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与回归：在精神的层面上突出重围

          ——原上草其人其诗

                                         牧子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字。之所以说“迟到”，原因有二：一是我与原上草从相识到相知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一直在文学的路上相携行进，他到青海后的每一首诗和每一篇文字的产生，我都大致知道原委，我的那些笨拙的文字也基本上都经过他的指导，或者是在他的修正意见的基础上得以定稿。在文学之外，我与原上草又是心神相通的，我们各自的心理路径，对方都可以全开放式的知晓，用原上草自己的话说，就是“无话不谈”。我曾对他说过这样调侃的话：“我们看对方的时候，眼睛里只有裸体。”他听完后就朗朗地大笑起来，随后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裸体，只是看在什么时候才展示给人看。一般都是给自己最亲密的人才可以展示的，不过我俩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方的肉体，还有骨头。”原上草一向随性，说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几天后就会忘记掉，如果是忘不掉的人和事，那就一定会在他的诗里找到情感的归宿（对于上述对话，我敢肯定地说，如果有朝一日原上草看到这篇文字，他一定又会朗朗地大笑一声，然后平静地说：“我早忘求喽哎”）。就凭着我和原上草这样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中丰厚的收获，我其实是可以早一点写出这篇文字的。我自己很清楚地知道，原上草的诗不好评论。这种障碍，关键不在于他的文字，而在于他的思想。有了这样的“负担”之后，我一直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徘徊，我自己的胆怯是这篇文字“迟到”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篇文字的前四千字其实已经是二稿了，第一稿在三个月以前被小偷拿去，到现在也不知去向，所以我只有在时间稍微宽余的时候再重新写。

长我四岁的原上草，他的人生历程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艰难和纠结。一个作家（诗人）的成长，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与他所经历的社会变革有关，与他所思考的社会现实有关。谈原上草的诗，就不能不先谈及他这个人。

一、原上草其人——个体宏观意义上的精神体征

原上草出生在中国西部一个叫武都地方的大山深处，那里有一条日夜奔流的江水——白龙江，是嘉陵江的支流。据史料记载，白龙江两岸最早是“羌地”，从明代开始，为了巩固边防，教化“异族”，加上明清两代的军屯、民屯、战乱流民、清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才使汉族逐渐成为流域的主体民族。水的灵动孕育了那里的山民们淳朴的性格和洁净的精神情怀，使得那里的空气中到处都荡漾着和谐的气息。那里山大沟深，林密流急，很少遭遇苛政兵燹，饱受奴役之苦的人们把这里看成是一块“世外桃源”。原上草的祖先就是因这里的山水而从四川迁徙而来最终定居在这里的。大山的高峻铸就了这里人们的守土情结，他们期盼神灵的神秘力量给他们带来永恒的安乐，就给他们世代相守的大山赋予了极具理想化的名字——通化山、莲花山、龙凤山……他们把无数朴素的愿望和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完美地结合，以泥土为胎，创造出神态各异的神灵形象，放置在那些早已成为他们精神屏障的大山之中，随着日月年复一年的交替，在白龙江两岸的大山中造就了数百座寺院，最终成就了白龙江的另一重精神归宿——中国西部的佛教文化圣河。

在这样一片具有神秘色彩的土地上长大的原上草，生来就具备一种桀骜不驯的抗争气质，走出大山成了他年少时下意识的意志践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临近中期的十多年间，原上草在武都的大山深处做着和当时全中国农村少年一样的事情：在简陋的小学校里上学、背着几本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教材在大山的浅滩高坡上奔走、学余时间在家人的半强迫之下做一些简单的农活、贪玩的天性常常因达不到家人的预期目的而受到斥责……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倔强的孩子在整个赵姓家族中（原上草本姓赵）显现得极富戏剧性：既不循规蹈矩，也不随性叛逆；既富有强烈的爱乡爱土情结，又急切地想脱离大山的束缚，在山外的世界里寻找自己懵懂的处世理想。在当地的赵姓人家中，极具艺术基因，虽然身在大山深处，但本家中不乏吹拉弹唱者、挥毫泼墨者，这给单调乏味的山乡多少带来了一丝活力。这期间，他借助一位当乡村教员的本家哥哥，开始接触到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年代，这位本家哥哥冒着被批斗的危险私藏下来的书籍，成了原上草阅读生命的起点，对那段近似于“地下活动”的阅读经历，原上草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期间，他还在另一位本家亲戚那里学会了到现在还可以马马虎虎拉上一段的二胡；这期间，还没有上完初中的原上草就有过辍学的念头，辍学的原因只是为了减轻一生没有识字却执意要供四个孩子上学的父母的经济负担，多亏他当时的班主任及时发动全班学生满山满坡将他追回学校，否则，此原上草绝非彼原上草；这期间，读完初中落榜中考的原上草，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山乡农民，为了生存，他开始远走甘南舟曲，在林场做劳役，最终以包工头携款开溜、他自己徒步20个小时回家没拿到一分钱的劳动报酬而告终；这期间，他跟着一个亲戚进兰州闯临夏学做生意，也以赔本而使家庭经济雪上加霜。其实，也就是在这期间，中国文坛上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原上草的桀骜不驯与他后来写作思想雏形的形成，似乎与这个时期中国文坛的变化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1966年至1976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愈演愈烈，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与渗透日益鲜明和强化，在这场以文化为主导的思想和社会动荡中，诗歌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主流诗歌基本上等同于标语口号化的分行文字，连此前大多数“政治抒情诗”所具有的“政治的直接美学化”的艺术境地也无法达到。与此同时，一批在当时的政治境遇中处于“边缘”和“异端”状态下的老中青诗人，开始创作出与主流诗歌极不协调的“地下诗歌”，这些“地下诗歌”因为敢于不同程度地表达诗人个体性（个人化）的情感而历史性的秉有“另类”诗歌的性质，如老诗人中，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穆旦的《秋》、《冬》、《停电之后》等，是“地下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北京的食指和贵州的黄翔与哑默则是“地下诗歌”写作青年诗人中的出色代表，尤其是食指的“地下诗歌”写作，更具文学史意义上的影响力，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作的《鱼儿三部曲》、《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作，在一代青年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由于当时这些优秀的诗歌作品尚处于“地下”状态，加之总是要“慢一拍”的“西部地域特征”的实质性影响，原上草看到这些诗歌作品并且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是中国文学复苏后的事情了。这种在时间上形成的自然差，正好暗合了原上草走出武都大山的时间序列。

