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196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西川自80年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他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出版作品有《深浅》《大河拐大弯》等。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广泛。出版有诗集《虚构的家谱》（1997）《大意如此》（1997）《西川的诗》（1999），诗文集《深浅》（2006）、散文集《水渍》（2001）、《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2004）、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1997）、评著《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诗歌卷》（2001）、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2004）。编有《海子的诗》（1995）《海子诗全编》（1997）。曾获鲁迅文学奖（2001）、庄重文文学奖（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1997）、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等。

陈超：西川的诗歌精神自觉地加入正派、高古与适度的人类诗歌共时体，
使这些诗变得深厚、恒久

在新生代诗群中，如果还存在着高尚、德性、宽怀和节制的话，硕果仅存者之一乃是西川君。西川的诗，不是源于生存经验的复杂抛散，而是源于诗人生存意志中向善向美的约束力。“凡界万物，必向诗歌看齐”，也许西川想这么说。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修持来说，坚持高尚、德性、慈爱和节制，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怀旧。西川大部分优秀的诗歌，就呈现了这一特征。但西川式的怀旧，从时空上看，乃西方文明之“旧”。这使它不同于目下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它不是向自然寻求安慰、逃避，而是向上抵达升华、再生、皈依和信仰。正如科顿所言，“我们宁愿有九十九个伪君子因放肆而遭到毁灭，也不愿有‘一个’仅仅属于上帝的谦卑者竟然陷入灰心或绝望。”西川的抱负是作这“一个”人吗？

由于西川的诗歌精神自觉地加入正派、高古与适度的人类诗歌共时体，使这些诗变得深厚、恒久。美国辨证批评家莫瑞·克里格在《艺术与进步观》中指出了某些文学作品具有更强的“文本互涉”特点。即，这类作品貌似自身封闭，实际上熔进了以往历史中的文本意义。它很少受到诘询，是由于其内在的他性要素决定的。西川体现了皈依经典艺术的狂热彻底性，虽然在操作模式上有许多不同，但观念体系上我们不难见出荷马、但丁、歌德和博尔赫斯的身影。

西川的语言是澄明，舒徐的，是现代诗歌感应古典音步的严饬形式。他的话语歧义性不强，常常呈现一种语义饱和的单纯感和异乎寻常的精确性。他不屑于用浅陋的彷徨不定去冒充诗歌的张力感，他宁愿深切地洞烛。用一种标准来看，西川的诗因此向度单一；但用一种更深的标准来看，这种有分寸的，自明的语言，更能刺穿精神的核心。平静、纯正、满怀信心，从上界的宣谕中领受永恒生命的教诲，西川的诗企图以此更有力地影响我们。常常是这样，澄净的湖水能够显示湖的深度，而浅滩却在混浊中蛊惑了人的视线。西川无意于颠覆语言和造语义化了的世界的反，他也许更盼望世界平和净永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西川早期的诗歌更热衷于抒写常生常在深永无极的大自然。与中国传统诗人抒写自然物我合一的方式不同，在西川笔下，大自然是高于人类并柔和地压迫诗人表达的。这使这些诗不敢倾泻胸臆、欢欣鼓舞，而是表现出纯洁的颤栗与感恩。《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起风》《拾穗》《在乡村》《死豹》《新大陆》《尘土·玫瑰和阳光》是至今为人传诵的佳作。也许有人想从这些诗中找出其原型的象征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将更显得我们在自然面前的懵懂无知。人与自然，谁在万有之上？自然本身不是比象征意义更为终极的意义吗？

一九八八年之后，西川诗歌在保持上述向度的同时，开始更多地涉及“我”的此在生命。“我”的此在生命沉湎于凝神伫立卓然不移之中，在迅速下滑变薄的时代，坚持追求永恒和复杂。在《激情》《旷野一日》《夜，1988》《暮色》《往世书》《练习曲》《梦中的财富》《李白》《暴风雨十四行》《中国的玫瑰》等有影响的诗章中，西川树立了自己引人注目的老式吹号天使形象。庄重健康的自明之音，某种程度的假言命令语式，对新生代诗歌潮流中普遍的粗鄙性和观阴风尚，进行了优雅而有力的挽救。从目下诗坛靠向新古典气格的朕兆来看，我想大胆地推断，西川君于此功不可没。

也许西川的价值更在形式方面。但谈论这些，已不属我为自己这篇印象记所规定的任务了。

陈超  著 《生命诗学论稿》

（精装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小众书坊策划出品）

“在中国，这是一本最好的现代诗艺术论。”

本书是已故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陈超先生的诗论代表作，曾于1994年出版。陈超先生曾言：“我相信，在中国，这是一本最好的现代诗艺术论。”本书在诗坛产生了长期广泛的影响，现已到了苦觅一本而不能获的境地。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深入文本并进而揭示出现代人生存与语言间的关系，是陈超先生为自己设立的理论目标。本书分“本体论与功能论”“现象论”和“以诗论诗”三部分，以完成作者给自己写作定下的两项任务：一、立足文本细读和形式感，并经由对诗的历史语境的剖析，揭示现代人的生命/话语体验；二、稍稍逸出诗学的个别问题，将之放置到更广阔的哲学人类学语境中，在坚持诗歌本体依据的前提下，探究其审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