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身份建构或逸出“身份”的景深与可能

作者:霍俊明   2017年06月12日 15:49  中国诗歌网    4176    收藏

原标题:

身份建构或逸出“身份”的景深与可能——关于“琴剑诗系”或公安诗群的一种阅读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言的批评,真实的创新以及真正的努力,而我们既未曾创造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爱德华· 萨伊德(Edward Said)


当2016年秋天,厚厚一摞的“全国公安实力派诗人·琴剑诗系”摆上案头的时候,面对着侯马、杨锦、田湘、芒原(舒显富)、杨角、逯春生、翟营文、蝈蝈、周孟杰、林涛、陈计会、邓诗鸿、许敏、谢长虹、艾明波、郑天枝、袁瑰秋、沈秋伟、苏雨景、王富举等或熟悉的或陌生诗人的数量惊人的文本,我觉得对于阅读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而就最终袒露出来的极其多样的写作路径、精神面貌和文本品质而言,任何草率的定论和言之凿凿的总结都会显得有些滑稽和离谱。显然,一个诗人的背景、写作动因、精神出处和诗歌来路在阅读和评价的时候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谈论这些带有“公安身份”的诗人群体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单纯以“身份共同体”来切入显然会有失偏颇,并且过于强烈的身份意识也会滋生出道德判断和虚假的写作意识。因此,必须将一个诗人与同其他众多诗人予以比较和区分,因为真正的写作必须具有区分度。


1.

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论具有相同的社会身份且有着大体相似生存空间的诗人群体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的社会身份、身后的背景和个人命运,想到一个个诗歌文本与“社会学”“身份意识”甚至“阶层属性”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这种过于关注诗歌外围的阅读习惯和思维定式肯定存在着问题。尤其是面对这些有着公安身份的诗人,阅读者们很容易在一种惯性的阅读方式中形成大而无当的惯见或者误读。平心而论,这套“琴剑诗系”所拢括的个性鲜明的诗人不仅给我们以真正意义上整体性地阅读这些“公安诗人”(这个说法太蹩脚了)的机会,而且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当我们从写作者的身份来切入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发现这是一种并不可靠更谈不上妥当和奏效的阅读方法。当然,其中有的诗人将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和工作经验渗透或转化进了诗里,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一种身份和题材的决定论。恰恰在我看来,这套诗丛里面真正具有意义上的文本和诗人是逸出了公安“身份”而带有强烈的个人性和普世性的那部分。对此,我格外看重这一部分,因为这不仅是对某一类型的诗歌写作惯性的拨正,也是对阅读者和评论者的一次拨正。一个事实是,他们呈现了足够丰富性的样本和代表性的切片,这对于理解这个时代的诗人以及诗歌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平心而论,集结在“琴剑诗系”中具有公安身份的诗人群体,其各自的性格面目和文本征候的差异性太大了,甚至这种差异性会超出你的想象——比如侯马的那种压缩饼干式的巨大精神能量以及冷静、干净、知性与谐谑并置的表达,杨锦的那种知性和沉思的品质(比如《冬日,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田湘的那种强烈的抒情性、吟述性和音乐感(比如《雪人》《虚掩的门》《老站房》《嗍螺蛳》),芒原的那种虔敬而原生的痛感与低郁,蝈蝈的白描能力以及诗歌中特有的安静和深隐的不安(比如《盐官镇》),逯春生、杨角等诗人那种不可归约的个性风貌等等。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森林式的物候学以及不无复杂的精神场域,这就给阅读者和批评者的辨别和确认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几乎有多半年的阅读时间里,我时而肯定,又时而充满诸多的不解和疑惑。我最终发现,一种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或评论策略并不单纯是这些写作者的社会身份——公安干警。或者确切地说,他们这些诗人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重新构建了写作者的身份——也即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身份写作、题材写作和伦理写作,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中一部分具有重要性的诗人以各自的面貌逸出了惯常意义上写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干涉,从而在个性、普世性、生命性的复杂呈现和发现中重塑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诗学”和“生命诗学”,而非可规约的“题材诗学”“身份诗学”和“群体诗学”。这才使得这种看似群体和整体的诗人却具有着各自的个性以及差异性的精神景深和写作的诸多可能性。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或忽视了其中某些诗人身份的不可替代性和这种特殊经验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当这种社会身份和相应的情感、经验转化到诗歌世界中去的时候。我只是想强调,其中优秀的诗人更新或者建构了“诗人身份”这一重要的不可回避的社会学和诗学的双重话题,只想强调真正的能够来自于个人和身份又最终超越了个人和身份的诗歌往往具有更广阔的感受面和最为精细幽微的钻探式的切入方式。换言之,只有那些重新建构了诗人身份意识而且还能超然、超拔或疏离了诗人身份限囿的写作者才具有了能够维持诗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能力。