1984年，是原上草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20岁的他被招进兰州连城铝厂当了一名电解车间的农民工。在这之前偶尔走出大山却到处碰壁的他，心中有一种难以平复的隐痛，开始重新操起初中课本准备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应试考取一所师范学校，但最终因理科基础不过关而被迫放弃。后来他便开始泡在厂里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作出了一个足以使他在精神和现实中奋力抗争一生的决定——写作。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属于工厂的图书馆的灯光一定很亮，而且一定在漆黑的夜晚照亮了原上草多少有些迷茫的心路。就是在这间隐藏在偌大厂区的图书馆里，原上草读到了中国文学在复苏前夜必然出现在文学领地里的那些“另类”诗歌，也逐渐听到了那一批“地下诗人”的心灵震颤所发出的蓬勃的精神巨响。

这里有必要提及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即文学的复苏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对原上草后来的精神塑造和他对文学的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通常认为，中国文学的“新时期”是从1978年为开端的，于是，“新时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得以凸显。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就文学创作而言，当时出现了因小说《伤痕》（卢新华）而命名的“伤痕文学”，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阅读被禁锢了很久之后，人们对文学表现出狂热的爱。1978年举办了首次全国短篇小说评选，获奖的小说多为轰动之作。《伤痕》、《班主任》（刘心武）触动了无数人在“十年浩劫”中的内心创伤，引起强烈共鸣。小说阅读在那时成为民众集体回忆的载体、感情宣泄的渠道，也成为反思历史的依据、思想解放的契机。几乎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是作家对现实的关注。1979年蒋子龙推出《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小说中具有强烈热情和强悍性格的英雄厂长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国家的发展。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诗坛又是怎样一种复苏趋向呢？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裂变，长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控制下的中国当代诗歌，开始了全方位的艺术性回归，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艾青、牛汉、绿原、公刘、邵燕祥、流沙河、孙静轩等一大批曾长期被剥夺了写作与发表权利的中老年诗人重返诗坛，这些“归来的诗人”以他们自身独特的经历，在创作中整体上倾向于表现政治动荡年代个人及民族的创伤性情感记忆、心灵抗争与理性反思等主题内涵，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标识性的诗歌作品，如艾青的《归来的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公刘的《沉思》、《哎，大森林》，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始》，流沙河的《故园九咏》等，有效地恢复了诗歌与诗人的真诚品质，摆脱了此前诗坛流行的“假、大、空”的恶劣诗风。与此同时，一批与“归来的诗人”相比显得相对年轻的中青年诗人，则把其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新时期的社会现实，他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普遍持有强烈的诗性诉求，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与对未来的“呼唤”成为当时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作热点现象。其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李发模的《呼声》、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等作品，都引起了较为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创作流向实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回响余波，从中反映出许多中国当代诗人身上的现实关怀精神、社会使命意识与“政治参与情结”。另外一批年轻的诗人则倾向于从个人的生活经历与艺术趣味去选择诗歌的题材、主题与表达方式。从向度上说，这些诗人大概有三种倾向可供我们把握：一种倾向是以叶延滨、梅绍静、李小雨等为代表的“返城青年诗人”，以“知青视角”表现对昔日生活的追忆与思考，他们的一批诗歌作品在问世之初就在诗坛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另一种倾向是以陈所巨、刘小放、饶庆年、刘犁、刘益善等为代表的“乡土青年诗人”，他们着力表现其熟悉的乡土生活，在审美性的乡土情结中，试图揭示广大乡村在中国社会的改革潮流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还有一种倾向是新时期的少数民族中青年诗人则致力于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文化心理情感的展示与表现，刻画出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本民族的精神境况。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对彝族风物及彝人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的表现深刻而精彩，其代表性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体现了当代彝族诗歌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查干（蒙古族）、晓雪（白族）等少数民族诗人对本民族题材的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

上述不同的诗歌创作倾向为新时期的诗坛带来了生机，初步体现出诗歌的多样化特征，但真正给20世纪80年代诗坛带来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巨大冲击和“革命性”变化的，是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潮流，它们就是当代诗歌批评界所指认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

毋庸置疑，文学复苏带来的文学变革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发轫，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不容分割的，是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不得不承认，当原上草走出武都大山并开始以文学创作为契机向自己的精神领地迈进的时候，他是幸运的：社会的大变革给他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文学的变革则给他在精神层面上提供了拥有话语权的可能性。从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原上草参加了许多在当时热极一时的各种文学函授学习，并且已经在甘肃、四川等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作品，其中不乏大刊，如《星星诗刊》、《飞天》等。1993年，原上草占用兰州地区的名额，被兰州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是年，又被甘肃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当时的兰州铝厂厂报《兰铝报》还以“农民轮换工被甘肃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为题作了报道，随后该报社几经周折想破格将这位“兰铝才子”调去当编辑，但终因他是一个农民轮换工无法解决正式工人的身份而破产，原上草又一次与命运之神的青睐失之交臂。在兰铝十年的农民轮换工经历，不能不说在原上草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十年，原上草已经从一个怀揣梦想的懵懂的乡村青年，成长为一个在社会大潮中奋力搏击却频频失手跌跤的打工者，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他，在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有些心力交瘁、顾此失彼。那时的他已经目睹了太多社会的阴暗和狡诈，已经完完全全被世俗诋毁成了“一堆会走路的沙土”（原上草：《我们以墙的方式生存》）。但是，原上草赖以顽强行走在自己路上的巨大力量，依然来自于文学的荣光。当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出现了遍地开花之势，很多年轻人以接近文学为荣，各种非官方的文学社团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很多作家自愿充当青年们的文学启蒙者，“文学青年”的称呼使得很多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自得。原上草在兰铝当农民工的十年，正是中国文学和文化都处于兴奋状态的十年，朦胧诗、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热、沙龙聚会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标志和符号。所有这些使原上草的情感找到了寄托，他在“寻根小说”中找到了全社会对本土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在朦胧诗和先锋文学中找到了自己对社会话语权的最佳表达方式，从而增进了他对公众人生体验的深刻性和对当代生活的理解与认识。

