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

在我动身去重庆北碚区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1983年10月的一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 ( 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现在日本，为中国文学教授 ) ，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

图 | Ahmet Iltaş

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四川外语学院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布衾多年冷似铁”（参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那是诗人们习惯性的见面礼，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象。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好象是有关娟娟（彭慧娟）的一首诗《四个四季 · 春歌》，即献给他曾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此诗一开篇就以一个很强烈的戏剧化情节抓住了我：“有一天，你烦躁的声音 / 沿长长的电话线升起虚织的圆圈”，里面提到一个意象——电线以及电线的圆圈，使我感到十分惊异。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常有发生，因此才有了我四处为他找寻诗稿的传言），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不太情愿立即承认，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写得同我一样好或比我好，而且此人就在眼前这一事实，我还完全无法接受并反应过来。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后来他说这是神安排他来重庆与我接头，如没有这次接头和相遇，很可能我们俩人就不写诗了，因那时我们都已各自陷入某种写作的危机。

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我的内心在紧急地催促。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投入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因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还有一股掩映着的转瞬即逝的疯狂。他那时才21岁，可我却在他眼神的周遭，略略感觉到几丝死亡之甜的丽影。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骄傲而优雅，微笑漾溢着性感。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像日后（其实仅仅一年之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就把我和张枣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诗人，时任重庆市钢铁工业学校语文教师），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三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调动至西南农业大学英语教研室）、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图 | Ahmet Iltaş

1984年3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那是一个寂寞而沉闷的初春下午——很可能就是3月7日或8日，谁还记得准确呢？那就让我放胆说出来吧，就是这一天，3月8日——我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诗歌在30—40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30—40公里)传递着它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形塑、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落寞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

1984年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张枣那扑面而来的紧迫声音。

这天下午3点至5点，四个人（我、张枣、彭逸林及彭带来的一位他所在学校——重庆钢铁工业学校——的年轻同事）在经过一轮预热式的谈话后，我明显感觉到了张枣说话的冲击力和敏感度，他处处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境，似乎每分每秒都要携我以高度集中之精神来共同侦破人性内在的秘密。这工作本是我的兴味所在，但在一般情况下，我是最不乐意与人谈论这个极为隐蔽的话题的。我总是在生活中尽量回避这直刺人心的尴尬与惊险。但张枣似乎胸有成竹地预见到了我对人性的侦破有一种隐密的嗜好或者他也想以某类大胆的尖端话题来挑起我的谈兴和热情。面对他的挑战，我当时已打定主意不单独与他深谈了。吃晚饭时，我就私下告诉彭逸林，晚上让张枣和他带来的那位老师共住我已订好的一间招待所宿舍，而我们在一起并住我家。如果当时彭逸林同意了，我和张枣就不会有这次“绝对之夜”（见后）的深谈，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交流要么再次推延，要么就从来不会发生，但命运却已被注定，彭逸林无论如何不答应我的建议，反劝我与张枣多交流。接下来可想而知，这场我本欲避开的短兵相接的彻夜长谈便随即展开了。

谈话从黑夜一直持续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紧迫宜人的春夜绵绵不绝。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一个女孩娟娟，谈到岳麓山、橘子洲头、湖南师院，谈到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Ezra Pound）和意象派(见后)，谈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里必多（libido）以及注定要灭亡的爱情……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跃跃欲试，要来酝酿节气（此说化用胡兰成《文学的使命》最后一句：“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参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停匀的呼吸，随着春天的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象夜半人语。唉，我们无一幸免，就这样成为了一对亲密幽暗而不知疲乏的吸烟者呢。这一画面从法国诗人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与瓦雷里（Paul Valery）的吸烟形象中转化而来，原文出自梁宗岱所译瓦雷里的文章《骰子底一掷》中一小节，如下： 

七月的繁天把万物全关在一簇万千闪烁的别的世界里，当我们，幽暗的吸烟者，在大蛇星，天鹅星，天鹰星，天琴星当中走着，——我觉得现在简直被网罗在静默的宇宙诗篇内：一篇完全是光明和迷语的诗篇；……（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98页） 

这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在下面划出二道横杠；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和“死亡的原因”，并用框将其各自框住；而在纸页的上方又写来一个大字“悟”。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而在这个下午或黄昏又差点停滞不前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诗《秋天的戏剧》第6节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了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更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后来，1999年冬，他在德国为我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写下一篇序文《销魂》，在文中他叙说了我俩在一起写诗的日子是怎样地销魂夺魄：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长途奔波，在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在言词的欢乐与“销魂”之间，我们真是绝不歇息的奔波者呀。那时还没有具体事件，纸、书籍、写诗、交谈，成为我们当时的全部内容。其情形，每当我忆起，就会立刻想到俄罗斯作家伊万.蒲宁 在《拉赫玛尼诺夫》一文中开篇几句：“我是在雅尔塔同他结识的，那天我们曾促膝长谈。像这样的长谈只有在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青年时期的浪漫岁月里才会有。那时人们往往彻夜不眠地畅谈美、永恒和崇高的艺术。”我与张枣这种动辄就延绵三天的长谈，不仅宛如那（蒲宁说的）浓荫式的俄罗斯长谈，也更象东亚或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参见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秉烛夜谈，那是一种神秘东方的从不惊动旁人的“细论文”式交流（出自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那也是一种“高山流水”知音之间的过于专注的交流，因此在这个交流之外，我们暂时不能感到还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而唯有你我之间那不断涌出的话语。