正如看似整体的森林却是由不同的差异性的树种构成的,而每一个树种内部的构造以及树种之间的直接或隐秘联系所形成的物候或场域则更为重要。而这也是考察公安诗群整体的一个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身份、个性、差异、构造、关联。

显然,写作者与身份的关系不能是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而应该是彼此激活和相互打开的关系。甚至从语言和精神层面来说,个人身份和写作之间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协调的和顺畅的关系,而往往是龃龉、抵牾甚至悖论式的。当然,也有一大部分写作者被“身份”的黑洞吸附进去,这使得其诗歌显得干涩、孔洞,有着说教的严肃面孔和大而无当的宣讲式的抒情和伦理判断。由此,我必须强调的是诗人最终只能靠诗歌的成色和文本自身的品质来说话,而从来不存在一种身份、题材和写作伦理的道德优势——尽管这曾在文学史上确确实实地发生过,但最终都成为了灰烬和笑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也许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农民诗人、战士诗人、工人诗人以及公安诗人,只有诗人,此外就是伪诗人了。布罗茨基当年曾干过火车司炉工、钣金工、医院停尸房临时工、地质勘探队勤杂工,但是谁又把布罗茨基称为工人诗人、底层诗人和草根诗人呢?如果这种身份和相应的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知识”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成立的。如果这种身份只是成为社会和新闻学意义上讨论的热点或者噱头就得不偿失了。


2.

从“琴剑诗系”以及此外更为庞大的写作群体的身份建构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互为支撑的两面——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也就是人们常常谈到的诗人的“现实”。

实际上我们所谈论的写作中的“现实”是层次非常繁多的,甚至具体到个人这一“现实”的差异性会愈发明显。但是,也不得不注意的是,当下诗歌写作所处理的现实,既有个人生存经验的直接叩访,又有与时代整体性现实发生着及物的关系——甚至这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由此,我想到了杨锦的《一只鸟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死去》。这首诗既与个人的日常感受和突然遭逢的偶然性片刻有关,又与整个现代化城市时代的精神境遇发生摩擦、盘诘。所以,这既是个人之诗,也是“现实”与“普世”并置的诗。


       每小时160公里的高速路上,我看到一只鸟猛然撞上了汽车的挡风玻璃

       砰然的响声只是瞬间,我看到,一片羽毛沾在沾满污浊的玻璃上。

       我知道,田野上一只鸟已经死去,我想举手加额,在胸前划个十字

       真的,有点隐痛。

       午后的阳光下,汽车继续在驰骋。

       多年之后,我一直记得,有一只鸟在挡风玻璃上,折断了飞翔的翅膀


诗人和自我、现实乃至整体空间和时代场域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在语言上。只有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虚拟”和“再生”的地方景象或拟象才能够超越原型和现实表象而具有持久震撼的力量。也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在某些历史时期只有诗歌有能力来处理现实并把现实压缩成某种可以被心灵保存下来的东西。实际上对于个人记述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的写作来说也是如此,比如田湘的那首《嗍螺蛳》——


       美味总是让人垂涎

       年轻时,我带上你

       在路边摊嗍螺蛳

       我告诉你嗍螺蛳的诀窍

       最爽口的,就是掀开螺盖

       嗍螺肉上的那点汤

       你照我的方法嗍了起来

       多么鲜美啊,你一口一口地嗍

       唇与舌忘情地游动

       坚硬的壳里竟如此柔软

       你一口一口地嗍

       那种幸福感,那种满足感

       我看见你的样子多么美

       从此,每晚你都让我带你去嗍螺蛳

       我也总是乐此不疲

       但我却从未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初恋


《嗍螺蛳》呈现的是如此日常的生活场景,而场景与记忆和内在秘密之间的戏剧性的叠加正道出了普世性的人生况味,这是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对话或盘诘的结果。正如当年柏桦的诗句“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现实”。而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就变得愈发重要而棘手。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失败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处于乡土和城市夹缝或断裂带的诗人们身不由己地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推搡着去关注和描摹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是的,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缩身于写作当中,写作据此成为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谈到当下诗人的精神生活,我并不乐观。2016年的深秋,在由云南回北京的夜车上我重读了八十年代骆一禾在给友人的信中对当时诗坛的评骘。我深感于当年骆一禾的说法对当下诗坛的仍然有效——“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当下时感的碎片取代了诗人的命运感和精神生活。我越来越怀疑当下诗人的精神能力。质言之,这个时代的诗歌能够给我们提供进一步观照自我精神和社会渊薮的能力吗?这个时代的诗人具有不同以往的精神生活吗?相反,我看到那么多疲竭或愤怒的面孔,却没有在他们的诗歌中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有很多诗歌往往并没有将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哪怕是一厘米。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消极和悲观?而这种印象在我整体阅读“琴剑诗系”的时候有所改观,甚至有几个诗人从精神难度和思想淬炼的程度而言让我充满敬畏。

