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人本文本论

沙  克

当我对百年中国新诗进行比较系统的一番思考时，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诗歌观、价值观、写作观和方法论，把这一百年的诗歌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泛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一元化的国家主义时期，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９年的多元化转型时期，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９年的消隐沉淀时期，２０００年以来的网络波普时期。出道于民国时期的诗人几乎全都过世，民国诗歌的汉语革命和美学品质已然成为百年新诗的一种象征；国家主义时期的诗人存世者多已进入耄耋鲐背之年，几乎已不动诗笔。当下的中国诗坛，基本势态是由第三阶段的４０后到７０初的诗人作支撑，由第四第五阶段的７５后到８０后的诗人作推进，由第五阶段的９０后到００后作跟进；就诗歌代际而非年龄辈分而言，当下诗坛呈现出的是五世同堂、千姿百态、共涌诗潮的热状。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９年多元化转型时期涌现出来的新生诗人，主要有朦胧诗人、新现实主义诗人、现代主义诗人（包括第三代诗人），他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沿革和写作演进，理所当然地构成当下中国诗歌的事实性基础；他们具有从４０后到７０初的年龄梯阶，内含着诗歌艺术的主体结构。他们当中有４０后诗人的北岛、叶延滨、叶文福、李发模、周涛等，５０后诗人的杨炼、严力、梁小斌、欧阳江河、于坚等，６０后诗人的吉狄马加、韩东、杨黎、邱华栋、默默等等。三四十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写作、在创造，持续地发表作品出版著作，适逢其时地做了百年中国新诗的主要冲刺者和完结者。上述的新现实主义诗人，也被称为“新来者”诗人，那是相对于１９８０年左右的“归来者”诗人艾青、绿原、陈敬容（民国时期成名）和公刘、流沙河、昌耀（１９５０年代成名）等等而言的，他们是当年的诗歌新生力量，其代表性人物有叶延滨、叶文福、李发模、桑恒昌、张新泉等一批诗人，他们被１９８０年左右的时代所造就，名震诗坛而进入文学史，而其中活在当下、写在当下、引领风头者当数叶延滨。时值中国新诗百年华诞，叶延滨以占其五分之二历程的人本和文本的造化积累，成为这个盛典现场的主角之一。

立于人本的先行者

现代主义艺术是结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反其道而行，对具体的文化事物包括历史事实一概进行解构，但却不能否定历史存在的结构性形成和不断的补充完善，解构主义本身也将被补充结构到文化史的坐标中。我在此引出本文论点，叶延滨是当代诗歌史中重要的代表性诗人，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结构性诗人，正是要说明结构性诗人的价值性、历史性所在：优良的人本、文本与创造力的完好统一。

在当代中国诗坛，叶延滨仅仅以代表性诗人的身份立世已经足够，他４０年的诗生活阅历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性和价值性的内容。叶延滨为人师、为人友，堪称善，为写作、为诗业，堪为精；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一位堪为精、堪称善的个体存在，他还是中国诗歌航母的一位舰长，曾任《星星》和《诗刊》的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是一位资历全面的诗坛主帅。几十年来他为中国诗坛培养诗歌人才，推进诗歌事业作出了人所共知的杰出贡献。

