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文学报》2019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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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栖居／穴居、乡村居住到城市居住，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转折，新的生活形态逐渐形成，而对于新的生活形态的感知也在发生变化。表现这个正在变化的现实并采取相应的审美范式，已经是包括诗歌在内的当代艺术的重要使命和创新点，城市诗因此应运而生。城市生活丰富多彩，许多生活内容与形式已经在根本上超越农业文明、田园审美的范畴，对当代艺术的表现力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诗人开始表现这个正在变化的事实，八十年代在上海就读大学的宋琳、张小波等开始了城市诗创作实践，并明确提出了要为中国城市诗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床”的口号。越来越多的诗人加入了这个大合唱，自觉或不自觉的去正视今天“城市化”这个最大的现实。但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在大面积“乡愁”的今天，包括许多诗人在内的城市人，身子进入了城市，心灵却依旧停留在乡村和农业时代，长时间的处于文明不适、“魂不守舍”状态。关心城市诗人，研究城市诗与城市诗学，其实是在关心现代人自己心理状态，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诺言。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但从生活方式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更像是一个农业诗歌大国，在如何处理乡村居，如何处理天地已有的事物，比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动植物、气象以及建立在上述种种之上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成熟的意象系统、技巧规则以及诗学理论，并以此来反映生活，表现内心，协调身体与心灵，健康而舒适的生活。但今天，人类在整体上已经逐渐从对农业的依赖转向了对矿物、对工业的依赖，在技术上实现了粮食的完全供给、财富的极大丰富、体力的解放，人们越来越集中在城市，时时刻刻与钢筋混泥土、玻璃、塑料、光、数字、速度等等人类生产之物、发明之物、想象之物打交道，城市时代已经来临。诚然，太阳底下无新鲜之物，吃饱穿暖、延续生命（基因）以及获得优质与优先的吃饱穿暖权利，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内容，城市时代依旧如此，但我们与上述生活内容打交道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农业文明与乡村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难题、天花板，但同样有一个时代优先存在的理由。相对于农业文明与乡村时代的物质条件，现代城市生活有着难以比拟的便利。这种便利，对于这个时代绝大数人来说，身体先于心灵感受到了它，少数人诚实地说了这个事实，甚至以审美的方式表现了它，城市诗就是这种艺术形式之一。但接受一个新生事物，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惯性，因为惰性，更多时候我们以表现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感知方式、审美方式来表现这个时代。当然，其中也有能力原因，因为我们很难在过往的艺术中获取成熟的经验和现成的方式来表现这个已经变化的事实，因此，我们看到了诗歌写作中大量时空错乱现象。比如，明明看到的是外滩，写出来的却是南山；居住在城市，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下笔时却不可抑制地批判城市、诅咒城市，以此为荣，以此为“先锋”。批判城市，反思现代文明，是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的传统，但如此娴熟的“路径依赖”和夸张的“过激反应”，也会让我们怀疑那些诗歌写作者的真实感知力与内心诚实度。新时代已经来临，大变革已经是事实，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并以是其所是、恰如其分的方式去表现，应该是城市诗与城市诗学存在的前提，也是包括诗歌在内的当代文学所应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

何为“城市诗”“城市诗派”和“城市诗学”，这些概念何时出现？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对此作出了详细的研究，比如李劼、朱大可、孙玉石、王光明、吴思敬、王珂、缪克构、谭克修、徐芳、孙琴安、金谷、周佩红、陈圣生、燎原、孙文波、卢桢、常立霓、铁舞、翟月琴、安琪、王书博、李棠、姜超等，他们或在城市视野下重新考量中国现当代诗歌，或是聚焦“打工诗歌”“北漂诗歌”等这些异质诗歌形式，或是比照中外类似诗歌现象，或是直接研究这个已经存在的诗歌事实，从不同角度逼近这些对象。就我们所知，“城市诗”这个概念的出现似乎有一个试探的过程。《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红皮书）中使用了“群体”概念——“城市诗人群体”。随后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收录了张小波、孙晓刚、李彬勇、宋琳四位诗人的作品和《城市诗：实验与主张》一文，这里使用了“城市诗”概念，没有使用“派”。朱大可在《城市人》序《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一文中，默认了“城市诗”这个事实，没有使用“城市诗派”。李劼在《城市诗人与城市诗》中直接使用了“城市诗”概念，但是没有详细阐释它的内涵与外延。1987年，《当代诗人》杂志刊发了五位“城市诗”派的诗作，宋琳发表了《城市派的部分艺术主张》，使用了“城市派”。刘波在《第三代诗研究》中涉及到同类诗歌现象，思路与结论也大体一致，但没有使用“城市诗”派概念。王书博在《上海“城市诗”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直接使用“城市诗”派，而城市诗研究专家卢桢开始系统使用“城市诗人”和“城市诗”。“中国诗歌流派网”也收录了“城市诗”，但它们或是以“思潮”、或是以“流派”，或是以“派”等命名。总体来看，“城市诗”等相关概念的产生与使用，仍旧处于模糊状态和磨合之中，但学界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心照不宣的在讨论同一个事物。

