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8月和12月，广东诗歌界连续出版了两部比较厚重的诗歌选本，一部是由温远辉、何光顺、林馥娜合编的《珠江诗派——广东百年珠江诗派诗人作品选析》，一部是由何光顺主编的《南方诗选》。据何光顺教授说，这两部诗选的编选顺序其实是与出版时序刚好相反的，是先编《南方诗选》，再编《珠江诗派》的，而我也觉得这是合符逻辑的，因为南方是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域，而珠江则是南方最好的地理体现与精神代表。

在《南方诗选》中所谓的南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即不是一般所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是珠江入海的三角地带，是珠三角城市群，是岭南名城广州所辐射的范围，更是精神领域上的南方，准确地说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南方，用何光顺教授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序：南方的诗，从自由的领地升起》中所说的就是：“精神的南方，在江南以南，在五岭以南，是在传统北方延伸的最末端，它靠近大海，既未与北方的传统完全脱离，又不至于被北方扼住喉咙而窒息。而再向南再向西，就给予了南方无限的活力与憧憬。南方是现代的，是今天的，是走向未来的，是象征着温暖、光明，意味着开放、包容，寓示着启蒙、觉醒的。在五行中，南方属火，南方的光明，在近代以来开始把华夏照耀。那中原的沃土和北方的原野承载了华夏民族太多重负，而今已变得伤痕累累。阴冷的西伯利亚的寒风，几干年来卷起的漫漫黄沙，早已遮蔽了华夏文明的星空。华夏的希望必当在最南端的靠近大海的蓝色的地方，重新引入澄澈和明净的力量”。由此可见，这南方已是由现代的中国人构筑的具有精神高度，或已是属于精神高地的南方了。

南方的思想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诗歌创作的开放性，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而让诗歌风格千树百花，尤其是生活在岭南的广袤之地的都是从不同朝代不同地域迁居而来的“旧新客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都较好地体现于他们的诗歌作品之中，但较为系统地对这一文学贵族——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作系统性的概括和评价，还是十分少见的，而何光顺教授连续（参与）主编了两部诗选，及所作之序文，是对这一领域空白的填补。

精神领域上的南方，精神高地的南方，必由文化来构筑，必以文化来体现，而文学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形式，而具有先锋精神与先锋意识的诗歌则是文学头顶上的一项桂冠，因此，以优秀的南方诗歌作品和在传承中最具有包容、开放、创新的南方诗歌理论来构建南方诗歌精神高地，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和最好的途径。在《南方诗选》与《珠江诗派》这两部诗歌选本中，编选者以一种敞开的胸怀，收纳各种不同风格、不同美学追求的诗人的优秀作品，为今后研究南方（广东）诗歌提供了重要的诗歌文本，此亦足见一种开放与前瞻的南方诗学精神。

在我看来，编者主编《南方诗选》与《珠江诗派》这两部诗歌选本，主要是想通过对南方诗歌的命名、南方诗歌理论的建立和南方诗歌作品文本的选录，来构筑南方诗歌精神的高地。可以说，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项宏大工程，确实体现了编者的一种令人称颂的勇气和魄力。一直以来，在诗歌界或文学界，都未曾有一位学者或评论家真正认真关注过南方（广东）诗歌，更遑论对南方（广东）诗歌进行命名了。特别是在学理上，以南粤为核心地带的南方诗歌还未形成与其诗歌创作队伍相当的影响力，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理论视野和思想深度的匮乏，源于受困于北方诗歌的强势话语权，源于其实际上已经丰富多元的流派未能得到充分的命名，故未能以命名的方式呼唤出场。而事实上，由于南方（广东）地域广阔，诗人们因各自生活环境、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致诗歌创作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实也难以一简单的流派命名之，而今由虽介入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时间不长，却学养深厚、颇有建树的诗人、评论家何光顺教授来对之命名，以南方诗歌所共有的南方精神或珠江诗派统摄之，实为一种高明有效且有一定说服力的总括。在何光顺教授看来，一直以来，中国诗歌由于权力体制的原因基本上以北方诗歌为代表，但是，北方诗歌已经在权力政治、体制牢笼、派系精英的垄断中扼杀了大量有才华的人们的上升之路，严重室息了民间多元写作的勃勃生机，因此，他以学者、评论家和诗人的眼光与胆略，于2015年12月1日创办《云山风鸣》微信诗歌公众号，并以之为代表引领南方诗歌新媒体，以决然的态度，挣脱传统的纸媒刊物，秉承深入民族传统的渊源，保藏民族精神的气脉，针砭当下社会人生之问题，提倡介入性写作和超越性写作的相融，注重以现代汉语的合适艺术形式，书写一种人性的、民族的、个体的、真实的生存体验，注重在兼容并包中又针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民族诗学的理论建构，摧毁某种坐地自闭的堡垒式写作。然而，这种极具革新精神和启蒙力量的南方诗歌，却还未能被整个中国关注。没有命名，就不会有唤出。何光顺认为，为着致力于唤醒，从事诗歌事业的人们，在确立南方精神和理念的旗帜中，必得寻找和发现这种精神的肉身——诗歌，必得为体现这种南方精神的诗歌进行命名，让其闪耀着光芒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心。鉴于南方诗歌还未曾有一部为他命名的诗集，众多的诗人，众多的诗作，还处于无名的沉默中这一状况，何光顺就想方设法以一己之力主编和出版《南方诗选》，以期带来南方诗歌的真正出场。

