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陈永国

在黑格尔之后的那个时代，在哲学常常与科学条件或政治条件缝合的时代，诗歌承担了哲学的某些任务。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是特别为诗歌艺术准备的。然而，我们所说的诗歌和诗人既不是全部诗歌，也不是全部诗人，而是其作品即刻被认为是思想创造的诗人，对这些诗人来说，诗歌是语言的场所，是在哲学摇摆不定的地方提出关于存在和关于时间的命题的场所。这些诗人并没有决定取代哲学家的位置；他们没有清晰的意识要发挥哲学家的作用。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承受着一种思想压力，即在哲学缺乏自由的情况下，需要在艺术内部构建接受思想的一般空间和类属规程，而这是被缝合的哲学所再也不能建构的了。如果诗歌特别承担了这项任务，那是因为：一方面，至少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哲学并不具备以某种特权方式被缝合的条件；另一方面，诗歌是把词语与经验相结合的一门艺术，距离现实较远，在空想的地平线上用词语表达此在的理想。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竞争可以回溯到古代，如柏拉图对诗歌和诗人进行的特别苛刻的检验。尼采充当了报复柏拉图的先知，而这种报复不可能在诗歌的权限之内进行。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完全可能会成为数学家、历史学家或物理学家，如果他们不可能是另一种人的话，那就是诗人。但是，自尼采以来，所有哲学家都声称是诗人。他们都嫉妒诗人；他们都是妄想型诗人或近似型诗人，或得到承认的诗人，如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或拉库一拉巴特，甚至詹贝或拉德罗都崇敬东方形而上学中不可避免的诗歌倾向。

事实上，在缝合的哲学家回转的时代里，确实有一个诗人的时期。在荷尔德林与保罗·策兰之间有一个时期，关于时代本身震撼人心的意义，关于存在问题的最开放的方法，几乎未陷入残酷缝合的共存空间，以及最丰富的关于现代人经验的论述，都在诗歌中释放出来，为诗歌所拥有。在这个时期里，时间之谜与诗歌隐喻之谜交织在一起，而解放的过程本身则与形象的“相像”密切相关。整个这个时代在短暂的哲学中再现为一致的，尤其是方向明确的一个时代。这些短暂的哲学包括进步、历史感、千年至福的基础、彼岸世界和他人的接近。而这个时代的真实状态则恰恰相反，是矛盾和混乱。只有诗歌，或“玄学”诗歌，最凝练的诗歌，最具思想性的诗歌，但也是最含混的诗歌，表达了这个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感。诗歌在历史的定向再现中追溯出一个没有方向的对角。这些诗歌闪光的枯燥打开了一个空间——借用拉库一拉巴特从荷尔德林那里演化来的话，就是cesurer，“切开”的意思——即在历史性创伤内部切开一个口子。

一旦哲学试图与诗歌条件缝合，诗人时代的规范表征就成了哲学选择的客体。米歇尔·德古伊(MichelDeguy)甚至说（可他实际上是个诗人）：“哲学，是为诗歌做准备。”无论如何，哲学所认可的诗人最终发挥了哲学自身的基本作用。

就我而言（但我认为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自己的名单就是从这个角度列出的，因此也是封闭的），我认可七位重要诗人，但不必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诗人”——一种不可能的奖项分配——而是因为代表着诗人时代的不同时期。他们是：荷尔德林，这些诗人的先知和预言家，然后是其他诗人，他们都是巴黎公社的后代，而巴黎公社标志着定向感所再现的混乱的开端：马拉美，兰波，特拉克尔（Trakl），佩索阿（Pessoa），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和策兰。

我不想有意检验这些历史性吻合，转变，奠基的诗歌，独特的成就（如马拉美的书，兰波的无序和佩索阿的异音异义词……），那么多概念而又不能联合成整体，正是这一点使诗人时代成为了思想的时代。然而，我还是要提几点意见。

（１）我们的诗人留下的一条基本路线，使他们能够摆脱哲学缝合的路线，就是缺乏客体范畴。确切一点说，是作为必要表现形式的客体范畴或客观范畴的缺乏。诗人时代的诗人试图打开的是存在之路，也就是存在无法通过客体的“表现”范畴来保护自己的地方。而诗歌本质上是抵制客体化的。这绝不说明意义已经转手主体或主观范畴。相反，诗歌所极其敏感的是缝合在“客体”或客体性与“主体”之间的纽带。这个纽带构成了知识或认知。但是，诗歌所尝试的存在之路并不属于认知秩序。它因此与主体／客体的对立构成了对角关系。当兰波激烈嘲讽“主体性诗歌”时，当马拉美提出诗歌的发生是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须缺场时，他们说的是诗歌的真理并不在于它所说的是否与主体或客体相关。因为对诗人时代的所有诗人而言，如果经验的一致性与客体性密切相关，如同缝合的哲学依赖康德一样，那么，它就必须大胆地防止人们抨击它不一致，如策兰令人羡慕地总结的一样：

“不一致性才是所要依靠的。”

诗歌寻求此在的踪迹或极限，不承认可能通过保存某种客体性而保留在极限处，因而，主体—客体所要求的对应物——也不能成为这样一种经验的堡垒。如果诗歌在模糊中捕捉到了时间的模糊性，那是因为不管它的规程多么多样化，甚至有不可调和的维度，它都放弃了主体—客体的“客体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哲学在缝合内部断言说时间是有方向的。诗歌的无方向性首先就真理的规律来说既穿透认知又抹掉认知，同时从主体性和客体性中抽象出来的经验的确存在。

