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文学最受冷落的年代，我也没有对文学的前景产生过悲观的念头。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的文明还在延续，只要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还在，文学的魅力便不会消失。文学决不可能被逐出我们的生活。文学刊物曾经一度举步维艰，然而作为展示文学创作最新成果的园地，它们也不会被荒废，因为写作者需要这样的园地，读者也关注着这样的园地。尽管眼花缭乱的新媒体吸引着更多人的眼球，但是它们无法取代那些真正承载着文学理想，定期向读者展现优秀原创作品的文学期刊。

　　《上海文学》从创刊到现在，已经63年。巴金先生在1953年创办了这个刊物，最初的刊名是《文艺月报》。创刊以来，她几乎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曲折脚步，一路探索，一路坎坷，一路激情挥洒，一路悲欢离合。回顾《上海文学》走过的道路，感受她的辉煌和荣耀，体味她的艰辛和甘苦，是一件令人感慨也让人深思的事情。

　　《上海文学》犹如一个舞台，60多年来，中国的几代作家在这个舞台上纷纷登场，他们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作品，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憧憬梦幻，他们的惆怅和困惑，他们的才情和创造，都留在了已经泛黄的书页之中。展读这些保留着不同时代屐痕的文字，可以追溯流逝的时光，反思过去的历史，也可以重新燃起对文学的热爱和激情。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它们所产生时代的情感、智慧和良心的结晶。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作品，很大一部分对此可以当之无愧。

　　60多年来，《上海文学》的命运和我们国家的风雨历程密切相联，她的辉煌、她的黯淡、她的跌宕沉浮，都和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上海文学》创刊之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们可以在当时的刊物中看到作家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渴望，当时引人瞩目的作家，都在这里发表过新作。不少年轻的作家在这里发表了他们的成名作。《上海文学》上的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在很多人心目中，《上海文学》是一个其他园地难以取代的文学花苑，是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即便是在中断和沉寂的时候，《上海文学》一直没有被热爱文学的中国人淡忘。“文革”结束后，一度停刊的《上海文学》重新开张，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她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向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文学作品敞开了大门。中国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在《上海文学》亮相，展示了他们曾经被压抑了的才华。新一代年轻的作家又从这里起步，走向更广阔的文坛。纵观《上海文学》的60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回归，高尚的文学理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消亡。

　　在我的办公室里，有几件东西值得一说。

　　一把旧椅子。它的年龄比我老，估计已近百年。这是一把有扶手的西式靠背椅，做工很考究，可以看作一件艺术品。从《上海文学》创刊以来，这把椅子就一直是编辑部的一部分。很多前辈在这把椅子上坐过，巴金、靳以、魏金枝、钟望阳、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多少人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读稿说话，已经无法考证。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大学读书，有一次收到编辑部的信，约我来《上海文学》谈稿子，是赵自先生坐在这把椅子上，他的亲切和威严，和这把椅子融合在一起，成为《上海文学》在我记忆中的一个征象。60年来，一批又一批作家和编辑为《上海文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是他们用心血和智慧，铸造了这本刊物的品格。《上海文学》能在这大半个世纪中坚持文学理想，不断创造辉煌的业绩，能在新中国的文学期刊中占据重要一席，和他们无私奉献和创造性的编辑工作是分不开的。这把椅子现在端放在我的办公室的窗前，是一件历史的纪念品、一座让人追溯远去时光的雕塑。几代《上海文学》编辑前赴后继的身影，迭现在这把椅子上，让后人肃然起敬。

　　一幅题字。这是钱谷融先生用毛笔题写的“文学是人学”五个字。10年前，《上海文学》50周年社庆时，我请钱先生为我们题辞，他说自己不擅用毛笔。我说，请你写五个字：“文学是人学”，这几个字，你怎么写都是最好的。钱先生年轻时代写的《文学是人学》，道出了文学的真谛，他因此被批判了很久，历经人间沧桑。也正是这篇文章，如同灯塔，暴风骤雨和冰雪雷电都未能熄灭它的光焰。文学是人学，这已是公认的文学创作之至真原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人性的探索，对人间万象的展示。钱先生答应了我，并寄来了这幅题字。他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五个两寸见方的字，写得工整端庄，很有派头，题辞下面签了名字，却没有钤印。我后来请一位篆刻家为钱先生刻了一方印，在题字上补钤之后，将印章送给了钱先生。在我的办公桌前，抬头就能看到钱先生的题字，“文学是人学”，这是前辈真诚的引领，也是一个永久的提醒。