而写作的残酷性恰恰在于“诗人”是“发现”“创设”的同义语,但是“发现”“创设”太艰难了,因为“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被写过了”。诗歌是伟大的精神共时体的恒常共振,而更多的时候诗人只是在“重述”“复述”“转述”。无论是写作任何一种题材还是所涉及到的情感、经验都能在历时性的诗歌谱系那里找到精神对应。从这一点上而言诗人并不是去“发明”一个世界,最多是重新“发现”一个世界。这样,如何表现、如何表述就成为了诗人的本职工作。这甚至形成了诗人写作的永恒驱动器和心理机制。在这样的写作情势下仍能够具有“发现力”的诗人就实数凤毛麟角了,我想到了侯马的那首诗《灯绳》。


   灯绳带来的光明感更强烈

   灯绳带来的黑暗更彻底

   灯绳做梦都站得笔直

   以便暗中的手在固定的位置握住它

   灯绳以同样的一个动作

   却可以带来相反的两个后果

   对此灯绳一无所知

   它只是一旦错了就再试一次

   更早的时候

   灯绳要浸身火海才有光明

   它有金刚不坏之躯

   但我难忘的灯绳还不是自杀的那条

   而是有一天我一伸手

   它竟然唱起了东方红


“灯绳”是日常之物,曾经是一个年代最为普通的日常之物,但是从日常生活、时间维度和历史视野来说这一已经消逝之物所承载的个人记忆、历史化的想象力和携带的精神势能、求真意志就需要真正的诗人去重新发现了。

而与公安诗群的身份建构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则是“诗性正义”或“介入感”。也就是“诗与真”的问题。具言之,诗人的态度、精神姿态甚至伦理道德在诗歌写作中并不是能避免的,甚至有时候在特殊的情境下这些还会得以不同程度的强化和凸显。诗人可以是一只夜莺,也可以是一个乌鸦;诗人可以是一个国家的赞颂者,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的批判者。具体到这些公安身份的诗人,他们的态度和判断就呈现了复杂和差异性的一面。他们可以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可以是水深火热的介入者。我看到了一个个或平静或不解的面孔,还有在文字里洒落的那些碎片、酒杯、砾石、荆棘、鲜花、肋骨、灰烬。与此同时我感受到了这些诗人坚实、朴素、粗砺、深沉的气息。喜剧主义和悲观主义共时呈现,前提是只要这种精神姿态的产生是真实的那么其产生的诗句才有可能是可靠的——“离老家更近了。洒渔河 / 就在眼前,那么多的烟柳 / 一字排开。它们 / 沉默寡言 / 好像一群吞咽着光阴的哑巴 / 它们,用骨头击节流水 / 它们,因冷而抱在一起 / 它们。背靠着背,根咬着根,匍匐于 / 大地之上—— / 忍耐、孤独,这些悲观主义者 / 时刻准备 / 交出体内的柳笛”(舒显富《烟柳》)。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当“个体”成为圭臬,成为或大或小的唯一性的精神风暴,也必然因此形成一定的危险——正如亮光必然与阴影相随。甚至我们由此还会发现,自新世纪以来“个人”几乎取代了其他言说的可能,诗歌在承担了个人趣味和内心世界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承载其他的质素?这都给我们反观这一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出了问题。这是诗歌的常态,反之无论是整齐划一的赞美还是不约而同的批判苛责都是有问题的。而诗人,除了肯定、热爱和赞颂,也还需要批评、褒贬和批判。那么,这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那样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至关重要。“诗与真”的难题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具体到这些公安诗人,我看到了个体的情感水域以及整体时代的潮汐,目睹了慰藉的场面也亲临了那些惊悸和阵痛的时刻。他们不约而同地讲述着这个时代的“命运之书”,他们胃中搅拌着粮食和草根,头上有荆棘也有花冠。


3.

