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诞生的四部汉语长诗或说大篇幅的诗歌作品：欧阳江河的《凤凰》、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多半是诗歌强力“转向”所谓当代中国复杂生活现场的产物，它们显示了这一代诗人写作的一种集体性的转向。它们的横空出世，似乎满足了不少读者和批评家的期待，甚至满足了一些汉学家们寻找当代中国隐喻的需求。可就当代汉语长诗两个方面的困境——精确性和整体性，即技艺层面和观念层面而言，这些作品有诸多不足；从写作立场的角度看，在这些长诗写作中，诗人的非诗学立场没有成功地转换为词语立场，进而却对写作造成了干扰。一首理想的长诗，应该拨开“现实”的云雾，展开一幅令我们沉迷的新的语言“现实”，这才是它应追求的大是大非。

关键词：长诗；精确性；整体性；隐喻；欧阳江河；西川；柏桦；萧开愚

一、长诗之“大体”

“为了发出声音，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首先要确定自己在我们眼前形成的这个世界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1］伟大的诗歌女性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回忆斯大林时期诗人们的处境时，曾精确地洞察到现代诗人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极端社会血腥的或美学化的压迫与诱惑，与消费社会的枯燥、甜腻以至刃不见血，是现代诗歌遭遇的两大劲敌。面对前者，诗人已经坚韧地发出了夜莺的声音；而面对正经历着的后者，诗歌正在练习新的苦吟。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来说，后者也是烙在脑门儿上的魔咒：来自社会历史的压抑，让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整体陷入另一“如何确定自身的位置”的焦虑。许多热爱诗歌的人也被这个魔咒附身：他们常常认为，比起极端社会下的夜莺，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齐声合唱淹没了的诗歌，已经陷入一种令人失望的哑火状态；而之所以如此，多半是因为诗歌没有进入时代复杂的“现场”云云。最近几年先后诞生的几部汉语长诗或说大篇幅的诗歌，堪称是从这种焦虑出发的代表作品，它们似乎满足了不少读者的期待，甚至满足了一些汉学家们寻找当代中国隐喻的需求。其中特别引起瞩目的作品，有欧阳江河的《凤凰》、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等。①

要确定诗歌写作的出发点，就得一定程度地定义写作主体置身的困境。欧阳江河在最近一篇诗学笔记中，表达了他长诗写作的几个基点：“单纯的美文意义上的‘好诗’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它没有和存在、和不存在发生一种深刻联系的话。”欧阳江河认为，“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是一个只有极少数大诗人才问的事情”，他将“长诗”与“大国写作”这一自己发明的概念联系起来。［2］这种“大国写作”意识，部分地说出了当代汉语诗人面临的那种康德—利奥塔式的崇高感：由全球化、现代化、消费、高速GDP、生态危机、核危机、矿难、高房价、民工、雾霾、转基因、地沟油、微博、艾滋病村、恐怖袭击、微信……构成的当代中国社会，以及置身其间的十几亿个体，每天都在发生各种远超乎文学想象力的事件，都足以让诗歌写作者望洋兴叹，无从置喙，唯有祈望分泌激素般，发明诗歌得以成立的某种精神力量。诗人萧开愚在近期的一篇文章里，也讲到这种困惑：“当代文化的共享能源是共谋之枯竭，所谓左右不适、横竖不对。为治疗失眠而失眠，排空愚蠢的愚蠢：将自我设计为无法把握的差异社会中能够自我把握的玩偶。”［3］置身于这样的混沌里，艺术中的主体构建本身，已经无奈地玩偶化，任何一般意义上的抒情，不小心都会沦为虚伪或矫情的语言面具，成为欧阳江河所谓的美文意义上的“好诗”。

