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历史中汉语诗歌经历过无数的挑战与应变，但这次肯定不同。

人工智能（AI）写作使得汉语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挑战来得如此根本和紧迫。根本性既在于这个挑战来自“非我人类”而不是非我族类，也体现在人类跟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在于会讲故事，语言即意义。诗歌乃语言的最高级也最极端的形式，所谓最高的语言艺术。机器在诗歌领域如果可以取代人类，这意味着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其专属性。人类无限倚重的价值意义终将动摇甚至坍塌；就目前而言，来自机器的挑战已经具备特殊的紧迫性：事实上已经无法区分AI与人类诗歌写作。为使问题变得更加直观，不妨列举四首汉语诗歌如下——方便起见，这里将古代文学中业已存在的诗歌称为古典诗歌，今人沿用古典诗歌形式写作的文本称作旧体诗歌。

第一首：

一夜秋凉雨湿衣，西窗独坐对夕晖。

湖波荡漾千山色，山鸟徘徊万籁微。

第二首：

荻花风里桂花浮，恨竹生云翠欲流。

谁拂半湖新镜面，飞来烟雨暮天愁。

第三首：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川回。

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

第四首：

幽径重寻黯碧苔，倚扉犹似待君来。

此生永失天台路，老凤秋梧各自哀。

绝大多数读者对此难以辨识（第一首出自AI写作，二三首为古典诗歌，第四首为旧体诗歌）。之所以是绝大多数而不是所有人，这是因为也许有人碰巧学习过古典诗歌《秋夕湖上》或者《横江词其六》，具备正确分辨的能力。但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挽回多少，因为跟AI比较起来，知识性学习恰恰正是人类的软肋。如果诗例增加，辨识难度无疑大幅度提升，也就更令人绝望。对此，我们既无法自欺欺人地视而不见，也没有勇敢到可以断然放弃诗歌——那无异于放弃价值意义甚至人本身。

一、写作主体：新与旧

如果AI制作的旧体诗歌已经可以乱真，其后果几乎必然是写作主体在碳基生命体与（广义）硅基生命体之间的难以辨识，并最终导致旧体诗歌面临着被湮没甚至完全沦陷的处境。

AI技术在极为夸张的意义上回应并印证着本雅明的洞见：“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庞大的数量，终将消弭原作时代艺术的神圣光环。本雅明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他还仅只身处“机械复制时代”，没有来得及看见人工智能艺术可能的、完全不同量级的产量。具有主体性的诗人之所以有价值、被铭记、受尊敬，是由于作品所带来的独特价值的标出性。而AI模式化的（可能性）大量写作以其共名方式极大地削弱和模糊人类写作的个性化标识。共名之下，个性化辨识度暗淡无光，写作主体的存在对于写作本身不再具有以往的意义。到了这时，罗兰·巴尔特的声音才真正足够洪亮：作者已死。

不过，旧体诗写作主体的问题看似并不特别值得担心，因为那些古典作家的名字似乎总会在历史的漫漫长夜里熠熠生辉，千秋万代，而今人的旧体诗歌写作本身就是唐宋诗词的递减式写作。但是，一旦考虑到今人的旧体诗歌写作与古典诗歌之间无法忽略的紧密关系，就会意识到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今人旧体诗歌如果在AI的写作面前沦陷，那么辉煌的古典诗歌也可能因此变得暗淡——今人的旧体诗歌在艺术形式上与古人的古典诗歌分享了共同的理由和依据。古典诗歌是旧体诗歌的根源，旧体诗歌是古典诗歌的延续。今人旧体诗歌在AI写作面前沦陷，古人的古典诗歌势必难以保全。在AI的共名化写作面前，李杜之争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我消灭你，但与你无关。”这飞扬跋扈却又残酷冷血的话语出自科幻小说，足够嚣张但绝对真实——连一声“对不起”都没有。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中，这既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古典诗歌、旧体诗歌正在遭遇类似跨界打劫的厄运——科技界的人工智能本身与文学艺术看似毫不搭界，但却对旧体甚至古典诗歌顺手实施了严重打击。

古典诗歌几千年悠久、坚实的积淀，真的如此不堪一击，这是否以及如何可能？首先，经过AI对汉字的排列之后，那些自带诗意的汉字本身仍然带有诗意。即使单从文字和语法的角度看，对于尤其是旧体诗歌的写作而言，其结果几乎必然是AI便于模仿而我们难以分辨。它可以相当轻易地通过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其次，在古典诗歌的形式体制上，旧体诗歌是有门槛的写作。古音韵、字音平仄、形式格律，从上古歌谣的二言、诗经的四言、魏晋五言乃至最终日趋整饬的七言律体，这是长时段里一代代人逐渐完善而成的范式、模型，而且首先是一个知识性的模型。对于今人写作旧体诗歌而言，这是一个并不算低的门槛。这个范式或者模型是今人写作旧体诗歌得以登堂入室的门径，但也正好成为AI得以攻破旧体诗歌城堡的入口。AI面前，这个模型露出了它的命门：在固定知识和可以量化的模型面前，人远不如机器。格律与规则，固然成就了古典诗歌和旧体诗歌，但也很可能是汉语诗歌自身的病毒与特洛伊木马。

