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历史上罕见的全才型文化巨人。从中国散文史上看，在唐宋八大家中，他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的代表作家；从中国诗歌史上看，他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最能体现“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特色；在中国书法史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并称“苏黄米蔡”，为北宋四大家之一；在中国绘画史上，他作为宋代文人画家，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词作，咏史怀古，田园山水，离别相思，宦情世味，谈禅说理，边防武备，几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提高了词品，推尊了词体，使向来被视为“末技小道”的曲子词，获得了与诗同样的抒情言志的表现功能，于莺娇燕呢、香艳轻软的婉约词林里，开拓出一片豪放派的新天地，在词史上与辛弃疾齐名，并称“苏辛”。历史上诗文词兼工或诗书画兼长的才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地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才华横溢的苏轼才命相妨，生平遭遇极为坎坷。他二十一岁时与弟弟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一代文宗欧阳修看罢他的文章，表示要让他“出一头地”。年轻有为的兄弟俩“奋励有当世志”，曾被皇帝和皇后许为宰相之才。但在后来新旧党争的激烈倾轧中，苏轼由于坚持独立政见，凡事皆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出发，不去阿附迎合，不为“新法”或“旧制”所囿，因而为新旧两党所不容，被排挤出朝廷中枢，先后外放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定州任地方官。他在地方官任上廉洁爱民，多有善政。任湖州太守时，因为写诗讽刺新法扰民，被主管言论的御史舒亶等人罗织罪名，逮捕入狱，酿成有名的“乌台诗案”，险遭杀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来又被贬往遥远的岭南惠州和荒蛮的海南儋州。正道直行的苏轼，不见容于新旧两党，“为小人忌恶排挤，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宋史·苏轼传》），并以所谓“谤讪朝廷”之罪陷于冤狱，一再贬谪，大半生颠沛流离，最后病死在常州旅舍之中。

    面对人生道路上接连不断的坎坷磨难，苏轼既用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去坚持，又用道家旷达自适的出世思想去超脱，还用佛家梦幻泡影的空无思想去化解。他以卓异的心智和丰富的阅历，洞明世事，悟透物理，觑破人情。但在看穿一切之后，他并没有撒手放弃，他的生活热情并未因连遭不幸而减退，而是更加坚执通脱，透彻成熟。贬黄州时，他不仅写出了光耀史册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使中国文学史倏然闪烁出一片璀璨夺目的光芒，而且吃出了一道传世名菜“东坡肉”；再贬惠州，他乐滋滋地表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远贬儋州，他竟然吟唱道“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而且认定“海南万里真吾乡”，在苗黎蛮邦的天涯海角，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贬谪待罪于荒远偏僻的地方，在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苦境，他却能够苦中作乐，甘之若饴。身处逆境的苏轼融合三教、勘破三昧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使他的为人和作品焕发出知性与感性的双重魅力，成为命运多舛的士大夫文人们最后寻觅的精神归宿。

 写于密州任上的《水调歌头》中秋词，就是一首充分体现苏轼热爱人生而又善处人生的智者心怀的名作。词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交代了作词背景。“丙辰”即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子由”是苏辙的字。当时朝中新党执政，苏轼、苏辙兄弟两人均受排挤，被分别外放到京东的密州（今山东诸城）和齐州（今山东济南）任职。他们兄弟之间情亲骨肉，谊胜知己，政见一致，极为相得。缘此，苏轼曾对苏辙发出过“与君世世为兄弟，共结来生未了因”的衷心祈愿。然而公务在身，不得闲暇，他和弟弟虽同在京东，相去不远，却也是多年无法相见。僻处偏远州郡，使“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深感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苦闷。父母俱逝，家山万里，爱妻早卒，儿女幼小，他在人世间的知心者惟有弟弟一人，所谓“四海一子由”，正是宦海沉浮的苏轼的生存孤独感的真实写照。两年前，苏轼舍弃湖山秀美的杭州，自请调任密州，就是为了与在齐州的弟弟离得近些，他赴任时曾绕道与弟弟晤面未果，满怀抑郁之情写下了《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首名作。到密州后，“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困于职守的兄弟俩，仍是虽近犹远。值此亲人团聚的中秋佳节，苏轼痛感困缚，倍思爱弟，把酒问天，望月怀人，填词寄意，把政治上“入世”、“出世”的矛盾与情感上“离合”、“圆缺”的矛盾，化解于既热爱人生又善处人生的执着、旷达与睿智之中，挥写为“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的千古名篇。

 词的上片，对比“天上”、“人间”，展示“出世”、“入世”的矛盾困扰，这是儒道两家思想共同影响的结果。起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出自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点明饮酒赏月之义。郑文绰评曰：“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大鹤山人词话》），所言甚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二句，化用唐人小说《周秦行记》所载牛僧孺诗：“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这两句对比天上宫阙和人间生活。传说天上一夕，世上百年，所以虽知人间日月，却不晓得天上是什么日子。这是以时间的差异表现天上与人间的矛盾。“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三句，用段成式《酉阳杂俎》的传说，意为自己本想像神仙一样乘风回到天上，可是又怕经受不了月宫的寒冷。这三句以对温度的感觉，写人的心理倾向，既醉态淋漓，逸兴遄飞，又有所顾虑，不无担忧。前结“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把虚幻的天上与真实的人间进行对比之后，词人否定天上，选择人间：还是在皎洁的月光下起舞，和自己的影子嬉戏吧，天上又哪里有人间自在呢？中秋之夜在超然台上“登高望远，举首高歌”的苏轼，虽有道家蹈虚出世、蝉蜕浊秽的遐举愿望，流露出“夐绝的宇宙意识”，但最终还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对悲喜苦乐的人间岁月、俗世生活倾注了更大的热情。

