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笑忠反复写到梦，换言之，梦盯上了余笑忠：“来到梦里的一切/都经历长途跋涉/偶尔，借我们的梦得以停歇”“在梦里，悲伤的死者会变黑/在梦里，悲伤的死者和你共有一个灵魂”“有时，来自梦中的隐痛/更甚于现实的打击”；已逝的父亲不断造访儿子的梦境，“想到他在我的梦里仍然受苦/我就好像又犯了什么过错”；有一次，诗人居然梦见了慈禧太后和她的长指甲，梦见她“妇人之痛，莫过于分娩死婴”的附身耳语。这是一个惊梦！

“惊梦”，可视为笑忠写作的原动力和内驱力之一，却每每呈现为对现实、对日常的“释梦”，由此构成他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脉络、风貌和奇景。他将最新出版的诗集命名为《接梦话》，乍看令人感到不妙，因为我们知道接梦话是有风险的，民间认为容易引发梦中人的错乱甚至死亡。但与此同时，接梦话是超越时空的对话、交流，是一种“象征交换”。在他的写作中，梦与现实的边界、梦与日常的边界、梦与自然的边界等等，一再被他突破了。到底是诗人接了梦中人的话，还是诗人作为梦中人接过了另一个清醒者的话？这是一个类似庄子与蝴蝶的问题。梦与现实（“第二现实”与“第一现实”）的互文与混溶，在诗人那里转化为一种清醒的自觉，一种“精神的现实性”。

我赞同笑忠的观点：今天的写作必须立足“此时此地”，既不是“世界主义”的，也不是“地方主义”的，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生命真谛，真谛必然基于自我与他人、世界、自然、文化、文明等等的联系。我想发挥一下他的观点，真谛也必然基于自我与梦境、记忆、历史、乃至以太的关联，这是一种更为广阔、幽暗、神奇的关联。在成熟诗人那里，今天的写作已不是偏见者所批评的“往西走”，而是同时往西、东走，往四面八方走，离地万里又掘地三尺地走。而这一切，需要不断重返自己的根性——“此时此地”。做一名“此时此地”的诗人，意味着一边品尝苦涩和虚无的滋味，一边“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并用一颗良苦之心，向世界赠送甘甜而美善的礼物。

笑忠诗中最打动我的是对“此时此地”的持守和辨认，他对日常性的书写是十分介入和丰富的，这是他的源泉、他的根性所在。“诗是什么？也许类似于/一个孤独的遗迹，或碎片”（诗五首之《偏见之诗》）“遗迹”指向历史、记忆、过往，“碎片”则指认我们的现实——此时此地的日常性。乡村与城市在他笔下不那么疏离和撕裂，仍具备有一种整体感，说明他仍保有某种古典气质，虽然他说过一颗古代灵魂注定是与当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他寄情山水，寄情日常，寄情“天然的美，这精神的现实性”，乡村的人事、风景、植物、虫蚁，城市的情景、鸟鸣、蝉声、落英，他凝视、静观、细察，化为“物哀”，一种百感交集的“物哀”。他对“小”的敏感和切入，对日常世界的洞察，有一种古人式的“无邪”与“缘情”，流动着诗性正义，有时流连忘返，有时以静观动，有时以退为进，无论亦真亦幻，还是目击实录，都具有一种质朴的古典精神，时而沉溺于斯，时而超拔其中，情景兼备，物我交融。他对日常以及日常中无处不在的贫乏的转化总是十分出色，这基于他的世界观和写作的完整性，他对世界说出的不是“不”，而是“是”。——在经历太多的“不”之后回到“是”，何其艰难，又何其珍贵！对日常性的肯定与其说是“惊梦”，还不如说是发现、命名与创造中的“讶异”。经由诗人的惊鸿一瞥，经由诗人的悲悯与谦卑之心，还有他的磁性嗓音，万物的蒙羞得到清洗，万物的沉冤得到昭雪，并重新焕发出灵性与神性之光。

笑忠正是以这种方式，纠正着我们对日常性的拒斥与偏见。偏见的，不偏见的，总是同时混淆于世。譬如他写到的白鹤与乌鸦，前者是“修女”，“每一步都像探路，但从不深陷其中”，这是白鹤与修女的洁癖，一种认领的洁身自好，人们对它是不偏见的；后者“即便它一身修士之黑，被赋予/守望光明的使命”，人们仍不喜欢乌鸦的叫声，一种仿佛脖子被勒紧了一次和吞下苦水的叫声，这就是偏见。诗人同时呈现世界的偏见和不偏见，就像在他笔下，日常与梦境、“第一现实”与“第二现实”已混溶在一起。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诗，就是对偏见的纠正，诗，就是不偏见。不带偏见地拥抱这个不太美好的世界，一视同仁地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无限性，这大概是值得诗人终身为之效犬马之劳的工作和要义。

在诗人眼里，水是一种流动的日常性，那么，笑忠诗中的“潜水者”就是日常性的潜水者，也是诗人身份的精辟自喻。“起身时，他几乎/是被拯救出来的”，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昌耀说过的一句话：“诗人们必须自己起来救自己。”持久地沉潜下去，缩小自己，重返母腹，祈祷，然后起身，这几乎是一种自我救赎。笑忠诗中的日常性之上有一个道，所谓三尺头顶（也即“遗址”与“碎片”之上）有神明。目击道存，道成诗之肉身。

2019年1月20日于杭州下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