我与叶延滨诗歌渊源始于３０年前。１９８６年我在苏州一所工科学校读书时，创建了一个名叫火帆诗歌沙龙的文学社团，聚拢一些院校和社会上的诗歌青年，进行写作、阅读的广泛交流，接着我创办主编民刊《火帆》诗刊，推出全国各地诗歌同仁的作品。我们的社团成员有１５０多人，主要有沙克、柏常青、张樯、客人、尹树义、林浩珍、谢宏、陶文瑜、韦宏山、王道坤、瓦兰、车前子、小海、安子，以及伊慧英、史光柱、阿非、曲光辉、唐洪波、徐徐、师涛、匡文留、凌子、宋路霞、白玛、梁粱、谷鸣、阿樱和他他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年的优秀青年诗人，当下的实力中坚诗人。火帆诗歌沙龙聘请了１９８０年代各种诗歌力量的代表性诗人做名誉成员和盟友，如“归来者”诗人艾青、绿原、流沙河等，朦胧诗人杨炼、顾城、舒婷等，新现实主义诗人叶延滨、李发模、陈所巨等，第三代诗人孟浪、周伦佑、宋琳等，台港诗人洛夫、余光中、黎青等，国外汉语诗人云鹤、方昂、南子等，这份名誉成员和盟友的名单表明了火帆诗歌沙龙对于诗歌艺术的宽广兼容性质，而名誉成员叶延滨作为诗人个体和作为《星星》主编的宽厚包容精神，最为切近《火帆》的艺术表达和价值期待。如果没有当年这个影响不凡的诗歌社团和民刊《火帆》，也许我和一些同仁诗人的当下存在状况就会不同，就没有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此前，我对叶延滨的了解仅仅是符号性的“著名诗人”和“代表作《干妈》”等诗歌；此后，对叶延滨的理解是人本与文本的结合，逐渐从报刊媒体认知这个人，然后更多地阅读他的作品。在许多中国诗人的心里，都藏着关于三个地址的问答题，如果谁能随口说出三个准确的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８５号《星星》编辑部，北京市虎坊路甲１５号《诗刊》编辑部，合肥市宿州路九号《诗歌报》编辑部，那么，他必然是来源于１９８０年代的资深诗人。在那个热火朝天的诗歌年代，青年人写诗的痴情远超过如今考公务员的热情，如果不是公职家庭的子女、没有城市户口而便于就业，如果不能考上院校得以分配工作，此外的青年们，在上述三种报刊上发表一两组诗或若干首诗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直接间接地达到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目的，有的人从工人农民直接变身为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甚至“坐直升飞机”被提拔为文化艺术界的官员。当然，写诗不为上学、就业、择偶、晋升的青年也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写诗仅是源于家庭文化熏染和生性爱好。然而，假使没有《星星》、《诗刊》和《诗歌报》的存在，也许就没有坚守诗歌的所谓当代诗人沙克的存在。上述问答题中的三个地址有两个与叶延滨有关，他先后做过《星星》和《诗刊》的掌门人。

叶延滨做了几十年诗歌刊物的编辑、主编和诗歌界的统领，不知扶持助长了多少曾经像我这辈和更多下辈的诗人群体，不知改变了多少诗歌青年的命运，他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进程，担起了润物细无声的一份导引作用。既然是在叙述叶延滨的人本，不妨说得生活化一些。叶延滨少年时蒙受“黑五类”子女磨难，艰险徒步６７００里作“革命串联”，青年时下放到贫苦的村野谋生……这些融入骨髓的命运履历，熔就他完整的人格和良知道义，对他的做人行事方式影响终身。当他成为“拥权巨大”的诗歌执业者，从来都在敬畏着诗歌的本身，从来都不拥权自重，为人处事从来不以获得回报为企求；他甚至常常谢绝投稿作者、发表作者的小小吃请，也一贯婉拒诗歌作者登门致谢。相反，他在主政《星星》和《诗刊》的２０多年间，不知倒请登门的作者吃过多少回工作餐。在当今文坛，能做到这样不近人情却又近乎人性、诗性的文学报刊主编能有多少？在我几十年的印象中还有一个，他是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的《诗歌报》主编蔣维扬，他和叶延滨一样是不近人情却又近乎人性、诗性的当代诗歌的导引者，在那一代诗人们的内心里，对他们深怀如此的共识。《星星》、《诗歌报》和《诗刊》是中国诗坛的三大高峰报刊，鼎力支撑着中国诗歌的进步和未来，叶延滨、蔣维扬做其主编，确是人尽其贤、才尽其用，实是中国诗人的幸事。

　在我放弃外贸国企高管的未来，放弃摆好办公桌椅的政府公务员的机会，转行到玩笔杆子的媒体杂志、文艺协会供职２５年来，我断续的诗生活与叶延滨的关联度就大了一些，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清水如许的君子之交。我在《星星》和《诗刊》发表诗歌或许有七八十首，一次又一次获得过稿酬，却从没请他喝过一次茶；我与叶延滨的人际关系，仅仅是后生与前辈、作者与编者的普通关系。偶尔的时候，我反过来做他的编辑，把他的散文、随笔和杂文、评论发表在我负责的地方报刊的版面上，彼此凭作品说话的职业性往来，真的没有什么客套，似乎显得有些清静冷淡。在与叶延滨３０年的诗歌渊源中，前２０多年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这个人，直到我离开诗坛１０年、又于２００７年回归诗歌后，还是没有见过他一面。到了２０１０年代的近些年，我才在一些诗会中幸遇叶延滨，真可谓一见如故，却对他没有相见恨晚之感，唯有对他这个人的内外在的果不其然的确证。