这种处境，一方面让诗人对诗歌写作产生一种持守的态度：“诗歌的文化触角除了吸血、输血和引导关注，还承担着明确自身界限、性质和功能的任务，诗歌只是诗歌，不是烹调、栽培、升天和政权，它的范围极端有限。”［3］同时，也对诗人发出了写作的诱惑：通过词语的吸星大法，把世界的喧嚣与寂寥内化为诗歌的爆发力；把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崇高感，置入诗歌之中，把世界的复杂、碎片和诡异，通过诗歌庞大固埃（《巨人传》的主人公）式的胃消化为魂灵的丰富。这正如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把大革命或世界大战的激昂和悲怆置入音乐的交响中一样。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强大的文学现实主义批评传统，实践“大国写作”式的诗歌梦想，不仅诱发了诗人创作的野心，也诱发了批评家们的阐释冲动。比如，资深批评家李陀在为欧阳江河《凤凰》写的序言中，就高度赞扬了诗人进行的这种“由外至内”的转换。李先生的逻辑简单明确：一方面，他痛切地表达了对大众文化无所不在的愤怒和恐慌，由此表达了对诗歌处境和未来的担心；同时，他也充满了革命者式的乐观：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见的“文化大分裂”时代，而《凤凰》显示了当代诗歌对这种大分裂的“宣战”。他认为这样的“诗的锋芒不是指向大分裂本身，而是形成这个大分裂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动力和逻辑”［4］。他由《凤凰》欣喜地联想到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所标志的伟大诗歌时代。李先生看到，北岛、翟永明、西川等诗人近期的长诗作品，都显示了攻击这个“大分裂”时代的“勇气”。［4］这种赞美，得到了不少批评家各个角度的呼应。当然，也有一定的质疑，比如诗人批评家姜涛撰文指出了这些长诗面临的历史想象力与诗歌想象力之间失衡的问题。［5］

那么，“诗人览一国之事以为己心”（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这种抱负，在他们的作品中是怎样展开的？萧开愚的长诗《内地研究》虽佶屈聱牙，以至满纸“乱文”，但开篇的一句诗，却讲出了长诗写作的处境：“摸黑接近大体，经验宏观逼供。”这里的“大体”，一方面是“差不多”的意思；按齐泽克式的理解，也有“世界整体”之意。两者连起来，其实就是当代长诗写作困境的两个方面：命名的精确性和命名的整体性。

二、“意不指适”之病

就精确性而言，现代诗歌越来越明显地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文字语言的传统功能领域自17世纪以来越来越缩小，首先是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渐趋分野，随后是图像语言大面积占领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再接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信息革命。它们对长诗写作的直接影响就是，现代长诗不可能再像但丁、弥尔顿、歌德那样，可以有兼容巨细的知识、真理抱负和语言抱负，可以用词语大江大海的雄辩或戏剧场景来命名剧变的生活世界。现代诗人的长诗写作虽因克服上述不可能而自铸伟辞（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庞德的《诗章》），他们将精确命名“大体”的艰难，通过各色反讽结构转换为诗歌的晦涩，但其中显示的现代长诗可能的展开方式，显然已经成为现代长诗写作的通则，不断地被轻松重复演绎。诗歌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重重隔阂，也在这种渐趋固化的写作图示中加厚。

汉语新诗一开始是作为现代启蒙话语的一部分，可惜启蒙之期未竟，却宿命般先后被革命话语利用和遗弃，当代以来又被消费社会边缘化。由于自身独特的历史，它反思工业现代性和全球化危机的传统非常弱，直到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现代以来成功的欧美长诗都是以批判现代性为主题，梦想新的精神统一性为主旨，它们在这两方面都走在了思想与政治反省的前面，因此而显出特殊的历史价值。对当代汉语诗人来说，要以长诗写作来大面积地发明精确性命名，面临着种种困难。首先，经典意义上的现代性反省修辞，在西方的现代长诗写作中已然消耗殆尽，不可复制；同时，针对中国当下面临的复杂体验，已有的新诗技艺资源则显得捉襟见肘。现实内蕴的超级想象力，对诗歌命名的精确性，提出了近乎残酷的要求，对长诗写作尤然。诗歌的精确性涉及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在最近诞生的几部长诗中看到。

欧阳江河的长诗近作《凤凰》中，精确性的不足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首先是诗歌主题的方面。以第一章为例。开头三行“给从未起飞的飞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4］为全诗打开了一个元诗的起点，即说出现代诗歌的基本特征：“飞翔”、“天地之间”、“工作的脚手架”，这既指涉了当代社会的物象特征，也指涉了诗歌写作本身。在现代诗写作里，这已是常见的手法。接下来的部分，在精确性上就出现了问题：

