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相遇：作为自传材料

陈家坪：王东东，我们两个原本陌生的人，于2007年相遇，距今8年。我是一个南方人，而你当时在自己的家乡河南大学读书，你是一个北方人，这是我们在地理上的不同。年龄上，你出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也是不同。相同的是，我们都出生于农村，都写诗，并且爱思考。

　　王东东：我觉得相同点是，我们虽然都出生在贱民阶层，却有一种贵族的精神气质或生活方式。写诗本身就是一种贵族的行为，或者说，它被贵族垄断。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时，工农兵诗人也不时兴了，毛泽东式的诗教早已显示它的虚伪性。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一种孤立的个体，生活和写作分裂。记得当时见面，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流浪者或漫游者的感觉，不仅仅是本雅明的城市漫游，是更广大空间抑或大地本身的漫游者。你的诗也给我这种印象。但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都是祖国大地的流浪者，而我一直掌握不了这项漫游的艺术。

　　陈家坪：你说到漫游者，流浪者，让我想起法国百科全书作家狄德罗，他写了一部对话体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

　　在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是浪子，所以文学意义上的漫游者是存在的，哲学意义上的漫游者有待凸显。我们这样对话，好像流浪汉戈戈和狄狄，我不知道我们是在面对虚无还是在面对未来。你从农村出来，读完了北京大学博士，敢于坦言自己是贱民阶层，这是需要勇气的。多年来，我从内心里就拒绝承认自己来自于贱民阶层，这里有你言及的贵族的精神气质，一种骄傲的天性，它越是浓厚我的羞耻感就越是强烈。有一个我，长期生活在羞于见人的黑屋子里。另一个我是阳光的，我想它是属于漫游者。

　　我1970年出生，正是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农村实行农业合作社集体劳动。我稍微懂点事，每天早上醒来，就会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大人们都上坡干活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还留在家里，当我想去找他们玩时，总是发现自己已被锁在屋子里了。我大声哭喊：我要出去。有时没有一个人响应，我的喊声使整个村子越发地空空荡荡；有时老人和小孩闻声赶来，大家都无可奈何。当我索性不声不响地躺在床上时，眼睛就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看，于是出现了奇迹：各种图案在空中游走，从下到上，从左到右，消失了，眼睛一眨又重现，我乐在其中。

　　我很小就帮大人干过活，捡麦穗，捡稻子，挣极其微薄的工分。现在看来，那的确是农奴一样的劳作，没有人可以自由地出门远行，更不能说选择别的行当。有时雷声一响，深更半夜，全村大人、老人和小孩，无一不起床来抢收粮食，不让被暴雨冲走。尽管那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我庆幸我的成长所需要的爱与快乐也全在其中。我去水田里摸鱼，去河沟捉螃蟹，去田野捕蜻蜓，去树上摘水果，采集野花，把河边的泥巴采回家来塑成一把在战争电影里看见过的手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是我最初的自然漫游。我经历了从一家人到另一家人，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的漫游。漫游者，有一个归处，这个归处也包括随遇而安。自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我感觉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一个流浪汉。我1998年流浪到新疆时，曾跟诗人庞培相约一起从新疆徒步漫游回我重庆老家。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最近见到庞培，他一个劲地后悔当年还是想得太多了，没有说走就走，留下了遗憾。可见，漫游者，有一份逍遥；流浪者，其实内心里有一种莫明的迷惘。