有那么长久的文字交往历程作铺垫，我称呼叶延滨为师，为兄，或者叫他叶帅，意即诗坛老帅、帅哥，或者常常叫他老叶，怎么称呼叶延滨都不以为忤，他总是笑而默而接纳。

我几十年的自由写作和陌生投稿，从八分钱一张的邮票当家到电子邮箱当家，发与不发作品任由编辑作主，从不到编辑部登门造访，从不过问投稿结果。但有那么一次投稿是例外，我对叶延滨提出了请求。那是２００５年初，处于诗歌写作休眠期尾段的我，读到当年第１期《诗刊》发表绿原的开卷新作《绝顶之旅》，我当晚就写了一篇评论《清澈，混沌，峰顶，冰山一角的巨鲸——从绿原的诗＜绝顶之旅＞谈起》，从电子邮箱里发给叶延滨。我在投稿附言中认真恳切地对他说，绿原是１９４０年代的七月派代表诗人、１９８０年代初的“归来者”代表诗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的大诗人和文学翻译家，没有之一，他在身体欠安的耄耋之年写出如此深刻大器的作品，令我产生少有的震撼和感动。绿原淡泊名利的低调人生遭遇过太多的挫折压抑，却为中国文坛创造了卓越的文学成就，他１９４２年出版诗集《童话集》，被誉为“诗坛神童”，他曾帮助胡风写３０万言书上书中央于１９５５年被打成“胡风骨干”，他１９９７年以权威的译著《浮士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他１９９８年成为首位获得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桂冠诗人金环奖”的东方国家的诗人，他２００３年获得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在这些含义极大极重的价值符号里，６０多年的思想之光穿过他曲折的命运隧道，呈现着绿原的传奇色彩和中国文人的钻石精神。我写这篇评论，就是在代表几代读者向他敬礼。云云。希望延滨主编兄切切重视此稿。

意料之中的是，叶延滨亲自编辑了这篇评论稿，很快发表在《诗刊》上。然而，绿原对此却感到了小小的意外，原来他在电子邮箱中看了这篇评论时提醒我，要做好没有任何反馈的心理准备。他认为，评论对他的溢美之词他不敢承受，深感惭愧。当他看到《诗刊》发表的评论后，又谦逊地在电子邮件中对我说，看来《诗刊》对你的文章很赏识。直到今天为止，关于绿原作品与评论的这一段背后的事情细节，我没有对叶延滨说过一个字，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也许在叶延滨身上发生的敬畏诗歌、精为诗业的故事太多了，通过叶延滨而发生的善待人事的佳话太多了，多得前后三代诗人都能对他说上一番和几番，无需我再多嘴多言。叶延滨作为当下中国诗坛的先行者，一个社会人、诗歌人，他洁身自好的纯静心态，务实朴质的根本品行，敬业助人的宽善情怀，使他的人本精神稳稳立于世端，广受敬仰。

立于文本的常青树

在阅读叶延滨的诗歌文本前，先得准备一些阅读的尺子，否则可能会变成一种模糊阅读而不食其味，因为叶延滨诗歌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４０年，历经了当代诗歌艺术变迁的几个代际，其美学观念、艺术审美、语言技法和价值构成在不断演进。总体而言，叶延滨的诗歌文本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关联性，必须找到相应的一些尺子来度量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内质，才有可能体认到一位诗歌大家对于汉诗艺术的超然贡献。

美学、文艺学和诗学的不断外展、渗透和细化，为诗歌阅读提供了诸多互相关联的通道和方式，比如以中外文化为区别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西方主义、全球化，以艺术风格为区别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波普主义，以现代哲学为区分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存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论，还有以文本解析为区分的比较文学、美学、文艺学、诗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互文性理论，等等，这许多复杂而有所交叉的学术范畴和工具论，可以度量当代中国诗歌的一切类型，当然也能从中找到适合叶延滨诗歌类型的几把尺子或许多尺子。是的，一两把尺子度量不了叶延滨巨多诗歌文本的千万气象。以中外文化为区别的尺子来考量，他的诗歌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全球化的多重元素；以艺术风格为区别的尺子来考量，他的诗歌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重色彩；以现代哲学为区分的尺子来考量，他的诗歌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多重理念；以文本解析为区分尺子来考量，他的诗歌需要用文艺学、诗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多重解题方法来分析。

