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向以鲜在参与编辑民刊《象罔》期间，积存了一些手稿，包括柏桦的《秋天》。他向我提供了这份手稿。此文完成于1990年，作者主要谈及他在1985年的秋天，读到一首《对了，吉特力治》，惊艳之余，叹为“秋天的奇迹”。通过比对，我们不难发现，这篇《秋天》后来被作者增删后装进其回忆录《左边》。在《秋天》里，柏桦称那首诗的作者陆忆敏为“我们诗人中唯一的女性”。虽然这个绝对之语后来不再出现于《左边》，但是根据笔者与柏桦的多次交流，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有可能恰恰正是柏桦愿意继续保留的绝对：当然，在中国的语境里，这种绝对，往往只能迎来被刈除的命运。

也许如此说来不会引起太大争议：当代女性诗的确立与女权意识的确立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女权意识的力量，新立场的力量，而不是美和修辞的力量，让一些女诗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声名大噪。但是，我认为，这也许并不全是诗的捷报。与这些女诗人比较而言，陆忆敏则似乎具有相对犹疑的女权意识，她借助忧伤而高贵的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还有炫目的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托出来一颗更为幽曲混茫的女性之心。前面已经有所暗示，陆忆敏的女权意识，乃是一种阴晴交织的女权意识，体现在作品里，她注定不会只在这个孤单的向度上获得孤单的亮度，而有名的《美国妇女杂志》，即便已有单方面毁约般的“洗手不干”的怒勇，也难以代表诗人的全部复杂性。因为我们的诗人陆忆敏，除了发出来一个设问：“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还留下了一个反问：“为什么古代如此优越？”

我曾与一些诗人，比如赵野，还有向以鲜，讨论形成过这样的共识：北岛们的写作，过于依仗异域经验，在给我们带来一个他者（the other）引导下的异化时代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丢弃了似乎已经丧失外在新颖的中国身份，尤其是汉语身份。而陆忆敏的写作，正是对那个偏颇的异化时代展开反省的兆头。偏颇即风格。然而，风格是一回事，品格又是一回事：风格或未导致品格，品格必能导致风格。陆忆敏不欲一边倒，她试图在被割断的中国传统和不断带来兴奋点的西洋传统之间，通过个人机杼，在画龙点睛的有限的异化中保全那固执而优越的汉语之心。天才之作《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还有更短的（就象小令或半阕词）《墨马》和《沙堡》，带给我们一个值得称庆的复活节：就象诗人自己写到的那样，此类作品让我们重沐了“古风”。也许每个诗人（包括北岛）都要面临这个巨大的两难，亦即“它尚无坟”和“我亦无死”之间的两难。然而在具体而微的实践中，诗人们要么勒死了传统，要么丢弃了个人，很难在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谓“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求得合金般的创造力。陆忆敏只通过少量作品，就在对异域经验表示友好的同时，清楚地出示了传统与个人的双重力量。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重申一个观点：陆忆敏与陈东东、柏桦、张枣、钟鸣以及宋氏兄弟一起，可以比较正式地中断北岛们开创的过渡性时代。

陆忆敏的这种特质可能与她出生和居住在上海有很大的关系。近现代以来，这座摩登之城既是传统文化的匪区，又是西洋文化的黑市，两者的错综，抟捏出独特的海派文化，张爱玲即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让人诧异的是，好几个当代诗人，绝对不止钟鸣，都曾经如此谈到：“陆忆敏象张爱玲”。这个优雅而美妙的类比，除了籍贯、相貌、气质、才华和命运，当还基于两者所共有的海派文化背景。只不过，陆忆敏的海派文化，经过种种剔洗，已是残剩下来的淡远的背景。布罗茨基在论及曼杰什坦姆时这样写到，“也许，在这个世纪，他比任何人都是一位文明的诗人：他对赋予他灵感的东西又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在相当的程度也适用于陆忆敏，所以崔卫平女士学着布罗茨基先生的口吻，毫不犹豫地把陆忆敏称为“文明的女儿”。

在《传奇》再版序中，张爱玲如此写到，“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种哀矜（请注意这个词）的口气，与陆忆敏何其相似：“生存还是死亡，这本不是一个问题”。当然，陆忆敏的这句话，并非响应张爱玲，而是对哈姆莱特的著名台词——“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的一次反驳，并试图藉此破解莎士比亚的千古之惑。与这种态度相呼应，陆忆敏的很多作品都在研究死亡。当然，与其说她在研究死亡：某种“球形糖果”；不如说她在研究面对死亡的风度：得享受它的“圆满而幸福”。这种淡然自处的宽怀让死亡几乎成为可以把玩、品尝而不必回避的事物：“可以死去就死去，一如/可以成功就成功”。同样是受到普拉斯的影响，这种风度，在其他个别女诗人那里，有可能成为姿态，而在陆忆敏这里，又似乎就是天性。所以陆忆敏在《Sylvia Plath》里写到：普拉斯的影子在慢慢靠近“我的”身体。而不是相反。