　　王东东：我说贱民指的就是农民，我没说农民，是因为很多人——尤其中国的小说家——都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这个词被用滥了。农民才是中国的贱民，相对来说，工人则不是。中国的农民一直处在贱民的位置。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事情，这无关身份，更无关学历。另一方面，一个人也必须正视自己的出身。记得一个外国作家说，一个说话不带口音的人不值得信任，我想，一个讳言出身的人也不值得信任。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我很喜欢谈论自己的出身，虽然我的出身无论如何并不显耀。往上头去说，——鲁迅让阿Q说过“祖上也曾阔过”——，我的祖父曾被评为“地富反坏右”中的“富农”，我有点遗憾他连地主也没评上。当然我这样说已经低估了家族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这一点在我出生后已经感受不到了，虽然家族中有两个堂伯父不断对我渲染这一点，他们经常对我说：“这整个村子的地以前都是咱家的。”我虽然也能受到感动——从旁观历史的“小说家”角度——，但并不在意。父亲由于成分不好，连上高中的机会也被剥夺了，他成绩最好，但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能被推荐。通过亲人的讲述，我后来也知道了“顶替”他的村民，能够回忆起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耍那一家的屋里飘出来的一种类乎化妆品的香气：这个村民一直在县城上班，具有工人身份，他的妻子也漂亮而时髦。然而，我却一直很安于我的农民出身，甚至天生有一种平民的自豪感。记得在读高中时我已经和同学发展出一套理论，和当时将农村子弟称为“绿色一代”有关，我甚至有意看不起出生在城市里的同龄人，但我也以一种天生的豪气和他们打交道。记得我在郑州的高中免费复读那一年与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称为好朋友，他邀请我去家里玩，他的母亲一定对我的谈话和行为方式感到大为惊异，以致故意用刻薄的话刺激我，问我农村是不是只吃早饭和晚饭两顿饭，以及我的成绩这么好是不是抄的。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并试图谅解她，而他的父亲则通达地看待他儿子和我的交往。我一下说了这么多，真是出乎意料。需要总结或反省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为我的农民出身感到自卑，后来在谈恋爱时也是如此，这一点的确令我吃惊，也许，我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发展为了骄傲？也许，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生命力强的缘故，作为青春期时自诩的“绿色一代”？像我很多年都痴迷地认为，只有在穷人那里才有真正的幸福，这可能是受到了契诃夫和马哈默德小说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也从未产生出阶级仇恨，这一点自然应该归于我善良的父母。也许由于经历的原因，父亲一直沉默寡言，和母亲的款款软语相反，但不同于家族中其他的亲人，他和母亲一样都对这些家族或历史恩怨闭口不谈，哪怕我追问也不告诉我，他们都严禁“历史”影响我的心灵、发展和自由。在这一点上，我的父母具有哲人的智慧。

　　陈家坪：就你说到的父母对家族或历史恩怨的闭口不谈，我也深有体会。上小学时，每一学期开学报名，老师问我的家庭成份是什么，我都十分发怵。首先我不知道家庭成份是什么意思，即使听说过也不会往心里记。每当老师提示我，家庭成份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我都像是在做一道选择题：地主会受到大家的歧视，富农，我想我们家富吗？我喜欢中农，不喜欢贫农和雇农，这些心里活动完全来自我小小年纪，个人性情上的一份直觉。我不得不作出选择，我的回答是中农。但老师说我们家是地主，不信让我回家去向大人问清楚。于是我把老师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顿时火冒三丈，对老师破口大骂：“放他娘的屁！这个书你别去读了。”这一过程留给我的只有一种不明就里的恐惧。

　　我们村有一个地主，事实上，她父亲是一个被当地政府枪毙了的地主，于是她逃难到了我们村，有人说媒让她嫁给我们村里的会计，她满心欢喜，婚后却发现跟自己结婚的是另一个令自己非常讨厌的男人。这是她对自己充满诅咒的婚姻的一个说法，因为她毕竟是疯了，大家都没法当真。就是真的，对于一个悲剧又能改变些什么呢？她这样说，也许会给她骄傲的内心带来一点尊严，因为她觉得自己活在一种耻辱之中。她经常骂人，永无休止地哭闹，让我们全村人不得安宁。当然，她也被无数个人捆绑过，狠狠地揍过，打得头破血流。经常揍她的人也包括被她嫌弃的丈夫。我们常常同情地说，打得那么惨，为什么她还没有死呢，生不如死，她真的是命大啊！可她就是这么一个苦命的人，一生都在作无谓的抗争。

　　在我的认识里，我们村里有生产队长、会计、出纳、造反派头头、工人、知青、学生、私塾先生、做法事的道师、观花婆、媒婆、杀猪匠、木匠、剃头匠、蔑匠、裁缝、厨师、牛贩子、猎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其他就是非常纯朴的普通村民，这些印象属于农村土地下户之前。对于我的生命来讲，那是一个创世纪，我的幼年和童年时代。农村每家每户都还有草房，至少是用来养猪养牛的茅屋。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家庭住的是瓦房，一般是土墙房子，也有石头砌成的房子。祖传的古老的房屋是木头结构的串着房子。坡上田里到处是人，但又被埋没在长出来的庄稼里。