本文在这里所强调的当下性，把当代诗歌的时段姑且指向文革后的１９７７年至今的４０年，那么对叶延滨在当代诗歌中的学术定位，可以如此表述，他是当代诗歌史中重要的代表性诗人，重要在他的诗歌文本长达４０年的生命延伸性。１９８０年左右，属于叶延滨诗歌写作生涯的青春期，他正是以点位性的诗歌文本《早晨与黄昏》、《干妈》和《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等代表作，名世立史。然而在当代中国诗坛，我们所处于的动态文化机制下的代表作，常常被赋以意识形态的时效性，加之诗人们写作代表作时往往只有２０多岁、３０多岁，致使这类代表作一旦被固化为诗人的价值符号，那么在时代诉求变化、文化机制变革、审美标准迁变的过程中，它们会渐渐变得勉强、尴尬直至名不副实，不得不以“时代性局限”来规避时代进步后的质疑，甚至有一些诗人干脆否定自己那些代表作的不成熟、不艺术和不纯粹。另一方面，诗人在这种代表作之后的漫长写作生涯中，价值观念不断趋真、美学认知不断掘深、诗学程度不断提升，逐步摈弃过去作品中那种外在的附加值，归于生命、艺术的本值，诗歌文本超越过去不知多少倍，但是却再也得不到当初产生代表作时的影响力和认可度。那样的代表作，等于是在封杀诗人进步的可能，终会变成贬低诗人进步文本的“反代表作”。当代文学史论的局限性和滞后于文本的反价值问题，是个重大而显见的学术课题，难道不值得学界警醒和重视吗。叶延滨出道时的《北京的早晨》、《干妈》和《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等诗歌，是他早期作品、成名作、代表作的三位一体，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彰显人性、逼视现实和反思文化的艺术光彩，尽管如此，它们肯定不全是叶延滨诗歌艺术生涯中的高峰所在。

从《干妈》这组诗，我们看到叶延滨为新现实主义诗歌琢成了一块奠基石。关于这种新现实主义，我认为是对过往“高大全”的伪现实主义的反拨修正，是忠于客观存在前提下的适度反思；忠于是策略，反思才是目的。干妈的形象代表着农耕文化及其思想情感，即人性本真的朴素善良。“我不敢转过脸去，／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她会合上干瘪的嘴，／我会流下苦涩的泪。／十年前，　我冲着这豁牙的嘴，／喊过：　干妈……／／／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王树清的婆姨”——人们这样喊她……”（组诗《干妈——她沒有自己的名字》），这组得到过无数好评的诗歌杰作，没有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过多束缚，即与意识形态过度关联和明显策应的局限。这种反思与伤痕立意下的写作很难，不仅要依靠典型细节、高度概括的叙事加抒情的语言构建能力，还要暗含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审视，否则《干妈》就不会被三代读者呼喊了３７年。在特定的文化机制下，紧贴时代容易成就作品，时过境迁更容易发生变质，旧时代的代表作很可能被新时代所摈弃。所以，超越时代的文化审视，才是诗歌文本得以长期存活的能源。生命存在也是如此，无不内置着合理性与矛盾性的纠结，生活中存在一位善良勤劳的干妈是合理的，她活得那么穷苦与她的善良勤劳之间是矛盾的。叶延滨在这种伤痕和反思的纠结中寄寓了诗意的诉求：命运的折磨来自哪里，我们召唤一种改变世态的力量。《干妈》的语言所指是命运刻画、心事描摹，形成清晰的人物和事件场，语言能指是对人性的深挖与对生命处境的怜悯。

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会一味地抒情赞颂，沦为不知不觉的表扬现实主义，他必须有根于社会担当的批判精神，才配得上立足于社会现实。在被余秋雨激赏的《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中，那些由直线交叉成“僵死的条条框框／构成古城格局的特点。”成了叶延滨批判现实主义的标靶，“立体交叉路口，车轮飞旋如风，／环形公路带来新的语言。／像原子在回旋加速器中奔驰，／轰击着在僵死的格局中／在古城盘踞了数百年／尚未僵死的保守和自满！”这首诗代表了叶延滨的一种艺术与思想，语言细节的力度释放，语言所指的立场表述，诠释了现实主义的真义：鞭促障碍性事物的消除，陈旧性事物的改进。

