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讨论中，一种思路是将“80年代”作为评述90年代以来诗歌的基点，另一种思路是将其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新诗整体的历史脉络中观察。在现代社会中，诗歌不能和大众传媒竞争以吸引广大消费群体，因此，现代诗歌眼看着它被推到“新世界”的边缘而无能为力。从新诗的这一历史脉络上看，发生在90年代的“边缘化”现象其实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它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矛盾，可以从新诗历史中发现其来龙去脉。

一

诗歌“边缘化”自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判断就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诗歌的没有多少争议的描述。在这一概念的普遍运用中，80年代被设定为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而“边缘化”进程则起始于80年代末。在批评家的叙述中，诗歌“边缘化”主要涉及诗歌的处境，即诗歌在社会文化空间的位置问题。减缩、下降、滑落等，是使用频率颇高的、用来说明“边缘化”征象的一组富动态特征的语词。“滑落”首先是指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写作、流通日益走上“圈子化”的倾向。作为可替换的另一相当普遍的说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因此，诗歌有时候也被称为“为生产者而生产的产品”①。对这个现象的进一步说明，是诗歌失去广泛感召力和影响力。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是，诗歌不仅被“公众”所遗忘，而且也被文学界所忽略。空间位置的这种偏离“中心”的滑落，也表现在“文类”关系上。不要说相对于流行文化，即使在“严肃文学”的范围内，其地位也今非昔比。虽然总的来说，90年代文学的地位都在下降，不过，由于小说等本身的“通俗化”特征，遭遇的这种滑落震荡，比起诗歌来相对要小许多。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小说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诗歌在许多时候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末，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衡量文学成就所依据的成果，有几乎全部由小说承担的趋势，诗歌变得可有可无。在当前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当代诗歌逐渐成为点缀；专治当代文学的教授，有的对80年代以来诗歌的了解，仅限于“朦胧诗”外加80年代有限的几个诗人，对于90年代的情况则几乎一无所知。

对诗歌“边缘化”的分析，也探及诗人的处境。诗歌地位的滑落与诗人身份、形象的暧昧不明，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诗人的定位和相应的写作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浅表但并非不重要的层面，也就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方面看，“专业诗人”很快会从我们的词典里消失。在90年代，仅靠写诗难以维持正常生计。诗集出版的艰难，诗作稿酬的微薄人所共知②。但是诗人就纷纷“饿死”了吗？那也未必，他们也不都穷愁潦倒。“诗人兼职”（以写诗为主业）和“兼职诗人”（以写诗为副业）成为普遍现象：诗人同时又是政府官员、教授、商人、企业家、公司职员、报刊编辑……这种事实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习佛学禅，在街头摆书摊默坐如一入定老僧的诗人③，会被称奇而增添诗作的分量。但是，既在官场、商场为获取最大利润博弈，同时也在灯下歌唱纯洁爱情——许多人还是没有具备将这种不同“身份”、“面孔”加以协调、综合的能力。但“职业”只是一个方面，困难之处是在新的语境中，诗人应扮演（和人们要他们扮演）何种“文化”角色。在80年代，“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④。“戴错”这个说法也许值得讨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种“面具”已大多自动或被迫摘下（虽然它们的“魅影”并没有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该换上什么“面具”，不仅他们中一些人心里无数，批评家、社会公众也不大弄得明白。他们仍是“斗士”吗？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虚妄；语词锻造者吗？另一些人会觉得这是丧失社会责任感；自娱兼娱人的歌手吗？更多人肯定斥责为堕落。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本来在思维、想象方式上就有些“超常”，有的行为且有点“怪异”。这些，如果有了文化传统、神圣使命、浪漫情调的支持，往往成为美谈。一旦这种种支持撤去，那种真（或假冒的）“超常”，就可能成为令旁观者侧目的怪诞，甚至疯癫。因此，有一位诗人说，“写诗写久了总被人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⑤。