阅读这些“公安诗人”的诗作,我由衷地感受到很大程度上诗歌写作类似于一场精神事件。

有的诗人是柔软、深情的,试图说出个人情感和现实境遇之“爱”;有的是修辞的高手和智性的探险者;也有一部分诗人在面对时代庞然大物时满怀狐疑甚至试图说“不”。正像当年奥登所言,一个焦虑的时代已经降临。在一部分诗作中我分享到的是久违的平静,而有时也目睹了沉痛的自省和无可奈何的叹息,看到了驯顺和僭越的博弈,看到了不安、焦躁以及试图和解、劝慰,目睹了虚无的故地以及面向远方的精神愿景。当这些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诗人并不轻松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既是个人的命运,也是相应的整体性的写作伦理和文化趣味。现实自身就是魔幻的、变形的、异味的——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无论你处理的是个人化的、琐碎的甚至毫无诗性可言的日常生活,还是处理一个时代的分层的现实或是企图重现一个地方的风物志和文化景观,一个诗人都应该具备更高要求的语言能力以及由己及人的扩展能力和试图说出事物和人世秘密的求真意志。而在诗歌的切入角度和题材处理上,诗人既可以虚晃一枪也可以临门一脚。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迎面撞击或者迂回闪避,诗人都需要在“要害处”说出真实不虚的语词。这建立起来的才是可靠之诗。也就是说在一个体验和差异正在被新媒体所塑造的现实替代的时候,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

这些关乎个人日常性的诗歌,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应该耽溺于琐屑的日常。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反思、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惯性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勘察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更为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作为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

“介入”与“担当”有别,“见证”与“作证”不同。“担当”和“指认”就如一个目击者或者犯案者重新被带到现场,他要重新分辨和指认。指认,是再次发现,也是对于旁观者的提请。由此,我想到了舒显富(芒原)的一首诗《黄昏里的果园》——“枝,叶,鸟,暮色,欲静未止 / 我独自一人,坐在万千木叶下 // 黄昏的果园,再也没有熟悉的脚步了 / 三年前,父亲因为脑梗,没有了种地的力气 // 可我还是热爱这里,爱着它的小: / 小小的花香,小小的血肉,小小的人间气息 // 甚至,小到风涌过果园 / 我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看是不是 // 父亲。没有人——而卡在喉咙的二字 / 僵直得,再也咽不回去”。

鸟鸣里有世事沧桑!黄昏里的果园,病中的父亲,安静中的不安,时间光线中个人的斑驳影像,一起蒸腾出的是来自于个体又带有普世性的精神元素。一个人的世界也可能正是扇动整体精神场域风暴的翅膀。

诗人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是日常事物的“凝视者”,也是能够抽身离去的“旁观者”“疏离者”。正是在这种介入而又疏离的张力角度中诗人才有可能最为真实地凸现皱褶深处的本相。细节,不是刻板的镜像,而是在写作者的观照中发生了变形。“变形”是为了加深和抵达“语言真实”。里尔克说“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正是“变形”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得以在词语中现身。在诗歌的变形能力上,“琴剑诗系”最重要的代表是侯马——


       我和我哥

       各持两把菜刀

       轮番上阵

       把案板上的羊肉

       剁成了馅

       鞭炮声中

       全家围坐包饺子

       饺子煮熟了端上来

       一咬一口木头渣

       一咬一口木头渣

       一咬一口木头渣

                ——《过年》


这种看似口语和日常化的场景实则是经过了过滤和变形以及提升,这就是重新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打量记忆以及现实。与此同时,我更认可那种细节、场景、时间和个体存在之诗的对话与盘诘,因为那是相互摩擦和砥砺的结果。这对于那些过于优美、顺畅、平滑的“好诗”而言是一个有力的提请。平庸意义上的“好诗”在这个时代太多了,而那些具有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诗却是乏见的——也许这些诗本身存在着缺陷——有缺陷的具有重要性的诗。这类似于博物学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用一年的时间凝视田纳西州森林里一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坛城)所做出的微观学考察。也类似于当年的诗人史蒂文斯在田纳西州放置的那个不同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修辞的“坛子”,“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 / 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 / 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同。”

个体之诗更多时候指向了一个人的命运感,而个体经由某种结构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现实,而是具有了普世性——这需要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再造现实的能力。面对着这些公安身份的诗人,我还是想再次回到文章的题目。具有重要性的诗人通过文本和精神现实重新建构了写作者的身份,并且能够逸出身份所形成的写作趣味和整体限囿从而具有了更为值得期待的精神景深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这也正是我的期待!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怀雪》,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编选《诗坛的引渡者》《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百年新诗大典》《中国诗歌精选》等。

通联:100013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责任编辑: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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