1995年，原上草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折。这一年的5月，原上草以技术骨干的身份，被兰州铝厂派往正在积极支援和帮扶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建设的青海海北藏区，成了海北铝业有限公司的开拓者之一。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乡离土，虽然他心中充满了不舍和纠结，但他还是欣然前往，一个主要原因是海北开出了对他来说最具诱惑力的条件：他本人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全家人解决城镇居民户口。这就意味着他作为农民轮换工，就可以一下子从“体制外”跳到“体制内”，他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活特质——吃饭问题，一下子从“泥饭碗”变成可以依赖一生的“铁饭碗”（至于吃得饱吃不饱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如果说仅将这样的一个身份转换看作原上草的一次人生转折，未免有些狭隘和牵强。说这一年是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主要还在于他所处的地域和风物的变化，给原上草的内心诗性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部藏区莽莽原野上透露出的博大与纯净、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人们干净且透明的心灵、生长在这里的自然世界与宗教意味对审美性的特殊观照等等，强烈地冲击着他的灵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上草的思想趋向，使他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面对西部的大美景观和向善向美的人情风物，原上草开始了艰难而又漫长的人生思索。他把人性的特质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里重新审视，不断放大自己的思想，苦苦地寻求真正诗性的精神道义。

最近，《甘肃诗人》诗刊“甘肃诗人金典”的作品评语写道：“（原上草）内心诗性世界的无比博大，与自然世界的审美观照，使他的诗形成一种自然与崇高的境界……诗意自然如缓慢的行板，而这恰能彰显诗人内心的无限与博大。”原上草这种诗风的形成，恰恰就是他身居青海巍峨雪山和苍茫草原上的人生磨练和精神升华的必然结果。

从1995年到1998年的三年间，原上草在工厂里一面做工一面思考，始终不忘自己胸中飞扬的热血，在960度高温的电解槽旁的烘烤中张扬自我意志，在高强度体力消耗的同时，始终坚持写作，笔耕不辍，在《青海日报》等一批较有影响的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大量诗歌作品。他在短短的时间内成长为工段副段长、全厂唯一一个生产车间的党支部兼职书记，后来又成为专职书记、公司党委委员，由一个生产工人成为了一个企业政工人员。他在公司里组织青年工人成立了“雪域文艺社”，创办了《海北铝业报》，考取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大学文凭。也就是这三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文艺思潮日新月异。如果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朦胧诗”的崛起及其命名方式本身蕴含了深刻而丰富的诗学话题的话，那么，20世纪最后的几年，由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空前剧烈的转型，中国当代先锋诗的写作一度呈现出某种耐人寻味的“断裂”与转向。在“朦胧诗时代”，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们，创作出了一大批影响广泛深远、为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诗歌作品，构成了许多读者深刻而清晰的文学记忆，并在时间的流逝中建构出一种难以重现的“诗歌神话”。20世纪90年代末期，王家新、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一批在80年代显露锋芒的青年诗人开始在其创作中自觉追求知识分子精神向度，作为一种强调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立场、注重修辞的典雅、追求复杂技艺、在美学趣味上有贵族化倾向的诗歌写作向度，具有颠覆意义的“知识分子写作”开始浮出文学史的地表，其中，王家新的《卡夫卡》，西川的《十二只天鹅》、《书籍》，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孙文波的《在傍晚落日的红色光辉中》，臧棣的《未名湖》，西渡的《保罗之雨天书》等成为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诗歌写作向度，“知识分子写作”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贯穿整个90年代，并一直绵延至当下。

纵观原上草的诗歌创作轨迹，从1995年到青海藏区至2009年北上鲁院的十四年，是他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四年，是他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十四年，也是他生活状况产生质的飞跃的十四年。1989年，他被调入海北州民族歌舞团担任编剧，从此步入了真正意义上文艺工作者的行列，他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创作了一批舞台演艺台本，进一步充实了他的直接艺术体验。不久，他又被抽调到当时的州委宣传部参与筹备海北州委机关报《祁连山报》，主持文艺副刊及报纸试刊5期后，同年9月又开始参与筹备海北州文联的前身——“海北州文学艺术爱好者联谊会”，在2002年海北州文联成立之际，他又被调入州文联，并担任州委宣传部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主编《金银滩》文学杂志，期间一直负责编辑《祁连山报》的文艺副刊达7年之久，2006年考取国家公务员，担任海北州文联副主席。他还在这期间主持创办了立足青海、面向全国的《西部诗报》，拥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作者群，发行范围达全国近30个省市和地区，在全国诗歌类报刊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十四年间，原上草以自己的精神主旨为依托，以西部高原辽远苍茫的博大和淳朴清新的自然风物为背景，以一个诗人独有的洞察力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为动机，试图揭示有关历史、现实、人性、道德、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的真实存在和扭曲，创作出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诗歌作品，作品的发表量一路飙升，在国内频频获奖，逐步成为“海北当下牧诗者中的年长者与牵引者”（章治萍：《说说当下海北诗坛的牵引者原上草》），原上草的名字在青海甚至全国诗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生成定型及环境的日益宽松，诗歌写作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态度等方面呈现出新时期以来罕见的丰富性和驳杂性。网络文学的出现或许是中国文学进入“个人化写作时代”的开端，仅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看，“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书面语+口语”的“复合型写作”并行不悖，且持有各种语言写作向度的诗人人数众多，蔚为大观。“新世纪诗歌趋势”不能不说对原上草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的原上草已然在某种角力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日益成熟，他内心中积聚已久的感伤情怀自然地点燃了他的生命之光，挣脱意识在他的诗歌中更加显现，更深刻的觉醒意识强烈地冲击着他的精神内在，他的诗歌不得不在精神的层面上不断寻求人性回归的途径。

原上草相信巴尔扎克的一句话：“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冬夏的原上草，在此刻感受到了一种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的心灵阵痛袭击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清楚的知道，这种阵痛来自于人类本身。他的目光此时看的更远更辽阔，他就像一个“甲壳虫”的肌体，沉重的外壳一方面是自己面对危险时可以用来隐蔽的坚强堡垒，一方面又是自己的灵魂难以负重的压力源泉，那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挣脱沉重的外壳就会有撕裂的疼痛。“把我们内心世界中的龌龊部分暴露出来，从中寻找积极地、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是些人类尊严最不愿意看到的部位，他们就是在这些习惯势力中，在任何一种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质上是愚蠢的部位找寻积极的因素”（尼采：《道德的谱系》）。正当原上草处于精神最具迷茫和困惑的时候，这种“积极因素”便接踵而来，导致了原上草人生的第三次转折或曰精神思想的一次飞跃的生成。