恰恰在这一点上，AI的现代新诗写作呈现出有句无篇以及千篇一律的自我重复特征。AI新旧汉语诗歌的写作，很可能由此敞亮了汉语诗歌中长达百年的新旧之争。这种论争一直囿于文学内部，相互之间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升维到AI层面，透过AI之眼重审新诗的合法性问题之后会发现，自由才是新诗最强硬的内核。

首先，语言衍变之后，新诗人丢失了古代汉语本身诗意的加持，不得不面对所有没有高低贵贱的词语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自由创造，也就是（胡适意义上的）“尝试”。新诗不再具有古典诗歌意义上的“诗家语”，也永远不可能成型。这意味着新诗不会长大，并因此会永远活着。这是新诗及新诗人现实的苦难，也是可能的荣光。其次，这种可能性在汉语诗歌的形式体制方面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新诗跟旧体诗歌比较起来，它们都有各自非常容易模仿的地方。只不过，各自的难易所在完全不同。旧体诗歌的写作难度在于它的格式门槛。新诗的写作难度完全不在这里。新诗因其“自由”，看似毫无门槛，但难题在于，没有门槛也就没有门径：所有的新诗写作都得给自己寻找门路，建造自己的诗歌城堡。

至此，AI的汉语诗歌写作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新诗究竟“新”在哪里？“新”的全部秘密都隐藏在自由体新诗的“自由”这个词语上。这里所谓的“自由”，既包括技艺层面以现代汉语为主进而对古今中外各种语言文字、语法的借用、锻造，诗歌形式体制上“法无定法”的各种可能性尝试；也包括形而上精神价值层面的好奇与探索，甚至包括对“自由”这个难以界说的大词本身的理解与表达——从个人莫名的冲动到比如哈耶克等人严密整饬的理论言说。

借鉴AI之眼可见，新诗更准确的命名应该是“自由体新诗”，这固然区别于汉语古典诗歌与旧体诗歌，也区别于努力建构中的各种现代汉语新格律诗歌——就其尚未成型而言，新格律诗不过是自由体新诗的一部分；就其试图抵达的终极目标而言乃是古典诗歌的延伸。恰恰在这里，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理由而言，自由体新诗并不跟古典诗歌以及旧体诗歌分享共同的依据，也因此并不分担面临AI写作时可能的共同沦陷的风险。正是在“自由”这个一切奇迹产生的基础上，可以镜照新诗的精神内核。

二、文本与诗意

这进一步涉及有关诗歌本体性认知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诗意”。这个概念早已溢出诗歌专业领域，在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使用，变得如此浮泛以至于难以把捉，因为它涉及“诗”与“意”在语言的语义、语用、语境、文体以及形而上涵义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

语言的日常使用主要停留在话语信息的传达与交流层面，而文学语言却不仅于此，更主要地活跃于隐喻与象征层面。日常化语言一旦进入到语用意义上的隐喻象征层面，不管是在诗歌、小说、散文或者戏剧哪种文体中，它就开始具备“诗意”：某种具有特殊意味的“言外之意”或者新批评派所谓明暗义之间的张力。当“诗意”以诗歌的文体形式呈现时，它就成为诗歌，而在非诗歌的其它文体中，它就成为小说、散文或者戏剧中的“诗意”。在几种文体中，诗歌语言的“言外之意”跟日常语言作为信息传递与交流功能的语义之间具有最大距离的差异和断裂。这就是何以诗歌往往被定义为最高级的语言艺术——对语言进行最极端最扭曲的锻造，其中有着文体学意义上的特殊依据。

以此回顾汉语诗歌就可以发现，（古代）汉语也许的确是世界上最适合写诗的文字。汉语的独立方块文字、古代汉语写作以单音节词为主以及松散的语法结构等基本特征，使得古代汉语的写作自带诗意，造就了辉煌的诗歌历史。否则，很难想象古典诗歌乃至文学中如此繁复精巧的骈四俪六、对句对联，匪夷所思的回文诗歌等等。同样是诗歌，同样使用汉语，相较于古典、旧体诗歌，新诗的变化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形式主义地看），从古代汉语单音节词为主转换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以及逐渐明晰的语法、语义逻辑关系，使得新诗不得不具体，也很难模糊抽象。而这种语义与语法的具体、明晰，使得传统的“诗意”荡然无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胡适当初关于新诗的“金科玉律”：“（新）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胡适相当精准地感知到了汉语因为单音节和双音节所分别导致的抽象与具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要创造诗意，新诗人就必得凭借自己的技艺对这些双音节词语予以挑拣、调配。如此，语言衍变之后，新诗丧失了古代汉语本身诗意的加持，新诗人不得不成为自己的立法者：一种无所依傍的自由创造。