除却现代时期郭沫若、“新月派”“现代派”“新感觉派”“象征派”等部分诗人，以及建国后许多表现城市发展面貌、歌颂祖国建设成就的“城市题材”诗歌之外，还有哪些诗人可以被归到“城市诗人”或“城市诗”“城市诗派”当中呢？从上述研究及其他前期成果来看，当代的撒娇派、海上诗群、打工诗人（包括“北漂诗人”等）、上海城市诗人社、新城市诗诗社、“新世纪诗典”城市诗人群等，基本上被默认为“城市诗人”或“城市诗派”成员。但实际上，当代绝大多数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书写了城市，甚至许多长期生活在城市的诗人，他们的日常书写就是城市书写，这样的名单很长很长。“城市诗”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考量视角，他们的许多作品我们既可以当做城市诗来接受，也可以当做其他诗歌，比如先锋、都市、现代主义、口语诗等来认知，更多的时候被当做后者。

我们将可以对这些核心概念先存而不论。如此处理也并非完全耍滑头，避重就轻。将研究对象限制在固定的、熟悉的、可控的领域，的确是有用的学术经验。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种新兴的诗歌现象，这种“新”，在很多时候与过往的同类事物纠缠在一起，比如现代主义诗歌、现实主义诗歌、先锋诗歌、都市诗、城市题材诗歌等，似乎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城市诗”与“城市诗学”，就像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正的“城市诗人”一样。与此同时，当我们说到“城市时代”与“城市生活”的时候，面对的事物更加不确定，“农业文明”与“乡村生活”的印记无所不在，我们很难把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截然分开，况且，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哪怕是在一个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其内容与农业文明、与乡村藕断丝连，更不用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包含着人类文明的全部记忆。即使在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在“城市”意识最敏锐的诗歌流派——上海城市诗人社与新城市诗社，他们的创作与诗学理念也谈不上完全自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诗”与“城市诗学”更多的是一个指向性、召唤性概念：指向的是一种变化的物理事实，召唤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何况，还有许多诗人，尤其是成名诗人、著名诗人，并不以被冠名“城市诗人”而格外欣悦，把他们拉进自己开列的名单，反有多此一举之嫌。

研究城市诗与城市诗学，当然包括对上述城市诗人作品的批评与研究、城市诗派理论与主张的梳理、活动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就现在来看，“《城市诗》派”上海城市诗人社、新城市诗社这三个群体值得优先关注；而谭克修、徐芳、“新诗典”城市诗人群（伊沙、沈浩波、侯马等）、缪克构等在这个领域的创作也相当可观；叶匡政的《城市书》、谭克修的《万国城》、梁平的《重庆书》等作品也集中体现了当代人对城市与城市生活的思考。当然，从目前来看，他们未必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诗流派和城市诗诗人，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最自觉的城市诗流派和诗人群体，并不过分，因为他们不仅有自觉的城市诗歌创作，也有自觉的城市诗诗学探索。

研究城市诗与城市诗学，需要逐步界定相关“城市诗”的内涵与外延，系统梳理“中国城市诗”的源流，尽可能完整地描述中国城市诗的创作与研究图景，但我们可以先从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诗”派和“城市诗人”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新的诗学主张、存在状态、作品创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及现代城市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我们也可以在城乡文化建设、城市与人和谐关系视野下重新考察中国城市诗的价值，展望未来城市诗学可能性。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它们作为海派文化研究和海派精神研究的新对象。在相当长时间里，海派文化研究缺失当代上海城市诗人、城市诗研究板块。我们可以说，中国“城市诗”诞生在上海，最具影响里的“城市诗派”也在上海。这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城市诗”与“城市诗派”实际上已经给当代海派文化、上海精神提供了新的时代内容，但是我们的研究却并未充分意识到这点。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诗歌形式的出现，对于艺术发展、诗歌丰富繁荣很重要，但借此缓和、调整人与城市的关系，建立一种健康的城市生活，却是当务之急，着眼未来。发现城市诗文本、梳理和建立一种城市诗诗学，由此改善一种精神状况，或许是我们研究目的所在。

2018.6.3

许道军，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