　　一幅书法作品。这是著名女书法家周慧珺的作品，写的是四个大字“海纳百川”。周慧珺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上海文学》热心的支持者。现在的《上海文学》封面，是她13年前为我们书写的刊名，已经成为我们刊物的标志。“海纳百川”，是《上海文学》追求的一种胸怀和品格，我们接纳各种风格不同的作品，不管是奇花异卉还是杂树野草，只要是独特自由的美妙生灵，都可以在我们的园地中生长绽放。这幅书法，也是各界人士支持关心《上海文学》的一个见证。

　　回顾《上海文学》走过的60多年历史，我和编辑部的全体同人，心里怀着感恩之情。感恩我们的前辈，几代《上海文学》的编辑，是他们前赴后继，铸造了这本刊物的精神和品格；感恩我们的作者，60多年来，是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作家，以优秀的作品支持我们，使我们的刊物保持着清新和活力，始终站在文学的前沿，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学的新貌；感恩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和所有纯文学刊物一样，在这些年中经历过世态炎凉，然而不管是热还是冷，总是有人向我们伸出援手，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感觉孤独，始终保持着文学的尊严。当然，也感恩我们的读者，60多年来，不离不弃，来自读者的赞许，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坚持和坚守的价值。如果没有大家对《上海文学》的贡献、支援和帮助，这里只能是一片荒芜和寂寥。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到《萌芽》杂志当了5年编辑，1987年离开编辑部当专业作家。回想起来，自己的创作生涯，一直是和文学期刊紧密相连的。几十年来，自己的文字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而自己心里最看重的，还是那些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在我的心目中，《上海文学》是我的母刊，年轻时代在那里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在这样的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是一种专业的肯定，也是自己的文字走向读者的最有效的渠道。在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优秀的文学期刊，是真正的文学高地。在文学期刊生存最艰难的岁月中，《上海文学》一直坚持着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坚持着自己的风格，日子过得再苦，刊物的方向和品格从未改变。2003年，我出任《上海文学》社长，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1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我们的杂志顺应时代，开拓新的局面。我们所处的时代，潮流汹涌，风云变幻，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呼唤中，读者对文学必定会有新的期盼，文学期刊的编者首要之责，就是要坚守文学的高地，在喧嚣中，更需要保持一份沉静，不媚俗、不跟风、不势利、不追时髦。这些年来，我们编辑刊物的方针，一如既往，非常简单：为作家提供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吸引读者的发表平台；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曾经在刊物的卷首上这样写：

　　我们提倡抒写真性情，提倡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创作，拒绝虚假和无病呻吟。我们欢迎贴近现实生活的力作，也欢迎在艺术上的大胆创新，这里可以为文学家提供炫技的舞台。我们力求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让朴素和华丽，简洁和繁复，现实和浪漫，虚构和纪实，古典和现代，在我们的版面上互为补充，交相辉映。不薄名家，厚待新人，是我们一贯的方针。

　　编刊物有三喜：一喜发现好文章；二喜发现有才华的新作者；三喜刊物受到读者欢迎。这三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我们去追求寻觅，用公正执著的态度，用真诚热情的心。

　　文学杂志，难免一个“杂”字。要做到杂而不浑、杂而不俗、杂而不失其高雅品味，需要我们下功夫。我想，无须空洞的口号和承诺，下功夫把刊物编得更好看，才是硬道理。

　　前几天，我在编辑部说，我们刊物年过花甲了。年轻的编辑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们说：花甲之年，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对老人的称呼，《上海文学》不老迈，我们还很年轻。年轻人这样评价我们这本刊物，我深感欣慰。对一本文学刊物来说，60年的历史不算太短，然而文学的理想和精神是不会随时光老去的。60岁的《上海文学》仍然应该是一本拥有年轻心态的杂志。面对着前人的业绩，我们会经常思考：在未来的岁月中，如何继续发扬《上海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媚俗，不随波逐流，如何锐意进取，探索创新，使她保持着勃勃生机，保持着年轻活力，从而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崇高目标，我们当为此竭尽全力。

　　（本文作者为《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