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女诗人卡罗·布拉乔在活动现场

9月27-28日，由诗歌岛主办的“国际诗人在中国”在广州举行，今年邀请的诗人是著名墨西哥女诗人卡罗·布拉乔(Coral Bracho)。1951年生于墨西哥城的卡罗·布拉乔，身兼诗人、译者及学者多种角色，曾出版九本诗集。

作为墨西哥当代最重要的女诗人、拉美新巴洛克诗歌的代表人物，布拉乔的诗歌，曾被早期评论家贴上“情色主义”的标签。但是，布拉乔的情色主义是“语言的过度丰盛”。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她是年青一代中唯一不情色的女诗人。对语言自身魅力的充分挖掘，对句法的毁灭性破坏，极度新颖的形式，让布拉乔的诗歌创作走出身体很远。

著名诗人北岛在听众之中

布拉乔在广州的两天行程紧密而丰富，她分别同自己的中国译者程弋洋和诗人北岛在方所和禾田书房做了两场分享会。9月28日，布拉乔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南都：你昨天在方所书店演讲，也接触到了不少中国诗人，中国被成为诗歌的国度，你了解中国的诗歌吗？

布拉乔：我读中国诗人的诗集，发现他们和拉丁美洲年青一代的诗人有很多的共性，具体来说就是使用语言的方式，比如说破句，打破一个句子原本固有的结构。

我欣赏的中国诗人有很多，比如多多、西川、翟永明。2009年，我也曾到香港参加国际诗歌之夜，在那里遇见了很多优秀的中国诗人，还有一次去青海湖，我也见到了很多中国诗人。

南都：你能介绍墨西哥或者整个拉丁美洲当下的诗歌格局吗？

布拉乔：拉美诗人之间的互动交流非常频繁，有很多的诗歌节，他们之间的交流非常多，有很多新生代的诗人。同中国诗人相比，拉美诗歌的语言更加随意，不像原来那样子文绉绉的，有了很多的创新；语言的断句也和以前的作家不太一样，他们善于破句；然后他们都更加关于日常生活，关于日常的生活体验，所以他们的写作也更多地着眼于此，在他们这里，日常生活都可以诗歌的一部分。

南都：你的青年时期是在20世纪的6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拉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拉美文学爆炸”，这种社会环境对于创作有什么影响？

布拉乔：我开始写作时，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自己独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并且最终我也找到了表达自己的独特方式。

我对表达的多种可能性非常感兴趣，比如用诗歌表达声音、图像等等，所以我和画家也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我经常会和画家一起创作。音乐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我想用语言来传递一种新的音乐元素。

有一个很重要的智利诗人，叫做韦森特，和聂鲁达一样重要的一个诗人，但是他和聂鲁达是死敌。他有一句话说“你在诗里不要描绘玫瑰，而是让它自然地绽放”。要在过程之中传递信息，而不是关注具体的结果。

南都：那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您的诗歌创作有影响吗？文学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吗？

布拉乔：诗歌作用在于“开智”，打开你的大脑，我觉得读诗的人更有批判精神，不光要批判政治，还要批判很多东西，所以诗歌肯定会影响政治的。

南都：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巴洛克风格基本上都是拉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你少年时期在英国和法国生活过，后来又在美国生活过，这种跨文化的交流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布拉乔：生活在那里对我确实有影响，但是更多的是我在墨西哥有大量的阅读，比如我最近在读印第安的诗歌，这个对我而言有整体性的影响，不光局限在模仿上。

南都：在你大量的阅读中，有没有对你影响深远的诗人？

布拉乔：新巴洛克风格的诗人，比如说古巴的莱萨马，他也是不断创新，开拓了表达的多种可能性，让我觉得我也有可能去创新。但是我和莱萨马写得不一样，他教会我的是我是可以大胆创造的，创造多种表达方式，打开了我的视野。莱萨马还有一部小说集，叫做《天堂》，在《天堂》里表达的也是瞬间，这部小说就像是一首诗一样，有一幕是一个孩子在一个墙上写字，那个瞬间是很神奇很美妙的，还有一个瞬间是一个人在清洗一个烛台，莱萨马描写瞬间的方式让我觉得很神奇，很惊人。

还有就是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非常具有诗性，那种审视自己文化的方式。还有一个墨西哥作家叫做鲁尔福，也是小说家，他的表达也是诗歌的表达方式，鲁尔福小说和墨西哥的人、土地紧密相连，以很深入很深刻的方式去表达。

南都：在中国，我们经常把女性和诗人、女作家绑在一起，常常出现“女作家”“女诗人的字眼，在墨西哥有没有这种情况？

布拉乔：在我们的语言里，本身就有性的变化，所以看到一个词就知道男女。

至于我的作品，有些诗歌比较明显就是男性视角或者女性视角，有的你是无法分辨的，比如那种比较思考型的诗歌，不太容易甄别性别，而且我也没有想过尝试超越性别视角创作，我都是完全听从内心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