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多点中心”和“美美与共”

沈苇

上个世纪初，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今天，“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倡议，激活了历史尘封之下沉寂数百年的古丝路，它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新视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对于中外文学的互译和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

多年前，在《世界文学》杂志社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作家可以分成两类：读《世界文学》的，和不读《世界文学》的”。当然，这个《世界文学》可以删去书名号，或许更加准确。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母奶”和“狼奶”都要喝一点，这有利于强健当代文学的精神体魄。传统中，有我们的“母奶”，而翻译家，则是为我们送来“狼奶”的人。如果没有文学翻译，我们就失去了人类沟通的基本桥梁，歌德在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也就不存在了。

据我观察，中国诗歌已进入一个“甜瓜时代”，而非“西瓜时代”。此话怎么讲？因为西瓜的发源地是“唯一中心”——埃塞俄比亚，厚皮甜瓜的发源地则是“多点中心”——从北非到中亚、西亚，几乎起源于同一历史时期。“甜瓜时代”的“多点中心”特征正在改写中国诗歌的地理版图，修正传统的“中心—边缘论”。一方面，非中心地带的诗人包括少数民族诗人，正在日益显现写作的活力和光芒，另一方面，诗歌话语的“垂直型”结构正被一种“扁平化”特征替换，互联网、自媒体、融媒体等加速了这种“扁平化”趋向。今天的世界文学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多点中心”时代。

“一带一路”连通国内18个省区市，跨越65个国家，这是一条多民族、多语种、多样文化荟萃的恢宏“路带”。“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形成了文学与文化的“多点中心”，浩如星海。从世界文学角度来看，拉美的“爆炸文学”，“另一个欧洲”的东欧文学，以及更“边缘”的中西亚文学的兴起，改写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学地理版图，形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多点中心”。文学将“咫尺天涯”变为“天涯咫尺”，成为超越国家和地域、族群和个体的存在。

“一带一路”沿线，新疆以西、以南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就有30多个，特别是中亚西亚文学近二三十年的兴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马托夫，土耳其的帕慕克，叙利亚的阿多尼斯，以色列的阿米亥、奥兹，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等，都是这一地区文学的杰出代表，而且他们大多归属于小语种文学。因此，2010年我在新疆主编《西部》文学杂志时，设置了一个栏目叫“周边”，专门译介世界小语种文学，高兴主编曾担任了四年的栏目主持，后来由汪剑钊教授接力，继续在做。10年来，这个栏目译介了数十个小语种国家的文学，如果去选编一部集子，也是非常精粹、独特而有价值的。

我们今天的写作，既不是地方性的，也不是世界性的，而是处在两者的“混沌”状态中，历史、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混溶也是一种“混沌”。而翻译，就是照进这种“混沌”的一缕缕光、一道道光。

帕斯说，诗歌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一带一路”倡导开放、合作、包容，在文化层面上要做到的是对话与交流，而不是自我封锁、闭目塞听。诗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使者”，它越过语言的边界，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对于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地方性”并存的时代，对于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交往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生动有效的。在“一带一路”上写作或翻译，意味着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上有所创造。文学扎根于各自的母语和母土，朝向广阔的人类天空生长，将创造出新丝绸之路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璀璨文学风景。

                        2020年10月31日于杭州下沙

诗歌国际传播圆桌会议

梁晓明

诗歌国际传播会议在四川召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诗歌的节日。有意思的是，现在都在说地球村，似乎连地球都显得很小了，似乎连地球都像从前的一个小小的村庄，你在村头前院大喊一声，村尾家的小妹妹就会出来响应你。但事实是不可能的，那更多的只是广义上，和口头上的一个快感的说法，你若要具体的，微观的去接触，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就够你花够心思也未必就能理解和共鸣的了。

飞机来回的再快，那也只是飞翔在天空，但你要进入一个人小小的丰富的心灵，飞机是没有半点用处的。这时候，诗歌出现了，它像一道电波、一个眼神、一个充满深意的人类的微笑、甚至一阵响雷、一片细雨、一朵花，总之，它不需要外在的承载，不需要全体人类的振臂欢呼，说到小，它似乎只愿意在亲近的小氛围里诞生，在心灵和心灵之间，在朋友和朋友之间，甚至只在一个人的内心、在浑黑的半夜、在台灯和眼睛之间出现。但要说到大，它却可以瞬间就穿越千山万水，什么飞机，哪怕导弹，更快的光速也只能在它的速度下潸然下拜，无论地域，无论贫富，甚至无论古代和现代，几千年的时间它一笔带过，忽然就站在了你的心里。

