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另一位则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一

    代表中国旧文学的陈三立是晚清民初的著名诗人，“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生于公元1853年，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年少博才的陈三立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

    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代表中国旧文学的陈三立是晚清民初的著名诗人，“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生于1853年，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说到陈三立，不能不先谈谈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陈宝箴，字右铭，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187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见到圆明园火光，一时满腔悲愤，拍桌号啕，旁坐者为之动容。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陈宝箴再次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陈宝箴先后任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但一直没有真正一展宏图的机会。

    受到父亲影响，年轻时的陈三立就对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内忧外患有着清醒的认识。年少博才的陈三立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年），陈三立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陈三立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但当时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陈三立虽有经世大志，但难有施展。1898年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微合肥人），以谢天下”。当然，深谙官场之道的张之洞并没有理会陈三立的吁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终于等来了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机会，被诏命为湖南巡抚。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甲午之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陈宝箴打算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为了帮助父亲实行抱负，年富力强的陈三立放弃了吏部主事之职，随侍父亲到湖南上任。陈氏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一时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有人把这时的湖南比做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和长门。这其中，陈三立起到重要作用，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

   萨摩和长门的改革，促进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但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的愿望并没有实现。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弟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父子在湖南的改革措施一一被废。至此，陈三立的所有政治抱负尽付流水。

    陈三立与父亲被革职后，罢归江西南昌，并在南昌西山筑室而居。父子二人虽自放山水间，但仍然不能俺饰心中的难言之痛，“往往深灯孤影，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在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怀着巨大难言家国隐痛的陈三立从此以诗歌自娱，开始了诗人生涯。

二

    陈三立在诗歌中流露出深深的“国家之痛”。

    1900年，陈三立已经四十九岁了，当年“倜傥有大志”的“义宁公子”现在变成了“散原老人”。戊戌政变彻底粉碎了陈三立的政治梦想，而父亲被慈禧赐死，更在陈三立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隐痛。他拿起了笔，在诗中寻找年轻时理想、抒写心中的悲愤。从此以后，诗歌成为陈三立的精神家园。

    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中国文人一样，作诗是陈三立自童年时代起便必修的功课。他少年时即有诗才，但在戊戌政变以前，他主要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力于维新救国，而将写诗看作余事，因此他的早期作品很少保存下来。现存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诗续集》从辛丑年（1901年）起。

    清末的中国诗坛，主要有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歌革命”派、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湖湘派”和以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等流派。所谓“同光体”，按这一诗派理论家陈衍所说，是指“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同光体”实际是清代“宋诗派”的余绪，他们作诗师法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喜用僻典冷字、险韵拗句，风格枯涩瘦硬。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好用僻字拗句，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是同光体中“江西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同光体成就最高的诗人。

    1900年，陈三立已经四十九岁了，当年“倜傥有大志”的“义宁公子”现在变成了“散原老人”。戊戌政变彻底粉碎了陈三立的政治梦想，而父亲被慈禧赐死，更在陈三立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隐痛。他拿起了笔，在诗中寻找年轻时理想、抒写心中的悲愤。从此以后，诗歌成为陈三立的精神家园。

    “国家之痛”是陈三立诗歌的主题。对列强入侵的愤怒、对昏聩清廷的无奈失望、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对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同情，从陈三立的笔端流出。往往在这时候，他不再“恶熟恶俗”，他的笔下流露出的沉郁和愤怒，是黄庭坚所少有的。

    八国联军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陈三立集中有多首诗涉及，《十月十四日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是其中的代表作：

狼嗥豕突哭千门，溅血车菌处处村。

敢幸生还携客共，不辞烂漫听歌喧。

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

霜月阑干照头白，天涯为念旧恩存。

    诗中展现出外国侵略者的残暴，北方人民的鲜血，特别是“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两句，读后令人心痛。康子事件，固然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以武力征服弱小民族的侵略行径，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利用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和盲目排外心理攻打外国使馆，则是酿成康子事变的导火线。陈三立在诗中将矛头直指慈禧：“早知指鹿为灾祸，转见攀龙尽研婀。”（《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此外，更多诗作抒写了诗人的忧愤心情，“转恸江湖容死后，独飘残鬓看中原”（《哭孟乐大令》）“阽危国势遂至此，浩荡心源焉所穷。”（《次韵答季祠见赠二首》）。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年底，满腔激愤的诗人乘舟由南昌至九江，夜不能寐，写下了他的名作《晓抵九江作》 ：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临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鸦万峰颠。

