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为我开

-----许敬宗的自负与自怜

大唐宰相多诗人，许敬宗就是其中一个。他任性做人，纵情写诗，勾勒的是一个缪丑的人生。他在自负里透着自怜。

许敬宗出身官宦世家，而且还是忠烈世家。他的父亲许善心官至隋朝的礼部侍郎，在“江都之难”为杨广殉葬了。许善心92岁的母亲范氏，扶着儿子的灵柩一声不哭，只说了一句：“能死国难，我有儿矣。”许善心因此被谥号“文节”。当时已是通事舍人的许敬宗就在现场，但是他没有替父求情、求生，反而“舞蹈以求生”，选择了生存，选择了活下来。他活着似乎没有一点“文节”。

他虽然选择了随波逐流，但是他也选择了顺势而为。与魏徵要李世民做个明君相比，许敬宗显然是把李世民比作“圣人”，是一个应该宽恕别人过错的圣王。只是他更会原谅自己的过错。他认为人人都会犯错，不必盯住别人的过错而不放。人能改过，善莫大焉。若能宥过，君王当然至圣至仁。因此，跟魏徵不尽相同的是，他更多关注的是“至性”，而不是“至公”。他质疑那种把君臣、父子、主仆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王道”，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这样的王道，是有悖于人性的。这样的事，奶奶做了，父亲做了，到他这一辈就不做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道德绑架。

有意思的是，这位主张“宥过”的宰相，却最能自我原谅自己的过错，甚至把自己的过错拿来当作自负的资本。任性纵情，是许敬宗的做人、做事、做官、作诗的宗旨。能够做到宰相，与他来说，也就是一个农民多收了几斗麦子而已。

毫无疑问，许敬宗继承了父辈的自负，却没有传承祖上的迂腐。他饱读经书，自视清高。现存诗歌二十七首，百分之七十都是应制诗，也叫“颂体诗”。在不多见的性情诗中，有几首诗的文风很能体现他的人品。其中两首诗如《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和《同前拟》，都押“开、来”韵，都步“十灰”辙，还是很能见情见性的。在《同前拟》中，许敬宗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介蓬蒿，随风飘零。他几乎忘情地写道“游人倦蓬转，乡思逐雁来”。前天还在隋炀帝身边，昨天还在李密的帐前，今天又站在了李世民的眼前，今后还要面对李治和武则天。唯一让他有存在感的，只是那只大雁勾起的一缕乡思。得失也罢，浮沉也好，官做多大都是人。也许那一缕惆怅，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多少有些自怜的许敬宗宿命地认为，蓬蒿与大雁就是他的人生写照。候鸟般的生活，让他疲倦。候鸟似的心态，决定了他的宦海沉浮。

而那一丝乡愁又在那里呢？做蓬蒿他是不甘心的。他要做菊花。“偏想临潭菊，芳蕊对谁开。”一束开在潭水边的菊花，让身处官场心向自然的许敬宗，找到了自己的落点。正是那临潭菊，寂寞开无主，才让他忘不掉自己，也放不下现在。但凡诗人都比较喜欢菊花，因为菊花的本性通诗人，有文质。一枝秋菊在萧瑟苦寒里更具傲骨，迎合了文人喜欢高寒的品性。我要说的是，诗人多半都是本性人，许敬宗也是。菊花的本性是自然，高洁不是菊花的本性，是文人的才情。

一个备受李世民、李治两代帝王信任的“贤“相，一个先后两次担任帝师的能臣。许敬宗喜欢菊花，他就亮出了他的本色是自负。他记不住一些经常见面的人的姓名，还不无讥讽地跟对方说：“记住你叫什么是很困难，如果是曹植、刘桢、沈约、谢眺，我即使在暗中摸索也可以认出来。”这等于是嘲笑别人没文才，可见他的高傲已经等同于刻薄。他甚至公开宣扬“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标榜做官就要著书立说，潜台词是不著书的人，还配做什么官呀！这可以叫“尖酸”。尖酸刻薄，许敬宗都占全了。

轻狂必然浅薄。即便是清高，也因为德行浅薄而变得轻浮。许敬宗就是学再多的知识，终究也是个品行浮躁浅薄之人。恃才傲物的他招来不少非议，有人甚至跑到李世民跟前告他的状。他给出的回答是：哪个人会没有一点不是？是非闲话不值得听，更不值得传。他不追求完美，也不回避缺点。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何不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任性纵情。他在一首《七夕赋咏成篇》的诗里，这样描写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情景。“飘飘罗袜光天步，灼灼新妆鉴月辉。”把织女描绘得惟妙惟肖，把七夕相会烘托得美轮美奂。可以说入木三分，巧夺天工。但是，他笔锋一转，紧接着一句“情催巧笑开星靥，不惜呈露解云衣。”一下子把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仙，写成一个风情万种的尘世美女。仙风太过高远，难免虚无缥缈；还是人情就在心间，让人感受真切。当然，这种诗风是当时的“龙朔变体”，盛极一时。“龙朔”是高宗李治的年号，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都是这种“颂体诗”创作的主力。这一批宫廷诗人普遍尚文轻儒、急功近利、阿谀谄媚，没有儒雅姿态，更无骨鲠之气。而“龙朔变体”整体呈现出清丽典雅、浑融优美、属对精工和精通音律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直接影响了格律诗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是一座绕不开的里程碑。

仔细阅读许敬宗的传记，他是一位修史大家。在修史上，他也喜欢用任性纵情的方式。这可能是他最不能容忍的罪名之一。在“废王立武”换皇后的这件事上，高宗李治问过两位老臣，一个是李勣，就是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功，因功受封国姓，才叫李勣的。李勣的回答是：“这是你的家事。”另一个就是许敬宗。许敬宗的回答是：“一个农民多收成十斛麦子，都想着要换掉老婆，何况一代君王呢。”也就是说，在个人感情问题上，当朝天子与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都是人就都有任性纵情的一面，这有什么呢？

李治当然很高兴，有了这两位老臣，他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老许毕竟知识渊博，很会开导人；李勣做事中允，很会揽活人。特别是许敬宗，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地历史解读，就是为我所用，讨君王所好。他迎合威权肢解历史，阴附时势诠释经典，在当时再无二人。而许敬宗做的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任性人”。一心只做任性人的许敬宗，并不在乎自己的本性优劣，也不在乎别人的本性如何。也就是说，他不用道德标准刻意拔高自己，同样也不会刻意要求别人。实际上，他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农民，他只注重自己的那几斛麦子。

许敬宗是三朝老臣，他死后陪葬昭陵，还配享高宗庙庭。显然，大唐还是认可许敬宗的。但是，他少年善文，老大擅文。对他的盖棺定论，仍然是一道难题。《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有人认为他不拘小节，不顾名节，就该谥号“缪”。但是，高宗李治不能接受，要求五品以上官员集体重议。比较中和的提法是谥号“恭”。意思是知过能改。可是，这对于一个自负的许敬宗来说，不是更滑稽了吗？

“本逐征鸿去，还随落叶来。菊花应未满，请待诗人开。”（《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一个写诗的许敬宗，他很自信有一朵菊花在等着他，要为他独自开放。但是，一个有争议的宰相，一个恃才傲物的文人，在诗坛难免要有一场官司要打。也许，许敬宗一生都没有辜负自己，可是他辜负了一枝秋菊：

本性自然不为过，缪巧谋身岂为功。

（根据本人作品《大唐十八相》（中国书籍出版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