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方式对诗歌的创作与接受都有重要影响。科学技术、时代思潮、教育设置、政治体制、商业文化等因素参与其中，使诗歌接受群有大众和小众之分，诗歌创作体式、题材及风格有相应变化。古代诗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进入现代社会和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有淘汰，有改进，也有增加。传播过程中，新诗某些特质发生或显或隐的改变，因而，有必要注意诗歌观念的传播，面向不同时期的诗歌进行阶段性动态分析，以宽容的态度允许诗歌以多种形式存在。

诗在变——人们常注意到它与时代思潮、诗人性情有关系，其实传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古老文学样式的一种，中国诗歌曾从山林田间的歌声中来，在国家礼仪、文人唱和与风光胜景处出现。到了现代，它通过刊物发表，小圈子流行，舞台演出、广播、电视中朗诵以至网络互动而在大众中存在。不同时代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过程，使诗歌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一

在古代，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有口耳相传、抄写刊印、私塾教育和题壁旅行等。

口耳相传时期的中国诗，与原生态的歌、舞、戏结合在一起，并无独立显著的文类特征，在活动中以唱词或台词的形式存在，不同的地域还有不同的流行版本。西周—春秋年间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诗经》成书并被官方钦定为典籍时，才有了早期形态的中国诗歌：字数不确定，无完整的结构形式，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相关，有劳动号子、相思闺怨、思乡恋土、揶揄讽刺等普通人生活的诗，也有戍边征战、国家庆典等特殊场合的诗。《诗经》原本是用来演唱、诵读的文字脚本，由于传播广泛，它被文人引经据典地运用在各种场合，有的诗句成为了民间谚语。朝代更替，中原文化统一，文字标准化推行，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书籍《诗经》逐渐脱离了原初的表演形态，成为被历代学者去阐释内容、考证字句、梳理修辞的一部原典，此时的诗看上去与演出无甚关联，只是无声的文字。

口耳相传的诗还有乐府诗（歌），它也由国家专门设立的音乐机构搜集整理而来，为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辞，由于没有被官方定为典籍，它的形态相对自由，而且有文人参与加工，出现大量拟作。胡适曾指出乐府诗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民间乐歌，收在乐府中的，其它二类是文人模仿民歌做的乐歌和文人模仿古乐府做的而不能入乐的诗歌，都称作“乐府”或“新乐府”。乐府歌谣中，多有同名诗（似宋代词牌名），如《长歌行》、《短歌行》、《从军行》、《战城南》等，这些诗题为文人喜用，魏晋三曹父子、唐代李白、白居易等都做了不少乐府诗。民间乐府诗内容集中于老百姓的生老病死，男欢女爱。口语浅白，倾吐瞬间情绪，描绘场景和完整的叙说故事，音乐性强。文人拟作，用词相对典雅，有的表达帝王气概，有的展现演出情景，也有的表达对生命存在的沉思。形式上，民间诗歌形式不一，文人有形式的自觉。如流传于民间的《薤露》就是一首出殡的歌词，共四个单句。曹操所作《薤露歌》整齐合一，为五言诗。

口耳传播的诗近似今天通俗歌曲，可诵可吟可唱可演，这种诗歌实为表演性文字，具有应景的特点：无固定文字形式，字词可以因场地、时间以及听众及时调整表演的内容。表演者并非原创者，他要考虑演出效果，因而会更注意表演的形式、口述内容（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与口耳相传接近的还有诗人唱和，这是诗人间的一种娱乐或交流，文本的形式出现在书信传递中，口耳相传的多出现在酒肆、青楼，庙观，文人的聚会或宴席上，口占成诗，即兴而作。这类诗具有较强的娱乐性，文字、韵式不一定十分工整。

文字统一和纸质印刷术发明后，口耳相传的诗歌，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以《诗经》为范本），可能进入主流文化领域，诗歌基本转向了文本的传播形式，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改变。一种仍旧是文人间的唱和，小圈子式；一种走向大众。这两种情形中，创作者的主体意识都比较强，前一种接受由于交流的存在问题不大，而后一种由于读者对创作者完全陌生，需要有评论者在其中搭建桥梁，使小圈子的诗歌得以走向大众。

