作家养成了双重分裂的文学人格。关于今天新诗存在的问题，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晓渡认为，这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有些问题多年前就已经存在，问题的解决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在著名诗人杨炼看来，当代中文诗的先天困境就是中国文化的困境。它根源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涉及一切层次的文化断裂。这“伤口”在历史课本中早有记录。
　　依然是长发披肩，依然是面容俊朗，依然是目光深邃举止洒脱，看着杨炼从德国柏林发来的几张近照，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杨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照片进行对比，顿感岁月对诗人的垂青。
　　诗人杨炼的名字早已和中国诗歌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他身在中国还是定居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一直活跃于中外诗歌现场，对于本报开设的“重读新诗系列策划”，现定居德国柏林的杨炼一直关注并给予了热情支持，一段时间以来，记者不时与杨炼在微信和QQ　上交流。这位一直漂泊在外的诗人，针对本报“重读新诗系列策划”谈到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他对中国新诗的看法。
　　提起中国新诗初创时期就存在的不足，杨炼说，20世纪中国人最轻率之举莫过于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认为能凭空移植一个别人的传统。激进等于盲目，画一张蓝图固然容易，可惜痛苦的现代转型没有捷径。用不了多久看不见的筛选就完成了。我们如此热衷于追逐真理的时尚，舌头纠缠在越来越长的名词里，越来越不知所措，到头来已忘了如何去朴素感觉和按常识行事。语言中的暴力更彻底：“文言文”连同赋、骈、绝、律，一举被反形式的粗俗的“白话”所代替。由此，当代中文诗一开始就面临绝境：不仅是外在条件的贫瘠，更有内部人为的空白——切断文化传承的有机联系。
　　“20世纪中国的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犹如真空瓶里培育的植物：一没有语言，只剩大白话加一堆冷僻枯燥的翻译词。二没有传统，除了一个关于‘过去’的错觉。事实是，遗产即使有，我们继承它的能力也失去了。三没有诗，即诗的历史感和形式感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古诗中的过去和译文中的西方同样遥远”。杨炼告诉记者，我们的可悲在于不得不发明自己的血缘，持续一个毫无依托、既疲倦又看不到尽头的“发明运动”：有“自由”却无“诗”的自由诗也好，规定“顿”或“音步”的新格律体也好，无望的是每首诗的形式都只是“个别的”，关于它们的谈论也无非自说自话。当每个人都是先知、每首诗都自命不凡，那是一个多么狂妄而可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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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既是当代中文诗的悲哀，
　　又是它的兴奋点

　　一个诗人的独创性和那个曾被我们疏远的传统，将迂回地重建一种联系。独创性远远大于“风格”一词，它指的应当是诗人基于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去创造形式的能力

　　联系到当下的诗歌创作现实及自身30多年的创作经验，杨炼不无感慨：“写诗是一项悲哀的事业，每一次创作欲望越强烈，失败的预感就越肯定；诗意的萌发越精妙，语言的粗疏也越触目。‘完成’的喜悦如此短暂，诗，越写越困惑。”这种写作上的困惑，早在1999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两卷本的《杨炼作品1982-1997》时，杨炼就表达过。而这样的困惑与焦虑，又岂止是杨炼一个人的。
　　据了解，这部作品是杨炼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题为《诗，自我怀疑的形式》的文章，表达他的文化焦虑。“我不得不目睹：当代中文诗的先天不足，怎样在后天的畸形发育中加深；　以及这双重困境中个人突围的近乎不可能”。
　　杨炼看重古汉语作为书面语言的传统，他认为正是书面语的相对稳定形态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因而杨炼写诗拒绝使用“大白话”。他曾经强调“诗的自觉”，那底蕴正是诗人持续的自我怀疑。作者对自己的诘问，经由作品显形，即使遮掉写作日期，那内在的递进也该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这或许只是奢望，让现实与语言的互相启示、中文性理解深度与诗作形式思考的互相激发、传统重构与个人独创性的互相引导，贯穿他的写作。
　　当“后现代”流通而提及“深度”，是否不合时宜？对此杨炼表示，面对文化的多元化，如果离开这个深度写作要求，所谓当代中文诗无异于自欺欺人。“我们的问题是，没有充分发展的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何来多元文化？诗得把自己放弃到什么程度，才能无障碍地在不同语言之间交流？中文的意义正在于它不得不在自身之内进行现代转型。这已被中文构成的独特性质注定了——哪种外来影响没经过中文性的折射、甚至反射——我指的是汉字的空间性、汉语语法的抽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思维和表现方式。这些中文之内的深层因素，既是制约又是可能，让我们写作中的‘还乡’与‘出走’双向同一”。在杨炼看来，诗的深度其实与“说出”或“阐述出”什么关系不大，却全在于诗作构成本身“呈现出”了什么——犹如一个汉字的启示远远超出它的“含义”。
　　杨炼认为，一个诗人的独创性和那个曾被我们疏远的传统，将迂回地重建一种联系。独创性远远大于“风格”一词，它指的应当是诗人基于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去创造形式的能力。因而，它不是平面的、仅仅随时间延伸的，如有些诗人虽然变换题材，但因写作方式的雷同，完成的却是同首“诗”。形式的滑动表明内容的匮乏。相反，节奏的改变、句式的转换、结构的不同，都包含着新的姿势和语气，这要求诗人整体的再生。深度派生难度，而难度也激发深度。诗人独创性的活力，才能让传统生长。杨炼说传统既是当代中文诗的悲哀，又是它的兴奋点：它甩掉我们伸出的寻求依托的双手，却反过来依托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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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文诗被真正接受的可能微乎其微