神的工作与人类相同，

都是在荒凉的地方种一些树，

炎热时，走到浓荫树下。

树上的果实喝过奶，但它们

更想喝冰镇的可乐，

因为易拉罐的甜是一个观念化。

诗人想建立一个隐喻，举重若轻地呈现人类从伊甸园/农业社会进入超级工业社会的过程。如果在西方语境中，神种树，可以与伊甸园自然地联系起来，比如读者从艾略特的“荒原”（waste land）中的各种现代物象的词根或语意双关的隐喻结扣中，就可以联想前工业化的西方社会；但我们从上面的诗句里，就不能明确地被唤起某种文化上的类似联想。“荒凉”、“树”、“炎热”、“奶”这些诗句中的核心名词，显得很单调，没有复义。这几行诗的读者，可能直到“可乐”的出现，才恍悟其主旨。“可乐的甜”，料想是欧阳江河在好友张枣那里得到的启发。张枣在《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写过“英雄早已隐身，只剩下非人与可乐瓶，围观肌肉的健美赛”，在他生前最后的访谈中，专门阐释过诗歌对甜的想往：“诗歌也许能给我们这个时代元素的甜，本来的美。”在这个互文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便可知晓欧阳江河的主旨：“元素的甜”被“可乐的甜”取代，“众树消失了：水泥的世界，拔地而起。”除去这个现代艺术中陈旧的现代性批判主题，这部长诗的开篇一章给了我们什么新的见识呢？原因在于，诗人没有做出一个精确的、纯然的词语建筑，能够让词语的延展，摆脱对陈旧观念的演绎，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这样的诗没有成就一种“彻底的自主性”［6］。“凤凰”这个意象以及诗人由此展开的词语魔术，与徐冰的凤凰雕像、与古典意义上的“凤凰”之间，虽然成功地构成了从德国浪漫派批评家开始辨认出的那种主宰了现代诗歌内在逻辑的反讽结构或悖论修辞，但由它散开的意义暗示空间，由此生成的种种命名，只是呼应、演绎而非超越了当下中国社会批判的常识。在《凤凰》全诗的各部分中，不同程度都有“自主性”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诗歌素材自我重复的问题。就前述演绎“陈旧观念”的方式而言，熟悉欧阳江河诗作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诗人常常以他早期作品中一再出现的诗意逻辑，来展开《凤凰》的长诗写作。他写于1985 年的著名短诗《手枪》中的诗句：“而东西本身可以再拆/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道出了欧阳江河写作中“强词夺理”的特征，可以说，这正是他早期创作中的核心诗意逻辑。这种欧阳风格的诗意逻辑，也大量地出现在长诗《凤凰》的字里行间。只是，诗人后者中把构成“相反向度”关系两端的元素做了替换，置入了更为“时髦”的内容。比如，《凤凰·19》开头写道：“凤凰把自己吊起来，去留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早在1989 年写的《快餐馆》中，已经有类似的诗句：“货币如天梯，存在悬而未决。”货币被置换成了为“ 凤凰”，其他成色基本不变。这类例子能找出不少。

许多作家、诗人会对自己最为天才的那部分发明过于痴迷，这可能也是《凤凰》中有许多细节是对此前诗歌素材的直接重复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不算高产的诗人，欧阳江河诗歌的素材重复率集中体现在了《凤凰》一诗中。下面举出几例：