2009年，原上草以诗性的理性思考为介质，从青海高原一片被人为赋予神秘感的草原上，拎着沉重的介于积极与非积极之间的一种怪异的愤懑和困惑，走进了鲁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课堂。在鲁院的四个月学习生活，他无异于经历了一场“在野蛮的兽性和人性的艺术之间，在自然的冲动与精神向往之间”的巨大的“理性冲突”（原上草：《抗衡痛苦》），他越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充当“两栖动物”的形神容貌，他开始更加坚定地用诗人独有的“第三只眼”攫取理性的思想，四十多年生命的深层体验“更接近一种内在的生命本质”（原上草：《诗人的第三只眼睛》），试图以更高层次的诗性的思考将自己带入一种超然的境界。在鲁院，原上草遇到了比自己预先想象的更广阔的思想空间，有机会把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对社会的考量、对人性的回归性写作意识甚至对人类本身的无数互为依附又互为排斥的矛盾，放置在更高层次的思想天平上，站在“高处”俯视灵魂，站在“低处”仰望生活。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创作风格一改前辙，转入了更为深刻的思索和更高层次的哲理揭示，在意志挣脱和诗性回归的路径上更趋于精神层面上的突围。

在结束对诗人原上草于中国文学和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大背景下的成长经历的讨论时，我愿意与读者分享他自己在早些年前写下的一段话。在我看来，这段话是原上草具有某种“先见之明”特质促使下的对他自己局部精神总结性语境的概括：

“当诗人触到大海的礁石，正默默地经受海浪扑打的瞬间，他终于发现了，它就是能够代替自己倾吐久已积淀的思想的载体。那斑驳的礁石，何曾不是经受了苦难的诗人自己，何曾又不是一个‘民族’生存的艰难的现象？这二者内在酷似的因子便相互渗透了，合而为一了，此刻的礁石就不仅仅是一尊礁石了。……作为一个诗人，从灵魂的黑暗夹层里解脱出的唯一途径，莫过于破译出心灵跳跃的那些密码，使这些密码变成能够感染读者的艺术品，并且得到美的熏陶，那这种主客体含义的互渗手法，仅只是产生诗美的手法之一。”（原上草：《诗美小谈(一)》）。

二、原上草其诗——个体微观意义上的精神趋向

我试图对原上草各个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以写作年代的延续性为线索作一个透视性的总体评价。当然，这样做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以这样的解构方式讨论一个诗人的诗歌作品，从中找到建构诗人主体精神框架的主要因素，就必须涉及到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道德，而社会道德底线又是不可逾越的，并且如履薄冰。

如前所述，诗人原上草在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曾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这三次转折，无论在现实的向度上还是在意识的维度上都直接体现为诗人精神层面上的蜕变，同时，诗人的这三次人生转折催生了诗歌主体思想的变化，自然地生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三个不同阶段，即：自觉期、自省期和自为期。

1、1984年——1994年的十年，是诗人创作的起始阶段即“自觉期”

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思想影响下，中国文学复苏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青年作家（诗人），在写作初期，都会心存对社会的美好憧憬，有时候，这种“美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个阶段的作家（诗人）在心理上持有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一切事物（哪怕是腐朽的、堕落的甚至是丑恶的事物）都会在创作主体的精神意志里还原为抽象的“美的原点”，总会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非美好的事物都会向美好的方面演化”的朴素的文学愿望，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就会以“赞美”的形态表现在他所创作的作品当中。而当创作主体在这个过称中，一旦找到了一种难以逾越的思想结点，即：对美好事物的“反观意识”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会出现“自我反观”的思想形态，创作思想的“亢奋期”宣告终结。这种“反观”是建立在创作主体自身体验的基础之上的，是对社会意识和社会道德的一种“准理论化”的自我判断，标志着创作主体的创作行为进入了一种自主意识状态下的“自觉”阶段。

先来看一首原上草创作于1989年的诗歌作品，题为《秋风奏起悲歌》，在这首诗里，诗人的“自我反观”意识较为明显：

秋风奏起悲歌，蝉的和弦隐去

乌鸦竭力撕破夜的峡谷，我把衣领翻起

在原地徘徊，徘徊成高跟鞋难以通过的太阳城

数一束束目光，像一道道有耳的墙

心渐渐萎缩，想起流浪的太阳，慈祥的土地

我把衣领翻起

在这首诗中，开篇就在“秋风”的背景意象下建立起了以“蝉”为主体意象的诗意环境。就生活经验而言，通常状态下，秋是收获的季节，有蝉的惬意的鸣叫。而诗中对生活逻辑有意识的反向排列，对揭示主题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高跟鞋”这个意象在这首诗里的出现，实际上是诗人对社会革新的某种期待，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道德的一种隐喻性评价，是典型的双重意象的运用，由此也可以凸显出诗人“自我反观”思想形态中的“社会道德自我评判”意识。诗中反复出现一种指向性行为描述：“我把衣领翻起”，是诗人下意识的回避心理的表露，这种心理又暗合了本诗的主题。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回避呢？这时的原上草似乎已经嗅到了当时社会的某些“阴暗潮湿的角落”的气息，正在转型的社会现状和当时人们道德精神的转向，使他的“心渐渐萎缩”，他的眼睛已经开始“负载着展示现实促人猛醒的使命”（原上草：《诗人的第三只眼睛》），但是他找不到有效的“济世”途径，他心中仍然向往驱赶阴暗和潮湿的太阳，仍然渴望一片“干净”的土地。这首诗的意旨无疑是向上的、积极的人性张扬，诗中所透露出的无奈与迷茫，是诗意的铺垫。诗人向往的其实是人生的收获和精神层面上的土地和太阳。就创作技巧而言，这首诗较好地运用了暗喻的文学创作手法，将锋芒直指社会现实，是诗人精神的“唤醒的过程”。

原上草在创作的“自觉期”的十年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经济大潮来临的迅猛程度在国人看来异常空前，改革开放在使长期封闭的社会各领域的“冰冻”状态迅速得到回暖的同时，各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新矛盾，也使当时的社会充满了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精神焦虑，随之而来的是某些社会层面上道德失缺的畸形趋势的出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直线的，特别是在每一次社会转型之际，往往都要经历一番“道德的阵痛”。唯物史观告诉我们：道德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不能摆脱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不是道德决定社会发展，而往往是社会发展决定着道德的发展，决定着它的水平和高下。难能可贵的是，原上草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就意识到了新的文化自觉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他便将这种自觉的思想形态以诗性的思考作出了传达：“探不明这幢楼到底有多高，有多厚，有无数的∕窗户透出各自的光，幽暗的走廊在黑中探索∕音乐挤不出水泥的墙壁，呜咽不息∕我的步履风尘而忧郁，寻觅一道缝隙，目光赤红∥……倘若有木门的开启声∕我会久久不能入眠，热血涌动”（《一幢楼》，1990年）。