　　我慢慢地特别担心，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该怎么办？比如夜深人静了，所有的人都睡着了，而我还睁着大大的眼睛，我被巨大的黑暗包围着，村子安静得随时都会发生意外似的。那时，我也不能唱歌，因为会吵醒别人。更让我担心的是，任何人都没有被吵醒，而坟墓里的鬼被吵醒了。所以，一个人独处和夜晚，都容易给我带来恐惧。我幻想自己长大，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心中没有神，也许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光明，但我想离开孤独和黑暗。

　　王东东：你讲故事肯定比我好，而且你不仅讲自己的故事，还要讲别人的故事。不知为什么，你突然让我想起贾樟柯《三峡好人》中那个沉湎于唱流行歌曲的男孩。区别在于，他是唱流行歌曲，你是讲故事。虽然那股投入和抒情的劲儿可能是一样的。我觉得你真是应该写写自传体小说，像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也像萨特的《词语》，暴露出一个人生命和意识的成长过程。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的时代，这都非常可贵。我们几乎还没有这样的小说。我们习惯了各种“大历史”的宏大叙述，而倾向于忽略个体的感受和经历，更何况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那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没有意识和情感的时期，是动物。将儿童当成动物对待，肯定是错误的。自传艺术中的儿童经验和本雅明所说的“震惊经验”可能相反，是一种和平经验，但这和平中又包含了恐怖、救赎和宁静。一个人就是他的童年，看来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被童年注定了，而通过自传来书写童年，也就可以塑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也许是受到了你的感染，我也想谈一谈我的未成年时期。我们的这种谈论，权且作为一种自传材料吧。对于我来说，首先就是一个记忆的问题，我的记忆从何开始？或者说，我何时才有了记忆？我是何时才从儿童-野兽的混沌状态中苏醒的呢？显然，我和达利不同，虽然和他同一天生日，他号称自己还记得在母亲子宫里的生活。而我最早的记忆是在田埂上摔倒，将手中的一碗水洒在了地上，我哭了，那是两岁、三岁，还是四岁？我在家里舀水喝，想到在地里劳作的父母也渴了——这是我母亲后来给我的解释，就将一碗水从家里端到了二里地之远的地里。还有一次，是家里盖房子，大家在地里起土，我被另一个孩子用镐头砸住了脑袋，所幸并无伤害。人的生命真是一座宝库。这些东西写成诗也许比说出来更好。其实我感觉我应该少回忆，少讲故事，留待未来。虽然我们只差了十三岁，但讲故事和回忆的功能就主要交给你了，我更多负责反思和评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很多诗还未写出，尤其以童年生活、农村生活和大地生活为题材的诗，而你这方面的诗歌写了很多。你讲一个故事是为你的诗歌做注，而我讲一个故事就白白挥霍了，除非能为写诗做准备但写诗又最怕透气。比如你谈到用泥巴做成的手枪，我记得你有这样一首诗，很有意思，但现在我正搬家，手边没有你的诗集，也不能多说……

　　陈家坪：你正在搬家，不久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真的有些舍不得。你在公共领域和专业学科上出色而有目共睹的学识和个人才能，不能让你留在北京某一高校任教，以相当的平台来服务于社会，无论其中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就这个现象而言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失公正。不过公道自在人心，你的为人与写作才能，显示了你很强的生命力，所以，我用一句古话作为赠别：人能处处能，草能处处生。

你提示我，应该写自传体小说，但我好像还处在流浪者的迷惘中，心无所安。这当然也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处境，我相信我们都在各自挣扎。

　　我早期的诗歌写作，曾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乡村抒情诗人。但细细想来，我写这些诗作，已离开乡村，写的是记忆，怎么能指向未来呢？我的生命恐怕最终也不能回归乡土。所以，我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是一个乡村抒情诗人，我的乡村抒情诗只能是我自传体的一部分。四年前我写过一首长诗《自传体》，算是对我早年写作内容与形式的一个综合，一个总结。这首长诗我一直还在不停地修改。

