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