诗歌地位的滑落，在90年代引发对新诗的新一轮的“认同危机”。这也是“边缘化”的另一征象。诗歌风光无限的80年代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危机”论，即使有人提出也不会得到理睬。谈论新诗的“危机”（或“死亡”）当然也不是新鲜事，多少年就会来一次，也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了吧。新一轮的“危机”论，是以“全球化”视境来提出论据的：百年新诗为什么没有出现“国际公认”的大诗人和经典作品？“国际公认”继“辉煌古典诗歌”之后，在“世纪末”成为摧毁新诗自信心的另一有效手段。稍具悖谬意味的是，据说“新文学”已经“终结”，但顽强质疑为“新文学”开道的“新诗”合法性仍在继续。相信即使是那些殚精竭虑的新诗辩护者也不会反对检讨新诗的问题、阙失。问题是这种反省，在许多时候都以历史的“后设”的方式，来“彻底”动摇新诗发生、存在的根基。1958年的新诗发展道路论争的主导意向就是这样；90年代的质疑，也具有相似的逻辑。

二

可以发现，近年来对于诗歌“边缘化”的分析，存在着两个支撑点。一是现象描述与价值评价的重叠、交错，即它不仅是有关现象的说明，而且在不少论者那里，是诠释性的批评概念。另一个是“80年代”被设定为事实观察、评价的基础。从前一个方面说，在不少论述中，“边缘化”不仅用来廓清诗歌空间位置移动、变化的轨迹，而且蕴含着对诗歌事实（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因而，“边缘化”也意味着诗歌水准、质量的下降，诗坛出现衰败、空疏的现象。至于“80年代”作为观察、阐释的基点，这个基点发挥的是参照物、构造材料、评价尺度等多种功能。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80年代”在多大程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评述90年代以来诗歌的基点？为什么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败象”的指责，是以与“80年代”比照作为前提的？80年代自然对当代诗歌十分重要，相信不少经历或未经历的后继者对它都会存有感念之心。在打开诗人、读者被束缚、禁锢的感受性上，在释放诗歌创造的能量上，80年代起到重要作用；那个时代获取的感受、经验，也仍是宝贵的财富。但是，以“朦胧诗”（一些诗人、批评家强烈反对这个概念，认为应该是“今天诗群”）为核心的“80年代”诗歌经验，有被“窄化”，同时也被“固化”的情况发生。“窄化”指经验的排他的性质，而“固化”则意味着与特定条件的脱离。诗歌史良性的“经典化”运动，应该是既能提供可信的“标准”，也有助于容纳、开放（而不是封闭）后来的经验。在有关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论述中，“朦胧诗”（或“今天诗群”）的经验、“遗产”，既有继承、转化不够的情况，也有被抽离语境加以固化、成为僵硬标尺并转而用来贬抑后来的探索成果的问题。其实，80年代的诗歌，对诗歌创造可能性的开发还是有限的，诗与“时代”、与个体生活关系的建立，现代汉语诗意能力的发掘等，这里面的复杂方面和呈现的多种可能，后来才得以逐渐展开。确立一种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现象进行描述的批评框架，80年代以后所进行的探索，所产生的新的经验，也应该接纳其中。

宇文所安的一篇文章中，在摘引北岛诗《雨夜》⑥的某些段落之前有这样的话：“避免写出下面这样的诗句，大概是一个诗人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位远隔重洋、有着不同的文化、政治处境的美国学者，对某一作品的感受和中国读者的感受不同，完全可以想到。不过，即使是中国读者，对这些作品产生的反应也不会一成不变。宇文所安称赞了“朦胧诗”一代诗人使用、组合意象比起“前辈诗人”的大胆，说他们在诗题选择和情感表现等方面所做的革新，对西方读者而言可能不觉得有多大胆，“可在中国文学保守主义的语境里”，他们所引起的振奋，“应该不亚于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带给西方读者的兴奋”。因此他说，“大胆是一种相对的品质”⑦。“相对”基于它存在的特定环境和产生的具体条件。我们所说的不将80年代诗歌经验“固化”，就是指避免脱离诗歌文化语境抽象谈论，也指将这种已被抽象的经验重新“语境化”。“语境化”是一种重视历史时间的“限定”，是不将经验转化为不为时空所制约的教条⑧；这恰恰是激活了经验所具有的生命力，一种能够与其他的经验对话、容纳另外的经验的能力。