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这是曹丕当年给文人下的精准定义，本不足为怪。但若相轻到变态之地步，演变成了相妒，离危险就不远了。初唐大诗人宋之问，只一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曾让多少回乡路上的人热泪盈眶。但因史料有含糊记载，宋之问有杀死外甥刘希夷之嫌，所以他作为文人相妒的典型批斗对象，被打上了“卑鄙小人”的醒目钢印，一直被绑在文学史的黑木桩上。窃以为，宋之问是否真的杀了人，尚可商榷，但“因嫉妒而杀人”之说肯定是可疑的。即使宋之问真的将外甥的诗作据为己有，并真的将外甥杀掉了，其动机就是因为嫉妒诗才吗？这桩唐诗血案的真相，恐没有那么简单。

一

    李国文先生在随笔《诗人的嫉妒——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中说，宋之问见到外甥刘希夷的诗作《代悲白头翁》，心生嫉妒，想据为已有，刘希夷不肯，宋之问就将他杀掉。这件事的直接证据来自《全唐诗》和《唐才子传》。在《全唐诗》中，宋之问的《有所思》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只有一句不同，准确地说，只有三个字不同，宋诗是“幽闺女儿惜颜色”，刘诗是“洛阳女儿好颜色”。以下就是宋之问的《有所思》，一首蒙上了凶杀色彩的绝美诗篇：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幽闺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交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飞。

    《全唐诗》在介绍刘希夷时，说他“为奸人所杀”，但没说奸人是谁，只是含糊其辞地补充了一句：“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这一句补充，可就要了宋之问的命了，既把这件事白纸黑字地留在了官方史册上，又用了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或云”。同样不太肯定的口气还见于刘肃的《大唐新语》：“……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窒之。”

    还有更要命的，就是《唐才子传》，不仅非常肯定地说刘希夷是被宋之问所杀，还描绘了杀人的具体细节：“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韦绚的《宾客嘉话录》也记载了他的杀人方式：“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

    李国文先生当然也知道，这起凶杀事件未必完全可信，但他列举了一些史料，分析了宋之问的“卑鄙小人”性格，并由此判断，宋之问是一个完全可能因为嫉妒而杀掉外甥的人：一是据《新唐书》载，宋之问一直巴结女领导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并经常为他捧“溺器”，足见其奴颜婢膝。一是据《旧唐书》载，宋之问在落魄之时，曾秘密告发他的救命恩人张仲之，使自己重新得宠，由此“深为义士所讥”。

    我看以上史料，或可说明宋之问这个人的确有些猥琐，但还不足以说明他会因嫉妒诗才而杀掉外甥。宋之问为张易之捧“溺器”，这事儿是真是假还不好说，也许因为坊间传闻他杀了刘希夷，影响搞坏了，有人便捏造一些猥琐的事情牵强附会地加在他身上。而且据《西京杂记》记载，早在汉代时，就有了一种叫作“虎子”的玩意儿，皇帝走到哪里，侍从人员就提着这玩意儿跟到哪里，以便随时伺候皇帝撒尿。可见，宋之问作为下属，即使偶尔提着“溺器”跟在领导张易之身后，也算不得什么，大约这就是当时的官场风气吧，或谓官方文坛的风气？

    至于宋之问告发张仲之的事儿，就更不好说了。那毕竟属于政治斗争事件，究竟是武则天应该倒台，还是张仲之应该被捕呢？也许此举正说明宋之问忠于国家呢？张仲之一伙要密谋刺杀女领导武则天家里的什么人，事关重大，他若不告发，岂不要引起朝纲混乱？宋之问也许正是抱着一颗“大义灭恩”的红心，报效朝廷，报效至高无上的女领导呢？

    当然，要想为宋之问杀人翻案，还是很有难度的。毕竟史料语焉不详，而且他将刘希夷的诗据为己有的说法，已死无对证，《全唐诗》上又明明白白地收录着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的两首诗，这些似乎已经辩驳不清。但我以为，即使不为宋之问杀人翻案，也有必要为宋之问的“嫉妒”翻翻案。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或轻或重耳，若将宋之问杀害外甥的犯罪动机解释为嫉妒诗才，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二

