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新诗之初,从本心讲我更想成为一个诗人。可是,后来一系列偶然与巧合的因素,却改变了我的命运方向,让我搞起了诗歌批评的行当。也许有人会说,这恐怕是圆不了诗人之梦、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吧。其实,我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有不甘。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清楚,新诗批评同样是一项高难度的精神作业,它对从业者的要求很高,唯有那些既深谙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又兼具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更需耐得住经常面临劳而无功困境的寂寞者,方可真正入其堂奥,不少人从诗人到诗学研究者角色的转换,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为新诗的发展尽着自己的责任。
虽然,新诗研究之路是冷清而充满困惑的,与诗结缘,让我不谙世故,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同时,研究对象本身的纷繁复杂,学术风气的无常多变,经济大潮的冲击与挤压,加上研究瓶颈的不时阻碍,也曾造成学术信念之舟的几度飘摇。但是,与诗结缘更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不被尘俗的喧嚣烦恼所扰,何况能够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言说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所以,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多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因而一直无怨无悔;并且,多年的熏染与浸淫,写诗、读诗、品诗、评诗,早已成了我生存的基本方式和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一名老师,我一直以为,学问之道寂寞而漫长,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它必须靠一代一代学者不断的传承和接力。在这条路上,任何人都只能以断代的方式加入、丰富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而无法独立地走向永恒。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些年我特别重视学生的培养,每逢看到学生获得一点新的成绩,出版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获得一个奖,乃至提出一个观点,我都比自己取得什么新的成绩更加高兴。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愈发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老话,没有学生的延伸和支撑,任何一个教师的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从1998年成为研究生导师,到今天,我已经指导了50多位硕士生,25位博士生,2位博士后。我在指导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时,这些年已经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博士生入学之际,头脑中已从对方的学识结构、专业积累、兴趣特长和整个学科的实际出发,基本上有了他日后毕业论文选题方向的大致轮廓;同时,对所有的研究生的选题也一个整体的规划。比如:
分段研究的有吴井泉的《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董秀丽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宋宝伟的《新世纪诗歌研究》、李洁的《21世纪女性诗歌研究》;
有不同时段的流派研究,如叶红的《生成与走势:新月诗派研究》、刘波的《“第三代”诗歌论》、邵波的《“中间代”诗歌研究》、柴高洁的《二十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
有中外关系研究,如马永波的《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范丽娟的《穿越时空的对话:中英浪漫主义诗学比较研究》、常金秋的《普希金与中国新诗》;
有主题学和类型研究,如卢桢的《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于倩的《<诗刊>(1957-1964)研究》、薛媛元的《上帝与缪斯共舞:基督性与中国现代新诗》、周军的《新文学写作背景下的旧体诗研究(1017-1927)》、侯平的《八十年代歌词研究——以大陆为中心》、邱志武的《1976-2006:现实主义诗歌研究》、白杰的《1976-1990:中国新诗选本的“历史重述”》、刘慧的《当代大陆儿童诗研究(1949-2018)》。
还有理论问题的研究,如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崔修建的《1978―2008: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研究》、柴华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杨亮的《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研究》、白晨阳的《朦胧诗批评的批评》。
它们大体上覆盖了中国新诗历史的不同时段和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在学问之路上我一直是和学生一同成长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农民父母那儿承继来的坚韧,时时提醒我,“你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农夫’,除了种植、侍弄自己的庄稼之外,一无所长”,正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我才总能敦促自己沉下心来,慢慢地放牧那些文字,经营学术研究的“菜地”,因为那是我的精神空间,是我活命的家园,是我生命的根。
从农民父母那儿承继来的本分,更让我从小就学会了感恩和感谢,我越来越清楚: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从学术旅途上一路畅达地走过来,决非仅仅凭靠自己的毅力、经验和拼劲儿,在巍峨的学术山峰面前,它们显然远远不够。是那些相识或不曾谋面的师友的提点与“搀扶”,我才变得艰辛而快乐,跨越一个又一个障碍,拥得了些许鼓励的鲜花和掌声,因此我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激。在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袁可嘉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先生,台湾《联合报》的痖弦先生,上海作家协会的辛笛先生,武汉大学的陆耀东先生,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思敬先生,中国作家协会的叶延滨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的刘纳先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锦池先生,南开大学的乔以钢先生等许多师友,都曾经给过我关心和帮助。在此,对那些帮助过我的师友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尤其要感谢先后授业于我的田仲济、吕家乡和龙泉明三位恩师,如果说我今天在学业上还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完全是因为得益于他们的教诲。田仲济先生丰硕学术业绩的激励,吕家乡先生无私给予和学术风骨的熏染,龙泉明先生的渊博、厚重和宽容,为我支撑起一片自由、阔大的学术天空,三位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足以使我受用终身。
在此,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今天莅临会议的各位老师、朋友和学生。各位师友或则放弃别处的会议,或则牺牲了与家人团聚度假的机会,从四面八方甚至从海外赶来这里,为我的诗学思想研究把脉,我是非常地感动、感激。我特别要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承办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校友会、文学院、科研处和学术理论研究部有关的领导、老师。哈尔滨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是我学术生命的根,和最初出发的地方,从1979年开始我在这里读书,之后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我最好的年华和最美的梦想,都是和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诸位在我的母校,研讨我的诗学思想,我的心里有高兴和感激,但更多的是惭愧与不安,因为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我对新诗、对母校做得还都很不够。套用我弟子的一句话,“振亚何德何能,竟然如此惊扰大家”,谢谢你们啦,谢谢。我期待着师友们的交流、对话特别是批评和提醒,你们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将是对我学术方向新的启示和导引,都将是我一笔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会认真仔细地收藏、品味、消化。并且,我愿意在未来的岁月中,在诗学研究和学生培养两方面再努力工作,以不愧对各位专家、师友的厚爱。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本文根据罗振亚“百年汉语新诗批评与罗振亚诗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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