过往的新现实主义诗人们的诗歌文本，有一些淡出了当下的审美视域，而叶延滨的《干妈》、《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却丝毫不失所值，反而被赋予新的解读新的价值。原因在于，叶延滨没有把《干妈》、《环城公路的圆与古城的直线》等成名作当成顶在头上的包袱，当成止步的终身顶峰，而是当成诗意远行的一次起步，他一直行走在诗路上，不断写出更为优异的诗歌来覆盖过去，创立艺术新高，从而带动他全部作品内涵的升值。如果他的诗歌成就止于早期代表作，那么他只能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那一类点位性诗人，即使如此，在国家主义稳固的文化怀抱里也已经足够成功。

但是，叶延滨在写出那些“新来者”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之后，像他所写就的环城公路那样，又经历了３０年探索革新、转变曲行的写作进步，他的诗人身份从“新来者”变成“引领者”和“常青树”，作品风格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从“语言为思想服务”到“语言为艺术服务”，再到“诗歌为生命服务”，他的诗歌成就在不断加码，分量和质量在不断升高，最终归结成自身的叶延滨主义，把他结构到百年中国新诗史的命脉中。结构性是一个动态坐标系统的稳定势态，难以被迁延的时间所置换变更，比如冯至、穆旦、戴望舒、艾青、绿原、北岛、杨炼、海子、吉狄马加、昌耀等等诗人。点位性则是变化势态，可能被迁延的时间坐标所消解撤换，比如文革时期的那些所谓名家名作，早已被迁延的历史流波淹没消解。

１９８０年代下半叶到１９９０年代，功成名就的叶延滨勤勉地在诗路上探索行走，他的文化视野更为宽阔，艺术观念更为靠前，技术手法更为丰富，在不断转变优化的过程中，从早期的现实主义走向中期的现代主义。说他走向现代主义，首先是指他对“诗言志”的软化转变，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可以拿他写于１９８９年的《敛翅的鹰》为例，“敛翅骤落危崖，爪如松根嵌入石缝／垂云般的双翅悄然收褶／骨缝里也有几分悲怆，血液里游弋欲望的蛇”，此种词语交织的意象叠现，脱离了“判断句加排比句和虚词感叹句”的现实主义豪迈志向及叙述架构，进入现代主义范畴的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叶延滨的诗歌向现代主义的进化，主要还表现在深化、强化反思力度的方面，归入对既定事物观念进行反拨讽刺和幽默化、荒诞化的现代主义精神。例如他写于同期的《乘索道缆车登泰山》，“坐在索道的铁匣子里／上——泰——山——／一幅玻璃透明了历史／从现代的窗框／看传统的风景／……／坐在索道的铁匣子里／上——泰——山——／离去也揣回几分遗憾／接连几个夜晚的梦／都在石阶上走个没完……”在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登山观景的行程中，叶延滨在意的不是眼里的历史和事物，而是活跃在腿上的愿望之梦，玄机性暗藏，现代性毕现。

现实主义诗歌对于外在事物的夸张抒情和加温抒情的“诗主情”的征象，在叶延滨１９９０年代的诗歌中逐渐得以消隐转化，他的抒情方式也由为主题需要的物象抒情，转到为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比如《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雪山冰崩时你在哪里／大海涨潮时你在哪里／鹰隼编织雷电时你在哪里／雄狮奔突追赶羚羊时你在哪里／玫瑰承接晨露时你在哪里／乳雾轻缠华林时你在哪里／大漠驼铃摇弯炊烟时你在哪里／流星曳火射过苍穹时你在哪里”，近乎霹雳节奏的诗意激流，类同于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语言暴雨、摇滚乐的电闪雷鸣，也让我想到王小龙《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语言爆炸，这些激烈的语感语义串联，正是现代主义诗歌在生命内部跃动的意象情绪。他在１９９０年代的另一首诗《风暴》中写到，“我所有的日子／都是在风暴中跑散的马群／那些灰眼睛的马儿／善良而忧郁／／……把你和我的日子吹跑的／不是风又是什么？　／／马儿找不到回来的路／如果你见到／一匹或一群褐色的马儿／孤独的老马／温驯的小马／请给它一把青青的草／／……风暴后还留给我一头小马驹／我的属马的小儿子／乖乖地守着我／守着我未来的日子”，在生活化的低温抒情中，把词语化、象征化的马儿，用风暴之绳牵向自然的原处，牵回自我的体内。此处从现实主义转为现代主义的言词中留有一些旧抒情的痕迹，但其语言形式之美已经与内容大意并列为文本的首要。