宋之问何许人也？

初唐时相当走红的大诗人，名气远远超过了刘希夷。后人谈初唐诗歌，总是绕不过去“沈宋体”的，因为“沈宋”二人对律诗的定型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里的“宋”便是宋之问。《旧唐书》说他被贬谪时，“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足见其影响之广泛。如此大名鼎鼎且深受人们喜爱的诗人，功成名就之后，怎么会嫉妒一个无名小卒的一首诗？而且还是自己的外甥？而且嫉妒到要杀掉他的地步？再说了，宋之问虽是舅舅，但比外甥刘希夷还小几岁，一个才高八斗且很著名的“小娘舅”，嫉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外甥”之诗才，实在难以说得通。

这其中必有不得已的缘由。

我想，宋之问之所以混到因为诗歌杀人的地步，可能与“宫廷诗人”的身份有关。作为一个深得女领导武则天欣赏的宫廷诗人，宋之问一定是有苦难言的，因为他经常要作一些讨女领导欢心的“应制之诗”。啥叫“应制之诗”呢？大约就好比武则天把小手一挥，说我大唐要开奥运会了，我大唐要抗震救灾了，我大唐的神五神六神七要上天了，尔等宫廷诗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肩负起讴歌帝国大好形势的责任。于是乎，宫廷诗人们集体挥毫泼墨，顺应时代要求，写出一些诸如今天的“兆山羡鬼”或“秋雨泪劝”那样的诗。此所谓“应制之诗”也。

写应制之诗虽有违本心，但宋之问毕竟才华横溢，所以也经常写得很出色。可不像今天的宫廷诗人如秋雨之流，虽著作等身，架子不小，但终究花拳绣腿，能否有一言半语流传下去，尚令人着急。喜欢唐诗的人都知道，宋之问有一首著名的《龙门应制》传世，据《隋唐嘉话》记载，武则天读了这首诗以后龙颜大悦，特地赏赐他一件锦袍。单从这首即兴而作的诗来看，宋之问获赠女领导所赐之锦袍，基本上还是靠真水平的，可不像今天的宫廷诗人如兆山之流，又是“总理呼”又是“主席唤”，虽巩固了省作协副主席的位子，但是否会落得笑柄乃至于让后世儿孙抬不起头来，尚令人忧心。

像这样的应制之诗，宋之问其实写了很多，有学者说现存十五首，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只是应制之诗大多为博女领导一笑，艺术价值不高，一如现在网络上的“临屏诗”之类，很多没有被《全唐诗》收录罢了。我们也该替宋之问想想，他经常围绕在一个喜欢诗歌的女领导左右，每隔一两天，就要像交作业一样写个什么应制之诗，既要现炒现卖，又要斟字酌句以防意识形态错误，时间长了，纵使宋之问再有才华，恐也疲于应付，难以出新了。估计他每日夜里做梦都想着女领导武则天，他倒不是想女领导半老徐娘的身体，而是想着明天陪她逛游之时，如何再能博她一笑？但辗转反侧，搜肠刮肚，总觉得江郎才尽，一如长期为同一个富太太提供特殊服务的小白脸，早已穷尽各种云雨的姿势，已难再玩出什么新花样了。

最后，宋之问只剩下一个笨办法，那就是平时极力搜集各种美妙诗句，记在心中，事先做好准备，以便应制之需。每当女领导骚情膨胀、雅兴勃发之时，他就在心里挑选合适的美妙诗句，再稍作发挥，一首应制之诗很快就完成了。有了这个笨办法，宋之问应付女领导的压力就缓解了不少。

想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愣头愣脑的外甥刘希夷找上门来了。

三

宋之问正在忙于搜集各种美妙诗句，以便应制之需，这时候，猛地看到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美句，当然是眼前一亮。不过我以为，当愣头愣脑的刘希夷拿出他的《白头吟》时，宋之问一开始并无私吞之意，亦无杀人之心。宋之问首先想到的，不是将这首诗据为已有，而是觉得如此美妙之诗，应当拿去应付女领导，如此才能真正发挥这首诗的价值。就宋之问当时的身份而言，他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事。

