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 ：“翻译把我从同时代人中拯救出来”

采写|蒋裳

翻译家中的另类

2017年6月， 特蕾茜·史密斯被任命为新任美国桂冠诗人。其实早在一年前，这位桂冠诗人就在中国获得了2016年的“红岩文学奖”，而把她的诗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即获奖译作的译者就是远洋。

作为翻译家，远洋称自己是“另类”——像他这种非外语专业科班出身做文学翻译的可能不多。《201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中，有一榜是“翻译家的诗”在选出来的10位译者中，可能只有他是“半路出家”——先写了三十多年的诗才走上翻译之路。

虽然起步晚，但他出版的第一本译诗集《亚当的苹果园》就入选了“2014年中国好书榜”，是当年“100本文艺类好书”，上了全国三十多家图书排行榜。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是一夕之功，在他手上，没有联系出版社就翻译了的诗集有二三十部。在业余的时间里，他关注普利策奖、艾略特奖及诺贝尔奖的诗歌作品，从中寻找自己喜爱的作品进行翻译，而且一般都是国内初译。在诗的选择上，“喜爱是唯一标准。” 

远洋曾花了一年多时间翻译圣卢西亚诗人德瑞克·沃尔科特的诗，今年3月诗人逝世，各大报纸想找一个熟悉的沃尔科特的人写篇悼念文章，最后找到远洋，因为他是国内最熟悉这位诗人的人之一。《沃尔科特：重铸史诗的当代荷马》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他耗时一年多翻译的沃尔科特诗选因为版权问题至今无法出版。

也许正是由于远洋的“另类”，他对诗歌翻译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一提到翻译，大多言必称严复的“信达雅”之说，而远洋以为，其实一个“信”字就已足矣。“达”是通顺明白，“信”已含“达”意；但为了刷新语言的陈词滥调，也不一定要做到我们已经习惯的“达”，有时有必要保留原文句法的“异质化”和“陌生化”。

为了完成这个“信”字，这几年，他放下了自己的创作，全身心投入诗歌翻译。就拿译诗集《亚当的苹果园》来说，包括了哈斯毕生的六部诗集和最新诗歌，英文诗里经常夹杂着西班牙语、法语等外来词，还有当地的方言土语、流行语，有时侯为了弄懂一个词，要查找十几种词典。从2012年开始翻译到2014年出版，经过反复校对、修订，整整历时三年。

“诗歌翻译真是令人绝望的事情，真是无期的苦役。”他有时也会抱怨， 2013年患上的耳鸣，2014年又患上肩周炎和“鼠标手”，比起之前三十年的写诗生涯，译诗所费心血，与自己写诗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翻译诗歌呢？

他提到美国诗人、翻译家雷克斯罗斯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最后，尤其是，翻译把你从你的同时代人中拯救出来”。远洋说，正是翻译，让他从现实的困厄中超脱出来，“使我能够抵抗这个时代的抑郁”。

翻译有“摆渡”之意

“时代的抑郁”是指什么呢？

1962年出生的远洋，少年时经历过上世纪60—70年代那动荡的十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急需人才的深圳，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十多年后遇到单位改制。从某种程度而言，个人史也是时代变幻的缩影。但在每个阶段，都有诗的印迹。

因时代环境造成书籍贫乏的少年时代，远洋靠父亲藏在老家阁楼上的一部分书度日。阁楼上的一本诗刊让他认识了艾青和他的诗作《礁石》。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凭着少年的直觉，他觉得这样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这里面蕴涵着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品格和力量。1985年春天，远洋在北京见到艾青时向他讲述往事，艾青听说他的名字叫“远洋”后连声说道：“你应当到南极去！你应当到南极去！”

南极的远洋也许还有待时日，但他后来爱上的“翻译”的确有摆渡之意。远洋认为翻译是一种刷新。“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刷新，而且更深层意义上，是审美观和世界观的刷新。”  

但他的这种“摆渡”和“刷新”其实已经超越了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如果仔细看远洋选择的译诗，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莎朗·奥兹、特蕾茜·K·史密斯还是最近出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作，都有典型的女性主义视角和女权主义色彩。