再看一首《楼兰看到一只苍蝇》：“阳光如一万支箭矢／苍蝇在楼兰死城上空快乐地舞蹈／／……半小时后，它将是楼兰古城惟一的生命／……死亡大沙漠中的死亡之城里／死亡之屋外与死亡之树上／一只还在飞动的生灵……／／生命真美丽！／生活真美好！／生存真美妙！／我三次高声地赞美啊／只因为一只在死海之上飞舞的小苍蝇！”此诗所呈示的内涵不止是语言层面的艺术性质，不止是生命状态的意象抒情，主要是对生命态度和体察深度的升华：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一切生命力都是值得赞美的。这就是现代主义诗歌精神的核心所在。

经过对“诗言志”的软化转变，对语言形式层面的艺术手段的转变；然后转化“诗主情”的模性，抒情方式由主题需要的物象抒情，转向生命需要的意象抒情；再经过对生命态度和体察深度的升华，叶延滨完成了诗歌审美的三级飞跃，成为绝不一般的现代主义诗人，那种以良知担当而非语言戏法介入社会现实的现代主义诗人。

从叶延滨《猎豹印象》、《我纯洁得像一根骨头》、《黄河桨》、《母性》、《举棋未定》、《火焰玫瑰》、《莲花开了》、《克里姆林宫背后》和《存放眼泪的小瓶子》等数十首１９９０年代的主要作品中，我们感知到了一位以现实主义为基石的现代主义诗人的精神实质：开阔、揭示、反思、批判，归于纯粹的语言造化和真实的生命礼赞。用叶延滨写于　１９９０年的　《我纯洁得像一根骨头》来概括：“有时候一切都是多余／只有骨头是人生定义”。叶延滨的人生现代主义，有根有襻，有因有果，能够把那些没有骨头的修辞现代主义敲得粉碎。不断探索行走、刷新创造的叶延滨，成为当代中国诗坛立于诗歌文本的常青树。

立于再生的新高标

进入２１世纪的十几年来，社会文化形态转化为网络波普主义，诗歌泡沫满宇宙地膨胀，乱象丛生中自有中流砥柱在把稳大势。叶延滨的心智宛若海上的航灯，对此局面洞若观火，他以先行者的行动来表态，以文本代言一切，继续在诗途上进行着他的艺术变革，转身登上又一波写作巅峰。他写出了堪与生命积淀厚度相当的优质诗歌，如《爱情是里尔克的豹》、《一个音符过去了》、《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丘吉尔托我向元首们说几句话》、《活着的项羽》、《小公务员老Ｂ退休的感觉》、《心在高处》、《对我说》和《一棵树在雨中跑动》等大量文本。与过去对他挑选阅读感受不同的是，这所有作品不仅会让普通读者感到兴致盎然，还让我这类专业读者屡屡得到惊奇，然后是深品之余的击案称绝。“唐去也，唐蝉也远了／宋去也，蟋蟀也远了／无蝉也无蟋蟀的现代都市／只有不知从哪儿来的风／吹弹着水泥楼间电话线的弦／请拨唐的电话，请拨宋的电话——／忙音！忙音！忙音！……”，写于２１世纪开初的这首《唐朝的秋蝉和宋朝的蟋蟀》，以唐宋传统来参照当下，直接对泡沫文化表明了诗人的忧患和否决。

《一个音符过去了》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忧患态度了，而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存在与虚无的永久况味。“一滴水就这么挥发了／在浪花飞溅之后，浪花走了／那个大海却依旧辽阔／／／……一盏灯被风吹灭了／吹灭灯的村庄在风中，风中传来／村庄渐低渐远的狗吠声／／／……一个人死了，而我们想着他的死／他活在我们想他的日子／日子说：他在前面等你……”死与活，个别与现象之虚，整体与物质之实，个人与生命之死，精神与怀念之活，这些富含悲悯情怀和哲学意识的事事物物，统统被强大的日子判决：归于“他在前面等你”的消散。