△1986年初秋，在德国，此照片背面写有一句话“另一个骑手……柏桦惠存”。

以上情形随着他1986年夏去德国后便结束了。第二年冬（1987）他短暂回国，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很小的谈话高潮，他这时主要是以行动而不是说话在重庆和成都刮起了一阵昔日重来的明星式旋风，他似乎更想通过这“风”来荡尽他在德国一年来的寂寞，与此同时我们各自未卜的前程也已经展开，双方难免心怀语境不同的焦虑而有点心不在焉了。1995年秋冬之际，我们又在成都短暂见了几面，谈的多是些平凡具体的生活、家庭琐事，虽无甚纯粹的诗意，但犹觉亲切和平。再后来，便是两年后（1997），在德国东柏林一个叫Panko的地方相逢，这一次我们似乎又找回了我们青年时代那“谈话节”般的喜悦。诗人、小说家，如今亦是知名的电影导演朱文应该目睹了我俩当年那种谈话的紧张感，虽看见的仅是一抹余辉，但他是否会惊异于这两个古怪的过于急急说话的人呢？

在四川外语学院，凌晨或夜半的星星照耀着一条伸向远方的枯瘦铁路，我们并肩走着，荡人的春气、森林或杜鹃正倾听我们的交谈。一次，当我们在歌乐山盘旋的林荫道上漫步时,他俯身从清氛的地面拾起两片落叶，随即递给我一片，并说我们各自收藏好这两片落叶，以作为我们永恒诗歌友谊的见证。四年之后（1988年3月9日，又一个早春），他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读博士学位），写下《早春二月》，回忆了这段生活：

　  太阳曾经照亮我；在重庆，一颗

　　露珠的心，清早含着图像朵朵

　　我绕过一片又一片空气；铁道

　　让列车疼得逃光，留杜鹃轻歌。

　　我说，顶峰你好，还有梧桐松柏

　　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

　　……

一个痛惜时光寸寸流逝的诗人，一个孤独的年轻漫步者，他已来到重庆悠悠的山巅。多年之后（1997年），他真的在德国图宾根森林边缘（当时，他已在图宾根大学任教），写下一首《悠悠》，不过那并非是写他的重庆岁月，而是在回忆中写他15岁读大学时的良辰美景：“书未读完，自己入眠？”（参见张枣：《麓山的回忆》）欧阳江河曾对这首《悠悠》作过几千字的细读，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

△1997年11月中旬我和张枣及他的大儿子张灯在德国图宾根他家附近，后面那座锥体的黄色小楼是荷尔德林的故居

他的声音总是那样柔和而缓慢，在给我的书信中，他说道：

 他谈得最多的是诗歌中的场景(情景交融)，戏剧化(故事化)，语言的锤炼，一首诗微妙的底蕴以及一首诗普遍的真理性，后来他将此发展为他的“元诗”理论（参见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 ——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他那时正热爱着庞德等人发明的意象派和中国古典诗词，这刺激了我并使我急匆匆地将“历史”和“李白”写入诗中。他温柔的青春正沉缅于温柔的诗篇，他的青春也焕发了我某些熟睡的经验。我的感受一直多于他的技巧，我曾在另一个春日的下午，在歌乐山一个风景如画的明朗斜坡，对他谈到秋天是怎样在1965年，从一间简陋的教室、从一件暗绿色的灯芯绒开始的： 

这是1965年初秋的一天，一夜淅沥的秋雨褪去了夏日的炎热，在淡蓝的天空下，在湿润的微风中，我身边的一位女同学已告别了夏日的衣裙，换上了秋装——一件暗绿的灯芯绒外套。由于她刚穿上，我自然而然地就闻到了一种陈旧的去秋的味道（需知这件衣服在衣箱里已沉埋了整整一个春夏秋冬），这味道在今天清晨突然集中散发出来，便被我终生牢记了，那可是最精确的初秋的味道呀（充满人间稚气的温暖）！时光在经历了“盛大的夏日”（里尔克）后，正渐凉地到来并悄悄地又阴凉地流逝。接着又是秋游，她仍旧穿着那件灯芯绒，在清贫而幸福的重庆嘉陵江北山坡上……“在初秋的日子里，/有一段短暂而奇效的时光——”（Tyutchev：《在初秋的日子里》）而每当我想起那位遥远的灯芯绒少女时，我都会必然地想起蒲宁那篇既给人憧憬又令人战栗的小说《轻盈的气息》……它“是一个少女的美的墓志铭”（Paustovsky：《蒲宁》），它已成为我少年时代关于什么是美的开篇。 

张枣倾听着我的感受，同时不久便创造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见后）。我们彼此就这样幸福地学习着，我甚至还想用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和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的风格改变他雍容甜美的意象诗之节奏，但那只能是我徒劳的幻想了。

急进而快乐的4月，欧阳江河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做“离经叛道”的现代诗讲演(这种类型的讲演在稍后的1985—1986年曾风糜全国，“非非”领袖周伦佑也曾在“非非”创始的前夜来过此地进行演讲)，我们三人相聚，形成我当时最核心的诗歌圈子。张枣就在这时读到了让他吃惊的《悬棺》（欧阳江河早期名作），同时在周忠陵处油印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四月诗选》，这是他献给当时正风云际会的中国诗坛的第一份见面礼。

……

作者简介：

柏 桦：1956年生于重庆。现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诗集及学术著作多种，最新作品有：《山水手记》、英文诗集Wind Says（《风在说》）、《一点墨》《别裁》《为你消得万古愁》等。作品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海外印行。

→ 点击查看：柏桦 《纪念张枣》（《花城》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