诗人在《凤凰·13》中写道：“孩子们在广东话里讲英文。/老师用下载的语音纠正他们。/黑板上，英文被写成汉字的样子。”［4］熟悉欧阳江河诗作的读者，一定会想起欧阳江河1987 年的诗《汉英之间》：“英语在牙齿上走着，使汉语变白。”诗人在《凤凰·2》中写道：“飞，或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它的真身越是真的，越像一个造假。”［4］而在《感恩节》中有相似的诗句：“……分离出一个皇后，或一只金丝鸟，/两者都带有手工制作的不真实之美。”诗人在《凤凰·13》中写道：“ 穿裤子的云，骑凤凰女车上班，/云的外宾说：它真快，比飞机还快。”［4］在2005年写的《一分钟，天人老矣》中，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你以为穿裤子的云骑车比步行快些吗？/你以为穿裙子的雨是一个中学教员吗？”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不少。重写自己写过的素材，这不是什么怪事，许多伟大作家的写作中都有过。但是，在欧阳江河的诗中，我们没有看出前后之间具有足够的“变形”。他那些先前的发明是如此迷人，以致喜爱他诗作的读者，在《凤凰》中一眼就看出它们，这种似曾相识感，泄露了这部长诗的局限：诗人并没有兑现他的“大国写作”蓝图，仅就这些局部的“砖瓦”看，他并没与摆脱自身已经“石化”了的那些诗歌发明，那些欧阳江河式的“美文”。一句话，他在细处写得太像自己了。

比起欧阳江河曲折的雄辩，北方诗人西川的长诗，向来被认为有宣言式的风格，至少在诗歌的声音上更具统摄力。他的尚未最后完工的长诗巨制《万寿》，显示了张开诗歌的大嘴来吞吐近现代中国史的雄心，可以说，这就是他十多年前的长诗《致敬》中那头“嘟囔着厄运的巨兽”［7］的变形。我们先从诗人西川的长诗《万寿》随便拿出一段：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三百二十二人中也有好的。

吾皇宽宏大量，把宣武门的一小片土地卖给了利玛窦。

利玛窦穿儒服，徐光启有面子。

康熙道：“难道我们满洲人在祭祀中所树立的杆子

不如尔等的十字架荒唐吗？”

艾儒略不得不瑟瑟发抖。

他写完《职方外纪》，也就写尽了天下的边边角角，

只是未写到脚下生虱子的土地—— 这不是他的使命。

艾儒略瑟瑟发抖，请求上帝饶恕自己不务正业

——

他没能广布福音，

却殚精竭虑为中国皇帝尽了点“绵薄之力”。

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晚清民国在时下广受思考和阅读，这是当下中国所处的境地使然。西川一向被认作诗人中的博学者，他也从这里取材写诗，当然不能以时髦等闲视之。一路读下来，可以感觉到，诗人告别了自己此前的长诗写作中那种高密度的隐喻修辞，而代之以对历史细节的磨洗和呈现。而遗憾的是，诗人过分依赖于被挑选出的历史细节，即这些历史细节的精确，某种程度替代了诗歌自身的精确，当然，这些细节足够精确吗？它们组合起来的诗歌肌理的精确性，必然要受限于诗人的历史感与历史见识；还有一个老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诗人对历史的调度方式，能否凭空发明出一个秩序，来容纳历史的庞杂与凌乱？这首长诗细节精确性上的问题，似乎应该回溯到对诗歌本身雄辩的声音——这些细节的分泌者的反省。在词语的精确与历史的精确之间的平衡上，诗人柏桦《水绘仙侣》《史记》系列的写作，至少在表面上不像欧阳江河与西川那样有一以贯之的史诗抱负，因而可以在片段的精确与优美上，发挥他出色的抒情才华。他撷取的素材，加上剪裁的方式，更像一位高妙的文抄公或糊裱匠，在攒造一部晚明至近现代历史小品或掌故集。从注释看，他似乎比较酷爱汉学家略显陌生化的中国史表述，善于触摸革命美学器官中那些最敏感的末梢，善于在他提取的素材里，找出一种独特的词色和语调。诗人学者杨小滨在评价柏桦这个系列的作品时曾说，它们“出色地探索了现代性宏伟意义下的创伤性快感”［8］。的确，“创伤性快感”就是给不熟悉近现代史的当代读者们，重现近现代中国各个角落里的创伤性记忆，让我们在重返历史的途中，获得段子或短信般的消费快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系列寻租历史想象力的方式，暗合了当下的历史消费癖好；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如果诗歌借助历史的转基因，然后退化为掌故，诗歌命名的精确针芒，是不是也会随之变幻成如意，把创伤摩挲成快感？