三、读者与审美

就多数读者有关新旧诗歌的接受程度而言，新诗远不如旧诗。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何以如此？其中关涉到诗歌的事实与价值分野，背后更有审美惯例的养成与传递。

大致而言，诗歌有两个不同层级的评价标准。首先是事实层面的“是不是”，其次是价值层面的“好不好”。事实与价值在实际的诗歌评价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混淆。就事实层面，只要具备诗歌的（无论新、旧）艺术形式，即可视为诗歌，这是最简单但也最有效的评价标准；从价值层面说，不少诗歌文本徒有其艺术形式，并无特殊价值，由此可以区分诗歌写作的高低优劣。

一首汉语诗歌究竟“是不是”旧体诗歌？判定起来并非难事。旧体诗歌具备明显的形式规范，进而顺理成章构成了形式体制上的确切评判标准。可见，古典诗歌有层次分明的事实与价值两个评价层级。跟旧体诗歌写作比较起来，新诗只有价值层面的“好不好”，而缺乏事实层面“是不是”的标准。这是因为，从事实判定层面看，由于缺乏明确的形式体制标准，新诗也就直接越过了这个层级。新诗最主要的形式是自由体。这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也可以说是无形式。更巧妙而形象的说法来自郭沫若——将其称作“裸体形式”，一种无形式的形式。缺乏明确的形式规范，是新诗最受诟病的几个方面之一。责难既来自新诗外部——在雍容华贵的古典诗歌面前，新诗像没穿衣服就出了门一样粗鲁寒酸；也来自新诗内部——那些积极为新诗建立新格律的新诗人，以及热心建设新诗“格律形式”的理论家，忙着以各种方式给“裸体形式”的自由体新诗披上遮羞布。

如果非要描述新诗这种无形式的形式，那么在“是不是”这个事实层面就只有一个标准：分行排列。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玩笑，事实上新诗也就是这么被笑话的，但正是这种无形式的“形式”，在面对自由体新诗写作时，AI跟血肉的你我一样四顾茫然，不得其门而入。如果AI分别面对汉语旧体诗歌与自由体新诗，对前者它面临的主要是知识性测试，这是它比人类本身更能胜任的任务；对后者它面临的是人类主体的自由意志或者说心灵性测试，至少目前它还无计可施——这一点刚好呈现出人与机器的区分。

遗憾的是，不少人正是以旧“式”期待着新诗，造成非常吊诡的局面：面对旧体诗与自由体新诗的时候，关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旧体诗或者是不是新诗的问题，读者的第一感觉非常不同。很少会有人对旧体诗在“是不是”旧体诗的问题上发生质疑，但却总是对新诗发出质疑：这也是诗歌？质疑者口袋里面装着关于新诗的标准答案或者强硬的衡量标尺。虽然理论上说，关于“是不是”这个问题，新诗本身是最不需要也最不该被质疑的——分行就是诗歌。这种吊诡的情形敞开的是，“诗意”从来都被牢靠地锁定在古典诗歌上面。读者站在新诗的门外，秉持着旧体诗的形式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意”美学惯例，焦急而且怒气冲冲地等待着新诗的出现。最经典而普遍的质问可能是：当代的李白杜甫在哪里？新诗的质疑者直接越过事实层面的判断，径直用价值判断覆盖了事实判断。而他们所谓的价值，怪圈般又回到了古典诗歌甚至旧体诗歌。

当然，如果更进一步，这个吊诡悖论的背后，其实有着潜在且巨大的力量，比如个人的偏好以及形成这种偏好的更深原因等。这股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真正能够拨开迷雾的，恰恰不是人类自己，而是非我人类的AI。

历史从来都是善于收尾的大师——如果真的如后哲学文化时代的哲学家们所认知的那样，语言/意义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那么，作为诗人的T.S.艾略特在《荒原》（赵萝蕤译）中可能最清楚地预言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终结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旧体与古典诗歌不会在AI写作兴起后一夜之间消失，但无论如何，透过AI写作的维度，古典与旧体汉语诗歌注定终结。胡适一代在20世纪初宣称旧文学是死文学，那还仅是在文学内部的宣告。现在，当AI写作以非人的声音再次宣告的时候，任何不情愿的辩护都显得虽然可以理解但却苍白无力。剩下的时间仍然是时间，不过已经是垃圾时间。至于自由体新诗，它也并不必然地具有美好前程——在历史领域，决定论注定是贫困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或者说对前述那种自由与好奇的誓死捍卫的决心。这是AI（当然也是人类自己）给出的这道难题的关键所在：在可喜可怖的科技突进中诗歌涅槃与重生——作为前沿科学的AI，也许最终不是取代人类而是将人延伸并完善得更是人类自己，让人得以“自由”——或者毁灭。

（本文刊于《长江文艺》2024年第2期）

编辑：池木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