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友钊的数字分析看廊坊诗歌现场

　　 我初次接触到郭老师的文字是《国家大宝藏》那本书，当我打开看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条条数据镇住了，我觉得那就是一部中国西藏地理的发展史，那里的条条数据仿佛一个个中国财富的柱子，支撑起了西藏的历史发展。可惜那本书因为涵盖太多我至今依然无法消化。当我第一次看到郭友钊老师给王克金老师写的数据分析式诗歌评论《试证王克金的判词诗创作》的时候也觉得老师写得很棒，看得出很用心的文字，但是，因为一些琐事，看完也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再后来又看到老师写的《林莽诗作的语言调查及指示意义》，又一次勾起了我对数据分析是诗歌评论的好奇。
　　 在读郭友钊老师的数据分析式的诗评过程中，让我想到了一个名字——尚德兰。
　　 在我初次看到“本文拟采用语言调查方法，建立文本的“基因”——高频率出现的字词系列。生活中，使用频率越高的字词，当越接近于生活的常态，是生活本质的反映，是必然事件。反之，出现频率很低的字词，如灵感偶尔出现，在瞬时喷发，属偶然事件。”这段写的真好，可以帮助很多分析诗歌的作者找到途径。看完了，您这个要比尚德兰那篇写的好的多，这里给出了词的用法在诗歌文本里起到的作用，这是我看完尚德兰那篇文字就想找的答案。此篇文字不仅比一般的评论更有深度，而且让我感觉到了精细，甚至细致到了像个医生在解剖患者的遗体，在查找病因的所在。
　　 正因为老师的这些文字，让我又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与现实的差距，于是我又开始去看尚德兰老师的那些文字，也许事情就是在反复中获得启发和经验的。在和尚德兰老师有关的文字里，我看到了《尚德兰眼中的诗人与诗》这篇采访资料性的文字，在里面我看到了下面这些采访内容。
　　 记者：翻译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把好的诗歌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诗歌是不能翻译的，非常难。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尚：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我努力尝试把另外一种语言的诗译成法文，不歪曲它的原意，我希望法国读者读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是翻译，而感觉到这就是诗歌。所以在这方面也要加工自己的母语，不仅是语意，有时候还要利用母语的语音特点来完善翻译过程。比如说原文某个地方有特别的效果，翻成法文也许这些地方会移动；比方说法文有动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可以表现很多东西。中文也有别的特点，没办法翻译成法文，有一些诗人很注意汉字的本来意象，比方说，有的诗歌，带三点水的字很多，中国人看的时候会有感觉，法文就无法表达。这些就很遗憾，我没办法把它翻译出来。但是有一些，比如我刚才说的声母韵母，可以用法文表达同样的效果。
　　 记者：你觉得诗歌翻译起来并不是太难，是不是跟你自己写诗有关系？
　　 尚：可能我对自己的母语很感兴趣。我从小就注意到法文的各种特点，比如音乐性等等。我很注意节奏，中文的节奏我可以听到，可以译到法文来，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也会失败。
　　 
　　 海边写的诗，在海边译
　　 记者：中国的当代诗人里面，哪一个诗人的音乐性特别强？
　　 尚：北岛。我开始读他的诗歌，音乐性是很浅层的，音乐连起来有一种节奏。后来慢慢有变化，他的音乐是意象之间的音乐。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知道l了，为什么《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为什么会邀请尚德兰来参与了，因此也再次阅读了尚德兰老师写的那篇诗歌评论《北岛诗歌的节奏语法》，在文章再次被打开的时候，我也再次思索和观察里面的句子了。
　　 当看到尚德兰老师写的：我们从《钟声》一首着手分析，这首是北岛1990年，在天涯写的。
　　 这首是有33个名词，21个动词，动词分两类如下：七个动词：九个行为动词：一个比较动词。
　　 在《钟声》一首中，无论诗人怎么样努力，动词一直被拉向名词的范畴。而且，那首诗的开头就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重复诗名也是最后一行的最后一词。循环完成，而且那些钟声就是死亡的钟声。
　　 当看到这些数据与文字，我很是好奇，为什么尚德兰老师对词语会有如此的关注程度？因此我那天就发消息到雨时诗歌工作室微群去询问，想在那里找到一个结果。但是，最终我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
　　 又想到了郭友钊老师的作品《试证王克金的判词诗创作》和《林莽诗作的语言调查及指示意义》便又再次开始阅读。在《试证王克金的判词诗创作》这篇文字中我看到：基于本体论的新批评主义重视诗歌形式与文本细读①。新批评主义者陈超以历史、光景、生命、性情、语言、生存等6大要素构成了“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②，并且语言是其它6大要素的载体或表现形式。可见文本或语言在诗歌中的地位。近数十年来，有学者从语言理论、文本语言、虚词等方面开展了诗人及其诗作的语言学研究③，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仓央嘉措（1683-1706年）的情歌也有其特定的用词风格，“了”“和”“从”“没有”“如果”“爱人”“我”“心”是其为表达“爱”使用的高频词④；女诗人伊蕾使用了特定的高频词如“围栅”“栅栏”“围困”“牢笼”“囚徒”“网帷”“冲破”等，表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的“困兽”意识⑤；改革开放后的打工诗含有“家”“汗”“泪”“爱”“故乡”等特定的词⑥。基于文本的词频统计分析，虽然可以快速了解文本的词类、词性，发现。