从面目上看，在这几部长诗中，萧开愚的《内地研究》也许是焦灼感最强的一部。这种焦灼感体现为主题意识、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主题意识体现为长诗所涵盖的经验与景观的庞杂多样，诗中可以看到取自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语汇、情节或素材，充满了“反诗”之诗；文体意识体现为诗人对于长诗文体的实验勇气与把握能力，诗人非常用力地编织每个交叉或延续的纹理；语言意识，在萧开愚这首诗里，如他近期不少诗文一样，显示为一种过犹不及的修辞之浓腻。比如，诗中屡屡有这样费解的诗句：“兽性流动和自毁豹变因缘超觉接触，不为未知而发动，为对已知实行清扫”、“否认新娘由于腐烂，因为遵守唯一。/否则淫秽如多妻制，机制的清晨受控于陌生。”Z③强扭的瓜不甜，诗人的雕琢之苦，不时地把词语的长征推进了呓语的泥淖。陆机《文赋》曾讲过一种写作病兆：“ 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似可用来批评上述品种的诗句。其中的隐喻关节过分扭曲，导致语义超载，影响了诗歌命名的有效兑现。以乱写乱，固然是一种充满挑战的长诗写作策略，但错杂终究需成文，遵守基本的语词伦理，才能将各种经验和景观焊接为流利的诗歌履带，所向披靡。质言之，想通过对词语的揉捏、拉扯和浇铸，来完成关于“内地研究”的诗意建构，可能首先得在词语面前持守某种谦卑之心，才能避免才识学力在词语的暗处纵欲过度，使其面目全非。

三、“化”功之不足

就整体性而言，这些长诗也不约而同地显示出类似的问题。汉语新诗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基本上耗尽了政治乌托邦—语言乌托邦（这是世界现代诗歌传统中的两个基本发力点）分泌的激情，转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语言巫师，当前的汉语诗人必须面临复杂的崇高性处境：人类自造的拥堵的物质世界带来的种种灾变和不确定的未来，已科学化的宇宙观导致的人类的现代式孤独。当代长诗写作者面对的，不仅是民族处境或“大国写作”内蕴的复杂性，也同样面对着人类的整体处境——比如宇宙处境：地球在宇宙中的微茫，太阳系最后将转换为另一种能量，人类也可能将随之终结……在走向这一结局的路上，我们还要继续承受工业化、信息化、核武器、地球环境的彻底恶化等等随时可能失控的风险。现代人的这些困局，已然内在于我们的精神困境，使一切思考、写作都可能变得没有意义。面对这些，我们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惊惧、茫然，以及由此生发的特别美感和哀伤。如何在词语的建筑中，像一颗露珠折射无限宇宙天空，包含亿万微生物那样，包含我们面临的这一切，同时又保持诗歌的风度？这一定是长诗写作者们面临的整体性困难。

在我们所见的这几部长诗里，虽然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扩展性”［9］，但都可以看到其缺乏一种内在的诗歌整体性——如果对现代体验反对、诅咒或内化的态度，不能算作一种长诗意义上的新的整体性的话。这实在不能责怪诗人，毕竟这是精神困境在诗歌写作中最直接的内在体现。堂吉诃德通过把世界想象为游侠骑士的世界，然后在对桑丘的讲述中，在朝向世界的冲杀里，成功地展开了梦想，即使他伤痕累累，却信以为真。在我们的时代，任何品种的乌托邦都宣告失败，已无一个神话或传奇，能够作为长诗写作信以为真的想象基础了。我们敬佩这些长诗作者的勇气和尝试，但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们的写作，还没有显示出某种命名汉语复杂处境的整体性神话框架，而只是借着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复杂性，来构造自己的复杂性，虽大张旗鼓，却没有逃脱前者的无所不在的手掌心。模仿柏拉图有点恶毒的话说，这只是对于摹仿的摹仿。回想一下当年的朦胧诗吧，诗歌从政治乌托邦一片光明的黑屋子里中率先醒过来，英勇地向宏大的革命、历史发起进攻，最后，却不慎让自己被同化为革命话语的回声。当下集中出现的几部长诗，在指向李陀所讲的“文化的大分裂”背后的形式与逻辑时，是否也同样会因为类似的原因，而被钙化为“大分裂”欢娱的一个部分？

