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上半年，樊子的诗集《怀孕的纸》甫一出版就好评如潮，全国众多评论家和诗人对这一新著写了不少评论，本刊也曾集中选刊过部分评论文章（参见《打工文学》周刊第369期）。近日，樊子诗集《怀孕的纸》在2016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第二届“桂城杯”诗歌奖评比中以总分第3名的成绩荣获优秀奖（该奖项诗歌组设金奖作品一部，优秀奖作品十部）。

在孤傲无援中找到一点诗歌的光亮

记者：您是哪一年开始写诗的？在怎样的环境下（受什么影响）开始了您的写作？

樊子：1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胡诌一些打油诗，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诗，我在2016年3月《星星》诗刊一篇短文中写过爷爷对我的影响。爷爷读过私塾，自幼教我颂诗三百，爷爷对我写出“月落寒池叶披霜，檐归夜鸟藕宿塘”这样的诗句表示过震惊。真正让我走向诗歌之路是1985年3月，我暗恋的女孩子随他父亲（我的物理老师）举迁到百里之外的一所学院里。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校园里飘满柳絮，我傻傻地站细雨中，心里一阵阵酸痛……这可能是我的初恋吧，或者准确地说叫着单相思，一种酸楚让我以诗歌方式来写内心的萌动，我写下了《微雨》这首处女作。

记者：如果做一个划分，您的创作主要经历了那几个阶段？

樊子：我的诗歌写作有三个明显的阶段：青春期写作（1985—1998年），在这个阶段我写下了《微雨》《石屋》《蛇》等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偏向于诗歌抒情的层面。归来期写作（2005—2009年）（我曾经在1998年辍笔，2005年10月重新回归诗歌），这个阶段以《爱情》《真实》《赶尸人》《一个人的广场》为代表作，诗歌作品抛弃青春期的才气写作，开始思考如何在诗歌文本里融入自己的个性化表达方式。中年期写作（2010—2015），这五年的写作应该属于我的黄金期写作，我的写作个性和诗歌呈现方式在这五年逐渐有了个人风格，《悲歌》系列、《怀孕的纸》《旧物》《祖国》《膝盖上有血》《流水》等诗歌作品被《诗刊》《十月》等刊物刊发并被收入不同的诗歌选本。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对诗歌理解的深入，2016年1月诗集《怀孕的纸》出版后，对哲学、宗教、历史、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有了研判和取舍，我想让诗歌更加趋向孤独与边缘，并在孤傲无援的境况下找到一点诗歌的光亮。

记者：在您眼中，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樊子：一首好诗首先必须具备“真”：真诚（写作态度）、真正（个人气质）、真情（情感饱满）、真切（能够打动人）、真实（写作动机）。

记者：除了写作诗歌，您还从事诗歌评论写作。写和评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在您看来，写和评有着怎样的关系？

樊子：写作属于作家个体对感觉的、体验、经验的一种把控和提升，涉及语言组织、文学的形象系统、文化形态、审美意识、风格等诸多方面；而文学评论是建立在文学接受的基础上的，要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文学潮流和现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研判；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内在融通，一个写作之人懂得点文学理论对自身写作大有裨益，只有系统地掌握古今中外各种文学流派，才能对自己的写作提供借鉴和警示，比如现代不少诗人去写黄河、炊烟、麦子、海洋，这些题材和意象不是不能写，如果作者自身没有足够的文学理论修养，写成艾青体、汪国真体、海子体，这样的写作就会失去意义。

记者：您担任过国内多家知名诗歌刊物的编辑。结合您的诗歌创作历程，您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分别呈现什么特征，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樊子：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汉语诗歌在近30多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主要有四个阶段：朦胧诗运动，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等，朦胧诗以隐喻、意象、意识流为主，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强调个性的价值和尊严；第三代诗群运动，以海子、骆一禾、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为代表，这些诗人强调个体生命体验和诗歌语言在诗歌中的目的性转换；后现代诗歌运动，以韩东、于坚、余怒、臧棣、伊沙等为代表，诗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反常性（对崇高、价值和文化采取质疑态度）；新世纪诗歌运动：以陈先发、杨键、朵渔、雷平阳等为代表，诗歌强调悲悯和忧患意识。目前的汉语诗歌处在“无政府状态”，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写诗和诗歌交流的途径，诗歌介入的门槛放低，网站、博客、QQ群、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的平台运用，加剧了诗歌写作和写作行为的平面化和低俗化。

写诗之人一定要守住初心

记者：您的获奖诗集名字叫《怀孕的纸》，纸怎么会怀孕，能解释一下吗？

樊子：我这本诗集取自我的一首诗歌《怀孕的纸》，大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张白纸上写过文字或者画过色彩，我是对文字保持敬畏之心的人，对待纸张也是如此，“敬惜文字，善莫大焉”。故土、人生、命运、爱情就像不同的纸张，它们孕育了我的生命、思想、事业和家庭，亦同样呈现我们的曲折和不幸，面对一张洁白的纸张，它肯定怀有我纯粹的一面。

记者：您曾说“情、怒、力”是您诗歌写作的追求，“情、怒、力”具体是指什么？

樊子：诗歌写作是个庞大的写作体系，利用诗歌特有的隐喻、借代、比拟、悖论、反讽等功能，把现实生活中的困顿、疑虑、曲折等心理元素上升到诗歌语言和语言意义以外的呈现，让伤感、愤慨、激昂同非伤感、非愤慨、非激昂没了时空的堵塞和变质，在一首诗歌里写伤感又有非伤感的情，写愤慨又有非愤慨的怒，写激昂又有非激昂的力。

记者：在《祖国》《日子》等诗中，您一再使用“尊严”一词；在《月亮用银白色照着我》《自白之书》等诗中，又一再使用“下跪”一词。现代诗的写作，一般而言，使用大词要慎之又慎，可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频繁、甚至是有意以大词入诗，应作何解？

樊子：写作的独创性的构建仍然要在一种基本经验和期待定向里得以存在和发展，诗人的任何词语交流很难脱离普遍的、社会的或环境决定的规范，对于一些常见的大词的大胆运用，是衡估一个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的标准之一。

记者：您曾说在当今纷攘的诗坛，自己面临着“被动”和“尴尬”的处境，可以理解为，这也是您与社会“对抗”的结果吗？

樊子：我认为写诗之人一定要守住初心，面对所谓的功名一定要有自己的定力。要淡定地对待在诗歌上所谓的出名和著名，就得学会自我心性的调和，调和成一种澄明的状态。委实说，这对我是一种折磨，我一边要在诗歌上与世界对抗，一边又要持有一个澄明的心理状态，这种写作上呈现上的犀利、坚韧和悲悯到心的波澜不惊本身就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与社会“对抗”不是对社会的仇视，而是以诗人的身份坚持诗歌和文本上的真。宝安日报记者 黄国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