“不学诗，无以言”，在西周—春秋时代，上层人士交流时喜寻章摘句以彰显才华，《诗经》后来成为文人的教科书。诗歌鼎盛时期的唐朝，试律诗先于策问而成为重要的考试内容。可见作诗不仅显示个人修养，更是成为谋取功利的手段。此外，从现存的古代诗歌研究论著看，除了一部分文字学家做字句的校勘、考证，一部分评论家注意诗歌意境的高下，情感是否感人，诗歌的美学功能和社会意义是否突出，更多的研究者会在诗的形式（音韵、音尺、平仄、格律、字的提炼等）上大做文章。

古代大众型的诗歌传播中，教育传播不可忽略。书院和私塾，是诗歌阅读和诗歌交流的主要场所。私塾以研习四书五经为主，包括了《诗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古人看来，《诗经》不仅是诗，还是认识自然世界、中国文化、人伦关系、思想观念的范本，是学习基础汉语文字的教科书。《诗经》之后，作为教材的还有乐府诗、《昭明文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钟惺、谭元春的《诗归》、沈德潜的《古诗源》以及钟嶸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笠翁对韵》等诗歌选本和诗话诗论，都成为培养诗歌写作技巧和韵文的教材，使后学者系统接受古体诗、格律诗（含绝句）等文体的做法。古代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是通过私塾教育为人所知，可见教育是传播诗歌最稳定的一种方式，它有组织地扩大了诗歌的读者群，给读者潜移默化的传承，使诗走出写作——阅读的文人小圈子而扩展到普通学习者那里。

题壁诗也是大众传播范围内的一种形式。这一形式与古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爱好有关。他们出游、歇息在驿站、寺庙、景点等处，这些地点都可能成为诗歌的发表地。诗人们兴致一到，有感而发，泼墨而作。有时为诗做画也是文人间习以为常的应酬，聊表对东道主的谢意。题壁诗基本可看成是面向大众的自我写作。这类诗以描写景物为主，不善教化而多抒发人生感受，与地点相得益彰，显出文化色彩。由于时间的缘故，题壁诗的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印刷术出来后，这类诗改为文本形式流传。现代科技又增加了传播的方式，如在庐山，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苏轼的《题西林壁》等题壁诗，人们不一定会有意去寻找它们的出处，但是到达某个景点时，有不少录像、短片、景点介绍文字会提醒游客这些诗歌。题壁旅游诗现已成为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与题壁诗相类似的有书法诗，通过书法作品传播。这类诗一般选择名家诗，不过读者侧重书法研究，对诗作本身不太重视。

在当下商业化社会中，古诗仍在传播，它成为被反复利用的文化资源，大至建筑命名，小至商品包装、贺卡互赠，借古诗作为宣传词或应景文字出现，一些歌曲也采用古诗与现代词拼接的方式，使古诗在现代还魂。

不同的传播方式决定了诗歌影响的大小和诗歌性质的变化以及内容取向。在书斋、文人小圈子范围进行的诗为狭义诗，这一类诗多抒发己志，重精神内涵，追求文字语言之美；在大众范围内的诗更多为道德教化或应景之诗；娱乐场所或商业化运用的诗偏向感官——官能的诗。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门类的写作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对诗歌写作产生影响。如汉赋促成了格律诗的对仗工整；绝句的形式，据宗教研究者考证，直接来自佛家的偈子；宋词与元曲给白话诗形成带来更多的借鉴。

二

民主观念、科技技术、政治制度、商业文化的发展促使现代诗歌传播方式增多。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不管他的观点是否违犯了诗歌的美学原则，毋庸置疑的是，白话文的提倡使更多初通文墨的读者拿起笔写作，更广泛地传播了民主平等思想。

科学技术进步，交通条件改善，文人聚社成团，出版刊物，借助发行机构，有更多的读者了解现代诗，诗歌由文人小范围的切磋交流进入大众视野。除纸质传播（刊物和书籍）外，广播、电视、电影迅速发展，九十年代以降的网络媒体基本取替了远古时期的口耳相传与题壁方式。从小范围观察，现代诗歌的传播，还与译诗、诗刊创办、诗歌争议、诗歌评奖、国家意志以及突发的大事件有一定关联。

译诗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扩展了现代汉诗写作的形式与内容。如十九世纪末《圣经》中译本出版，有宗教信仰的现代诗人多借助其中的赞美诗和哲理诗样式；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吸收了惠特曼诗歌的自由性和革命性因素；印度泰戈尔的散文体诗，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引起了中国小诗盛行。在翻译体诗歌的影响下，从古诗发展而来的现代诗有了分行、分节，这是与古代律诗不同的自由体形式。

