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宇的《民国时期新诗论稿》共三编，上编聚焦中国新诗艺术整体，中编切入具体诗歌流派与诗歌现象，下编深入新诗作品内部，提出了一系列饶有诗意的话题，或可看作本书最精彩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如诗与梦、诗与死、诗与城等，看似较为零散，却始终围绕着“个人”与“历史”的概念、“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话题展开。

回到历史语境中，不难发现作者每一话题的选取、每一章节标题的拟用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作者群探讨和争论的中心，都具有浓重的问题意识。如上编新诗本土化问题上，探讨了胡适从时代与文学的关系上主张废除旧典、创建新词，闻一多从语言角度和文化角度强调格律和审美的本土化主张，废名在内容方面偏重旧诗传统的弘扬与重释，卞之琳兼收“化古”与“化欧”，巧妙实现古今衔接、中西合璧，梁宗岱汲取同仁观点，提出“东方象征诗”和汉语的“现代诗”。无论受外国诗学的影响如何大，中国的新诗终究是用汉语白话所写，与英文法文迥然不同，“如何用汉语写好新诗，写出中国诗的美与真”始终是新诗创作者与新诗理论批评者共同关注和探索的焦点。此外，书中的“本土化”不仅在横向上与西化欧化相区分，更在纵向上与传统接轨、与往昔对话。作者以回顾初期新诗薄古厚西、重新弃旧为背景，提示当代诗人实不应舍弃中华民族在汉语体例下经年累月传承下的艺术遗产。除此之外，著作的亮点或可从以下三点进行概述。

首先，在结构全书时，作者既不以时间发展顺序串联各诗潮流派，也不以重大事件为背景引入各具体诗人，而是以话题为中心凝聚具有共同的文学态度和相似诗歌实践的诗人、作品。他们在书中的相遇，既是旨趣相近的彼此吸引，又是作者围绕问题的有意安排。关于新诗的本质在乎精神还是在乎形式、新诗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主从关系，从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就开始关注，提出“不在乎形式”，反对老套僵硬的格式韵律束缚诗人的鲜活情绪和独特个性；到“雪朝”诗人群调和自由体诗与格律音节，提倡内容支配形式，但形式必不可少；再到后来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反对诗歌散文化倾向，推崇著名“三美”理论。可以发现，对于同一诗学问题的不同思考顺其自然地将具有相同诗学主张、相近审美风格和相似创作心态的诗人联合在一起。有趣的是，除了闻名遐迩的诗人外，作者在第九章里还留意到那些不以诗人名世的写作者，如沈从文、曹葆华、叶公超。他们或以小说家著称，或以翻译家、批评家蜚声，他们对诗化空间的建设、对直觉印象式批评的发展、对“苦吟”风格的传承、对现代诗学理论的译介与推进、对纯粹新诗的追求，毫无疑问为我国新诗建设做了有力支撑和必要补充。本书对这些写作者的介绍，一方面打开了初学者研究的视角，另一方面也拓宽了新诗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内容上，著作别开生面、新意满满，不仅收集补充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观点看法，而且关注到诗歌作品内部话题性的关联，为读者欣赏评鉴诗歌提供全新的思路。著作下编以“梦”“死”“城”“人”为话题中心，衍生出诗歌里的梦境与诗歌外的现实、生存与死亡、时间与空间、文学与文人四大母题，在这四大母题之下又潜伏着理想的实现、哲学的沉思、生存的体验、人性的探讨等诸多话题。梦因与现实间的既相异又相联的独特关系，成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特题材内容和特殊传达方式。如鲁迅在《野草》里以画梦的方式、象征主义的手法，实现了表达自己与隐藏自己的某种状态平衡，反映出一种“冷藏情热”的复杂矛盾情绪。何其芳早期诗作偏爱神话情结，选取旖旎瑰丽意象，以梦幻冥想的方式进行加工，传达浓烈情感，形成梦境般迷离的风格。在梦里，诗人似乎进入另一个自由的平行世界，生活的艰难、写作的困境以及个人难言的心绪都可以尽情表达。死亡是人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的唯一归途。受传统经验和迷信恐惧的影响，死亡却成了不吉、禁忌、诅咒的代名词。不敢言、不想写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了众多文人不约而同的表态。而翻开新诗文本，于郭沫若而言，死亡是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开始；依闻一多看来，死亡是生命的转化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在鲁迅笔下，死亡是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生哲学；在废名诗里，死亡是对过去生命的反省与清理。超脱庸俗的生死畏惧观，不再执著于长生不老，也不再畏惧死亡腐朽，作者精准地抓住了这一新诗人有别于旧诗人的生命思考，将不同诗人的生死观、人生观联系起来，看似各具特色，实则都是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现代思维体系的产物。