对南方诗歌的命名，是对以珠江诗派为代表的广东诗歌发展的重要建树和贡献。在对南方诗歌进行命名并编选《南方诗选》的同时，何光顺继而再与广东诗坛名将温远辉、林馥娜合作，再将南方诗歌精神具体化并落实到与珠江文化一脉相承的“珠江诗派”上。在何光顺看来，《珠江诗派》的编选，则是将这种南方诗歌精神更聚焦到了南方文化和南方诗歌的最核心地带，那就是近代和现代中国从中国古典时代走出的有其具体空间依托的精神发源之地。在《“珠江诗派”的前世今生——作为珠江文派姐妹篇的前序》一文中，何光顺对“珠江诗派”的形成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概括。从鸦片战争在珠江出海口的海面打响之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绪和天下意识开始走向复苏，作为为民族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杰出代表的诗人们，便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诗歌的形式发出救亡图新的强烈呼声，其中尤以出生于广东嘉应，最具近代意识的黄遵宪为首，最早倡导中国诗界革命，他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努力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他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特别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诗史”之称。他的诗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专制集权主义、封建学术文化和旧礼教的批判精神。他还利用诗歌直接为改良主义运动服务，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宣传外国的科学文明。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功，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尽管他的诗歌仍以传统的格律为主，但其表现内容的创新和理论的创新，则在中国诗界开创了诗歌艺术求变的先河。

在黄遵宪之后，广东又涌现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汉民、易大厂、苏曼殊、梁宗岱、李金发、蒲风、欧阳山、陈残云等等一大批广东籍近现代诗人，他们“以承旧邦，以启新命”，均以“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之勇气，既以诗篇来唤醒沉睡的旧邦，又用行动来改造故国，重启新命，更以现代的诗心去推动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而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南方（广东）的诗人们更多地以新中国建设者的身份，来抒写他们满怀的政治激情，既有对旧时代劳苦大多的艰辛生活、悲惨命运的回想与揭示，又有对新中国建立后城乡新气象的热情歌唱，正如何光顺教授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不绝如缕，诗神暗续”。而最体现南方诗歌成就的则是改革开发后至今广东诗歌所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珠江诗派真正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何光顺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90年代的打工浪潮，兴起了最具影响力的打工诗群；二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成熟，更多的诗歌群落发展了起来，并提出不同的诗歌主张，展开自己的写作实践。因此，他们（即三位编选者）将这部诗集命名为《珠江诗派》，当然，这只是一个方便称呼，因为在这个以地域命名的“珠江诗派”的后面，实际上还有着内在的分化与很多需要具体化的诗歌群体。继而，他们再根据诗歌写作理念和诗歌写作实践来对珠江诗派内部的发展状况，即进一步梳理和展示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

一是以东荡子、世宾、黄礼孩、黄金明等诗人为代表的完整性写作诗群；

二是以郑小琼、罗远德、许强等诗人为代表的底层打工诗群；

三是以马莉、王小妮、陈会玲、谭畅、林馥娜等诗人为代表的新女性写作诗群；

四是以梦亦非、黄金明等诗人为代表的纯技术写作或玄学诗群；

五是以老刀、江湖海、高标、刘春潮等为代表的口语写作诗群；

六是以郑小琼、马莉、谭畅、何光顺等诗人为代表的都市写作诗群；

七是以温远辉、王瑛、赵目珍、何光顺、容浩等诗人为代表的学者型写作诗群；

八是以黎启天、郑德宏、蒋志武等诗人为代表的新乡土写作诗群；

九是以皮蛋、典裘沽酒等诗人为代表的垃圾诗群。

尽管这种命名相对来说未必十分精准，但其优势在于打破以出生年代和出生地域作简单划分的局限，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召唤出场，让南方诗歌或珠江诗派从此得到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和批评界的关注和认同。而最难能可贵的是，编选者在通过对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进行全方位而又细微地扫描之后，既对各个诗群的写作特征、诗学主张和风格长处等作了高度的概括，也对其存在的不足作了深度的指陈，特别是对口语诗流弊的批评，更体现了作为诗歌评论家的良知、勇气、胆识和担当。何光顺指出，口语诗的写作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但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可能因为太过现实而失之琐碎，从而导致诗意的匮乏，并可能最后演变成闲极无聊的口水诗，段子化、玩聪明、抖包袱、讲故事，缺少生命的内在关怀和现实的真切指向，其在诗学的自觉和思想的深度方面也有较大缺陷。