有共同爱好的写诗同仁容易形成诗歌社团，他们创办刊物作为诗歌的传播阵地。如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有《诗》月刊（1922—1923），创造社有《创造周报》（1923—1924），新月社有《新月》月刊（1928.3.10）、《诗刊》周刊（1931年），1930年代，上海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成为现代派诗歌的发源地。现代汉诗成规模的发展与现代刊物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比如文学研究会的被誉为现实主义诗派，创造社诗歌为浪漫主义诗派，新月社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中过渡，现代派以现代主义风格著称。这些流派的命名，不论是否准确，它们形成了以后的现代诗歌风格的相应标准。

诗歌争议使新诗人处于诗歌浪尖，也传播了新诗人的诗名。在五四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汪静之《蕙的风》出版，曾引起新旧两派文人的争议。争议之后，汪诗虽然幼稚，但引起了学者胡适、周作人、朱自清以及后来诗歌史家注意，使他成为现代诗歌史上一位著名诗人。

名家诗歌选集和评论是传播现代诗的重要途径。现代诗人的成名多来源于重要的选本和重要的文学评论。如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推出了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诸诗人。新月的领袖人物闻一多推出了徐志摩、臧克家、陈梦家等人的诗；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推出了艾青和田间等。

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诗歌以国家意志所允许的形态出现，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是诗歌表现的内容，政治抒情诗为诗歌范本。贺敬之、郭小川等是这时期的歌手，国家的代表性诗人，《雷锋之歌》、《青纱帐、甘蔗林》为那个时期的著名诗篇。五十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新民歌运动。这是政府引导下的诗歌大众化行为。在运动中提出“村村有诗社”等口号，国家发动了最大范围内的民众进行诗歌创作，特别是所受教育不多的人，尝试所谓的民歌写作。这些民歌并非有曲调的，而是文字化的顺口溜。从周扬、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可以看到当时的诗歌要求是押韵、朗朗上口，表现劳动者豪情的诗篇。诗歌成为公众性的，表现国家意志的文字。

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自发性的公众诗歌传播，这一次传播围绕政治主题和路线斗争，文体形式多样，借助全民诗歌推动政治运动。

1980年代前后发生的朦胧诗争议，是文艺与政治的一次较量，其结果使艺术从政治严控中解脱出来，引发了1986年之后的诗歌突变，诗歌开始远离政治，改抒情而叙事，去大我张小我，反对旧有规范，这种诗歌风潮波及到现在。

现代诗歌的影响力通过团体、刊物、也通过政策、争论、运动传播开来。同样不能忽略的是，现代教育在传播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17年，现代白话诗正式发表，在人们的讥笑和讽刺经历了雏形到流行，至1920年代末，诗歌成为高校开设新文学课程中的一部分，现代汉诗才逐渐有了合法性的存在，8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向，培养硕、博研究生专事新诗。原西南师范大学最早设立中国新诗研究所，首都师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湛江师院等校先后也成立新诗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专职诗歌研究者，并有专设的诗歌研究刊物，专门研究新诗的有《诗探索》、《新诗评论》等，《西南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的人文社科版特设诗歌栏目，集合诗歌研究者共同探讨诗歌前沿问题，促进诗歌教育。现代诗歌教育积极的一面是使现代读者能够读到现代自由诗，负面的作用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导致诗歌教育出现不重诗美的偏差。

以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为载体进行的诗歌朗诵会、诗歌大奖赛扩大了诗歌的影响，使诗为更多的人群注意，诗歌以声音或文字的形式从书斋走向了大众，与歌曲、戏剧等艺术一样，成为大众化文艺一部分。而面向大众的诗歌实际上是受限的。朗诵会需要挑选具有听觉效果和重大社会意义，引起读者共鸣的诗篇，诗歌大奖赛基本是由主办方确定获奖标准，而这一标准并非一定为艺术标准。因为好诗常常“言有尽而意无穷”，大众化过程中一定会有部分读者难以理解，若是诗人做事和性格张扬，诗歌被非议被娱乐的机会相对多，诗就非诗化传播了。

与古代诗歌传播方式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现代传播有时间和效率上的变化，这种效率使诗歌的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三