前文已经谈到，《美国妇女杂志》难以代表诗人的全部复杂性。这是从修辞学的角度讲；如果从主题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必。除了女权意识，死亡意识，《美国妇女杂志》还显示出自我分裂的主题学端倪。而此种自我分裂，几乎贯穿了陆忆敏的全部作品。“自我分裂”的说法来自九叶派的二号批评家唐湜，其文《搏求者穆旦》，把自我分裂简化成灵与肉的冲突，则又不免低估了穆旦的自觉精神。很显然，我们也不打算就这样来讨论陆忆敏。诗人有一首诗，《内观》，显示了陆忆敏，特别是后期陆忆敏向内收紧的态势：是的，她要小心拆卸的，恰是“心脏”这颗炸弹。从她的不同作品，特别是后期作品来看，她已经发现了种种自我（包括“你”和“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拦截和拥抱，敌意和暖意。不同的自我，向不同的力量都作了交待。就象被切开的苹果，两瓣，或者四瓣，却分别指向了多个内核。这让她的作品很多时候都会获得某种病理学特征。其重要作品，组诗《室内的一九八八》，共包含十五首日记体短诗，据有的学者研究，这些短诗都来自于与幽灵同住的经验，这个幽灵，也不妨就是从作者/生者身上提前分裂出去的死者。自我分裂主题与死亡主题终于在这里交融而难辨。在新诗历史上，穆旦也是这样一个自我分裂的诗人，他曾经写到，每一个平凡的人，里面都蕴藏着“无数的暗杀”和“无数的诞生”。不管陆忆敏当年是否读到过穆旦，在这个方面，她的确凭空得了他的衣钵。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会理解陆忆敏为什么更喜欢伍尔芙，因为伍尔芙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海浪》，亦有此种特征。《海浪》写到一个诗人，纳维尔，出名之后，老是在口袋里装上一张自己的名片，其目的，居然是作为自我之存在及身份的证明。即便女权意识并非陆忆敏的主要的徽记，我们仍然愿意在刚才谈及的相似度上，把她视为伍尔芙的后裔，并把她写出的第一批作品视为伍尔芙的最后一批作品，就象伍尔芙曾经谈到过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借用了我们之间的一个肉体。

陆忆敏的主要作品，大都完成于1981年至1993年期间。在此期间，她仅仅写出四十多首诗，就已经翀临那隐秘而完美的孤峰，此后惊鸿敛翅，再也不现芳踪：拒不出版诗集，也不发表作品，更不参加活动：仿佛亟欲与这个世俗世界一刀两断。“创造或稍事休息，这都是正直和高尚的”，这是诗人的自释。我们也可以如此推论，诗人归于隐逸，恰是她深刻地洞察了个人与他人、写作与时代这两重关系的结果。1993年以后，诗人只剩有零星的写作，枯瘦，思辨化，总体水准已然明显下滑：就象由唐诗滑向宋诗。即便陆忆敏自己也不能超越自己，仍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柏桦、钟鸣以降，在更年轻的诗人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陆迷，比如寒烟，比如胡桑，后者甚至视之为“我的女神”。可见陆忆敏乃是典型的被诗人反复阅读的诗人，有点象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位瞎了眼的图书馆长博尔赫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在西班牙语中是 “好空气”的意思。好空气就让大家都来共享吧：为了让更多的素心人得睹陆忆敏之诗，笔者在柏桦、陆波、胡桑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参考老木、唐晓渡、王家新、徐敬亚、万夏、崔卫平、陈旭光、周伦佑、沙光、阎月君、洪子诚和程光炜等人主编的若干选本和刊物，剔除伪作，收集近作，汇校异文，辑录评论，耗时八个月，终于编成这部诗集。后来送经作者审核，遵其建议，又删去前期两首短诗，《理喻行踪》和《棕色的小酒罐》，以及后期若干“较随意的作品”（陆忆敏语），整部诗集就显得更为菁萃而洗练，——笔者幻想这部诗集能够用洋葱纸（onion paper）来印制，这种纸不易碎裂，永远皎洁，素为张爱玲所喜。检视诗集最后锁定的六十五件作品，有轻盈之诗，亦有尖锐之诗，有抑郁之诗，亦有莞尔之诗，有孤傲之诗，亦有柔娓之诗，有“催眠”之诗，亦有“低声胁迫”之诗，有独白之诗，亦有对话之诗，有重彩之诗，亦有白描之诗，对于当代诗，尤其是当代女性诗，仍然是一座清香扑鼻的圭臬，一部余音绕梁的启示录。

对美好事物的共同热爱，让这部诗集的编选出版得以成为可能。因此，除了前面已经叙及的诗人，我还要向潞潞先生的热肠和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刘文飞两位先生的雅怀表达谢意。这部诗集的编选出版，虽不至于如柏桦先生所言“名垂青史”，但将填补当代文学传播与研究的一个醒目的空白，当属毫无疑义之事。

2014年7月3日，恰逢红瘦绿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