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了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一书（漓江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对文学有了更新、更深的领悟——

　　文学，就像大地上的植物一样，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生长品性，其萌芽、拱土、拔节、抽穗、开花、授粉、座胎、结果，都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你即便是作者，也不能人为地颠倒生长的时序、主观规定它的内在节律和基因组成。

　　譬如小说，它是靠细节和情节长成的物种，作者只能依情势给它锄耪、施肥、浇灌，你只能跟在它后面，按照它的引领，走向季节的远方。所以，细节和情节之外，都是逆生的动作，会导致“种性”的变异和“生长”的中断，你之所写，就不再是小说了。

　　托尔斯泰说，你在写小说时，不要总是大谈学问，进行训诫，不要按照自己的意志随便打断和歪曲小说的情节，这是迷途，会让你走向歧路和死路。情节是小说世界“唯一的光明照临”，它足以照亮致远的路径。它给你指引的，是叙事的平衡和自然，是艺术与生活的和谐相处，即合理性。

　　恩格斯在读了小说《旧与新》后致信作者考茨基，认为他对盐场工人的描写，与他在《斯蒂凡》中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成功之处，就在于考茨基对“两种环境的人物”的刻画，使用了符合情境的、虽“平素”却准确的细节，让人物自己脱颖而出。紧接着，恩格斯感慨道，德国、俄罗斯和挪威有许多优秀的小说家，但他们却很少写出优秀的小说，究其原因，是他们太喜欢用小说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把自己的“意图伦理”硬塞给读者。表达有倾向，也是可以的，但是倾向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地把它们“指出来”。

　　托尔斯泰是文学家，恩格斯是哲学家，但他们都同时指出了小说的成功，根本的，是要靠“情节”（细节）的支撑。我的出发点，不是要倚重经典作家的权威性来阐释自己的小说观，而且这样的观点也是老生常谈，是基本常识，我是以此来验证：细节和情节，是小说这个“物种”的本质特征，是客观存在，因此小说家的写作，也要有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尊重文学的自然品性，而不能自恃高明，随心所欲。

二

　　文学既然有自己的自然品性，作家就应该有细心观察、耐心等待、顺势捕捉的功夫。

　　文学本身，包括它的描写对象、表达对象，甚至揭示对象，因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萌芽、拱土、拔节、抽穗、授粉、座胎、结果的自然过程，就要求我们的作者，要谦卑而耐心地观察这个全过程，在凝聚了足够的感情、积聚了足够的经验、获取了足够的体验、受到了足够的刺激之后，即外部的作用已化为内在的能量，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才可以动笔。一如托尔斯泰所说，“心头自然而然地想创作（是好的），但是，只有到了欲望无法祛除、像是喉咙里发痒，非咳嗽不可的时候，方可放手去干。”

　　这里所说的足够的经验、足够的体验，是指对外部事物完整的把握和全部的感受（“烂熟于胸”），而不是侧面、截面，更不是一隅、瞬间和片段。粮食酿酒是个复杂的过程——浸泡，入酶，发酵，生成醋酸，最后才变成乙醇（酒）；海水制盐也是个长期结晶的过程——先引入海水，然后过滤除去杂质，阳光蒸发，初为水碱，最终为盐。乡下也有民谚，出水才看两腿泥，拔出了莲蓬才带出了藕。种种例证，都为了说明一点：不进行细心观察、耐心等待、顺势捕捉的仓促创作，往往失去了文学的自然品性，即帕斯捷尔纳克所说“准确性”的表达，所呈现的往往是事物的中间状态或片段，是醋而不是酒，是碱而不是盐，是莲蓬而不是藕。

　　同时，认识事物、感受事物的阶段性、局限性，也规定了我们的写作者不能、也不可能当下就能进入到事物的内里、做出“准确的”意义判断。

　　痛饮清泉时，人无暇大喊大叫；吞咽食物时，人顾不上说稻优黍鄙；久旷相见时，只能奋不顾身地做爱……泉水之甜、食物之美、性爱之妙，能够娓娓地道来之时，都是在餍足之后。

　　也就是说，文学的反应，相对于生活本身来说，有“滞后”的品性，正如汪曾祺所说，耐得住品味的小说，写的都是“回忆”。所以，写作者不能跑到生活的前面，任性地指手画脚。这个“不能跑到生活的前边”之说，就是托尔斯泰和恩格斯所说的，小说要把生活的真相，用相应环境中的情节和细节自然而然呈现出来，而不要概念（主题）先行，人为地说出来。