我们再来解读一首他创作于同一时期的诗歌《想起石头》（1990年）：

想起石头，是在河边散步的时候

细细想想，就流泪不止

在河边的麦田

在麦田簇拥的村庄，喜欢想一些周围的物体

偶尔想起石头，便想起一位碰撞了几千年的汉子

尽管过着流浪的生活，周身依然棱棱角角

诗中，“石头”代表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道德，想起石头，我们就想起了“硬朗”。而诗人在“想起石头”的一刹那，却“流泪不止”，这是对社会道德的呼唤和某种道德扭曲的惋惜。“麦田”、“村庄”等意象的出现，现实传统的自然流露，更加突显了作为华夏文明存在的具象化载体——农耕意识在诗人精神上留下的深刻痕迹。在这首诗中，诗人以“石头”自拟，充分地表达了个人意志和情绪，又不失对生活现实的描述，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深厚的土地情结和农耕意识再现，揭示了“尽管过着流浪的生活，周身依然棱棱角角”的社会道德本质。

这一时期的原上草，在对上述社会道德现实形态的思考中，创作了一大批值得诗评者及读者叫好的诗歌作品，如：《有种神鸟》（1990年）、《那场风暴走过之后》（1991年）、《习惯仰望》（1992年）、《我们以墙的方式生存》（1993年）、《女人是水》（1994年）、《旧事》（1994年）等，其中，《我们以墙的方式生存》具有一定代表性：

我们以墙的方式，生存在墙与墙之间

有的墙底基坚硬，便有加高的可能

有的墙越活越矮，也并不奇怪

我们在大道上争先恐后，希望墙裂开一个缺口

我们以墙的方式生存，我们品尝相互围困的滋味

有的墙因参悟而透明，有的墙仍然加厚加高

其实，我们谁也围困不了谁

我们毕竟只是一堆会走路的沙土

经不起岁月的剥蚀和风化

我们在时间面前都会纷纷坍塌

这首诗明显隐含着“大彻大悟”式的“宗教意味”精神取向，看似解脱，实则陷入。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创作这首诗时的社会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推进阶段，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后，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承包制只有激励没有约束，一度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连带社会道德操守问题的“畸形”经济趋势。实践证明，道德伦理不应该外在于经济活动，而应该是在经济活动之内的。市场经济本身需要有道德作为基础，它不仅是法制经济，而且应当是道德经济。经济制度变革与道德观念变革是相互适应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思想道德的改变。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道德背景下，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阵痛”开始显现，社会道德的滑坡和世俗人情的炎凉，渐入当时虽在“体制外”但在“国企内”的诗人的内心，他以“参与者”的目光审视着当时社会的局部道德形态，“品尝”到了一丝“相互围困的滋味”，一方面不得不“很入流”地在“大道上争先恐后∕希望墙裂开一个缺口”，一方面又对人生终极意义上的结局心知肚明——“我们都会在时间面前纷纷坍塌”。面对道德和心灵的“围堵”，诗人的灵魂震颤了，不得不以生命的名义发出嘶声力竭的呐喊了：“很多日子，我都在仰望中度过∕仰望那些高大的人物，是怎样倒在阴谋的风中∥很多日子，仰望作为我的脊椎∕使我未曾向任何风势屈下腰膝”（《习惯仰望》，1992年）。

原上草在这一阶段的总体创作倾向是：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将笔触伸向社会的“泛空间”，个性化创作意识相对淡薄。

2、1995年——2009年的十四年，是诗人创作的成熟阶段即“自省期”

原上草以诗歌作为自己思想的载体（也是唯一可以成立和依赖的载体），在精神的层面上做着艰难的人生考量时，也许，他在个体思想震颤中并无暇顾及自己思想的内涵趋势。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作家(诗人)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行为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时，他就会自觉地回到文学本身，对生命的原始价值以及客观社会的意识存在做出判断，这是时代赋予的必然。原上草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习惯了仰望”的他终一日会“习惯俯视”。

从兰州到青海藏区，地理概念上的由“低”变“高”，地域风物的截然不同，改变了原上草的思想发酵空间，他开始在青藏高原的风雪中走向自己精神的高地，开始在夏日暖暖的阳光下，倾听草原的呼唤、河流的鸣唱、雪山的沉吟、峡谷的回响、牧人的喘息……他的情感一下子饱满起来了，目光所及之处，到处是精神与现实的碰撞，灵魂与生活的交合状态使他感到更大更深刻的生存问题迎面而来，与他撞个满怀。逃避没有出路，强烈的人性回归意识和在本体意义上精神领域里的“突围”意识，促使诗人反叛了自己“创作的自觉”，具有颠覆意义的意象被植入诗歌文本，从而使他的创作开始走向以文学的本质意义和主体意识对社会的价值评判为主要思想内容的“自省期”。

创作于2008年的《走进藏北》，虽然不为更多的诗歌读者所熟知，但这首诗是原上草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天地苍茫，一派寡黄，一阵阵罡风先是纠集力量

在藏北天马行空疯狂的叫嚷，远处的雪峰

参悟了佛事，以持久的耐力闪着沉默的冷光

是谁藏匿了动人的鹰笛，是谁按耐住了悠扬的拉伊

是谁甩动抛石麻木地赶着牛羊

又是谁将双脚浸泡在雪中默默地眺望

每当我嗅到极地死亡的气息和召唤

都会以急促的喘息助长罡风的气焰

当飞鸟的双翅草屑一样，在我心空划出一道道伤痕

幽蓝的天空下，我深深地感到

这些草芥一样卑微的生命，终于使我读懂了藏北的灵魂

在“天地苍茫，一派寡黄”的西部高原，“罡风”纠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参悟了佛事”的诗人，“持久的耐力闪着沉默的冷光”？只有身处西部高原，只有亲身感受到高原那沧桑而又博大的情怀，诗人才会有这种来自灵魂身处的诘问！诗人并没有沉浸在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在诘问的同时，当然懂得用温暖的人文情怀关注这里的生民现实，“在藏北天马行空疯狂的叫嚷”中，牧人们“藏匿了动人的鹰笛”，“按耐住了悠扬的拉伊”，“麻木地赶着牛羊”，“将双脚浸泡在雪中默默地眺望”。此时，一种使命感在诗人心中由然而生，他向着“极地死亡的气息”的召唤，试图用全部的激情“拯救”一切生灵，尽管“心空划出一道道伤痕”，但诗人面对现实的残酷和冰凉，却依然“读懂了藏北的灵魂”。