《诗经》由民间歌谣而为典籍，诗与歌分家，题壁诗成为文化遗迹，吟诵成为表演、仪式……时间改变事物的性质，传播带来新变。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现代自由诗的产生；没有新民歌运动和政治、大事件的参与，就不可能有各种文化层次的大众参与诗歌创作；没有朦胧诗论争，就不会出现诗人对美学的强烈诉求和读者审美的觉醒；没有朦胧诗后的多元探索，就不会有人们对于诗本质的疑问和对诗歌标准的关注。

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是多渠道的。有诗歌改编为话剧、歌剧在舞台演出，广播、电影、电视中的诗歌朗诵替代了古代的口耳相传方式，在克服地点与时间限制后，诗歌可在虚拟空间与任何时间内传播。电子刊物制作成本低，有取替传统杂志的趋势。有的电子版本不只是以供阅读文字出现，而是采用多媒体方式，使诗歌变成有色彩和动感的视听阅读。诗歌仿佛回到口耳相传时期，但增加了文字。通过硬盘、U盘、诗歌视频不仅可以存留，还可以复制、流传，把远古时期的一次性消费变成了现在无数次和随时随地都可以欣赏的艺术。有了网络、博客和微博、微信之后，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个人发表诗歌成为易事。鼠标移动便可轻而易举地把诗粘贴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快捷网络媒体上，数秒时间它便成为公众享用的作品。因此，写诗的人出名变得非常容易：可能与诗写得好有关，也可能无关，呼朋唤友，制造新闻炒作，提高点击率，都有可能一夜成享誉全球的“诗人”。

现在由于互联网（internet）与大众亲密接触，诗社活动和诗歌讨论借助它，得以从小圈子走向公众。之前的诗社活动大多受到地域限制，由本地区熟悉的的诗歌爱好者聚团。互联网的存在，不仅使诗歌团体以集团的形式出现，借助电子设备如电脑、手机、照相机等技术，可使团体的每次活动都像新闻发布会一样出现在网络，容易引起人们对某种诗歌现象或某首诗作的注意。只要点击率高，参与者众，立刻就形成热点话题，或新中心，不再需要权威的指认。由于网络诗歌发展迅猛，无论民刊还是官方的诗歌编辑，现在也会在网络上选择诗歌，为了刊物能吸引读者，所选诗的表现维度相对宽泛。诗歌评论也出现了现实讨论与虚拟空间，专业评论者与民间评论者的结合。比如《星星》曾办过一个“诗歌虚拟讨论会”的专栏，主持人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放在网络论坛上让网友自由讨论、整理，刊发时也向一些著名评论人组稿，这样使大家能够对同一首诗歌发表不同程度的理解，有助于诗歌真正有人读，而不是曲高和寡。

科技给诗的发展提供了大的舞台空间，诗歌的固有特征发生相应变化。诗歌风格多样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诗特色。旧格律体、新格律体、古体和自由体同时存在，有韵与无韵的语言都被接受，俗语和雅语都进入文本，叙事和抒情结合。诗歌除了文类的跨界，还有艺术的跨界，文本与技术的结合，使当下汉诗呈现出多种面貌。互联网时代的诗歌不仅是读的，也可以听，还可以看；是文字的，也是形象的，色彩的。诗歌朗诵会、动画片诗、配乐诗等多种诗歌表现形式，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看到。诗歌有的是名家创作，也有无名小卒的创作，还可以没有具体作者，由电脑软件完成。诗歌除了表现现实世界、自然世界，虚拟世界也成为强调想象力的诗歌的一大特色，于是，穿越时空，成为当下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时尚。

科技改变阅读方式，阅读方式又改变着读者对诗歌的要求。诗歌读者并不一定是文字符号的解读者，他可能读纸质文本，也可能是诗歌电影的欣赏者，朗诵会的听众，甚至还可能是诗歌接力写作中的参与者，同时还是常常在网上发表评论的读者。在这种互动性增强的情形下，对诗歌的要求就是通俗易懂，好玩好看。游戏性与诗性并存，是当下诗歌的状态。