　　即便是“同步的”反映，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有害的。因为人有“流动性”，客观世界有“复杂性”。他以人作譬，“同一个人，时而是恶棍，时而是天使，时而是智者，时而是白痴，时而是大力士，时而是绵羊一样绵软而弱小的生物……”而“同步的”反映，只选取事物和人现在时的这一点、这一面，又怎么能反映全貌、刻画出“这一个”？

　　说到底，文学的美妙和高贵，就在于能“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人的流动性和世界的复杂性，所以托尔斯泰语重心长地说：“文学（艺术）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对她不许开玩笑，或者抱着文学之外的目的（而不尊重它自身的品性）。”

　　依着他的逻辑，作为写作者，对文学的敬重，表现为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即：要始终听从文学的召唤，清醒地知道，文学要求我们怎么做、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强迫文学怎么做、做什么。

三

　　托尔斯泰1887年在读了小说《乡村节日》后致信它的作者茹尔托夫说道，您是个庄稼人，又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有着丰富的乡村经验，但您却不做忠实的呈现，而是用力写旅行的梦境。为了显示高明，玩弄辞藻，炫耀技巧，营造了浓郁的“文学味”，甚至还有了讽刺小品的味道。而小说本身，却没有扎实的内容，也没有多大意义，是冷漠的写作，我不喜欢。

　　“文学味”是个让人触动的说法。

　　通读托尔斯泰的这封信，始知，他所谓的“文学味”，是指作者不按照文学本身的规律进行创作，而是以报纸杂志的选稿倾向、评论家的审美趣味和作者自己的主观好恶（其中也包括读者的阅读时尚）为立足点，让创作服从于“小圈子”、文学界人士的价值取向，努力写出让这些人认为好的作品。因此，农民出身的茹尔托夫怕别人说自己“土”，就努力辞藻、拼命炫技、刻意编造，以牺牲朴素而宝贵的农村生活感受和积累为代价，以“媚雅”的姿态攀附到文学界设定的标杆上去，“你看，我也高明，我也文学！”

　　所以托尔斯泰认为茹尔托夫的创作彻底失败了，因为他对“文学味”的过分追逐，使他远离了生活的真味，他制造了虚假的文学。

　　观照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充斥着过量的以“文学味”为特征的文学。

　　譬如我们的乡土文学创作，一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了凸显批评界看重的“批判性”、“先锋性”、“超验性”，就不管土地是个“巨大而神秘的存在，它厚暗无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这个基本特征，也不管在土地之上，“它既可藏匿什么，也可呈现什么，绝不像阳光下的物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温柔与坚硬，明亮与暧昧，恩情与仇怨，贞淑与猥亵，大度与褊狭，忠诚与反目，高贵与卑下，微笑与血泪……是相伴而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不此不彼、既此既彼”这一基本的土地伦理，而是无限放大对抗、夸大丑恶、渲染畸形趣味。一些被批评界吹捧的作品，把决定中国当代乡村走向的复杂因素简化到只有“官民对抗、家族情仇”，农民群体本身对土地的作用被完全忽略，好像他们是毫无自主性、创造性，任人摆弄的提线木偶。

　　还有我们的所谓大地散文，更有“文学味”的不遗余力地体现——

　　忠实地描绘大地物事、乡村情感的散文，被批评界认为品格低下，是“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的原始体现，于是推动着作者远离乡土，走进书斋，用西方的哲学、主观的“主义”，在纸上规定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自然的山水、林木、花卉、谷物，在他们看来，太清冷、太杂沓、太寡淡，太缺少故事，太缺少传奇，因而就太缺少文学味，必须打碎、重组、嫁接、夸张、渲染、哲学、人文、辞藻、弄玄、魔幻，写观念上的乡土，“我心中的”乡土。于是，一路大散文开来，写出了一大批太像“大地散文”的大地散文，自己不断喝彩，也逼着别人跟着一起喝彩。

　　因为这些大地散文中的乡土物事，与真实的生物形态、情感状态、伦理品相相去太远，是转基因，是伪民俗，是虚假的情感，是不经的哲学，如果按图索骥下去，吃了会中毒，看了会目盲，品了会乱性，信了会失序……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对这类散文，我本能地抵触。

　　换言之，对“文学味”太浓的作品，因为它背离了文学朴素而真实的自然品性，我们应该像托尔斯泰一样，保持最起码的警惕，并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喜欢。

　　（作者为北京房山区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