　　回避这种困境有两种办法：一是刻意投其所好，按订货单批量生产作品……二是反正无人理睬，何妨闭守国内自吹自擂。但两种方法殊途同归，都导致作品的薄弱。这就是贫困的文学

　　杨炼甚至断言，时至今日，无论当代中文诗做出多大努力，它被真正接受的可能都微乎其微。因为当今世界，“多元”与“交流”的含义非常明确，即后现代欧美强势文化对“他者”的需求。“他者”，在这儿是参考性的、有限的，时常是一种异国情调的装饰。因此，只要国际诗歌节上有几张中国脸，出版物中印几行方块字，话题中点缀着五千年文化，伦敦和纽约的文化超级市场就满足了。至于中文诗人真正的思考，尤其那些以“开拓”语言本身为目标的诗并没有谁关心。因为深刻的交流不了，肤浅的四处泛滥。
　　让杨炼忧虑或甚感麻烦的是，我们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困境？杨炼提出回避这种困境有两种办法：一是刻意投其所好，按订货单批量生产作品，他称为“身份游戏”，以群体标签确保商业价值。二是反正无人理睬，何妨闭守国内自吹自擂。但两种方法殊途同归，都导致作品的薄弱。这就是贫困的文学。杨炼将这种贫困的文学概括为“大题材，小形式”：一望可知的“中国”，加瞄准市场品位的语言处理。贫困，在于放弃人和诗的自我价值。
　　在杨炼看来，当下诗人的枯竭，以没完没了复制自己为最可怕。他说，意象曾经是诗歌技巧之一，由于起源于大诗人庞德对汉字和中文诗的创造性阐释，一经“发明”，也就成了许多中文诗人的毕生追求，甚至成了在国际诗坛招摇过市的不二法门。但庞德短诗《地铁站》的小小实验、超现实主义技巧性（也可以沦为装饰性）的自由联想，别人早已玩过，再没完没了进行哪怕让人眼花缭乱的意象四则运算，真能掩饰事实上的无话可说？一句话，“意象”如果不和它们实际指向的深“意”相关，则很可能就是空洞的同义词。很有见地的诗歌批评家江弱水说过：玩意象“晦涩得太简单”，真可谓一语中的！阅读若不“过度阐释”就无意义的诗，几乎能看见字典的碎片被倒在一片空白上。那只能让空白更加醒目：看不懂还好，偶尔几个清晰些的句子，泄露出的却是加倍令人失望的平庸。残余的青春期伤感、概念化的语言思考……经过意象的彩色塑料箅子并没添加什么。但年龄应带来的成熟呢？中国现实蕴含的深度呢？诗呢？
　　“没完没了的造型式的宣泄‘痛苦’，是当代中文诗另一个著名商标”。从此，你再怎么歇斯底里、翻来覆去地鞣制一张言辞的皮革，也没人敢表示异议。杨炼说他不怀疑若干作者的真诚，有些诗也确是杰作，但重复得太久，痛苦也会贬值。谁能对一座愁眉苦脸的石雕永保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