这种对女性主义的关注源于远洋对母亲命运的反思。母亲一生遭受的侮辱和摧残，使他完全能理解其他女性遭遇社会不公的沉重痛苦。但这种关注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他在翻译西尔维娅·普拉斯时的理解非常具有代表性：“她把女性不堪重负的现实处境揭开来给人看，甚至直面死亡、把死亡当作‘艺术’ 。她绝非那种小资情调的女诗人，我必须译出她解剖刀般凌厉的笔法，译出她犀利辛辣的笔调和语气。”

这种从母亲命运出发对女性的关注，到女性主义实质的理解，如远洋所说，翻译带来的陌生化、异质化，实际上是一次语言、美学及思想的革命。

诗人不是一个职业

然而，人们对于诗人的关注总是更多的在诗以外的角度。就像对于西尔维娅·普拉斯，人们大多关注的还是她自杀的结局和命运。远洋在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的序言中曾分析普拉斯的 “自杀行为不仅是她获得另类的极端体验、找到真实感觉的方式，也是她净化灵魂、更新自我、走向新生的途径” 。

诗人中有自杀倾向或以自杀结局的知名个案太多，有人曾总结说“诗人，尤其是女诗人是一种高危职业”，远洋并不赞同：我没有调查过，但我想诗人中自杀的个案不一定多于其他艺术门类爱好者。而他并不认为诗人是一种职业，“国内还没有靠写诗为业能混口饭吃的人。”

而翻译的收入显然也是问题。提到出版翻译报酬普遍过低的现象，远洋说，究其原因，是整个社会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和重视不够。“具体地说，大概有如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的稿酬标准严重偏低，按照这种标准，以文学翻译为业，不如去捡破烂或卖苦力，不然会饿死；二是与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相比，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读者相对较少，市场份额低；三是出版发行过程中译者完全是‘弱势群体’，外文作品的版权只能授予国内出版社，版税或稿酬都是由出版社说了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一种状况，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其实对远洋来说，做翻译，其实也是一种诗人的自觉。新诗百年，诗人译诗已形成一种传统，穆旦、冯至、戴望舒、陈敬容、郑敏等众多优秀诗人翻译的外国诗歌，滋养了一代代诗人。“一代代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使诗歌薪火相传，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获得新生。”而他，也希望成为这传火者中的一棒。

好的译者应该是性格演员

Q&A

Q：特蕾茜·K·史密斯在今年六月成为美国新任桂冠诗人，您之前翻译过她的诗集《火星生活》并即将出版，您觉得她的诗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A：我前后花费差不多半年时间翻译只有三十来首诗的诗集《火星生活》，并研读了不少相关资料。印象最深刻的是，感觉到美国当代诗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较为普遍的特征，诸如意象的碎片化、形式的散文化、语言的口语化，内容注重叙事，书写日常生活。不再像传统的英语诗歌，讲究意象的整体性、统一性，讲究节奏和韵律，也少用象征和隐喻；不再注重比较单一的抒情，而多客观冷峻的描写，往往夹叙夹议。在《火星生活》中“会话型”的特征非常突出。其语言是散文化的，叙事、描述、夹叙夹议是其基本表达方式，贯穿全书的是运用对话、反问与质疑来向上帝发问、向读者发问、向无穷无尽的宇宙发问，以调动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象力。

Q：您说过，“谈翻译，大多言必称严复的‘信达雅’之说，我以为，其实一个‘信’字就已足矣。怎么理解这句话？

A：“达”是通顺明白，“信”已含“达”意；但为了刷新语言的陈词滥调，也不一定要做到我们已经习惯的“达”，有时有必要保留原文句法的“异质化”和“陌生化”；人们对“雅”的理解各有不同，争议很大，但刻意求雅则难免篡改、歪曲原作。

Q：您觉得好的翻译应该是怎么样的？

A：语言之隔如同世界之隔，译者的任务是打破语言的樊篱，重建上帝摧毁的巴别塔。当然，译诗不是摹仿、复制，也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创造。译者译诗类似于上帝造人，要灌注以生命的气息。这不仅要求译者吃透原作后在语言层面的融铸再造，而且更重要的、最根本的，是译者与原作者灵魂层面的合一——融为一体，从而成为原作者在汉语里的化身。用王家新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在汉语里替他们写诗”。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应该是诗歌译者的最高追求。对于具体到不同翻译对象，必须能够以诗性的直觉“进入角色”，甚至感觉到像“灵魂附体”一样，才能把握住原诗的格调、韵味、语气这些难以言传的东西，才能赋予译诗以生命，体现出其独特的风格特色。当然，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译者的印记，但好的译者应该是性格演员，译谁是谁。

