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沉于阴影，一半被光照耀

——赵亚东诗歌创作略论

包临轩

似乎是对矫情、做作和刻意求工、求奇、求“神”的厌弃，诗坛一直本能地渴求着质朴、自然和真率。然而，并不能常常遇到后者。假如某一天有此际遇，便有惊喜之情油然而生。诗人赵亚东以其个性化的创作，以其语言、技巧、意象和诗歌旨趣高度和谐一致的稀缺性存在，提供了一份这样的优质文本，满足着对当下诗歌阅读体验的一份新期待。

当谈论乡村、底层、打工者诗歌的时候，我们似乎在无意中把所遇到的类似题材的诗歌及其作者，做了先入为主式的划分，做出类似于乡土诗人或所谓新古典主义之类过于轻率的大筐式分类。而赵亚东的创作，似乎很容易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这样的标签，对于像他这样佳构和新意迭出的诗人，更多的时候，实在是一种“遮蔽”。实际上，赵亚东的诗歌，虽然在选材上有着相当的乡村和乡野意象与情境，但是他独立自主的精神向度作为一条思维主线，使得他的那些题材仅仅具有材料、材质的意义，而不是通常乡村诗歌的那种以题材自身的“庞大性”限定了作品的视野和品位。这正是一种需要特别指出的诗歌意义，即诗人何为？在本质上，诗歌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只能以是否产生和贡献出新的精神价值、新的情怀体悟，是否能提供出新的阅读体验为最终标尺，其他都在其次。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最初写作出发地，而这往往与诗人的出生地和童年、少年时代的阅历相重合。赵亚东的诗歌出发地，无可选择地“落”在了乡村，主要是东北的乡村。他的诗歌，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生存状况的血浓于水的那份乡情，但未止于乡情。这乡情是呈现在他离开故土之后的思乡病中，是借助对往事回忆，复活了昔日场景，更主要的，是它们引发了诗人的更远遐思。所以，他的“乡情”并非他的诗歌的落脚点，而只是他点燃自己诗之思的一根细小的火柴。正因为旧日生活在思乡病中的挥之不去，使得乡土、乡情转化为诗人精神构成的最原始部分，其诗歌中渗透出来的卑微、自制、怯弱和失望，也因此有了地理意义上的源头，以及镌刻在生命和灵魂里的第一代身份证角色。这一切，从此伴随着诗人的生命行旅和创作过程。

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诗人赵亚东的自觉行为，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诗人自发与自觉的混合体。对于真实的个体生活而言，乡村情结对现实人生的影响其实是极为复杂的，更多的时候，包含了太多的无奈、痛苦和忧伤，即使你不堪回首，即使你不想陷入回忆，但是它将永远如宿命般如影随形，不请自来。但是在客观上，他又是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真正的内在缘由，这也是艺术发生学所一再证明的一条类似原理般的证据。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所谓的苦难呢？当在艺术惯性中某些作家诗人刻意消费苦难，将其视为创作起源和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理由的时候，甚至某些作家诗人以此为标榜的时候，我是不能赞同的。但是，对于赵亚东而言，他所经历的苦难，不仅是中国乡村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产物，而且，也是上苍为他预先设定的历史情境。在常人那里，苦难就是苦难，不管你如何面对，但是对于诗人而言，苦难是促发你陷入沉思和纠结的一个拦路虎一样绕不过去的丰饶课题，除了在生活本相中处置这一切之外和之上，对其合理性的质疑和被突破、被超越的内心愿望，正是诗人与俗世、与常人的一个根本分野。而赵亚东做到了。

这位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没有消费苦难，也并非简单抛弃“苦难”给定的生活和命运，而是在接纳、承受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充满了悲悯之心。因出离故土，时空拉开距离导致超越感的生成，但不是也决不能将故地彻底抛开，于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看清并试图去回过头来理解，于是有在逃离的路上一步三回头的游子身影。在不舍、不忍中，诗人赵亚东对其充满生命本然的和应然的眷顾，于此透露出诗人一颗拳拳之心的善良，这是诗人的个性品质，同时也成就了赵亚东诗歌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无所不在的善意，令其诗歌呈现出温润如玉的调子。他写出了乡村的那份古老，那份古老的延续，那份处于一种近乎无法打破的惯性和绵长，他在《卡伦山村》中写一个老人：“他的脚步从不慌乱/他的脚步延长了村庄的寿命…/推动我，穿过墓葬中辽阔的江水/和发黄的经卷”“在卡伦山村，记忆也是遗忘/我喜欢这里/清脆的冷”。这被赋予了诗性观照的村庄，因“发黄的经卷”而披露出诗人内心对古老文明的一份凭吊之意，并渗透着深深的怀恋。