诗歌翻译、出版、印刷数量都超越以往。在过去的现代诗歌翻译界，只有作家兼诗人如胡适、周作人、冰心、戴望舒、徐志摩、冯至、卞之琳、梁宗岱、穆旦等少数人翻译欧美和日本、印度的诗。近年来，出版技术提高，出书环节加快，大型翻译丛书较多，英、法、日、语之外的小语种诗歌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在欧美、日本、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有影响的著名现当代诗人如特罗姆斯特朗姆、佩索阿、聂鲁达、博尔赫斯、谷川俊太郎等诗人的诗集，都有了新近的多个译本，给汉语读者带来更多的参照性诗歌。

纸质刊物有官方与民间之分。诗歌刊物从1957年的两份官方刊物现在已经扩充到多地的诗歌刊物，有《中国诗歌》、《中国诗人》、《诗选刊》、《绿风》等，各地还有官办或民间刊物。官方认定的刊物受着意识形态的规约，以权威的面孔出现。诗歌表现的内容倾向大众化的内容，如国家、领袖、乡土、自然、环保、爱情等题材；民间刊物以小众化为主，在圈子范围内流行，内容相对自由，诗与非诗可能混杂在一起，多在相对小众的范围内流行。

诗歌教育仍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不过这种传播方式遭受到强烈的挑战。原因在选诗者那里。无论研究者如何展开讨论，我们所看到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诗歌教材，仍然在围绕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几位诗人，选读他们激进的诗作；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做试帖诗所不同的是，高考作文不要求写诗，因此诗歌写作训练被公然排除在基本训练之外。近些年，有广东等省市通过诗歌节或诗歌奖在中小学生当中进行诗歌普及工作，旨在续接诗歌的传播。

四

诗歌传播，不仅传播好诗，还需要传播与变化中诗歌相关的诗歌观念。

众口铄金的大众评说中，诗歌成了一位“千面女郎”：诗歌是难懂的；诗歌是口水；诗歌是高雅的；诗歌是垃圾；诗歌在边缘；诗歌没了诗味……等。这些陈见与新见模糊了诗歌面目。后现代文化思潮、缩短时空距离的科技、多样式的诗歌与传播的确改变着现代汉诗的某些特性和人们对诗的认识。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兴趣变化中，诗歌传播的方式应当还会增加。不管方式如何，我们确信，诗的传播应该是始终有关崇高与美好的传播，内核为真善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观念，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诗歌不仅仅是缘情，也可以叙事；不仅可以不用雅语，也可以用俗言，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而且往往后一段时期可能是对前一段时期的矫正。以往诗歌中的小众化往往聚焦为私人性情感，如思人思乡、感时伤怀，大众化的诗更偏向国家、事业、终极理想。而现在，随着平等、民主、自由观念的渗透，小众化与大众化的主题及表现范围有所改变，界限淡化。个人性写作中，潜意识内容显性化，私人化的情感公众化，隐私的，甚至是禁忌的，都成为公开性写作内容，写作的道德伦理淡化之后，诗歌的人伦诉求出现了娱乐性的写作困扰。

从整体看，由于多元意识存在和诗歌的边缘处境，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明显减弱。更多的诗歌道出自我存在的矛盾，各种微妙的感觉，还有传统的亲情、友情主题，但是对社会深度的观察和对未来的设想转换成了表面的浮光或悲观、嘲弄与讽刺的态度。虽然也有大量作品描写乡土，或表现底层命运的大众化题材，诗歌表现还是缺少新意和力量，就像空中的微风，仅仅能够让读者感觉，却无法看见。在小圈子中以诗质打动同仁，在大众中也能因思想深刻和品性宽厚感动更多读者，成为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极其匮乏。

诗歌传播应该还包含着对诗歌历史的传播。了解诗歌历史，才会明白诗歌是动态发展的文体，一种在求创新的艺术形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诗歌观念去分析不同地域、不同种族，而且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诗歌，过于僵化。若按诗歌本身规律概括中国新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1.1917—1930年代末，2.1940—1970年代末，3.1980—1986年；4.1986—1990年代末；5.2000—至今。若要从诗歌的音乐性角度划分，1—3为第一个阶段，4—5为第二个阶段，从音乐性到去音乐性，而当下音乐性在加强。若从诗歌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社会观点看，1阶段为天人合一，继承传统观念，从2—3阶段表现为人与天的不和谐，2为人定胜天，人与天斗，第3阶段表现为人的孤独性，人与天的隔离，4—5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表现为神性意识和环保意识。如果对各阶段诗歌的发展有总体的了解，那么诗歌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大体可以把捉到，也就不会随意并无学术性地把现代诗贬得一无是处。