所以，当我在多年前的一个诗歌节上看到蒙古诗人们穿着他们民族的盛装低沉而婉转的朗诵，当我们来到黄山，在山顶，看到乌梁海（蒙古诗人）情不自禁的手指点水，上敬天、下敬地，这些电影中出现的镜头，在黄山上，在一位蒙古诗人的手中出现，那种因为诗歌和诗人的关系，又因为诗人和不同地域的相遇而产生的交流和默契，甚至感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接近就如此自然的发生，它几乎就像鱼与水的关系，当诗歌研讨会上，G.阿尤勒丈（蒙古诗人）反复强调蒙古诗歌中的草原、羊群、湖泊、日、月等大自然风光和美丽的女性以及爱情，无论世界经济再怎么发展，无论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是多么的难于阻挡，但他们以及他们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的中心，他们吟唱、喝酒、舞蹈，就是坚持着这个基点，那种现代世界的忧患意识，现代人类的黑暗感和现实的烦躁，卡夫卡之类的谨慎小心和敏感，似乎离他们极为遥远，甚至似乎永远不会出现。

和我们不一样吗？不一样！但正因为这种完全的不一样，人类丰富了，诗歌丰富了，诗人的领域也就更加的宽广了。

同样，当我看到日本诗人藤井贞和温和的微笑，但同时却在诗歌中那么沉重的写下：

把“黑夜”放在庭院里

按照这种方法，

摆放“桌子”

我突然想。

这种节奏的跳跃，可以把“黑夜”直接的放在庭院里，这种超现实的诗歌手法，或者说这种直接来自于唐诗的笔法，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文化传统曾经那么接近、以至于几乎不需要更多解释就可以直接理解和感受的共鸣，不能不说它就是一种诗歌的恩惠！它几乎超越了语言。接下来：“按照这种方法/摆放“桌子”/我突然想。”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像你自己的手下出现的诗句，甚至这种“我突然想”的断句，他思维的回缩和停顿，都显得那么的自然和熟悉，他不再是那位你以前不认识的日本诗人了，他几乎就成了你一直熟悉的一位内敛的朋友，从诗句中静静地、沉沉的走来。当晚宴时，日本青年诗人久谷雉起身舞蹈，无论身边是多么热闹，多么喧哗，他丝毫不受影响的久久舞蹈在他自己的欢乐中，这时，我身边的一位中国诗人说：“他已经完全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而我们一听，马上就都觉得说得极为准确，而且全都能够理解了。这种情景，它都不需要任何语言了，它本身就已经显示了一种人类的共通性，而千百年下来，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仅文化、语言、甚至连地域都那么接近的国家，这种身临其境的理解就来的更加的没有隔阂。

忽然想，诗人就像是一座桥梁，一个通道，一个为人类保留美好情怀的纯真的孩子，一个只储存善良、正道、友爱和幸福，甚至连痛苦都是那么的透明、清澈！还有希望、甚至，还有大道沧桑！

由此使我想到，本届的主题【诗歌国际传播圆桌会议】，这名字取得是多么的恰当和平等，是多么的令人忍不住要举起大拇指说一声：“好”！因为我认为，在诗歌面前，所有人都是孩子。无论你居住在哪个国家，使用着怎样不同的语言，但你只要面对诗歌，那你就永远只是一个仰着头，满心充满了奉献和竭尽希望得到诗歌认可和微笑的纯真的孩子。

同时我又想，这美好的名字一定是一位诗人取的，除了诗人，你难道还能想象会有另外的什么人能够取得出来吗？不会的。谢谢。

在世界之中

李少君（中国作协《诗刊》社主编）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诗刊》创刊号时的惊讶，一是其阵容之强大，毛泽东主席十八首诗首发《诗刊》是轰动性诗歌的事件，这已载入各种诗歌史；二是艾青、冯至、徐迟、闻捷、萧三等人的诗作，重读仿佛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但最令我惊讶的是，《诗刊》创刊号还刊登了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已有广泛国际声誉的聂鲁达的两首诗歌《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在我的祖国是春天》，翻译者分别是袁水拍和戈宝权。另外，仿佛是与诗歌格局配套，评论既发了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也发了吴伯箫的《记海涅学术会议》，国内国际一视同仁，这些，都可见《诗刊》一创刊就显示了开放性和国际视野。

因为好奇，我随即查阅了接下来的《诗刊》，希克梅特、阿拉贡等人的诗作也赫然在册，由罗大冈等人翻译，当时，这些诗人都还正处于诗歌创作的黄金期。《诗刊》复刊后，继续刊登在世的世界各地的诗人诗作，1979年9月号刊登了荒芜翻译的盖瑞··司纳德的诗作，盖瑞··司纳德现在一般翻译为加里··斯耐德，是美国自然诗歌的代表诗人，当时翻译的诗作选自其刚出版的诗集《海龟集》，并且前面还附了一个简短的“译者前记”，介绍了司纳德的生活经历和生态思想。可以说，《诗刊》，一直就和世界诗歌保持着同步。

新诗与翻译的关系之密切，众所周知。确实，新诗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翻译的影响，极端地说，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新诗革命一开始就只是观念革命，理论先行，并没有具体实践，所以胡适才尝试性写作《白话诗八首》，刊于《新青年》1917年第二卷上，没想到引起轰动，一鸣惊人，但其文本之粗燥，也饱受批评。不过，新诗革命还是拉开了序幕。胡适白话诗创作的真正成功之作，是1919年他用白话翻译的美国流行女诗人蒂斯代尔的诗作《关不住了》，刊登于《新青年》1919年第六卷，被众诗友高度赞赏，效果之好，以致胡适自己一直把这首翻译诗称为中国新诗的“新纪元”，觉得自己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了范本和方向。