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构筑，最终要由优秀的南方诗歌作品来支撑。南方诗歌或珠江诗派，因南方文化或曰珠江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海洋性和开放性、前沿性和变通性等诸多特点而群落众多，但其内在的诗学精神应是一致的，那就是以诗的形式来表现当代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生存境域下的心灵镜像与心灵诉求。在这两部诗选中，除了对南方精神与珠江文化进行阐述与论证之外，同样重要的就是编选者对南方诗歌（珠江诗派）优秀作品的选录，即尽可能地以优质的诗歌材料来呈现南方诗歌精神的品质，来建构南方诗歌精神的高地。

如果说《南方诗选》侧重于南方诗歌精神理论的建构和南方（广东）诗人最近作品的收集，那么，《珠江诗派》则是侧重于将南方诗歌（珠江诗派）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与精神内核进行集中展示，可为将来编写近代以来南方（广东）诗歌史提供重要的参考文献。《珠江诗派》所选的每一首诗（每一位诗人均只选堪称精品的一首诗），均由优秀的诗人或诗评家对之进行简评——这其实也是构筑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些简评也是南方诗学观念与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南方诗歌审美价值与审美方向的一种重要体现。由于这两部诗选所选之诗作浩繁，欲于这一篇小文里对优秀文本进行点评，实非易事。然而，我却不能不为这两部诗选集所体现出编者的理念、格局和见识点赞，特别是《珠江诗派》一书，致力于经典化，其所编选录入的均为鸦片战争以来珠江流域的代表诗人的佳作，其编选工作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也是颇具意义和标志性的，足可显现出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非凡气象。

在这两部诗选集的作品里，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生活气息，又含藏有诗人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扣问和对生命的深刻哲思，即使感性强于理性的女诗人，也有其对生活真谛的深切体悟表现于诗，如我们看这样的句子：“回头看看轮回千转的水流/半日也罢 一生也罢/同船的诗人说/多少事情  其实徒劳/比如写诗  或不写诗/就像刚才这一路上在漂流船里  不断地/把水/泼回水中”（ 欧阳露《把水，泼回水中》）；既有南方人的温柔细腻，又有北方人的豪迈奔放；既有小桥流水的温婉，又有大江东去的气概，如张况的《中华史诗》的系列诗歌写作，豪迈放肆，而其《在梅岭赏无影之梅》则又表现了诗人柔情似水、悱恻细腻的另一种诗写风格。又或者写出一种纯净和悲悯，一种心灵信仰的追寻，如“一定是上天悲悯大地/垂落泪水，才有了这样的湖/这湖，水那么咸/比人间所有的泪水都咸/水那么青，是和青天/完全一样的颜色”（温远辉《天上的湖》），这是南方靠近大海的诗人对高远而又澄澈的青藏高原的书写，那里的青海湖带诗人进入另一场生命旅行。这样，北方与中原的血脉传承，西部高原的精灵性元素，南方海洋性的开放包容，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诗学理念、诗歌表现技巧的吸收与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写作技艺的融会贯通等，都常常体现于这些优秀的诗歌作品之中。

南方诗歌最具有独立精神。在文学特别是诗歌精神的神圣性日渐消弥的今天，重构诗歌的南方精神或曰南方诗歌精神的神圣性，显得十分必要与及时。如何让诗歌体现神圣性，让诗歌朝信仰化方向发展，也应是我们诗人、诗歌学者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在物质富裕精神贫困的当下，树立诗歌精神，让诗歌体现神圣性，就是要唤起诗人们的诗歌信仰，让诗人与诗歌读者保持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唯如此，才能推动当代诗歌事业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构筑我们华夏民族的精神脊梁。而这，正是《南方诗选》与《珠江诗派》编选和出版的意义所在。

对于广东诗歌界具有标识性意义的这两部诗选，无疑还有很多可以充分挖掘和讨论的东西，限于篇幅，笔者暂且先说到这儿。我相信，南方诗歌精神高地的构筑，是一项宏远的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可竣，何光顺教授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南方诗选》与《珠江诗派》，已然开启了这个宏大工程的序幕，但更辉煌的演出，更灿烂的成就，却需要更多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来共同参与或创造。笔者借评说这两部诗选，也是为着能在这个正在生长着的开放的高地，和更多同仁相互引出话题，共同促进讨论，以为这个时代和民族注入我们自己所独有的精神力量，而或可在这个高地建构出更壮丽的诗之华屋。

2019. 7.31，完稿于西江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