Q：对于读者来说，目前诗歌翻译良莠不齐，如何判断一本书或一个翻译的好坏？

A：对于当下诗歌翻译的症结，我非常赞成高兴老师的这段话：“一个从不拒绝的译者是可疑的；一个每天能批量生产的译者是可疑的；一个号称自己的翻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译者是可疑的；一个觉得译事简单容易的译者是可疑的；一个断然否定前辈劳作的译者是可疑的。而真正懂得译事究竟的译者必定是谦逊的，惶恐的，小心翼翼的。”

Q：您先后翻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诗歌奖、艾略特诗歌奖诗集20多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趣事？

A：20多部诗集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是字斟句酌、日琢月磨译出来的，然后还要反复推敲进行校对修订，应该说在脑子里刻下无数道痕迹，印象都很深。有趣的事，比如说，应漓江出版社沈东子先生邀约翻译普拉斯诗选，我试译了几首后，一天凌晨竟然梦见普拉斯。梦中是在我老家祖屋里，透过不知谁凿开的拳头大小的墙洞，看见她在墙壁另一面门口过道晃动的身影，并与她互通声气，后来又与她面对面地探讨她的诗歌。醒来大约是三点多钟，她说的具体什么话，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表情很严肃很抑郁。我想，翻译不正是为了沟通交流，而凿开阻隔在各个民族之间古老的语言之墙吗？她梦中现身降临，也许，这也是王家新老师谈及译诗时经常说到的“冥冥之中的授权”？我为她的梦中造访感到高兴，写下一首《梦见普拉斯》的诗。

Q：之前您翻译过的莎朗·奥兹、特蕾茜·K·史密斯和最近出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作都是比较典型的女性主义视角和女权主义色彩，作为一名男性您在翻译时是如何理解和进入角色，用中文为她们写诗的？

A：你提到的这几位诗人，继承了美国女权运动和女性诗歌的传统，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抒发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男女关系中感受到的个性压抑、性别歧视及心理冲突，深层揭示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家庭，责任、义务、女性（母性）本能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比如我在翻译娜塔莎•特塞苇的诗歌时，了解到她的母亲也非常不幸，生为黑人，遭受歧视，在密州与白人结婚竟属违法，离异，妈妈再嫁，1985年与第二任丈夫离婚，随即被此人谋杀。母亲被害时她19岁，正在读大学一年级。她的获奖诗集《蛮夷卫队》的灵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苦命的妈妈。译她的悼念母亲的诗歌时，我觉得就是在悼念我自己的母亲，一边译一边难以抑制地流泪，有时甚至令我恸哭。投稿给《世界文学》，高兴先生在对照原文后，回复说，你译出了原作的神韵。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Q：对于现在综艺节目中诗词的回归和重新兴起的读古诗热潮您怎么看？会更有利于培养年轻诗人吗？

A：挺好，有利于诗歌的传播。但我认为传统诗的格律不适合现代人，平平仄仄押韵，表达不了现代人这么复杂的思想感情。对你的感性是一种束缚。看了一种景物就去想古诗里是怎么说的，真实的感受反而被遮盖了，淹没了。最后你认识不到自己真实的感受。传统诗背多了，可能变成掉书袋。

Q：最后能给我们的读者推荐您最喜欢的三本书吗？

A：中外名著很多，人生有限，书海无涯。我希望读者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精读经典，能做到博览群书更好。如果只能列出三本的话，我自己觉得常读常新的书及理由：《诗经》，中国诗歌的源头，源头之水最纯净；《易经》，中国文化的源头，宇宙人生的哲学，天人合一的大道；《庄子》，智慧之书，让我们入世而能常怀出世之心，愤世嫉俗而又能超越世俗，遁世而无闷。这三本书我都下过几年功夫，前两部我还译成现代诗，从中受益匪浅，甚至可以说受用终生。我以为，《易经》《庄子》的智慧远远超过尼采、海德格尔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与西方哲学著作参照来读，高下自见，也会更有收获。

《书都》2017年7月 总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