　　 诗作文本的主要“基因”，但不能准确确定所探讨的高频词所在的语句结构、语义特点等，还需要研究者对其文本的文法、语法、语义的用心解读⑦。
　　 本文拟以雨时诗歌工作室成员王克金的46首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作品文本进行词频的统计分析，进行文本判断句的确认，以及不同诗人使用该高频词组创作诗歌的试验，进一步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其诗歌创作属于“判词式”的文体，即“判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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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文本中的高频词的“是”“不”占主导地位，并且文本中的判断句占主导地位，本文认为王克金的该组46首诗作属于判词式的诗歌创作。或者称该组诗为判词诗。判词原是法律文书⑧，是法官问案、勘案、断案的文字总结。判词在唐代达到成熟，并向文学分野，成为文学的一种文体⑨，并且逐渐诗化或者用诗词体写判词⑩。在纯文学作品中，判词诗出现较晚，《红楼梦》中的14首画中诗被冠为“判词”○11，实为金陵判词诗并传颂于世○12。现当代的新诗中，未见其它判词诗。王克金的判词诗基于哲学思考和宗教感情而创作，是对于世界存在性质与发展状态的价值判断，是百年新诗中一种独特而有益的文体尝试。
　　 在《林莽诗作的语言调查及指示意义》这篇文字中我又看到了：对某人或某部文学作品的整体评论，当置于诗学体系之中加以分析研究并给出公正准确的历史定位。陈超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集成了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出发点的诗歌创作与以“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目的地的诗歌批评的综合理论，并分解为历史、光景、个体生命、性情、语言、生存、历史等环节的循环过程。根据这个体系，从语言即文本这一节点出发，应用语言生活的理论与语言调查的经验，向后可追溯作品所体现的作者“个体生命”的“性情”“光景”，向前则可瞭望该作品是否进入“生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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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林莽的诗歌文本，是以“我”“我们”相兼容的个体主体性及人民主体性创作的成果，具有“先天下之忧”的情怀，以三分“疏离”现实、七分“嵌入”历史（或称具有历史想像力）的半日常—非日常写作，其写作属于“上游的写作”，作为诗人属于“召唤未来的诗人”。因此，从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分析，林莽的诗作文本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具有走进“历史”的基础。
　　 当看到郭友钊老师用这些论证和论断为诗歌命名、指导和分析的时候，我仿佛也跟着老师的文字从诗歌的脉络中来了一次旅行。也知道了郭友钊老师和尚德兰老师的文字为什么写的不一样了。在以前觉得尚德兰老师没郭友钊老师写的好。在再次阅读后却发现我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
　　 因为我再看尚德兰和郭友钊老师的作品后，才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而我那次在群里问的问题，和人家二位写的都不是一码事，现实中的我没有经过认真学习便把两篇无可比性的文字做了对比，又给出了错误的判断，让两篇同样精彩的文字在我这里失去了原有的样子。可见理解的差异，如果不能发现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好在我找到了差别，找到了差别的原因，也明白了分析角度不同，叙述方式及语言自然不同。我知道看不懂的主要原因是，看的少，看的少是因为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是因为我们这里写数据分析式诗歌评论的人很少。因此造成了理解与观点的断流。
　　 好在今天我看到了郭友钊老师的两篇，否则，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明白尚德兰老师和郭友钊老师的诗歌评论该如何去学习。与此同时，我在郭友钊老师的文字中也看到了接轨二字，与国际现代诗歌评论的接轨。而且我觉得老师的文字在帮助我们这些刚刚走入诗歌创作之路上的初学者揭开诗歌女神的神秘面纱。
　　 此刻的发现让我感觉有些许兴奋。为我们的诗歌创作者和寻找诗歌脉络的学生感到兴奋，为廊坊诗歌现场感到兴奋。为自己能看到如此重量的文字而兴奋。此刻，我只有祝福了，真心的祝福，祝福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同行者，祝福廊坊诗歌的未来能坚定的走在自己的诗歌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