（２）赋予海德格尔思想以潜力的东西将以诗歌的匮乏跨越哲学对客体性的严格批判。他的天才——除了仅仅是缝合的一个模式，而这次是与诗歌条件的缝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特别通过对康德的检验，他理解了把“根本本体论”与认知学说分离开来的东西就是后者中保存的客体范畴，也就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纲领和绝对界限；

◇因此，他避免陷入主观主义或激进的意识哲学，这是胡塞尔最终走上的道路，相反，他宣布解构主体的主题，认为这是形而上学最后的实现，是对客体性的矫正性束缚；

◇他坚持把知识与真理严格区别开来，或把认知与思想严格区别开来，这个区别是诗歌冒险的潜在基础；

◇他因此而到达了可能把哲学转手诗歌的程度。这种缝合似乎是对力量的保证，因为的确存在着一个诗人时代。这些诗人的存在进入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没有这一点，没有这个历史根基和实际存在，当政治历史性的海市蜃楼在纳粹恐怖中具体实现和消失的时候，他就将陷入无望的困境，所以，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真实的事件。

直到今天，海德格尔思想中令人信服的影响力仍然在于他汲取了诗歌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物崇拜的匮乏，真理与知识的对立，最后是代表我们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性。

由于这个原因，对海德格尔的根本批判只能是：诗人时代已经结束；因此也有必要把哲学从其与诗歌的缝合中剥离出来。这意味着今天的非客体化和无方向性不再需要用诗歌隐喻来表达了。无方向性可以用概念来表达。

（３）然而，在海德格尔对诗人时代的赞扬中有一点虚假的因素。在海德格尔那里，仿佛诗歌的表达就是客体性的匮乏和科学的匮乏。当冒险在技术困境的核心打开缺口的过程中，诗歌将召唤“现代科学”的到来，将在世界客体化和作为灭绝意志的主体等范畴中揭示现代科学。海德格尔“建构”了数学与诗歌的二律背反，使其与知识与真理或主体／客体与存在的对立相偶合。现在，这个“蒙太奇”在诗人时代的诗歌中读不到了。诗人与数元的真实关系是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它采取一种纠缠在一起的竞争形式，占据同一个地点的异质群体。马拉美诗歌的“代数式的”意志是显而易见的，“你年轻的数学家气数已尽”这样的诗句只是为了指出，在某一特殊地点，偶然性与无限性在积极实现它们的共谋，诗歌把数元升华了。当兰波注意到——于是才写出了关于科学本质的深刻诗句：“心肠软弱的人啊，刚开始思考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就匆忙地步入了疯狂”，他以同样的笔触把数元的激情刻写在拯救性混乱的旁边，因为数元除了决定用字母去思想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呢？作为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的颇有尊严的后裔，洛特雷阿蒙认为数学拯救了他，而且在主体—客体或人—世界这对儿概念匮乏的特殊关头，数学确实拯救了他：“噢，活生生的数学啊，我没有忘记你，因为你那聪明的课程比蜜还甜，像一股新风吹进我的心田……没有你，我在与人的斗争中可能已经失败。”

佩索阿写道：“牛顿的二项式理论如同米洛的维纳斯一样美丽／只有宝贵的少数人才注意到”，这时，他让我们想到的不是把诗歌的真理与数学潜藏的虚无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迫切地把这种美的认同最终公诸于全世界，而不是只给“宝贵的少数人”看。

于是，比哲学仆人更加深刻的诗歌完全意识到与数学共享思想，因为它盲目地看到数元也在纯粹直接的奉献中，在与每一个多的表现的空洞缝合中，质疑和解除盛行的客体性。的确，诗人比数学家本身更清楚地知道并不存在所谓数学客体这种东西。

每一个缝合都是一种夸张，如我不断重复的海德格尔的情况所示，哲学把问题合成起来。与一种条件相缝合，哲学不知不觉地从这个条件内部借用了美德。它把诗歌作为思想和冒险的独特比喻孤立出来，作为参与命运的困扰和救助而孤立出来；用热内·夏尔（ReneChar）的话说，甚至为了考虑“诗人和思想家的权力”，海德格尔超越了诗歌的权限，也没有采取姿态，而这实际上是夏尔本人的情况，因而没有把这种独特性合法化，特别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处理了数元——以及政治和爱的问题。他对待诗歌就像在马克思主义缝合内部在哲学上把政治绝对化的那些人一样——我也是其中一员，完全超过了真正的政治所能提出的主张。这就好比实证主义哲学家从不能给予任何许诺的科学中抽取难以置信的许诺一样，任何许诺都全然是陌生的。

（４）我们从诗人时代的某位诗人那里接受和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他进行非客体化的“方法”。这个程序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他用这个方法生产缺乏知识的真理，在主客体匮乏的隐喻中表达无方向感。这些规程把诗人区别开来，把诗人时代划分为不同时期。这主要有两种类型：利用缺乏和利用过剩。客体要么被扣除，由于自身的消解而从此在中退隐出来（马拉美的方法），要么从主要的幻觉领域抽身出来，处于分解的孤立状态，从此便可以用来替代每一种其他客体（兰波的方法）。诗歌把缺乏变成秩序，或把表现变成无序。主体同时既由于缺场而被终结（马拉美），又实际得到多元化的表现（佩索阿，兰波）：“我常常和一些人大声谈话，谈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时刻——我就是这样爱上了一头猪的。”再也没有比这些规程更好的库存了，它们表明了这些诗是如何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又是如何临时替代的，从而“构建”了界定哲学的思想空间。

（５）保罗·策兰的作品在诗歌内部位于边缘，代表了诗人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