近年诗歌传播过程中，出现多次诗人被恶搞现象，需要客观分析。首要原因在于当下诗歌在大众眼中无标准可言。无名草根与著名诗人的诗一同参加诗歌大奖，获奖的可能是名家，而读者除了知道名家的名气之外，并不能感觉到其诗歌优于草根，这种不满一定会引出话语权的争夺。其次，后现代思潮给我们带来言说的自由。传统的权威及其观点都遭到解构，与之相关的审美标准被颠覆，新的审美原则尚未确立，读者有任意评价的权力。第三，恶搞与炒作原本为当代社会中常用的商业策略，这种方式可使企业成名或倒闭，大众并无做专业区分，照例把此方式运用到诗歌界，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权有名）诗人进行发泄。话语权争夺是社会、政治不平等带来的后果，商业化的促销手段不过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使诗歌像个被包装的商品，只具热闹的外表而不问其质。这种做法无异于诗歌杀手，通过网络蔓延，对诗歌生存造成严重威胁。

除商业方式的借助，商业资本进入诗的传播领域，使诗歌与利益挂钩。一种是企业办诗刊，通过诗刊传播企业文化；另一种是企业家给诗歌刊物注入资本，作为回报，诗歌刊物的编辑相应采取一些方式，如刊登企业家照片，或者植入企业广告，刊物组稿需要交版面费，使原先纸质刊物对诗歌的挑选成为有价的刊登。这也是导致诗歌标准难以确立的原因。

互联网时代的诗歌该如何正常传播并促进诗歌发展？

明确诗歌的特性。现代汉诗的传播与新闻传播的途径和性质有所不同。新闻传播是官方参与和监控的，影响社会舆论导向的行为，诗歌传播是非功利性的，旨在精神交流，它的传播与大众道德方式、生活准则应不直接相关。新闻传播是单向性的，从政府到地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新闻传播常常要求发出和声，受众广泛。作为艺术的诗歌的传播不一定是单向性，合唱式，它要求互动。

一些传统的传播方式可以继续保存，但有必要对诗歌固有的美学标准进行一些调整。纸质文本仍然作为最重要的稳定的传播渠道，编辑者必须有专业眼光选诗，诗歌研究者需要参与诗歌建设，澄清一些混乱的诗歌观点，阶段性地总结诗歌特征，做作者和读者间的桥梁，使大众的阅读和审美水平能够有所提升，保持宽容、宽厚的态度欣赏好作品。诗歌创作跟科学实验有类似之处，一部分为基础研究（传统诗的延续），一部分为实验性摸索（探索诗），还有一部分走向市场（大众化通俗化的诗）。诗歌也应有不同的发展空间，既能发掘个人心灵，也能替大众代言。即使有一部分文字貌似诗歌，实为娱乐，也没必要强行指责。只要提高了鉴赏能力，区别诗与非诗，不是难事。

在公众当中传播的诗可要求：通俗易懂，题材相对大众化，有对社会的承担，表现道德意识、正义诉求和励志作用。不同类型的诗歌在不同的场合有所不一，允许应景诗的存在。比如在灾难面前，诗歌需要发挥鼓劲励志作用；在节日，诗歌要有节日的气氛。公众型诗歌偏重诗歌的听觉效果，注重诗歌的音乐性特点，关注诗歌语言之美，需要有崇高的特征。哲理与意象类诗，适合在小范围内传播。小范围包括文学刊物（公开发行的与民刊），诗人的诗集和私人博客、微博、微信等。在小范围内，诗歌写作者可以不顾及大众的接受而展现内心，可以是私人化的梦境、小感想，或是胡思乱想，与社会话题无关，可以是性情的一种发泄。写作者内心要有界限，并且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人是关怀一个时代，关注民众生活和个人生存价值的，他会倾听，也会倾诉。

在传播中要坚持对复制性和娱乐性的诗歌说“不”，强调原创，拒绝低俗，保持心灵的透彻，性情的真挚。写作圈子固然存在，尽量与集团利益的争夺分开，竭力打破地域、阶层、性别、民族与文化偏见，确立宽容的诗歌观念，允许多种风格的尝试，多探讨少攻击。自由而新鲜，应是现代诗在传播中始终保持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