 对这首词的上片，尤其是对“我欲乘风归去”以下五句，历来有不同的理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说：“元丰七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自从这段话首倡“爱君”说，后世论词者如张惠言《词选》、周济《词辨》、黄苏《蓼园词评》、陆以谦《词林纪事序》、金应珪《词选后序》等都接受了这种看法。今人夏承焘、施蛰存解说此词时，皆指“天上”为朝廷，“人间”为地方官任，也是对“爱君”说的引申发挥。更有当代学者联系熙宁八、九年间朝廷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苏轼以为有机会还朝辅佐皇上，所以表达了“我欲乘风归去”的愿望，但对政局演化还是有所顾虑，因此又担心“高处不胜寒”，因而做出“何似在人间”的随遇而安的选择。诸家皆是遵循传统以比兴说词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史证词，来索解这首《水调歌头》的比兴象征意蕴。

 词的下片转入怀人，既感喟自然和人事的舛错乖违，又在天人合一的宇宙高度上，以相对思维的道家智慧，弥合自然界和人世间的“圆缺”、“离合”矛盾，使本呈分裂状态的人间生活、情感，在超越的层次上达成新的平衡、统一。过片“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写中秋皓月仿佛有意，转过红色阁楼，映入罗绮窗帘，照临因离别相思而失眠之人。“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则以失眠人的反诘语气、埋怨口吻向月亮发问：为何偏要在人们分离的时候变圆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是对离合圆缺矛盾的思考和感叹。苏轼是一位热爱人生而又善处人生的智者，他深知人生是绝对不圆满的，人间的悲欢离合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它们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月既不可能长圆，人也不可能长聚，正如月亮“一夕成环，夕夕都成玦”一样，人生也常是“聚少别离多”，这是一个自古及今，世代皆然，谁也无法解决、无法避免的永恒困惑和遗憾。既然如此，善处人生者就应该在人生的绝对不圆满中，追求相对的圆满。即如今夕，本是亲人团聚的中秋佳节，然而他和弟弟却因公务在身，无法相见。兄弟团聚既不可能，那么就祝愿彼此健康平安，远隔千里共享这美好的月光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也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啊！结句点化谢庄《月赋》名句“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用“但愿”领起，情意更为深厚。

 这首中秋词格调高旷，风韵清越，“翩翩羽化而仙”（《草堂诗余》卷四杨慎评语），被王国维评为“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人间词话》卷下）。刘熙载读此词“尤觉空灵蕴藉”（《艺概·词曲概》），先著说此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词洁辑评》），李佳“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左庵词话》），各家都以审美鉴赏的微妙感受体验，道出了这首《水调歌头》中秋词超迈清旷的风格特点。这首词的上片是对月亮神话传说和历代游仙诗的活用，下片人月双及，演绎物理人情。全词“绝去笔墨畦径间”，象、情、理高度融合统一，化景物为情思，又化情思为理趣，旷达超脱，乐天知命，宽人胸怀，暖人情意，启人心智，读之可以使人更加深刻圆通地理解宇宙自然、世事人生。无怪乎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里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了。

 解读苏轼《水调歌头》中秋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此词在情感内涵和表现手法上，所契合的带有母题、原型性质的“望月怀人”模式。这种模式肇始于《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焦竑《焦氏笔乘》说：“《月出》见月怀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子美《梦太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常建《宿王昌龄隐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王昌龄《送冯六元二》‘山月出华阴，开此河渚雾。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类甚多，大抵出自《陈风》也。”《月出》虽非望月思亲，但月夜的清幽意境，抒情主人公惆怅不甘、骚动不宁的向慕思恋情怀，实开启了后世诗人词客月夜抒怀之先河。“无限新诗月下吟”，自此之后，望月怀远、望月思乡、望月思亲之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层出不穷，名篇迭现，一轮皎洁的月亮总能撩起中国诗人的无限心事。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谢庄的《月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白居易的《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范仲淹的《御街行》、彭邦桢的《月之故乡》、余光中的《中秋夜》、舒兰的《乡色酒》、席慕蓉的《乡愁》等，都是这一月夜怀思模式的古今名作。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词”，更是此类名篇之翘楚，它的情感内涵和表现手法，与由《月出》奠定的“望月怀人”的抒情模式正相契合，词中潜隐的深层意蕴结构，对应了漫长岁月里积淀而成的月夜怀思的民族心理范型。所以它总是被历代处于相似情景中的人们记起，借以寄托自己望月怀人、佳节思亲的情感，这首词也因此而更加脍炙人口，世代传诵不衰。

        原载《名作欣赏》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