苦难在中国现当代诗歌中是一个近乎母题的存在。我再次强调的是，对苦难的态度、理解和把握，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人那里，是不一样的，也可由此见出不同作家诗人思想与艺术品质、艺术个性的分野。打工诗歌中，那些年轻的写作者也同时是“物”的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者，他们在物质上、生活与工作环境上的确是这样的，然而在精神意识上，在文明生活中，他们却是丰富的、富有的，其中不乏高贵的情怀与挺拔的灵魂，令人动容。他们写出了大工业与乡村的矛盾、冲突及其导致的一系列精神后果。在冷峻的陈述中，他们透着对生活的决绝甚至绝望，对苦难是坚决拒斥的。同时，对个体自由奔放和精神解脱的诉求，与对现实的理性判断，又互为表里，展现着开放时代，被时代忽略的工业厂房、车间和流水线上的歌哭、呻吟与血泪。

赵亚东的诗歌与打工者诗歌有诸多暗合之处，然而区别也是极为明显的，他走的是另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子。他的特性至少在于两点，一是他的诗作不是冷色调的，而是暖色的，饱含着同情与温馨，在对不堪命运的种种揭示中，一直寄予着仿佛出自天性的温存的希望，这希望非但不是廉价的，反而有着上苍垂顾般的虔诚。他写小学女同学刘晓静的故事，仅仅十行，却以小见大，容量巨大，堪比一部电影、一篇小说，但其以几个生死细节的简洁陈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乡村女孩多舛的不幸命运：“我听村里人说，你想投河自尽/浪却把你拍回到岸上/你上吊，绳子却生生地断开了/你吞钉子，却吐出了一地落霞/你割脉，却淌出了绿色草浆/想死？没那么容易/白血病。细菌，要一点点吃掉你/二十年后，我回到飘荡河/他们告诉我，嘴后你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只是用了很久的时间，才闭上眼睛”。这样高强的艺术功力暂且不论，单就其所散溢出来的真切和温情，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再一个，是赵亚东在讲述乡村悲苦的过程中，充满了强烈的“他人意识”，而不是把一切外在的叙述归化到“自我”之中。他的目光是落在客体身上，深切关注着个体的悲欢离合和命运，仿佛感同身受，物伤其类。他写一个女民工的遭遇，她在屈辱和希望的纠结交织中艰难地活着：“每次在楼顶，你想跳下去/但你都回转身，你想等儿子念完这最后一期/你还想最后，再给自己赚一口红松棺材的钱”（《女民工》）。客体与诗人主体因巨大的同情而融合为一，植入的是一种强烈的、甚至不可抗拒的共通的命运感。而命运是什么，是我们大家一起经历和面对的庞然大物。所以，赵亚东状写乡村，有别于一般打工者写作之处，主要在于他的“自我”呈现为开放性，因容纳了更多的“他者”而形成了广大的格局。

我在想，是什么放大了诗人的格局？对赵亚东而言，或许是源于他的原初的身份意识，由此转化而来的他对自己的“放低”与有意无意中的“卑微”。因“低”与“卑”而造就出一个超越于小我，并因此拥有了意想不到的诗意的宽度和深度，这其实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赵亚东的作品中成为了艺术现实。这样一个发现，其实并非不合乎逻辑。我们实在见到过太多以知识和观念的最佳拥有者傲然自居的诗人，其作品因极高的、极丰沛的“学问”似乎显得高屋建瓴，但是这些并非是诗歌富有艺术成效的真正保障，假如缺少与大地，与世间的贴近与熟稔的话。

赵亚东的接地气，似乎出自“天然”，这仿佛是他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幸运，是艺术女神冥冥之中选中的“这一个”。他的经历是命运给的，有着个体的某种偶然性，但他的精神天分、他的质朴与善良也仿佛出自天赐，两者相碰撞、汇合，便发生了化学反应，仿佛意外似的，释放出他以卑微赢得高蹈、高洁这样一种鲜明的创作调性。他甚至以“卑微的事物正在把我们怜悯”为题，写了一首诗，对卑微的神圣性予以了真切的发掘和礼赞。此外他还写道：“有人听见日子/搬动流水的响动。私奔的爱人/屋顶的青苔，田野总是莫名开满黄花/但是它们从来就不属于自己”（《回声》）他接着写道：“日子有时是灰暗的，我承认那些/死去的人有着值得珍藏的梅/但我不能留下任何一只手/…就连一根发丝我们也无权支配”（《回声》）。这样的卑微，或许与常人理解的自卑有关，但是我更觉得是与博大的爱心有关，与舒展开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关。