这首诗，可以说是原上草对茫茫西部人文关切的宣言式的呐喊，是原上草诗歌创作中人本思想的充分表达。西川说：“诗歌应当面对自然，人是自然的回声，以自然的伟大而伟大。”原上草在面对西部时，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颤栗，强烈的自省意识使他的诗歌创作向人性情怀的范畴无限扩张，一种文化的自觉已经形成，反映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的主旨精神就是直面自然，关注人类道德本身。

精神的回归是原上草诗歌作品中具有精神重塑意义的主题，他将“黑夜”这个意象植入自己的诗歌领地，以怀想的情绪唤回本质意义上精神回归的途径。“那些撕碎的雪屑，犹如死去的阳光，堆积成乳峰∕照耀阴暗的痛楚，滋润干渴的思绪”（《回归》，1996年）。这里出现的“死去的阳光”是原上草“黑夜”意象的前身。《回归》的最后一节写道：“鹰的鸣叫，是纠集力量的号子∕浮躁季节的遗痕，已荡然无存∕在储存阳光尸身的高地，抑或雪野的最深处∕母亲在轻轻地呼唤我们的乳名”。浮躁早已“荡然无存”了，这就点明了诗题，是诗人“在储存阳光尸身的高地”将回归的心灵缘由与精神的还原融为一体，在灵魂困顿的极致之处获得更丰盈的人生体验的力量。痛到极致就会产生一种伤痕般的美感，切肤的生命体验在诗人的内心中生成了以“漂流”为表现形式的精神之旅，诗中出现的“鹰”、“王”等意象，在诗中与“死去的阳光”、“储存尸身的高地”等意象组成强大的意象群，排列布阵，在诗意的表现上加重了“回归”的迫切性。

诗歌《隧道》创作于2005年。在这首诗里，“黑夜”意象的植入，将诗歌场景定格在“隧道”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对植入“黑夜”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穿过时间的隧道，飞逝的速度使我紧紧抓住一根稻草

在持久的黑夜里，我把惊恐的双目紧闭

一切行囊及牵挂的人，都抛在一阵阵撕裂的阵痛之中

我听见天堂传来的音乐情切缠绵

我慢慢睁开惊恐的双眼，眼底的秋凉似雾如烟

“稻草”、“行囊”、“音乐”、“秋”等意象，为主旨意象“黑夜”作了完美的烘托，最终将诗人的精神落于“撕裂的阵痛”上，感受“惊恐”如切肤一般，鲜明而又深刻。

原上草创作于1997年的诗歌《雪花》，只有区区两节五行，却蕴含着大量的精神信息：

一群雪花扇动阳光的翎羽，盘桓雪峰之巅

这些上帝宠爱的孩子总喜欢抵达最高的海拔

“喝着上帝赐予的圣水，听着平民琐碎的事情”

它们在高原风的嘶鸣中，喜欢在穷极的山峰间飘逸

高原屏声静气，世界屏声静气，人类好像回到了初始

地域风物环境的变化，给诗人的初印象是“静”，静得使诗人听到了雪花飘落的声音，“高原屏声静气，世界屏声静气，人类好像回到了初始”，尽管是“在高原风的嘶鸣中”，但那些“扇动阳光的翎羽”的雪花还是必然地来临了，“喜欢抵达最高的海拔”是诗人内心赋存的精神向往，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喝到“上帝赐予的圣水”，才能听到“平民琐碎的事情”，呼唤人性理性回归的思考在作品中得以凸显。

原上草善于对现实世故的诗性描写，直击社会道德心理的堕落，写“莲”可以是“凝聚着内心的颂词”，一反“出淤泥而不染”的常态化模式，击破的只能是“污秽的水面”，却最终无力击破道德的沦丧，暗喻手法在《诗海拾贝》（2000年）这首诗中运用的妙趣横生：

……

有的石头因棱角，被风浪掀翻

有的石头因圆滑，却稳坐河岸

上帝说：天上孤单，到处是天神的笑脸，我想下凡看看

市民说：凡人除了上班下班，每家都装上了猫眼

原上草准确地把握了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中，传统道德被冲淡，文化道德颓废，各种社会心理并行充斥，并留下人们灵魂中鲜明的精神裂痕，价值观蜕变为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的意识因素，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代人的空虚感随之而来。“现代人把自己来和别人比较，别人有才华，自己也希望有；别人有地位，自己也希望和他一样；别人有好的享受，自己更要看齐。在这种比较下，人们开始模仿别人，东施效颦蔚为风气，在赶流行、在赶潮流中迷失了自己。现代人竭力使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日子久了，也就发生了否定自己的空虚感，这是快乐不起来的根本原因”（郑石岩《禅。生命是我微笑》）。在原上草的诗歌作品中，对美好的期盼赋予了宗教意味，在道德审度的时候发出了这样“叹息式”的声音，就文学作品而言，可谓意味深长：“我独自坐在街边一家简陋的酒店∕接受雪光对我的嘱托∕隐隐听见一曲梵音，从我心田流过……”（《一个寒冷的夜晚》，2003年），这是心灵的发现，是对人性回归的真切呼唤。

这一时期，原上草创作了大量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式的诗歌作品，有对苍生万物的关注，有借物喻情的自我情绪表达，有对社会事件的直接问询，有对爱情、亲情的明显表露，《花朵，大地小小的嘴唇》（2003年）、《等待春天我很有耐心》（2004年）、《非典时期》（2004年）、《在你离开的日子》（2004年）、《一扇门》（2004年）、《抚摸是一种温柔的枷锁》（2004年）、《车过高达坂》（2004年）、《高处与低处》（2004年）等作品中，“花朵”、“春天”、“玛尼堆”等大量的意象不断出现，形成复合型意象结构，诗人对社会、人性、历史、道德的关注和自己思想意志的坚守、对人性回归途径的漫长而又艰难的探索跃然纸上。如《一扇门》：

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深夜，我用一把金色的钥匙

将一扇门打开，扑面而来的馥郁，使我顿觉春暖花开

还是那扇门，却将我深深反锁，把时光踱成寸寸寂寞

我在期待有人重新将它打开，我急于逃向大街

我知道炎夏已触到了秋的额头

天高了起来，云淡了起来，天空清冷明净了起来

一枚青果倒悬深蓝的天幕，悬而未决

秋风渐渐地凉了起来，凉了起来……

诗人对自我内心的反复审度，思想的某个空间在穿过四季的时光时“逃离”。这首诗是原上草“挣脱意识”表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又如《高处与低处》：