　　我的生命注定还有另外的使命，它是建立在我个人命运的断裂与转折上。我们这样对话，无可逃避地我会还原一些早年农村生活的原貌，可能会对我已有的诗歌作品构成注释，但那不是我的初衷。我生命的最初，的确是来到了一个大革命时代的尾声，因而学术思想界有告别革命的论断。二十世纪此起彼伏的革命风云是怎样的一个天翻与地覆，连我老家这么原始、偏僻与落后的自然乡村也留下了明显的历史残迹。我们村有退伍下来的国民党兵和朝鲜人民志愿兵，有土改分田分地，共产党干部进驻生产队里的工作组、造反派武斗、下乡知青，用我婆婆的话说：一场一场运动，人都被吓破了胆。

　　我的幸运在于，当我来到这个世界，革命的消烟刚刚在空中消失，地面上仿佛一片蛮荒与贫瘠。一般来讲，农村是1978年实行了土地包产到户，那年我8岁。父辈们刚从农业合作社的大饥荒中逃命出来，干劲十足，种地像锈花一样精细。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年父辈们经常为争地、抢水打架，但年终粮食的丰收，又令他们心满意足，忘却了这一年来的是非恩怨。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农民不再满足于在土地上劳作，开放的政策让他们形成了一股股涌向城市的民工潮。所以，当我一成人，正好赶上社会改革的浪潮，它让我从自然乡村一步迈进了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我想这个反差在你的身上不会有这么强烈。但我更想说的是，我离开农村二十多年了，我所感受到的早年乡村大地上被禁锢的隐忍和松绑后的生机，均已荡然无存，农村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初鲁迅描写《故乡》时候的那个社会困境！

　　王东东：你的惜别之情让我很感动，不过现在交通也很方便，对于我来说也要适应稳定性的工作。高校有它自己的体制和运作机制。你提到公道和社会公正，我想，它更适合指向我毕业后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恩怨是非，而非不能或没有留在北京。就体制的运作对学术的要求和中国社会对人情的要求来说，总有人做得比我更好，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很公平。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人缘其实也挺好，毕业前一两年就有一位北京高校的师长在与台湾友人的宴会上公开表示要将两个八零后弄到他们学校去，后来另一个八零后果然留了下来，而我工作的事一直悬着，也可以说辜负了师长的一番好意。但从另一方面，比如在萨特的自由意志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我是“自由选择”离开了北京，而后来我又“自由选择”离开了上海，由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失信。前者源于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后者则源于对体制不义的抗争。而现在，我估计在大家眼中我都成了带有抗争色彩的诗人，一个高校要我还需掂量一下呢？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我自己主动选择了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但是其中可能有的精神或价值，我认为却是另一种胜利，这就如写作本身。在杜甫心中有一个陶潜，也许，在每个中国诗人身上都有一个陶渊明。离开了北京，无疑会帮助我成为陶渊明，“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但另一方面，“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名山大川更有利于修行悟道，帝国这么大，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藏身。我们并不是居住在浮泛的外面，而是居住在自己的心灵里。我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闭门造车”的人，这种倾向在小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小学四五年级时没有什么书读，我就从一个堂伯父那里借书，有文革时的书也有更早的书。当时读到俚俗的白话文言对译的《诗经》、有打倒刘少奇彭德怀注释的文革版《毛泽东诗词选》，也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那时就开始背诵《大学》、《中庸》，这些儒家的书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明白天地间有一个“理”字，除了我身旁的世界——农民们辛苦的劳作——还有一个文明世界，但这个文明世界似乎只存在于书本里，并不指向外界，我后来到一个小城读大学也同样是为了追寻这个书本上的文明世界。那时我就固执地认为，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那时这样想，也许是为了补偿我高考的挫折。后来到北京读书，我似乎也没有改变这种“闭门造车”的心态。书本上的理越来越多，社会上或身旁的理越来越少，这不能不给人文理性带来忧虑。书本上的文明世界都在讲一个“理”字，所谓的经世致用，在我的理解就是以理来安顿人生。而对这人生的安顿，首先就是要摆放下一张书桌。

　　陈家坪：我感受到你的达观，心里释然多了。可见在我的思想认识里是有着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败维度。但我也知道这不是唯一的社会认同标准。事实上，我更看重个人思想的发展。我做过不少访谈，发现一个人对受伤、恐惧的记忆更为具体更为深刻，更为细节丰富。相反对于幸福与快乐的记忆比较轻描淡写，但是表情十分生动，传递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会心一笑。

