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本书，来自不同地区的十个作者，十个鲜明、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的主题。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时代宏伟的交响乐章。深蓝色硬纸封面，打开书页，扑面而来的是令人心醉的青春气息。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崭新的时间，一个崭新的春风拂面的连环风景向我们迎面扑来。这里有我们熟悉的面孔，这里更有我们不熟悉的声音和节奏。我看重这一套诗集，是我感受到了它所传达的、我们处身其中的生活的浓郁氛围。我注意到十本诗集所传达的当代特有的风景，这些风景，有的我们熟悉，更多的却是我们感到陌生的。

正是这些让我们感到陌生的风景，给了我们以欢喜。记得诗人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对于我们读诗的人，我们希望从诗中得到时代特有的新的气息，希望它总是日新月异的。时间上溯至少百多年前，当时黄遵宪试图冲破传统诗的藩篱，让旧形式装进去新的时代的新内容。他把当年新出现的人和事，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新知写进诗中，例如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火车和电话，等等。他致力于诗对于新的世界的认知和融入。遗憾的是，他那时用的是旧的瓶子，虽然意在求新，而无法装进新的“酒”。

对比而言，郭沫若就要幸运得多。他不仅参与了新诗的建设，并且拥有了以新形式表现新内容的可能性。要是我的记忆无误，记得他曾以激情的笔墨歌颂过工业革命初期浓烟滚滚的“黑牡丹”。郭沫若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竭力讴歌他当年为之倾心的二十世纪初升的太阳：“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以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的呼唤。他无愧于狂飙突进的时代。在我以往对于诗的讲述中，除了坚定维护诗的艺术特征之外，我始终坚守并倡导诗对于它处身其中的时代的识见和承担。我认为所有的诗应当都是“当代诗”，所有的诗人都是为表现他们生活的“当代”而写作的“当代诗人”。屈原是，李白是，杜甫更是。屈原的香草美人，乃是他对于楚国当代政治的诉求和吁呼。杜甫以他史诗般的声音向我们展开了唐代惊心动魄的由盛而衰的离乱岁月。千年之前，他们和我们一样，忠实于、并无愧于他们的“当代”。

时间推进到21世纪，新的事物和新的气象杂沓而来，那情景让人目迷。我们欣喜之余甚至感到困惑。我们因此对于当代诗人有新的期待。我们总是期待着在新的诗中看到新的诗意。此刻眼前铺展的这十本诗集，基本上给了我们以满意的回答。新的理想和新的追求，实践了诗人们改变现状、提供新经验的努力。快递是一件新事物，快递以它的速度和温馨进入我们生活。《快递中国》（王二冬）向我们发出了豪迈的“宣言”：“快递到达的地方，就是我的中国”。那里还有一片《蓝光》（王学芯）飞腾于我们的眼帘。蓝光闪处，出现一些令人感到奇异的名词：石墨烯、字节跳动、区块链。它们“收集着世界上确切的事物，筑起诚信的巢”。诗人们兴奋地讲着《新工业叙事》（龙小龙），让我们“看到无数花瓣在夜间绽放”，从而“感受时代的律动”。我们的新诗人就这样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和敬意。

这里是我们的《大故乡》（北乔）。它不仅是引导我们在边陲“寻找玉门关”，也不仅是引导我们在“王屋山上”看丛林里散落天幕的记忆和人间的足迹，而是让我们在惊奇和意外中发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他们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这里还有一份《春天的路线图》（赵之逵），它展示了中国广大农村告别贫困走向小康富裕的明晰的“路线”。这里是一份又一份的“建档立卡户”的记录。诗人的足迹走进了那些世代贫困的老屋，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与安慰，也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温馨与暖意。他把富有诗意的扶贫工作转化为令人感动的工作的新的诗意。

这是我们的当代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贡献。但艰苦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劳作还只是一些“半成品”，甚至只是一些“原始构件”。这些“构件”有待我们对之施以巨大的“诗意的转换”的工作。那些“蓝光”，那些陌生的“新工业叙事”，严格了说，有些还不是成品，它们还只是一些“材料”。把“材料”提炼、上升成“诗”，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些谷物要变成酒，要有一个酿造的过程。当然，它们距离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甚至距离艾青笔下的“雪地中的独轮车”或者“带着血丝的军号”，能够化具体的物象而为飞腾的想象的，毕竟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一般的“描写”期待飞翔的“神思”。

通往春天的路在向前延伸。世代的贫困在逐步隐退，而乡愁依然在持续。那里有一条河，那里有一座山，那里还有一个村庄。那里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祖辈耕作劳苦的地方。诗人引导我们《跟着河流回家》（林莉）。林莉的诗有特点，她多以文雅的语词入诗，她的诗句简约而洁净，蕴藉而有余韵，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其间青山回环，村舍伴清流”；“村北麓，骤然见山，名为石耳山，其势耸矗”。这些诗句颇有柳宗元山水小品的韵味。由此可以看出她的国学根底。

