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可能纪录片人自己都会这么想：一部电影既然都获得了专业奖项的肯定，那就够了，也不要想什么公映的事情了，谁知道有没有观众看呢？这其实属于一种畏难情绪，自己就提前向市场缴械了。但近年来的实践告诉从业者，只要是好的作品，并且能用新的思维去解决发行和放映问题，就有机会进入院线。

　　新思路为纪录片进入院线提供更多可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进入院线，比如2015年的《喜马拉雅天梯》；2016年年初的《舌尖上的中国》、暑期档的《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及一个月前上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几年前，纪录片进入院线还是一种“奢望”，所以有许多纪录片研究者、从业者欣喜地预测纪录片迎来了“春天”——但不能就此断定，就好比最近上映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从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拿奖之后，虽然又收获了多个奖项，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发行公司有信心把它带到院线公映——这也许才是目前国内纪录片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困境。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进入院线，并且在探索新的方式进入院线。《我的诗篇》就在此之前做了一年时间的众筹观影，最终推动它进入院线公映。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观众越来越成熟，大家对各种主打视觉特效的所谓商业大片出现了审美疲劳，而相比于商业电影，更具有粗粝的真实性和力量感的纪录片，可以提供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其次，互联网催生了更多新工具，包括“众筹”这样集合众人力量的新方式，给纪录片电影进入院线提供了新的可能。

　　有业界人士提及，《我的诗篇》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最为互联网化的一部纪录电影：主创办了一场“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的直播、通过互联网做了三次众筹，还联合几十家媒体一起发起互联网读诗行动……并且，通过众筹观影，真正走入电影院的观众都是最精准的观众，他们在观影之后的二次口碑传播带来了更多后续的传播度。而众筹观影本身具备的社交属性，又让观影活动的影响力超出了普通的观影，有些甚至发酵成了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文化活动。

　　其实从常理上来讲，工人诗人这个题材可谓是“冷门”，并不具有太多商业价值，而且从类型片角度而言，纪录片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也不讨巧。只是许多电影人坚信，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留下一些影像素材，去记录这个时代里庞大的工人群体，然而他们一直以来缺乏发声的渠道，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他们也具备发声的能力，甚至能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去描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从这个层面，《我的诗篇》确实更多是基于一种责任感而非纯粹的商业考量。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移动互联网时代给优质内容的创作者（比如说电影）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只要转变思维，是有机会让《我的诗篇》这样的纪录电影，产生与它的品质相匹配的商业价值。

　　电影最好的归宿是在大银幕与观众见面

　　《我的诗篇》的导演吴飞跃说过，“我们在专业奖项上获得了各方的肯定，但我们并不想孤芳自赏，让《我的诗篇》成为一部锁在片库里的‘电影节影片’。一部电影最好的归宿应该是在大银幕上与更多观众见面。”

　　实际上，跟一般的小众文艺片不同，《我的诗篇》本应有其广大得多的观众群：农民工、产业工人、广大的底层劳动者。它自然不是资本竞相追逐的那种有流量明星和固有粉丝群的IP、也不是有成熟特效的商业大片，但这部电影给了一个有数亿之众的中国工人群体被看见、听见的机会——前提是电影能够公映，如果仅仅停留在“获奖”的层面上，这些社会价值都将无法实现。

　　尴尬的地方在于，即使是一部在专业上已经被高度认可的好作品，但却未必能够获得发行公司和院线的青睐。纪录片甚至艺术电影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发行的难题，这并非中国独有。因为艺术电影没有一般商业电影那么强的商业属性，盈利预期受限。

　　为了平衡商业发行与观众的艺术消费需求，很多欧美国家有设置专门放映的艺术院线，并且会有一些用于支持艺术电影的基金。但目前我国在艺术院线这方面的建设还太薄弱。去年10月份，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发起成立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一直以来，可能纪录片人自己都会这么想：一部电影既然都获得了专业奖项的肯定，那就够了，也不要想什么公映的事情了，谁知道有没有观众看呢？这其实属于一种畏难情绪，自己就提前向市场缴械了。但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说明，只要是好的作品，并且能用新的思维去解决发行和放映问题，就有机会进入院线。

　　但是，进入院线之后呢？低排片依然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压迫着来之不易的纪录电影乃至艺术电影。从《百鸟朝凤》到《我的诗篇》，甚至已经有电视观众基础的《我在故宫修文物》，都难逃低排片带来的不公平票房竞争。这样的困境，是所谓“小众”电影的主创难以通过作品争取来的，也是资本主导的电影产业需要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