由此进一步猜想，宋之问当时一定和刘希夷商量过，而且反复商量了不止一次。想必刘希夷也很矛盾，先是疑惑，然后勉强同意了，然后又反悔，最终，还是不给舅舅面子，这就等于不给女领导面子。刘希夷反悔的时候，想必宋之问已经将这首诗呈给女领导看过了，一旦被揭穿，就是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宋之问可能是在被逼无奈之下，才起了杀心。应该说，事情一开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出了那么大的问题，闹到杀人的地步，我私下揣摩，事情的经过约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外甥兴冲冲地去找舅舅，呈上新作《白头吟》，讨个评语自慰。小娘舅热情接待，与老外甥闲坐于客厅，一起喝茶品诗，其乐融融。舅舅毕竟是个大诗人，一眼就看出《白头吟》与东汉宋子侯的乐府歌辞《董娇娆》有气息相通之处，于是大加夸赞，说此诗融会了汉魏歌行、南朝近体、梁陈宫体等诸家之长，自成清丽婉转之风，佩服啊！而且，叙事议论抒情都很棒，对比对偶用典也独到，特别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妙极！颠倒重复，排沓回荡，音韵优美，抒写了时光流逝的无奈，真实动情，真可谓神来之笔！外甥听舅舅如此抬举，激动得快坐不住了，对舅舅佩服的五体投地，连声道：还是舅舅谙熟诗道啊！晚辈受益匪浅。

过了几天，事情发展到第二阶段。起因是舅舅又为应付女领导的事烦心起来，再看看外甥留在书案上的《白头吟》手稿，写的真好啊！遂萌发了索诗之心。于是，舅舅主动把外甥约来喝茶，并试探性地问：“你那首《白头吟》，还有谁看过？”外甥说没人看过。舅舅便开始了第一次耐心的说服：“这么好的诗，要是呈给武后御览，她老人家一定龙颜大悦。”外甥一听，一开始也有些兴趣，要是因此得到女皇帝的赏识，以后可就衣食无忧了。可是舅舅又说了，这首诗要以他的名义呈给武后，而不是以外甥的名义。外甥听罢一愣，心里马上又动摇了，便搪塞道：“呵呵，舅舅，我可只是个喜欢喝喝酒、弹弹琵琶的主啊，当官的事，我是没啥兴趣的，也不是那块料啊”。舅舅一听此话，顿感无趣，觉得这个老外甥太不识抬举，真是个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罢，由他去吧。就这样，舅舅的第一次说服失败了，索诗未成。

但舅舅并未死心。第三阶段，是舅舅成功说服外甥的阶段。想必舅甥二人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促膝谈心。这一次，舅舅除了准备上等好茶，可能还准备了好酒。酒过三巡，舅舅语重心长地说，庭芝啊，你可是我的亲外甥啊！我还能不处处为你着想吗？你幼年丧父，可不能丧志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也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前程？不过，好事情总是要慢慢来的，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嘛，你想啊，我要是直接向上面推荐你，武后一定以为我徇私情，反而把好事搞砸了，所以你最好先把这首诗送给我，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一定向武后禀明实情，隆重推荐你，事缓则圆嘛！再说了，把《白头吟》送给我了，你不还有八首漂亮的《江南曲》吗？丝毫不也影响你的文学成就嘛！“不会吧，一首诗歌就能定荣华富贵？”外甥虽然已被舅舅的诚恳有所打动，但还是有些不解。“呵呵，我的老外甥啊，这你可就不懂了。你成天游乐玩耍，对庙堂之事哪里知晓？舅舅可是天天围着武后的屁股转啊，她老人家喜好什么样的诗歌，我还能不清楚？你一定要相信舅舅，就凭这首《白头吟》，就可能为你打开人生的通路。”舅舅如此苦口婆心，外甥深感亲情难却，再加上喝了几杯小酒，脑袋一热，终于经不住劝诱松了口，同意将诗送给舅舅。第二次索诗成功了。