除了乡土、乡亲之外，赵亚东对于“水”的特殊敏感和心有所属，将其作为极其重要的赵氏诗歌意象，这一点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诗人是水做的，通过他的诗作对水的一往情深，我对此毫不怀疑。亚东至少有两组诗系列，专门写的诗是水，一组是《飘荡河》系列，一组是《乌兰诺尔》。问题不在于写了作为承载故乡意象、意蕴的河流与湿地，其作为具有地理空间的命名，其诗意是充沛的。不止于这一种单一的价值，更在于他将水、河流作为比较复杂的艺术象征体，让其担负起不容忽视的哲思和美学况味的多重价值取向。

首先，河流在诗人心目中是还乡的载体，而且无可替代，“我们将远去，随水东流/在盛开白菊的地方安营扎寨/我们不带银两，也不驾香车/就这样慢慢地走，被河流引领/直到四季消失，大地澄明一片/我们就用柳条筑巢，在大树上安家”（《远去》）。这与海德格尔的所思并无二致，而且是一幅平白质朴的诠释画面。其次，他也以水为喻，表达了他内心中水往低处，谦逊无争的样貌，彰显着谦卑处世、虚怀若谷的情怀：“我们看不见一滴水中/隐藏着河流，甚至还收留着/世间所有的苦难和幸福/溪水藏在山谷深处.../这人间的流水，淘洗我们出世的心”（《溪水》）。与此对应着，他写到一个人（其实就是诗人自己）因为在公共场所咳嗽而引发的自律和深深的不安、愧疚。“他在睡得很深的时候/还提醒自己要谦卑，弯下腰/他的咳嗽是不可原谅的…/恍惚中，他知道自己犯错了…/他继续做梦，发烧，嘴唇上/堆积着整个时代的火泡/他更加不能原谅自己”（《醒来的人》）。这是试图低到尘埃里，也要在时代的嘈杂中，独自开出带有自制与不安的精神之花的人啊！而在飘荡河的黄昏，他留意到“枣红色的马匹，此刻扬起头颅/河水再涨一寸/就要吞没它眼睛里浑浊的泪水”（《飘荡河的黄昏》）。这让我们感到河流、乡村生活与诗人自身，并非各自疏离，而是处于宏阔的命运共同体之中，而河流，则是真正的母亲，我们，人与马匹、地上的生灵，都在她的怀抱之中。第三，河水是自强不息的，它处于不停歇的流淌和奔走之中，是谁都不可抗拒的顽强力量，带有永恒的特性。在此意义上，河流成为诗人的生命乌托邦，成为诗人某种信仰的象征。他相信“河流是不死的/走丢的孩子也是不死的/母亲在河水里/找到了他的影子”（《最后的河流》）。河流的强大不止于此，更在于它是大海得以永远充沛饱满的一个真正谜底。是河流，为大海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生力量。所以，他在写黄河入海的组诗中，让河水成为主角，甚至连河边的石头，也是了不起的，而大海是被动的，是石头把蔚蓝叫醒：“从水中挺身而出，叫醒荒草，叫醒孤岛和大海/只有黄河岸边的石头/才能叫醒沉睡的天空，和蔚蓝”（《石头把蔚蓝叫醒》）。当河流与大海相遇的时候，仿佛生命中有了一个大的升华，并高潮迭起，因为诗人之思，如同故乡的河流，从偏远的东北乡野，一路奔跑，一路浩浩荡荡，终与黄河接通、汇合，最终形成了大地、河流、大海、星辰与天空的交响，如同从促狭、卑微走向了博大和开阔,“人到中年时，来看黄河/目送她奔向大海/在黄金与蓝宝石亲吻的刹那/我听见自己身体里泥沙俱下的轰鸣”（《在黄金与蓝宝石亲吻的刹那》）。这样的气势，来源于日积月累的压抑的一次总的喷涌和释放，似乎并非诗人的一贯风格。我将其视为诗人的一次难得的直抒胸臆，是诗人的一次节日般的短暂狂欢。更多的时刻，更为漫长的时光里，诗人的写作依旧是沉潜着的，节制着的。就如黄河，入海只是瞬间的事儿，九曲十八弯的屈曲回旋，才是日常。但是，河流，水，确是赵亚东诗歌中的图腾部分。