有长诗写作者也许依然会说：面对这个时代之种种快与不快，他们笔下的主题指向是多么重要！这让人想起在恩格斯致考茨基那封著名的信中，曾经提到的所谓“倾向性”文学。恩格斯认为，“倾向性”最好了无痕迹地掩蔽在艺术的纹理中，深有同感的纳博科夫也强调过孔夫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使一部文学作品免于蜕变和腐朽的不是他的社会重要性，而是它的艺术，也只是它的艺术。”［10］在主题重要与诗歌的重要之间，从来都不能建立因果关系。“文”或“艺术”在长诗写作中，应是不变的基质。

古老的周易曾给我们留下一句解读空间很大的箴言：“物相杂而成文。”今天，是一个真正的“物相杂”的时代，物相杂构成的天文地文人文，如此这般残酷地令人迷思。在迷思中，创造当世之“文”，以化成“天下”，是长诗写作最大的困难所在。就此而言，当前这些长诗，在“文”上，虽偶有诱人的绚烂，但“化”功显然有所不足。读这些长诗，让我想起奥古斯丁的一个小故事，据说奥古斯丁想写一部包揽万物的书，他常常憋着困顿在地中海边散步。有一个小孩每天在他散步的路边海滩玩耍。小孩从海里捧起水，然后跑上沙滩，倒入一个小沙坑。奥古斯丁不解其中乐趣，问其故，小孩说，他想把海水都放进沙坑。奥古斯丁提醒他说，你这小小的沙坑如何装得下大海？小孩反问道：先生您不是也想把万物都写到你的一本书中么？

有人会引用瓦雷里“ 一滴美酒令整个大海陶醉”的著名比喻，来反驳上述故事背后的寓意；但问题在于，得有瓦雷里式的比喻才能，这个反驳才能成功。亚里士多德早说过，发明隐喻，是诗人天才的标志。①上述所谓“化成”，即是铸就关于这个世界的鲜活的隐喻体系，它能够以改变语言来改变世界。长诗写作得建立足够用包容力的隐喻建筑，“就我们人类的境遇说出任何社会学或者政治学都无法向我们说出的东西”［6］，这才称得上是长诗向往的“大是大非”。加缪说过，“伟大的感情到处都带着自己的宇宙，辉煌的或悲惨的宇宙。”［11］理想的当代长诗建筑，应凝聚着这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伟大情感。

四、回到词语的立场

对当代汉语长诗写作者来说，甚至对任何诗歌写作者来说，社会批判是容易的，甚至是廉价的；因为每个专业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公民，只要具备一定的良知与见识，都能对社会进行直接的批评或指责。一个诗人发明一个珍贵的隐喻，发明一个惊人的命名，产生的贡献一定远远超过他的社会诅咒——这最多是诗人的业余工作；在文学史上，可见的例证比比皆是。

从这个意义上，把上述几部长诗放到20 世纪现代长诗传统中考虑，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参照结果。庞德《诗章》更大程度上是个诗歌观念的胜利，他的写作以一种超级强大的长诗方法论，辉煌地响应了现代西方古典崇高性坍塌之后的诗学困境。换言之，他在观念上成功地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困境，转换为一个巨大诗学困境来突破。就像画家杜尚以小便池为泉，生动地展示出古典美感在现代人造物境中的尴尬处境，诗人庞德也把种种古典崇高性坍塌后的纷繁碎片，在诗歌中焊接起来，制造了一个篇幅巨大的诗歌尴尬。庞德式的长诗观念，让许多后来的长诗写作者着魔不已。但遗憾的是，焊接碎片的理想总是相似的，如何焊接这些碎片，却回到诗歌最为核心的问题：词如何命名物——在这个问题面前，诗人之气清浊不同，诗人之才力高下有别。曾经被庞德修改过的艾略特之《荒原》，因文本完美的内在统一性，加之庞德式的长诗观念的渗透，成了现代长诗的典范。就诗本身，它比庞德的《诗章》更为成功。在这首诗中，诗人真正发明了一种词语的液态，成功地溶解了社会历史的焦虑。以“荒原（Waste land）”为首的一系列意象，成了西方工业社会场景最为有效的诗歌命名。而我们的所见的这几部当代长诗，虽有庞德、艾略特式的抱负，我们在其中却似乎还看不到“ 荒原”式的有效命名。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诗人们过于看重或依赖自己所写的所谓“现实”了，他们笔下的诗意形态、词语的指标，是直接通过其社会历史批判性呈现来完成的，有意思的是，许多批评家却也喜形于色地认同这一点。