不同地域空间下的文人经历着不同的城市景观和生存体验，进而产生不同的文化思考。关于城市地域对诗人写作影响的研究不计其数，作者瞄准特大型城市古城北平和摩登上海，分析这一对最具争议和热点的城市在自然风貌、城市建筑、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异同，展现现代诗人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对城市和农村的关照以及对都市和资本的批判，可谓别具匠心。古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难免带着点历史的荒凉，魔都的高楼大厦、歌厅舞场若有似无地飘着黑色的烟雾，是衰颓还是崛起，是荒芜还是繁华，诗人相信读者有着自己的判断。中国现代文学是“人”的文学，新诗更是关乎“人”、表现“人”的艺术。京派对文学“庄严感”“纯粹性”的强调，既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新时代环境下对于文学本质的新思考与深反省，即突出理性思考，强调思想启蒙，崇尚独立品格，表现在新诗里则是一种“人性”之美与“童真”之纯，如何其芳追写童年的《祝福》《秋天》，林庚赞美原始、归依自然的《秋日的旋风》。这种对童年的追忆、对乡村的幻想又何尝不是新时代人们困境的具象表达。

再次，著作呈现出一种平实质朴又清新雅致，明白晓畅又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尽管这是一本有关诗艺的学术论稿，却不给人以枯燥晦涩、深奥难解的感受。它既有学科的专业知识，如格律理论、诗歌批评，又充分展示作者的个人特色与创作理念。从直观的标题看，作者的语言带着点清新、混着点趣味。第一章第四节以“‘水瓶’与‘风旗’”为题，实则是运用比喻手法，激起读者阅读兴趣，引起读者形象思考。“瓶旗”乃承载“风水”的容器，“形式”为容纳“思想”的工具。由此，“瓶旗”之于“风水”，“形式”之于“思想”的本末关系切不可颠倒。第五章以“光荣的尝试，寂寞的蝴蝶”为题，生动地将蝴蝶拟人化，正如胡适《蝴蝶》、戴望舒《我思想》、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不约而同地借诗作反映自己寂寞的写作与接受历程。第八章以“汉园三杰，聚散由诗”为题，简洁平实地点出本章主旨，即“汉园诗人”聚散离合的真相在文学艺术追求。从内在的语句看，作者为读者全面理解该论稿做了许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于难解的字句“高跟鞋”“放脚鞋样”“禅意之美”，作者紧跟其后，多次以“换句话说”进行解释；其二，“三美说”“晚唐诗热”于无学科背景的读者而言未免过于专业，可能会造成阅读障碍，故而作者或引用闻一多《诗的格律》进行阐述，或一言以蔽之；其三，作者往往在每编正文开始之前展开一段简短说明，使读者对该编有一个总体脉络框架。最终，著作实现了明白易晓的语言效果。

《民国时期新诗论稿》具有多元文学史观，将新诗放回特定的历史时空，结合文体发展史去思考新诗与民国、与社会的关系。从新诗艺术观念到诗潮流派和具体诗人再到诗歌作品内部话题，层层深入，不断推进研究与论证的深度。在写作方法上既结合时代背景、社会现实知人论世，又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重要诗歌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比较，从而实现了理论讲解的深入浅出、化繁为简。以民国时期新诗为研究对象，在新诗里看诗人的审美偏好、摹现实的社会图景、探历史的发展脉络；在民国新诗史的梳理中，衔续传统与现代，反思新诗发展出现的瓶颈，丰富新诗研究领域的视角与思路。新诗之“新”，“新”在何处？新诗之“诗”，区别于现代其他文体的本质又是什么？作者虽未直言于每一章节，却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作者不断探讨、反复论证的核心要义。同时，作者史料搜集之全面、聚焦角度之新颖、论证结构之严密、语言运用之精炼都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值得细细回味。

（雷芳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研究生）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