最关键的是第四个阶段。外甥前些天之所以同意送诗给舅舅，想必主要是碍于情面，或酒后冲动，后来回家细细一想，又有了反悔之意。外甥为何反悔？或出于维权心理，或受了外人挑唆，不得而知，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外甥这一反悔，舅舅可就骑虎难下了，因为舅舅已经将《白头吟》改名《有所思》，呈给女领导看过了，女领导也大加赞赏了一番。这时候如果外甥站出来揭穿真相，舅舅必因欺君之罪而招杀身之祸。被逼到绝路上的舅舅估计与外甥大吵了一架，舅舅说：你身为晚辈，怎么能说话言而无信？以后还想混吗！外甥说：你怎么能将“洛阳女儿好颜色”改成“幽闺女儿惜颜色”？改得真臭！两个人都愤愤然，不欢而散。

大吵一架之后，舅舅越想越不放心，这个愣头愣脑的老外甥要是真的弄出什么傻事来，可就不得收场了！于是引出事情的第五个阶段。舅舅只得放下架子，再次主动约请外甥来喝茶，外甥虽然应约去了，但态度很固执，舅舅免不了又是苦口婆心地一番劝说，并用女领导的变态脾气威胁外甥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在文坛弄臭了名声事小，若弄个欺君之罪，我们俩可就都完蛋了！你听说过汉朝时的吕后吗？她将戚夫人的四肢砍去，弄成人彘，你若不知天高地厚，非要胡来，当心武后把你也弄成人彘！”舅舅软硬兼施，还以“诗谶”威胁外甥，说你那两句诗里的“人”和“花”一对比，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啊！我看你近日精神恍惚，印堂发黑，恐有邪气附身，你要是再闹事，可要当心后果啊！可惜的是，外甥的大脑就是个一根筋，任凭舅舅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临走时还威胁舅舅，说要把送诗之事传出去。

这可真是把舅舅逼上了悬崖，事情的最后一个阶段，自然是舅甥二人的谈判彻底破裂，舅舅考虑到保命要紧，经历了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万般无奈，遂起杀人灭口之心。舅舅心里想，对付这种智商较弱、不通情理而又固执到底的愣头青，杀人恐怕是唯一的办法！于是舅舅又忍气吞声地主动去找外甥，假意请他来商议最后的解决办法，命下人杀之。可能是被外甥不顾舅舅死活的行为气坏了，舅舅的杀人手法的确有点狠，据传是“以土袋压杀之”。这也实在是被逼急了，不给别人退路，也就是不给自己退路嘛，梁山好汉杀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何况文人？

四

其实，宋之问未必就是个卑鄙小人。

早在《题张老松树》那首诗中，他就坦言了自己的人格追求：“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虽然，诗是诗人是人，但宋之问的心胸绝非狭窄，他的很多诗歌，或大气，或脱俗。如《初到陆浑山庄》：“授衣感穷节，策马凌伊关。归齐逸人趣，日觉秋琴闲。寒露衰北阜，夕阳破东山。浩歌步榛樾，栖鸟随我还”。又如《夜饮东亭》：“春泉鸣大壑，皓月吐层岑。岑壑景色佳，慰我远游心。暗芳足幽气，惊栖多众音。高兴南山曲，长谣横素琴”。甚至，宋之问还有一些表现世外主题的诗歌，似乎抒发一种高蹈出尘之志，这首《雨从箕山来》堪称代表：

雨从箕山来，倏与飘风度。

晴明西峰日，绿缛南溪树。

此时客精庐，幸蒙真僧顾。

深入清净理，妙断往来趣。

意得两契如，言尽共忘喻。

观花寂不动，闻鸟悬可悟。

    向夕闻天香，淹留不能去在这个世上，白手起家何等不易，宋之问又不是太子党，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没有任何经济背景，其父留给他的只是所谓“三绝”的精神遗产。写作方面，宋之问固有才华，但在文坛也没有任何裙带关系，没人帮他吹捧，不像现在的什么总编辑的女儿，某教授的媳妇，互相发表、互相写个评论什么的。尽管没人吹捧，宋之问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中了进士，在诗坛混出了名声，武则天破格任用他之前就已经颇有诗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之问也是幸运的，要不是女领导武则天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唐的庙堂之上根本就不会有一个叫宋之问的人。

