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5日，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给远在北欧的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写第二封信——这几乎是他们漫长而热烈的通信的开始——冷不防这样说到，“金斯堡智力非凡，但是和斯奈德这类诗人相比，其重要性还是小得多”。如果布莱当年公开了他的观点，可能马上就会被扔进垮掉派的唾海。那时候，金斯堡的“嚎叫”的雷霆，还震击着整个天空，没有人会注意到跟在他身后的小弟娃：澹泊而安宁的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喜欢“施耐德”这个译名甚于“斯奈德”：施-耐-德，意味着实践-克制-风骨。到了第二年，亦即1965年，施耐德找出他备受冷遇的处女诗集，《砌石》，加上他在五十年代初期译出的二十四首寒山诗，合出成新诗集：《砌石与寒山诗》（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孰料很快就风行美国。此后，寒山似乎不再是唐代的云游僧；美国人宁愿相信，在山林中，在果园里，在流浪汉的露营地，随时都可能遇到寒山和施耐德：作者与译者愈来愈难分彼此。后来，垮掉派的小说家，施耐德的密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写作自传小说《得道流浪汉》（The Dharma Bums）时，将寒山和施耐德揉成主人公贾菲·赖德（Japhy Ryder）。早在1956年，这个贾菲就向小说叙述者讲述了其宏愿，编者参考钟玲和梁永安的译文将贾菲原话节译如下：“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写一首长诗，叫《山河无尽》，在一个横轴上，不断写，不断写，去捕捉新的惊奇，以忘掉旧的描绘，像一条河，像一个中国长卷。它将充满以下知识：水土保持、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天文学、地质学、玄奘的旅行、中国画、再造林、海洋生态学和食物链。”施耐德果然就此展开写作，直到1996年，他已经六十六岁，终于出版《山河无尽》（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录诗三十九首，彼此关涉，前后牵连，卷首诗《溪山无尽》（“Endless Streams and Mountains”），即是诗人得见宋或金佚名画家同名横轴山水长卷后所作。这部诗集，据赵毅衡先生介绍，“被认为是当代美国诗的又一《诗章》式伟构”。通过此类作品，施耐德试图在亚洲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主导下重构原初而和谐的荒野伦理。从布莱的第二封信，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施耐德不仅是垮掉派硕果仅存的大师，还是当代诗屈指可数的巨匠：在垮掉派的驳杂思想中，他浇注并扬擢了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思想，以至于他看起来像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诗派。这个诗派，不妨称作生态主义诗派。关于施耐德的诗与思想的研究，汉语世界已然出版了数以十计的专著，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台北曾印行梁秉钧、林耀福编选的《山即是心：史耐德诗文选》，香港最近已印行西川编译的《水面波纹：盖瑞·施耐德诗选》，但是大陆却迄未出版过一部他的诗文单行本。自1979年以来，汉语世界至少已有三十六位译者，先后译出施耐德若干短诗，西川甚至已译出诗人于2012年1月9日才新写成的“Stories in the Night”，然而均未译出《山河无尽》。为了让汉语诗人能够得窥豹斑，本刊约请胡志国先生首次译出《溪山无尽》。译者认为，此诗“独特的描写对象，冲和内敛的语言，手札一样错落有致的分行，略无凝滞的时空转换，赋予作品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让我们回到那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传统”。在翻译过程中，编者与译者曾多次就有关具体问题，比如字句的推敲、诗行的排列、题跋的断句及注释的增补，进行过较为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感谢译者对编者的宽宥和从纳，终使此诗在汉语里得以如此现身：既是一个跨语种的文本传译，又是一项跨文类的影响研究。

关于施耐德，已经说得过多；下面介绍杨晓芸。编者认为，近段时间以来，杨晓芸加剧了写作的难度，力图每次都能收获重新“发明”语言的乐趣，她让若干古词和古词组在新的语境中焕发出更多的陡峭，不为别的，只为那陡峭的幽心。在她这里，对爱的渴慕与对尊严的渴慕变成了同一个事情，可是她偏又在暗幸里滴加了生死两茫茫的惊惧。罹病之后，杨晓芸以诗相斗万古愁，在每日的风险和孤寒里求取一小片安宁，得句则刺人心肠。读其诗，如看“蚂蚁翻越树皮蹙就的悬崖”，可以获得曲径通幽的虚无感。有时候，她会意识到性别，怎么说呢，或者说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并勉力将诗境导向阔大和高迈：细小的虚无感便开始漂泊于无垠的宇宙。杨晓芸写得很少，本卷几乎刊出了她大多数重要作品，编者愿意借此祝福我们的女诗人永葆安闲和泰若。