　　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早年对于乡村的自传性写作，居然没有出现我母亲家族的人与事。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表现，但是意味深长！我的外公有天赋，持才傲物，是中国乡村社会最后的一批乡绅。我身上的教养，首先来自母亲一方。这种教养会让我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时刻保持检点。我的外公年轻时比较风流，成年后属于旧文人苟活于新社会，只求保命。一个大户人家的财产早被他挥霍一空，幸免于解放后被新中国评成地主。晚年与夕阳为伴，读《聊斋志异》闲度时光。他晚景的凄凉在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三五年时间里，我的二舅病逝，我的大舅工伤瘫痪随后去逝，我的外婆去逝，我的母亲病逝。我外公的眼皮时常是红润的，已没有了眼泪。我常常去看望他，只见他从家门端根小板凳出来，门口就是一座祖坟，偌大的坟墓己暴露出黑色棺材的一角。我们就这样坐在祖坟头上乘凉，四处张望，我能感受到一个曾经兴旺的家族没落后的暮气。

　　每个赶集日，我的外公在乡场茶馆里有一桌朋友，他们来得最早，散得最晚。他们当中有我外公的狱中难友，退休教师，算命先生，他们是一群最有知识的乡下人，在乡里替人打抱不平，检举贪官，抵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反对农村不合理的政策，广受村民拥戴。地方官员推行政策，有时要先向他们问政。他们维系着这一方水土纯朴而清廉的民风。我挣的第一笔钱，七元人民币，孝敬给了外公。他评价我有才，少年老成，高瞻远瞩。我诚惶诚恐，因为天资实在愚钝，我并不能全然领会他说的话。

　　1989年，我19岁，去县城打工。有一天，我的中学同学进城来找我玩，他告诉我，我外公去逝好几天，人都己经下葬埋好了。我十分震惊！我的家人并没有通知我回家去参加外公的葬礼，他们一定是认为我出门在外自顾不暇，回家没有什么用处。我想你能理解这种想法，人们对于死的轻与生的重。我本来可以赶回家去参加外公的头七，但我的确是己置身于刚刚开始的未来，仿佛冥冥中隔着一个前世：那就是农村与城市的遥相阻隔。我的家还没有通车，是指它的闭塞，我仿佛停滞在一个巨大的无法改变的地狱之中。如果我不顾一切，那一定会破坏外公一生崇尚的淡泊与自然，他超凡脱俗的微笑一定会从我的头脑里消失。我意识到，在我的命运中有我的心智并不能够与之匹配的高贵。待我在社会上稍微懂事，有独立行事的能力之后，我曾去重庆寻访过一名跟我外公一起坐茶馆的那一桌旧友，他是一个懂风水的老先生，离开农村后居住在女儿家里。显然，我并不能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关于外公的信息。他们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切是那么的平常，何必分别对待呢？我陪了他几天，如同外公音容犹在，我们短暂地相遇，又永久地分离。

　　王东东：你这样讲你的外公，也让我想到我的祖父。与你不同，我始终未见过我的祖父，他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他之于我早已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象征。村里有一个说法是他气性大，挨批斗气死了，这个说法对我触动很大，但后来我专门问了父亲，说是胃病。还有一个说法祖父是一个有神通的人，有一天他早晨出门听到鸟叫，就说池塘边上住着的某人今天要去了，他要去看一下，结果还没走到，就接到通报说那人去世了。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学习好的缘故，村里人经常拿我和我的祖父相比，一次一位老太太甚至问我，能不能像我爷爷一样看到一些东西？这大约是指邪魔外道或作祟的东西。我没看到过自然不懂。

　　祖父还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学教师，在几个自然村包括我们村有不少学生，他们对祖父的感情也许转移到了我身上。在农村还是有一种偏见，即对“学而优则仕”的期待，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遗留。我在被别人家羡慕的同时肯定也引来嫉恨。记得有一次我下到了河里学习游泳，——作为一个“读书人”，我绝少参加野孩子的活动——，面对岸，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突然被一个和我的前胸一般大的黑色飞球击中胸口，我在水中晃了晃，差点倒下。但定睛看岸上，所有人都在谈笑，没有人注意我，我也不知道是谁投掷的黑球。这个事情我也没和家里讲，怕父母担心。但这个黑球是如此巨大，由胶泥揉捏出来，我怀疑还在阳光下晒过，不然不会这么硬，一般的小孩子哪里投掷得动，至少也应该是十七八岁的大小孩所为。