朦胧诗也是从翻译诗开始的。诗歌界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没有灰皮书就没有朦胧诗。被公认为朦胧诗起源的灰皮书，是指1960、1970年代只有高干高知可以阅读的、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西方图书，其中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早期的朦胧诗人们正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得到启蒙和启迪，从此开始他们的现代诗歌探索之路。“灰皮书”在文艺青年中秘密传阅，激发了许多热血沸腾者的诗歌梦想，从模仿开始，一轮现代诗的创作热潮掀起，激发了众多年轻人的创造力，朦胧诗人因此脱颖而出，引起关注。翻译家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英雄，马原、王小波等人甚至认为是他们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史。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翻译对中国文学和诗歌创作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中国当代文学本身成为了世界文学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在此之前，中国诗歌一直说要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就在这世界之中。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与我们自己。

2014年，我到《诗刊》工作后，负责编务，慢慢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国际诗坛”栏目，喜欢刊登翻译的经典诗歌，原因是认为经典诗歌更少争议。但我对此不以为然，我认为，经典诗歌翻译的版本很多，无需《诗刊》再增加一个新的版本，而且也不见得比老版本翻译更好。另外，《诗刊》作为一本以发表新创作作品为主的刊物，翻译也应该与时俱进，关注世界各地那些当下正活跃着的诗人，他们才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另外，还有一个我没有公开说的私心，我认为《诗刊》要想取得国际声誉，就应该发表当下国际最具创造性的诗人作品，通过这些诗人诗作，将《诗刊》影响力辐射到世界各地。而且，随着其中一些诗人诗作经典地位的逐步奠定，《诗刊》也就能获得其国际性诗歌大刊的历史地位。

于是，我开始和栏目负责人、诗人也是翻译家赵四探讨，她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表示同意，并着手和国内最著名的各语种诗歌翻译家联系，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等，我们搜索了一遍，让他们联系推荐各语种当下最优秀的诗人诗作，2017年，我们就实现了愿望，智力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瑞士诗人菲力浦··雅各泰、美国诗人比利科··林斯等各国代表性诗人的最新诗作，就迅速出现在《诗刊》上。

随后，我力主在《诗刊》年度奖中设置一个“国际诗坛诗人奖”，要求获奖诗人必须来中国领奖，本来我们最钟意的2017年度获奖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著名的“反诗歌”倡导者，智利大学教授，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因年事已高，那一年突然去世了。所以，《诗刊》首个“国际诗坛诗人奖”就奖给了加拿大女诗人洛尔娜·克罗齐，她被誉为当代加拿大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获过加拿大最负盛名的总督文学奖，迄今已出版十七种诗集，中国也翻译出版过她的诗集。她的诗歌涉及家庭关系、女性身份与野性自然，《加拿大书评》曾则称她为“英语世界最具原创性的现役诗人”。2018年度“国际诗坛诗人奖”则奖给了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在西班牙本土和拉美世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号召力，多次到过中国，颁奖时，西班牙驻华教育官郝邵文专程陪同梅斯特雷到会并致辞感谢。就这样，《诗刊》的“国际诗坛”栏目真正引起了国际关注，参与到了世界诗歌的共同建设与创造之中。

    2018年8月，《诗刊》抓住网络全球化进程，推动当代新诗参与世界诗歌的共同发展。《诗刊》所属中国诗歌网与美国华盛顿同道出版PATHSHARERS BOOKS（出版有季刊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汉诗英译活动。中国诗歌网设置专门栏目“汉诗英译”，由美国同道出版社组织翻译，将《诗刊》与中国诗歌网的最新优秀诗歌及时翻译成英文，每天推出一首。在中国诗歌网推出后，同步发表于美国诗歌网站21st Century Chinese Poetry（网址www.modernchinesepoetry.com）。至目前为止，已有六百多首诗歌被翻译成英文，通过网络，中国当代新诗真正做到了与世界同步。在关于这次合作的申明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百年来，汉语新诗的发展与外国诗歌及其翻译的影响密不可分，但双方的互动也始终存在不对等的问题。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崛起，当代汉语诗歌期待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发声，同世界文学达成愈加丰富的交流与对话。”交流与对话，才是诗歌的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之路。

中国当代诗歌，其实始终在世界之中，是世界诗歌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带来新的惊喜与新的创造性的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种激情、同步感与持续性，在相互交流相互对话相互激发相互融合之中，创造当代新诗的辉煌时刻，推动世界诗歌掀起新的激流与浪潮。

我们编选出版这一本《新译外国诗人20家》，也是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所选诗人诗歌均来自《诗刊》“国际诗坛”栏目，希望得到广大诗人们和读者们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