“元写作小组”渴望补充新的青年诗人。唯有青年诗人，才会在那个庞然大物的胃黏液里，成为一颗拒绝被消化的铜豌豆。他们会带来无限可能性，并以迅雷之势，证明父兄的遗忘和衰老。我们欣喜地看到，安德和阿伍“正一点一点出现”。在写作中，安德似乎随时面对着一面魔镜，此我与彼我，过去我与未来我，展开了裂变、换位和对话，并由此孕育了弱冠期的恍惚和惊惧。他通过对“精确”的对抗，在时间的三个隔离操场之间穿梭自如，获得了多重叙述角度。其作品，有的完全采用转喻，有的简直就是极端修辞学作业：后者已经颇有保罗·策兰的密封诗（hermetic）之风。即便如此，我们也已经看到，在若干重要方面，他非常清楚地供认了他与这个时代的关系。阿伍正当而立之年，“被唤作小伍”，其作品却呈现出高古的格调。他重构并幻化为若干古代仙人和术士，试图触摸那条长期隐匿不彰的道家守雌思想的脉象；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如此欢喜地飨受了文字主义的乐趣。这种文字主义，甚至可以牵出完全不讲理的想象力，轻易实现对“细节”的变形和显微，并将尺幅导向重峦叠嶂。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对阿拉伯数字的插花，给某些作品嵌入了异质性，——阿伍就这样几乎无意识地自陷于这个数字化时代。两位青年诗人，在大异里有着可怕的大同，被“溺死”，或被“拔走”，又有什么区别？对于木秀于林的命运，他们早已警觉，并满怀忧思。至于老友阿野，他已经从不和谐中求得了内在的和谐：此次提交的若干近作可以为此作证。编者曾经论及阿野诗的抒情性和泛神论特征，现在终于有机会探讨其诗与生命的同构化问题。在他这里，文本的品质不再取决于修辞，而取决于生命，是生命的澹泊而安宁让写作更加接近写作的根本。换言之，写作不是生命的虚张，而是生命的实现。阿野自脱离红尘、返归绿野以来，人不去找诗，诗自来找人，已然从诗外将诗拔至很高的境界，每有作，辄有佳篇佳句，“多少个希望/还不是浪费光阴”，消极耶，积极耶，又有几人看得清楚。要讲写诗如修心，三原不让阿野。三原耽于宦游，久处樊笼，却从未放弃过写作，甚而至于，写作已经成为不可疗救的瘾疾。只不过，其写作日趋抽屉化，作品字数虽以百万计，却鲜有发表和交流。从《心月集》来看，其诗风已由魔转禅。金斯堡及洛夫均曾有此转型，而三原的不同处在于：扬禅而抑诗，得意而忘言。他显得如此啰嗦，不断述说着对心的参悟，对空的参悟，对非相与非非相的参悟，以至于看上去像是持诵和反复持诵。笨重的字和词已经跟不上舌头，偈语如莲花涌放，那疲于奔命的是诗，三原不会介意它能否赶上最后一个句号。此类作品大都质癯有余，绮腴不足，直指人心，不求余味，颇有口头禅之风。鉴于本刊并非佛学杂志，编者最后选发了既有禅味、更有诗味的部分作品。《溪山无尽》开篇就写到，“clearing the mind”，三原，当然还有阿野，正是这样做的，——惟其如此，我们不免继续对诗教充满期望。最后仍然要谈及拙文，在我的写作生涯中，长文《诗人之死》用情最深，耗力最大，历时最久，成稿后曾刊发于《诗探索》2012年第3卷，——主编吴思敬教授允诺未动一字，然而临到付梓，某编辑还是擅加删改，致使全文颇有割裂和舛误。其余倒还作罢，居然把人名“是永骏”，无端地改为“永骏”，构成了对这位日本学者的小不敬。漓江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均有意出版《诗人之死》单行本，同步汇编九位夭亡诗人之作品，奈何版权受限，以致搁置至今。为此，本卷不惮于重发全文。

本卷继续选用手札作为插页。美妙的书写传统已经不可避免地趋于式微，在这个工具论时代，尤以电脑和互联网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宋体、楷体、黑体和圆头体凝定了活泼流转的日常，各各的性情不可能再在纸、笔、墨之间摇曳生姿。本卷刊出孙静轩、吴思敬、游友基、海上、阿坚、柏桦、蓝马、小海、李青松、安琪等十位学者和诗人的手札，意欲重现那美妙的书写传统。第一位手札作者是孙静轩先生，2003年4月1日，他在赠我的诗集扉页如此题签，“诗人是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的探险者”，到当年6月30日，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编者在给吴思敬教授的信里写到，“他们只想尽快忘记他，就像忘记一根刺，就像逃离一个审判。”今年是孙静轩先生逝世十周年，本卷刊出其手札，编者同时向《诗探索》建议并组稿刊出“孙静轩纪念专辑”，也许可望挽回一点点愤怒者的尊严。第七位手札作者是蓝马先生，1986年5月，他参与创办《非非》，从此次提供的当年5月2日至20日誊写《前文化导言》手稿及改痕来看，该文原名《前文化主义与非非艺术》，共有七节，其中第五节，“前文化与非非艺术”，被临时抽用作《非非主义宣言》，第七节，“非非诗歌中的前文化还原”，被周伦佑临时抽改为《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当代学者对非非主义早期理论来源颇有不知，多次在各类论著中随意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近年来，编者屡与蓝马先生茶叙或酒叙，他对此颇不介意，然则《前文化导言》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论，本刊却不得不有此一辩。

感谢王茜女士从香港购寄OXFORD版《水面波纹：盖瑞·施耐德诗选》，感谢李征宇先生篆刻刊名，——他此前相赠的木版画《釜溪上元提灯图》，再现了古老的市井，以及簇新的神仙，尤让我低回不已。

胡亮

2013年4月21日

遂宁，U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