固然，一个诗人足够的观察、阅世和体验，会增加他命名的穿透力，但它们不能直接转换为诗歌本身。这一点上，诗人瓦雷里的精辟论述可以提醒我们：“令我感动和向往的是才华，是转化能力。世上的全部激情，人生经历的全部事件，哪怕是最动人的那些事，也不能够写出一句美丽的诗行。”［12］在诗人操控的词语面前，一片叶子呼吸尾气的疼痛，不应该比艾滋病村、汶川地震或恐怖袭击渺小；蚁族在地下室潮湿发芽的灵魂，与被情人以跳楼胁迫写情书的官员的灵魂之间，应有着隐秘的共鸣；被污染的地球在宇宙的虚无，有时可以等同于某阔太太遛狗的虚无……。总之，内在于诗歌的民主、正义与同情，与知识分子追求的民主、正义与同情，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只应是前者的一部分。在本文提及的几部长诗写作中，后者常常因为比重过大，而成为诗意展开的一个重要干扰，导致了诗歌描写的对象不能锻炼为诗歌本身。如果诗歌的社会批判，像知识分子批判那样只能依赖其批判对象而立言，那么诗歌就必然沦为它的批判对象的附庸，诗歌的反讽，也就势必成为一种戴着诗歌面罩的社会学反讽。长诗写作，需将诗人的现实立场有效地转换为诗歌的立场或词语的立场；否则，它们所持有的现实立场再尖锐，语言再绚丽，也只是借诗歌的肉身发言，时过境迁，便是一堆词语的破铜烂铁。在诗歌的词语建筑里，是不包含所谓现实立场的，只有从中折射出的一些光芒，会时常照亮“现实”的幽暗角落。我们对荷马所处的现实一无所知，却丝毫不影响他笔下的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词语辐射力；从这个意义上，一首理想的长诗，应该展开一幅令我们沉迷的新的“现实”，这才是它应追求的大是大非。

注释：

① 欧阳江河的《凤凰》初刊于《今天》2012 年春季号“飘风”特辑，同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批评家李陀、吴晓东两位先生分别作序和专论，2014 年7 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凤凰》注释版；西川《万寿》刊发于《今天》2012 年春季号“飘风”特辑；柏桦《史记》系列，体量庞大，至今未全部正式出版或刊发，部分散见于《诗建设》等书刊，已出版《别裁》《一点墨》等两本诗集；萧开愚《内地研究》全文首先刊发于蒋浩主编的民刊《新诗》第十八辑（2012 年），2014 年刊发于三联书店《诗书画》杂志第十三期，其单行本2014 年11 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本文所引《内地研究》，乃据余旸提供的《内地研究》电子版。

参考文献：

［1］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M］. 刘文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82.

［2］ 欧阳江河. 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M］//于坚. 诗与思.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29、31、33.

［3］ 萧开愚. 当代诗歌的一些文化触角［M］//臧棣，萧开愚，张曙光. 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6、8.

［4］ 欧阳江河. 凤凰［M］. 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7-10.

［5］ 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J］文艺研究，2013：4.

［6］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32.

［7］ 西川. 深浅［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6.

［8］ 杨小滨·法镭. 毛世纪的“史记”——作为史籍的诗辑［M］//臧棣，萧开愚，张曙光. 中国诗歌评论：诗在上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7.

［9］ 吴晓东.“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M］//欧阳江河. 凤凰. 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24.

［10］ 纳博科夫. 独抒己见［M］. 唐建清，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34.

［11］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8.

［12］ 阿尔贝·加缪. 加缪文集［M］. 郭宏安，袁莉，周小珊，等. 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629.

［13］ 瓦雷里. 文艺杂谈［M］. 段映虹，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4.

原刊于《江汉学术》2015年第2期：第19-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