在《丘吉尔托我向元首们说几句话》、《活着的项羽》和《小公务员老Ｂ退休的感觉》之类略显荒诞带有嘲批性质的诗歌中，展现了叶延滨“言他而批你”的介入现实的风骨，只是在言语上由硬匕首变为软鞭子。《小公务员老Ｂ退休的感觉》所用的词语多么奇妙，“那些整齐和不整齐地挂在舌头上／一排排的回形针，神话般地／像棉花糖一样消失”；刚刚从固有体制中解套还没走出办公室门的老Ｂ，居然产生那么奇妙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那些文件那些报告那些／培养灰尘和蛀虫的套话大全／都知道，那是病毒／诱发脑血栓、心绞疼、高血压／可是谁敢生产这种型号的杀毒软件？”这些不拐弯的句子如同普通生活中的机智话语，把现实原态的散件摆布成诗歌，无视技巧而大有技巧，似同后现代主义美术的拼贴造型，达到一样的审美刺激效果。

叶延滨近来写出了一组力作，包括《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想和天空一样蓝》、《在安溪遇观音》、《荷花记》、《幸福感》等等，呈显出越发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特质，可以看成是叶延滨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转身之作，艺术再生的成就之作。试读《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体察它是怎样从现代主义走向后代主义的。让子弹停下来，是一出戏剧，那得演下去；让子弹拐个弯，是一出荒诞剧，没有开演的可能；在演与不演的瞬间纠葛中，子弹没有选择，只能负命而行终结它的剧情——击中目的物，实现它自身价值的光荣。如果到此为止，子弹的剧情属于有想法有结构的现代主义。然而叶延滨让子弹的剧情继续演进，“一把钳子夹住了子弹／把它拖到光亮的世界／一见到光亮，子弹就兴奋／兴奋地准备再次起飞／但接下来的是一次更深的跌落／当！子弹被丢进拉圾铁盘里”，子弹不仅感叹自己的命短，“一生只飞一次！”而且悟出了另一种子弹的命长，它“不光荣、不骄傲、不击中目标”，就是放弃一生一次的飞行，“变成了自由……”如此演进的结果，等于否定了子弹的光荣使命，解构了子弹的价值系统，让子弹的存在性质变成了被逼作为、不想作为的后现代主义悖论。

在《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的３８行诗歌文本中，置入如此曲妙的艺术机峰，如此密集的意象心象含量，如此矛盾冲突的语势内力，只能称它是绝对好诗。从宽泛的文学比较的角度来体察，我得到了一种闪亮的心理暗示，《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与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之间有着文化精神上的深度遇合，战争离不开武器，子弹的价值就是飞出枪膛击中目标，让子弹停下来转个弯，就是与武器永别，两种不同体裁的文本之间有着语言运行的共性——简洁含蓄、机智幽默、场景细腻，它们的思想指归相同：对既定事物与规律的反拨与解构。对于《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的文本成就，可以拿叶延滨的另一首新作《想和天空一样蓝》来佐证，水滴对于蓝天的遐想、容器对于水滴的驯化，以及水滴最终进入下水道的命运，凸显着与《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一致的意象和心象，一致的反拨与解构，一致的心理暗示。“想和天空一样蓝”的水滴，它的“耳朵里却一遍遍地响着／变茶水，还是变咖啡？”水滴变异于自身存在规律的想法，不可能得到兑现，只会落得于跌进垃圾盘的子弹一样的下场，流入下水道。《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和《想和天空一样蓝》，带给我们的明显观感是，叶延滨突破了既定的文化场域，又一次形成了诗歌艺术的飞跃。

《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是高度语言艺术所催生的精致文本，蕴蓄着诗歌载体所能扛得住的终极思考，充分证实了叶延滨在漫漫诗路上的转身与再生动能，呈示了一位诗歌大家所特有的艺术创造力。《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是代表叶延滨当下写作的高标作品，是当代诗歌中凸起的又一首杰出的代表作，而且是没有意识形态牵制、文化观念束缚、艺术方法局限的代表作。