现在的不少诗人，往往痴迷于所谓的“口语化”。他们的诗，语言浅露、拖沓、琐碎、甚至卑微，破坏了诗歌的凝练之美，造成了口语的泛滥。回顾新诗来路，早期的胡适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主张去格律的自由体，是一大贡献。但他曾言“要使作诗如作文”，却是一个误区。反顾眼下的许多写作，岂止是“作诗如作文”？其实是他们的诗远不如文。从这点看，《跟着河流回家》作者的致力于语言的精准凝练，值得我们重视。

十本新诗集的作者中，《山水赋》（大解）和《水调歌头》（胡弦）的作者都是成就卓著的诗人。他们语言纯净，技巧娴熟，影响深远。《山水赋》山水连绵，繁华锦簇，立意高远。《水调歌头》为八百里锦绣运河立传，视通今古，气势磅礴。一曲由文物典籍连缀而成的历史画卷，一路鸣响着古国文明的壮丽回声，令人心醉：“来自印度的一片云彩有点疲倦”；“燕山有几万个山头撑住天空/凡是塌陷的地方 必定有灯火”（以上大解）；“风卷北斗，山谷被卷向浩瀚的黑暗”；“岁月如白瓷上的一朵青花”（以上胡弦）。这些诗句，颇见功力。稍感遗憾的是，他们因为经验丰富，游刃有余，写作不免显得匆促，某些诗作欠缺必要的锤炼，如“我们也跟着喊了起来”；“时辰还早，它尚未惊动任何人”等，缺少文字的温润蕴藉之境。

说起乡村的故事，不免要涉及另一位同样创作丰盈的诗人沈苇。十本诗集中他的《诗江南》是一本力作。一个生长于吴侬暖语的江南才子，手持大学毕业证书，行走万里，一下子投进了无边的沙海，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为了他所钟情的诗歌，他把几乎全部的青春，贡献给了那片多情的边陲。在中亚腹地，他像本地人那样留了胡子，他也学了那里的语言，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新疆人。他在那里写出的几行短诗《一个地区》，曾经是那样地震撼了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沈苇。

他从经历数十年的“诗天山”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诗江南”，他给了我们一个多情的回音。“我将带回香料、乐器、残卷/喀什噶尔的石榴、撒马尔罕的金桃/还要带回一条紧紧尾随的/尘土飞扬的丝绸之路”。回到江南，他为我们写出了他曾经熟悉、如今变得有点陌生的新的乡音。重回江南，江山依旧，人事已非。说是“巨变”有点老套，总是一种复杂的心情：“一群野狗在半夜狂吠/好像它们才是村里的主人”；“秋虫阵阵低鸣，增添一种世袭的静”；“太奶奶”离世快半个世纪了，但她的善心“还在庄家村的夜空闪烁”，她让我们感到了未曾消失的美感。而更让我们感念的是，归来的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江南新风景：“苏州已远，杭州很近/人间慈航，过塘栖/便是拱宸桥”，“我的肺在远方鸟一样飞翔/而呼吸仍停留在桑叶的一张一合中/停留在雨打草尖的微微战栗中”。这里是他的《断桥夜谭》：

身后的宝塔依然孤峭

像吴越国的一柄锈剑刺破夜色

悠久的历史积蕴着悠久的乡愁，时势代变而乡愁弥殷。沈苇是“富有”的，他既拥有天山南北，他又拥有锦绣江南。他的经历有点像他的乡人艾青，但他比艾青幸运得多。毕竟时代在进步，人的机遇有不同，人们应当感恩这个新世纪、这个新时代！

我有意把《岁月青铜》（刘笑伟）的叙说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这是为了强调我对于诗歌创作的的一个观点，即表现诗的时代氛围。诗歌是迅速地走向个人化了，对比先前的对于个人倾向的排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充分肯定舒婷的《神女峰》和《惠安女子》重大价值的缘故。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当诗歌普遍地迷恋于表现个人、特别是当这种表现为主潮倾向、尤其是表现为一种卑微和琐碎状态时，就需要引起警觉。

刘笑伟的这本诗集来自军旅，是十本中唯一的一本写军人的。先前读过《岁月青铜》，曾为它刮起的绿色旋风、旋风夹带着大地的钢铁轰鸣所震撼。当时有一种感慨——这样的场景是久违了，对于我们甚至有某种“陌生感”。因为我曾是军人出身，真心地称赞过它所表现的军人气概。我称赞过刘笑伟的“点铁成金”的一支笔，说他语言通灵，总是出奇制胜，能够在平凡中写出不平凡。

言论所及，对于当下诗歌的大倾向不免连带地有所发挥，遂引出前人钟嵘《诗品》中关于诗人张华的一段批评的话：“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就此说开去，有如下一段：“儿女情，风云气，本来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并没有高低之分。对于一个杰出的诗人而言，他可以写儿女情，但他不能少风云气。”感谢来自军营的这位诗人，他的创作的确给了我们以有力的提醒：青春总是绿色的，诗歌的青春因绿色而永驻。

2023年3月28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