一群繁茂的叶子，在春天里沿枝梢纷纷攀高

无法攀上高处的叶子，一大簇一大簇的摇曳在底层

攀升到树梢的叶子，整个季节都生活在无端的风向里

它们在风中的听觉，胜过了低处的叶子

诗人直击思想道德的深处，灵魂的震颤引发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的变化，而是一种隐痛。“低处”的无奈与“高处”的无助交织成复杂的意识景象，使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信息。

在原上草创作成熟期十四年的诗歌作品中，我想重点介绍他创作于2005年的两首诗，一首是《在哈尔盖》，一首是《站在祭海台上》。

先来看《在哈尔盖》：

在哈尔盖，我无法仰望星辰，这是早晨

凛冽的风火一样灼人，一场薄薄的雪均匀摊开

我看到了神往的祭坛，很空阔

一群麻雀，在雪地觅食，叽叽喳喳飞向一株

低矮的白杨树杈，稀奇的张望，然后不屑一顾

一切归于静寂，我一直未听见旅客的喧哗

这是青藏最边远的一个小站，等待人们最后抵达

很明显，这首诗的灵感触发点是“哈尔盖”这个“青藏最边远的一个小站”以及西川的那首名诗——《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因为是早晨，诗人无法与西川一样“仰望星辰”，诗人看到的是“一场薄薄的雪”，麻雀们在雪地里觅食，“一切归于静寂”。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下，诗人在静候“人们最后的抵达”。这首诗给人以空旷而恬静的诗意美的同时，也引人展开无尽的联想和遐思，“凛冽的风”为什么像火一样会灼伤人？“神往的祭坛”何以“很空阔”？人们在静默中最后要抵达哪里？灵魂的沉重与精神的张扬在矛盾中并行。

再来看《站在祭海台上》：

刻着藏经文的石片堆在岩石上，经幡在身后猎猎有声

青海湖将浪花举出深蓝的忧郁，人们等待它的偈语

两个煨桑的藏人从马头俄博走了下来

一个在前面吹着冬根，一个在后面大把大把抛撒风马

我静静聆听湖内的秘密，那忧郁的眸子用一排排荷语

逼我节节后退。我突然听到了一句偈语。然后回头上岸

诗中，“偈语”本意为佛经中的唱词和谶言，“冬根”是一种藏族宗教乐器。祭海台位于青海湖北岸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境内的仙女湾，是当地藏族信教僧众每年以祭海仪式为载体举行重大宗教法事活动的场所。这首诗，是诗人的颤栗。诗人在宇宙、自然和时间面前，从内心中发出一种幻像——自己只不过是亿万片刻着经文的玛尼石和飘扬的经幡堆砌而成的祭坛，是一个在信仰的博大之中大着胆子却小心翼翼去领取圣餐的孩子，而诗人听到的那句偈语，也许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忠告：你可以藐视一切，但必须敬畏宇宙和时间！

这一时期的原上草也写过一些“应景之作”，这与诗人的工作环境有关，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不做赘述。

原上草在这一阶段的总体创作倾向是：以个体意识嵌入诗性思考，开始触碰社会道德失缺现象的本质，诗人的思想意识显著提升，忧患意识生成，“囹圄感”膨胀，“挣脱意识”凸显。

3、2009年后是诗人创作的深入阶段即“自为期”

纵观中国诗坛，在新世纪十多年来活跃纷繁的诗歌写作中，出现了两个颇为鲜明的艺术“增长点”。一个明显的“增长点”是“人性化写作”倾向的出现。“人性化写作”在诗歌的内容上普遍增强了人性体验的深度和广度，显示出对人的日常生存境遇与生命本身的关注。除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创作出一批力作之外，独立于“两大诗歌阵营”之外的一大批诗人均创作出了“人性化写作”的诗歌文本。另外一个明显的“增长点”便是近些年出现的“长诗热”现象。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进行着长诗的创作，意图通过营造在结构上较具规模与难度的诗歌文本来实现自己某种宏大的艺术追求。

从2009年原上草北上鲁院开始，他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和思想上都有了一次大的飞跃，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在鲁院得到了一系列全新文艺思想的熏陶，结识了一大批目前在全国文坛上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中青年作家诗人，并且在鲁院四个月的学习中，他接触到了许多文学前辈们的创作心得和创作经验，感受到了我国文学发展最新思潮的萌动，使得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诗歌精神轨迹；一是他在北京这个我国文化的中心城市得到了更好的文化环境支撑，使他得以更准确地把握新世纪中国诗坛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自己诗歌精神的升华积聚了正能量。

《我们一道挨着寒冷的黑》是诗人于2009年创作于鲁迅文学院的作品，这首诗从诗人精神的维度上对灵魂进行透视，虽然个体情绪稍感浓重了些，但对于人性本质的思考已趋于深刻化。诗中的二道沟河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条城中河，诗人进出鲁院都要经过这条河上的一座小桥。“二道沟河，黑黝黝的一道裂痕∕像稠密的岁月，看不见它的流动”。一条河，可以是“一道裂痕”，这时的诗人感觉到的是时间在精神空间里的停滞，岁月如陷阱一样，“我一脚踩空，难测夜色的深浅”，跌落的是诗人的灵魂。“这黑夜，巨大的张开的子宫∕更像一件被时光揉皱的破衫”。“黑夜”意象，象征社会心理的精神张力和道德空间，像“巨大的张开的子宫”，必将孕育一个新的生命载体，而这个“新生命”的诞生，必将“抛洒无尽的美艳”。当“一阵阵荷尔蒙的气息∕在北平的晚春里浓郁弥散”时，精神的“青春期”开始萌动，而这种美艳和着诗人“收敛”着的“内心的血液和光芒∕守候着一株低矮的小桃树∕它死劲攥紧枝条上的花蕾∕我们一道挨着这寒冷的黑……”。在无助中的精神守候，是冲破黑暗前夜的力量积蓄，是灵魂阵痛后的“静态”现状，将催生一个更大的“动态”结局，唤醒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在精神层面上必定显现的“爆发力”。

著名军旅女诗人康桥在谈到这首诗时有过这样的文字：“诗的字里行间，我读出的是一种浓重的夜色和陷阱一样让人不寒而栗的寒冷和寒冷中的不知所措和迷茫”（康桥：《我们精神的高处与低处——诗人原上草印象》）。

康桥与原上草在鲁院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康桥：“把你的黑夜意象放在鲁迅文学院来写。”