赵亚东在自述中谈到他个人的艺术追求：“澄明、简约、深情、沉实，牢牢把握住每首诗的内核，训练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控制好节奏和走向。”难得的是，他的这份艺术自觉，转化为了沉甸甸的写作现实。创作动机与创作实效形成了极好的平衡。但这都不是能够孤立发生的，在生活阅历、知识积累和艺术感悟的互动中，总会在不同时期，有特定的某些或某一类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赵亚东这里，虽然他也在强调变化和进步，这当然在原则上是不错的，但是我想，艺术创作中，存在着“变”与“不变”的相对性，变可能是绝对的，无论社会、历史和艺术的发展规律，都在以“变”为主流，但是“不变”，有时意味着某种坚持，某种不停歇的深究和发掘，意味着固守，意味着对某种终极价值的日夜萦怀，意味着某种品相背后高不可攀的峰巅。珠穆朗玛峰不需要变，荷马不需要变，托尔斯泰不需要变，曹雪芹不需要变，鲁迅不需要变，唐诗宋词不需要变，你需要的永远是对它们的仰视。它们的“不变”意味着成熟和完美（固然他们或许有各自的所谓“局限”）。而那些在半路上行走的人，反而因为目的地不明，常常需要变，需要做出行走中的调整。我想说的是，赵亚东目前的某种“不变”的东西，或许在当下更为重要，更为稀缺，特别是，其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挥之不去的“不安”、“谦卑”和“惊恐”，正在成为赵亚东的诗歌基因一样的存在。这样的句式揭示的，是被我们的陀螺式匆忙的节奏和娱乐化时代遮蔽已久的可怕真相：“我为什么越来越低/比草丛中的石头还低/…幼年放牧过的枣红色马驹/踏过我额头上的沟壑……”（《指向我》），“一想到有那么多没有回家的人/我就心慌，手足无措/…时而匍匐，时而又躬身前行/我们到底背负着什么”（《背负》）。“草原上没有叫做时间的事物/一棵草能记住的，人却不能”（《没有时间的草原》）。这样的感喟，远远不只属于诗人个体，而是指涉作为类的整体，指涉时间和人的复杂关联，指涉精神世界如何治愈的创痕。这就是赵亚东贡献出来的关乎普遍性的时代情绪和哲理性追问，值得进一步探究。

这种诗歌中呈现出来的惊慌和不安，在从前是被看似消极的传统词汇，现在，却被诗人赋予了新鲜的内涵和此前未有之意味，具备了形而上的特质。赵亚东的诗句，也因此打上了他自身的鲜明印记，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某些生活的和历史的沉疴，以及这些沉疴留给个体特别是民间社会的精神创伤之深巨，也包括当代先锋诗歌主题嬗变过程中，对于弱者内心世界关键“部件”的捕捉和发掘。所以，我们是否应该不再扩大盲目和自负，而在此稍事停留。可以看到，赵亚东诗歌中始终笼罩着的那份深切的忧郁和某种无助情绪，实际上蕴含着生活的、时代的和审美的诸多密码，这些人们理应驻足探究的地方，却恰恰是最容易被pass的。“那些沙子的吟唱呼应着/渐渐升起的星群，远去的白鹳的长鸣/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又好像听见了这一切”（《在黄金与蓝宝石亲吻的刹那》）。这几句诗，似也可以视作诗人对我们这些读诗者的告诫和提醒，那就是紧紧贴近诗人的这种特别表达，听出其引而未发的生命箭簇的响动，和作者激越的内心呼喊。在其每一首克制、低语的徘徊悱恻中，听出其中的天籁之音。他的语句和陈述几乎是平静的，叙述姿态平和甚至是谦恭的，这其实都只是表象。在这简洁、明快的后面，是被早年历经磨难的生活所投下的浓重阴影的挥之不去，和对精神的切入，成为精神世界里的一块块切片。诗人在努力以看似轻松的方式试图挣脱它们，以期获得更高处的照耀，获得新的拯救：“一滴清凉的泪水，从叶脉深处滑落/刚好照亮了松针上的火焰”（《照亮》）。而这火焰不是别的，乃是驾驭诗歌这辆奔向凌晨的夜行车，于旷野长路之尽头依稀可见的一缕精神之光。

2018-10-6

包临轩简介：

包临轩，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诗歌《诗友们》曾风靡一时，其诗歌作品被收入20余种选本。另有诗歌评论30余万字，发表于《诗刊》《文艺报》《北京文学》《诗歌报》《文艺争鸣》等。先后出版诗集《蓝钟花》、《高纬度的雪》、《雪与铁》、《雪地钢琴》、《包临轩诗选》及评论集《生命的质感》等。系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