    诗人独自一人，思绪连翩，难以入睡，眼前风涛四起，国恨家仇，一起涌上心头。“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一联极为生动传神，集中凝炼地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情怀，给人以深刻印象。

    陈三立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个人被外部环境所包围和压迫而无从逃遁的感觉。写忧国之情的“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自不必说，这种感觉在有些纯粹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中，也同样强烈，如《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 ：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

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露气和水波幻化成活的生命，向诗人逼过来，而向来作为柔静的意象出现在传统诗歌中的月光，在这里却像无数茧丝要把诗人捆缚起来。还有像“江声推不去，携客满山堂”（《霭园夜集》），“挂眼青冥移雁惊，撑肠秘怪斗蛟螭”（《九江江楼别益斋》），自然都逼向诗人，向着他覆盖、挤压过来，震颤着他的神经。

    再如《园居看微雪》 ：

初岁仍微雪，园亭意飒然。

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

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

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

    微雪园亭，向来是诗家所爱的优美景象，在这里却呈现为令人窒息的世界。

    现实成为无可逃遁的、具有强大压迫力的存在，而诗人的痛苦无法借助语言的虚构获得消解，从客观原因来说，这是由于处于文化变异中的中国前景极不明朗，使人精神不宁；同时也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愈加紧密，难以退回到旧式隐士的情怀。这种感觉在后来的新文学中继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实际已包含了现代文化的气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三立堪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创作也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古典诗歌形式仍具有相当的活力。

三

    “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

    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清王朝的穷途末路，与其他旧派人物一样，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但与其他“遗老”诗人不同的是，他并不以“遗老”自居。“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是他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这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清王朝的穷途末路，与其他旧派人物一样，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但与其他“遗老”诗人不同的是，他并不以“遗老”自居。陈三立对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化很敏感，并不排斥新事物。尽管在作品中抒写对旧王朝的眷恋，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也难以理解，但对民国政府，陈三立也并不象其他“遗老”那样持仇视的态度。只是，他不再过问政治。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但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是社会名流，各种政治势力都想拉拢他，但陈三立一概拒绝。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是他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后人往往因此而批评他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但笔者认为，陈三立正是以此表示自己对政局的不满与不合作精神，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反而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实际上，陈三立对心中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忘怀。1906年，他与江西士绅李有棻等创办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铁路，并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很想有所贡献。翻开他的诗集，会发现集中有不少关于九江铁路局的作品。如在《九江铁路局楼遣兴》一诗中，他写道：“博望贪凿空，长房专缩地。幻想托鬼工，纷营极搜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可惜最终由于人事上的原因，都没有成功。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仍，苦难深重。尽管已不问政治，但陈三立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近人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定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其爱国热情类如此。” 1934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这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据记载，日军占领北平后，“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说者环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妇操帚逐之。”又云：“寝疾时，辄以战讯为问。有谓中国非日本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贴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

    陈三立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他留下了一位忧国忧民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的爱，留下了忧愤交加的悲怀和创巨痛深的家国身世。他的作品，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他的儿孙将他的散文编定为《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三立生有五男三女。长子陈衡恪是我国著名画家，三子陈寅恪被称为一代国学宗师，著名的历史学家。

四

    陈三立被看作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他是清末民初中国旧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在那个时代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陈三立被看作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他是清末民初中国旧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在那个时代享有极高的地位。梁启超对陈三立极为推崇：“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认为“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给予极高评价。胡先骕评他的诗说：“如长江下游，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非管窥蠡酌所能测其涯涘者矣。”

    当然，这些评价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尽管陈三立诗歌有许多明白晓畅的作品，但仍有许多被标举为“生涩奥衍”的诗作，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但如果把他看作近代诗坛上一位有较高成就的爱国诗人，还是比较恰当的。

    陈三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新文学的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把陈三立作为复古的旧文学的代表加以批判。新文学兴起后，旧文学被挤压到一个极小的发展空间，陈三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建国后国内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没有给陈三立以应有的文学地位。

    现在，陈三立的价值被文学史重新评价，他的许多杰出作品，又开始回到人们的文学欣赏、批评的视野。

    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愿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