原上草：“黑夜意象放在鲁迅文学院合适吗？”

康桥：“鲁迅就是在黑夜里思考的，你喜欢抽烟，鲁迅喜欢抽烟，在鲁迅文学院你的烟头和鲁迅的烟头对接，将是思想的对接。……在黑夜里，如果你能感受到一种痛，那不仅仅是穿越时空的身体之痛，更是忧国忧民的大痛和大爱。”

后来，原上草写出了《在鲁院想起先生——与军旅诗人康桥谈诗有感而作》（2009年）：

在鲁院想起先生，常常想起那剧烈的咳嗽声

想起那夹着烟卷的手指，迷茫的烟雾中火光闪动

想起他以梅的姿态，在风雪中

掏出一根根火柴，来不及等待绿叶出场

就先让寒冷把自己擦亮，先生举着

一束束光芒，呐喊着在黑夜里歌唱

在鲁院想起先生，常常想起那剧烈的咳嗽声

每当深夜来临，我都会被一阵阵隐隐的咳嗽声

把灵魂咳疼

触发这首诗创作灵感的是两个诗人的一段对话，但真正支撑诗歌主旨精神的，却是原上草深厚的文、史、哲综合素养和真切的灵魂体验。

具有同样体验的代表性诗歌作品还有《三闾大夫》（2009年）：“阳光迷醉在楚国的天空∕朝野上下星光灿烂，颂歌如潮∕鹰犬们忙于离间，新王的宫殿建在云端∕大臣们一派晕眩∕旧王在遥远的秦国死里逃生∥在楚国的土地上，惟三闾大夫∕要用剑仗缝合大地的裂痕∕一柄高举的青铜剑∕在浩浩的楚国是那么的孤立无援∕你将锋利剑刃，刺向蓝天∕刺得内心无边隐痛∥……而你守身如玉，像一粒白米∕容不得别人对你灵魂的玷污∕你仰天长啸之后∕翻腾的汨罗江瞬间将你紧紧拥抱∕你跳进了干净而苍茫的内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新唐书·魏征传》），穿过时空，我们从诗中找到了屈原骨感的精神内核，同时也看到了诗人原上草崇尚“干净而苍茫”的精神本质和犀利的历史观及高尚的价值观。这样的诗歌散发着美学的和人格品德的光芒，诗人犹如一个人性的、宽和的普罗米修斯，但他不像是在盗火，他更习惯于以自身为火种，明亮又不失优雅地燃烧，只有在天黑的时候，你才能看见这孤独的人性之光。诗人以自我精神的觉悟恢复了个体的尊严，也恢复了诗歌的尊严，当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之后，却在诗歌的王国里悄然诞生，这就是诗人原上草在精神层面上的复苏和觉醒，这种觉醒是深刻的，他不愿守着陈旧的精神家园，渴望自己的精神突出世俗的重围，大有“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气概，使这种矛盾或者说张力更加敏感。正如康桥在评论《三闾大夫》时说的那样：“这首诗，成为他在鲁迅文学院的经典之作，也是当今诗坛上难得的好诗”（康桥：《我们精神的高处与低处——诗人原上草印象》）。

原上草在鲁迅文学院期间和返回青海后创作的诗歌作品，在风格上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以“自省”意识为基础转而上升为以“自为”意识为主导的创作理想，在精神的个体感知方面与自然、世界建立了关系，就诗人的诗歌创作活动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的同情与否不仅与人相关，而且也与一切动物相关。它们的生存就像我们人类生存一样：畏惧、承受痛苦，注定要死亡。……体验发生在你周围的不幸，对你来说是痛苦，你应该这样认识：这和同甘共苦的能力是同时出现的。随着你对其他生命痛苦的麻木不仁，你也失去了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做一个真正自觉的人，与世界共同生存的人，在自身中体验世界的人……真正的自觉在于，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生命意志，并深刻体会到：我们始终对自身和所有生命有责任”（施韦泽：《敬畏生命》）。原上草把诗歌与生命合而为一，把生命的体验放置在诗歌中，精神在瞬间得以放大，将自身对社会道德的自认评判与社会精神重合，“承接‘西方后现代浪漫主义’的写意风格，让读者领略到了‘浪漫主义’所遵从的情节离奇、想象丰富的文学理论所带来的哲理氛围，浓郁的主观上的个性体现使作品有了更为突出的层次”（路谨：《原上草诗歌解读》）。

除了上面所列举分析的以外，原上草在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还有：《在尘世行走》（2009年）、《机器》（2009年）、《梦魇》（2009年）、《今夜，我听到丝瓜的触须奔走在幸福的边缘》（2009年）、《鹰鸣的恐吓》（2009年）、《穿过光明与黑暗的夹层》（2010年）、《刚察：4月14日》（2010年）、《温暖的黑》（2010年）、《狗是怎样变疯的》（2010年）等，由于本文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逐一列举分析。

原上草在这一阶段的总体创作倾向是：理性思考上升至人性本质的层面，精神开始寻找诗性回归的途径，“突围”意识占据创作主旨的重要地位。

原上草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善于将个体精神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正确、客观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用诗歌艺术的手段强化文学作品对社会道德的描述，以人性回归的创作理念唤醒社会意识在精神道德领域的冲突和交结。

生活是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时代是艺术作品产生的契机，精神则是艺术作品的社会性延伸。面对大变革的社会现实，原上草用灵魂的铮响发现并书写着社会的隐痛，用思辨叩击人类精神的门扉。他的诗，看似以个体精神为主旨，对社会做出一种“批判”性的回应，实则表达了一个诗人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与欣喜，自然与博大的情怀有机交融于他的诗歌作品中，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对时代和社会的关切，在人类精神的本质意义上，具有强烈的人性回归呼唤和精神突围意识。

原上草对时代、历史、社会、人生的抒写，对人性理性回归的呼唤和个体精神“突围意识”的深度解析，传达给读者的无疑是对道德社会的重构和思考，是文学自觉在社会伦理层面上的碰撞。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上草的诗歌精神属于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这正是原上草诗歌作品的艺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之所在。

2012.12.25完稿于听雨轩

作者简介：牧子，原名刘维平，青海诗人、作家、评论家。1993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先后在《诗刊》《北京日报》《延安文学》《青海湖》《当代华文作家》《青海日报》《黄河诗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已出版诗集《回望家园》《牧子诗选》、散文集《穿过时间的缝隙》、导游词集《祁连忠魂》等专著。青海省作协、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青海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北州作协副主席、《金银滩文学》杂志编委、《西部诗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