　　就学而优则仕这个层面而言，近一百年的左翼革命传统也和两千年的儒家传统达成了一致，或者说，左翼革命有效利用了儒家思想：在权力面前，知识分子一如从前，出演着皇权统治下的各种角色，有时张扬有时委屈，但很难说清白无辜。从思想史上也可以讲清楚，五四高举启蒙大旗，反儒家传统，但延安对启蒙模棱两可，代表了另外一种政教合一。也许，我们很难找得到一个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统”，但政权的力量仍然不过是一种表面的政统，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还是有更多可能的活动空间。中国人有一种非常老道世故的观点，即将任何权力看作一种暴力，只要避开了这暴力就可以自由自在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另外的时候他也会为这权力的正当性操心，他其实深深懂得阿伦特对暴力和权力的区分。但一开始，我的家族和教育似乎让我天然接受了前一种态度，也即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

　　陈家坪：跟你这样对话，我的故事会得到你主题性的关照与激发。我外公离世的那一年，我刚刚开始进城打工，老板是县城第一个万元户，开了一家照相馆和一个百货门市部。我每月工资40元，基本上吃住都不够。老板常叫我去他家吃饭，他家与我同龄同工同住的亲威小伙子照顾我。按正常发展，我学会照相，成为一名合格的采购员，以劳动获取工资，人慢慢成熟，适应城市，独立生活。不幸有一天我采购好货骑自行车送货回门市部，在路上把一个中年妇女闯倒在地，送医院抢救两天后死亡。最后死者家属同情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追究刑事拘留，只赔偿了4000元，老板帮我垫付了2000元。这件事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低谷，我身无分文，陷入困境，深夜徘徊在县城的街道，无处投宿。这时，我想起了一个老乡，他在县城做科技信息资讯方面的工作。他很同情我的处境，替我想办法，建议我去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果然，县公安局一出面便联系到我的老板，要求他必须配合解决这件事情，并要求我回家去把父亲叫来。

　　我的父亲是一个手艺出色的木匠，因为他给不同的人家干木工活，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在我们老家那一带算得上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但他性格忠厚老实，轻易不愿出远门。那时我母亲已去逝4年，一家人还处在失去了母亲的悲痛之中。之前给母亲看病花去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家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婆婆爷爷看不过去，跟我们合成一家，帮助爸爸照顾我们。这样的家境，经济条件可想而知，我回家根本不敢告诉父亲事情的真相，只说是因为我工作转正需要父亲去办理手续。于是，我和父亲赶渡船，步行到另一个可以乘长途客车的乡里。车开到县城，我们在街心花园坐下来，我不得不告诉父亲事情的真相。犹如晴天霹雳，父亲整个人都要昏过去了似的，嘴里一个劲地嘀咕着：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呀？为什么大街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偏偏是你闯了祸呀？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非要出来闯呀？为什么老天不长眼把这么多的祸都降在我们家里呀？为什么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呀？人命关天，你以后怎么办呀？父亲一气问了几十个为什么，他担心我会有牢狱之灾，从此毁了我一生的名誉。我内心愧疚，无言以对，只见父亲恍恍惚惚，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待冷静下来，父亲决定带我去找二爸一起商量。二爸在长寿湖边一家养鸡场工作，他听了这件事以后，狠狠地指责我当初不听他的劝告，因为他曾希望我初中毕业后就随父亲学做木工活。我一生气就跑了，那时天已晚，去县城的车没有，我在车站边的旅馆里住下来。旅馆停电，我昏睡在床上，周围黑糊糊的，恍惚中有人在楼道上叫喊我的名字，声音有回响，原来是父亲和二爸找来了。闯了这个大祸，我心灰意冷，开始跟随父亲走乡串户，学做木工活。有一天我去交公粮，回家时经过一棵黄角树，便坐下来乘晾，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述北京天安门发生的学生运动。后来我到北京，对这场学生运动了解得更多，才明白当年下乡的大学生是想发动农民们也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但显然非常徒劳无望。

　　（2015.7.3-2015.8.3）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