叶延滨的诗歌写作，题材万千，视角幻变，手法多端，各种事象、物象、意象、心象互相穿插，各个史段、各个国度、各个地域，各种人群、各种现象、各种心理，都在他的诗歌语言中穿越，总体征象呈示为广博浩荡，错综复杂，其中贯穿着一条或明或隐的路径：从诗言志、诗主情的观念性抒情至上而以技术手段为辅，到诗即艺术、诗即真实的呈现性反思至上而以词语结构为辅，再到诗即言说、诗即自身的创造性语言至上而以一切为次，相对应的正是诗歌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主义是诗歌艺术依照内在运行规律而产生的普适性事物，其间本无高低优劣之分，没有意识形态是非，只有时序进退之别。艺术发展一如生命循环，非进则退。对于４０后的诗人叶延滨来讲，这条或明或隐的路径肯定不是叶延滨诗歌征程和追寻方向的全部，却一定是他探索、遵循诗歌规律趋向的一份重要心机。这条不断转身的路径走得确实不易，却必然地走出了方向，在中国当代诗歌进步的无限可能中，注入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实践动力。

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应的形式，旧事物有旧形式，新事物有新形式，旧事物旧形式必须转化进步为新事物有新形式，否则必然被无情淘汰。１９７９年当邓小平以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袖首次出访美国时，面对世人戴上了象征美国文化的牛仔帽，从此打通了中国与世界的隔阂；２０１２年当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爱尔兰时，把自己还原成球迷踢起一只足球展示球技，从此开阔了世人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２００年前西方盛行浪漫主义是社会生活改变机制的需要，１５０年前盛行象征主义及后来的现实主义是文化生活迈向进步的需要，１００前盛行现代主义艺术（诗歌）是文化本质性、丰富性的自身需要。在１００年前，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盛行西方迟来的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各种艺术（诗歌）风气，是反对封建文化投向新生的精神需要。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段开始，中国诗歌的洪流开创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航道，是打破专制意识形态回归个体生命和语言艺术的生命需要。如果对文学规律及其发展的客观事实一概不问，还要做个浪漫现实主义的抒情作家艺术家，就是对当代人类文化的绝对无视，对一二百年前旧事物旧形式的迂腐模仿。在艺术上等同于穿着１５０年前的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乘坐今天的高铁用之乎者也文言文，抒发莫名其妙的这情那意。如果是这样，和对着朝庭衙门磕头的晚清遗民，有精神本质上的区别吗。不服从历史规律和真事真知，写来写去只会可惜了时光精力。我们的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早已与国际社会同步接轨，我们的诗歌有什么理由徘徊在西方一二百年前的陈旧法则中。还是用叶延滨的诗句来召唤一种强力，“像原子在回旋加速器中奔驰，／轰击着在僵死的格局中／在古城盘踞了数百年／尚未僵死的保守和自满！”

凭借特定时代产生的一两首或几首成名作、代表作啃一辈子的诗人，不应该受到指摘，因为他们抓住了特定时期的机遇，集中闪射了自己的才华智慧，而同期的多数诗人未能做到。然而，人类社会在开放共存，文化思想在交融互生，诗歌价值在通达平衡，任何诗人如果一再固步自封于既得的光环，不作新的行走和创造，那么时光就会给他穿上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相比之下，像叶延滨这样不断甩掉成名作、代表作，不断创造下一篇更好作品的诗人，３０多年来出版了４５部诗集文集的大家，必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叶延滨不仅敢于直面自己、不断否定过去，而且总能创造出更加美妙、更具价值的未来，这种无可穷尽的创造性，才是汉语诗歌的宏伟蕴含，才是汉语诗人的宏伟格局。

叶延滨的转身、行走、再生，又转身、行走、飞跃，不但没有丢失现实主义，没有丢失现代主义，也没有固步于后现代主义，他把这些艺术主义作为方法和手段糅合到叶延滨主义的集成之中，稳稳地结构到当代文学史的坐标中。如果要问叶延滨的诗意一生有那些代表作，可以如此作答，叶延滨主义的文本集成，才是他的代表作，才是百年中国新诗结构性的代表作。任何一位对真诗人真诗歌怀有敬畏之心的读者，都应该向当代中国诗坛的先行者叶延滨的人本尊严致意，向当代诗歌的常青树叶延滨的文本品质致意，向他再生诗歌新高标的创造力致意，向他躬身汉诗实践、催动汉诗进步的垂范精神敬礼。

２０１７年３月上旬于南京

叶延滨，当代作家诗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

１９７８年由西昌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１９８２年毕业后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十二年。１９９３年评为正编审，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４年由国家人事部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１９９５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２０１１年评为正高二级专家，２０１２年担任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２０１６年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５１部，作品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５００余种选集以及大学、中学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德、日、韩、罗马尼亚、波兰、马其顿文字。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其余诗歌、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５０余种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