    后人讥讽他拍女领导的情人张易之的马屁，其实据史书记载，真实的情况是张易之“雅爱其才”，而且当时与宋之问一起亲近张易之的人还有很多，且都是著名文人，如杜审言、阎朝隐、沈佺期、王无竞、尹元凯、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等，难道那些人就不是拍马屁了吗？至于说他给张易之“捧溺器”，这究竟是奴颜婢膝还是能屈能伸，还真不好说，勾践还给夫差当过马蹬呢，大名鼎鼎的王维还一边故作隐居，一边写信巴结当了宰相的张九龄呢，看看王维在《献始兴公》那首诗中表现出来的求官心切，便知这个世外高人的心里是何等猥琐了：“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宋之问的诗中似乎还找不到这等恶心的言辞吧？

    至于说宋之问不讲恩情义气，秘密告发张仲之，这究竟是忘恩负义还是政治分歧，也不好说。哥们杨炯死后，宋之问写了一篇《祭杨盈川文》，字字凄切，句句悲凉。而他的很多赠诗，都表现出深长的情谊。如《赠司马承桢》：“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又如《送赵六贞固》：“目断南浦云，心醉东郊柳。怨别此何时，春芳来已久。与君共时物，尽此盈樽酒。始愿今不从，春风恋携手”。还有《送杜审言》：“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其笔下的朋友情谊尚能如此，何况救命恩人？

    说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就更可笑了。宋之问做官，最大也就做到五品学士，在大唐那样的太平盛世，五品文官能干出多大的政治事业来？何况他的工作主要是编书，以及在编书之余作些应制之诗取悦女领导。郭沫若的官不比宋之问小吧？胡适的官也不比宋之问小吧？他们的政治作为又在哪里呢？宋之问也不是没有政治理想的，也不是不体察民生，“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便是一例，但时代没有赋予他实现政治抱负的更好机遇，或许他只是为诗歌而生的，所以他选择的道路是一面官场逢迎，一面在诗学实验上创新，完成前人新体诗运动，为后人定型律诗，最终成为继往开来的大诗人。当今中国的官场上，省长诗人市长诗人都有，谁能做到？

如果宋之问是一个对骨肉亲情无比冷漠残忍的人，他能在《息夫人》中发出“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的感叹吗？再看看他写给亲兄弟宋之望的诗《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字真句切，流于肺腑，亲情何其浓郁：

鹡鸰有旧曲，调苦不成歌。

自叹兄弟少，常嗟离别多。

尔寻北京路，予卧南山阿。

泉晚更幽咽，云秋尚嵯峨。

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

愁至愿甘寝，其如乡梦何。

五

    刘希夷之死固然遗憾，但宋之问也是这桩唐诗血案的受害者。杀掉刘希夷的凶手，不仅是初唐大诗人宋之问，更是大唐帝国的官方文坛，是女领导武则天喜好“应制之诗”的雅好。杀掉刘希夷的，不仅是身为舅舅的宋之问，更是为博女领导一笑的宫廷诗人宋之问。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伟大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缺的，其实不然，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是人格分裂的，只是俗人看不到而已。中国人习惯“有罪推论”，警察忙来忙去就是为了证明你有罪，证明他们抓你抓的很合理，就像这桩唐诗血案，后人说来说去，就是为了证明宋之问一定是因嫉妒外甥诗才而杀人，至于其他缘由，一概不论。西方人则往往习惯“无罪推论”，律师们跑来跑去就是为了证明你无罪。

    或许是因为宿命因果吧，拍了一辈子马屁的宋之问也曾两次被贬谪，最后还落得个“赐死”的收场。但我坚持认为，一个卑鄙小人在临死前是写不出“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那样的诗句的。无论从刘希夷的死来看，还是从宋之问的下场来看，文人之间似乎都不应相轻相妒，而应相怜相惜。翻开中国的历史闲书，满目悲情，满纸污血，但却不难发现，更多的时候不是文人捅死了文人，而是政治捅死了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